国宝小档案

年代：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

尺寸：通长18.7厘米，内口长12.4774厘米，宽6.9742厘米，深2.323厘米

出土地：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

馆藏地：上海博物馆

主讲人：刘一翔

提起青铜器，我们首先可能会想到体形硕大的青铜大鼎，或是能够演奏美妙旋律的编钟。但是说到方升，您可能会一头雾水。那么，方升究竟是什么东西呢？实际上，“升”是一种量器，往往被用来计算农作物的多少，也是当时上交赋税和商品贸易中非常重要的参照物。在早期，我们祖先还以自然物为标准进行度量衡的测定，比如最早测量距离的方法就是计算自己脚步的数量，而测量重量往往会用一些粮食如粟、稻的重量来计算。经过长时间的发展之后，古人逐渐脱离了以自然物作为参照，转而以人造物为标准，逐步发展出了各种度量衡的器具，升就是其中的量器。

接着，我再来介绍方升前面的两个字“商鞅”。提起商鞅，您一定听说过，他是百家争鸣的春秋战国时期法家的著名代表人物，在他实行变法后，秦国成为一个富裕强大的国家；同时，这也为之后我们国家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的建立奠定了基础。而他实行变法的方法也非常具有教育意义，比如著名的城门立木典故：商鞅在刚开始推行新法时，为了取信于民，便在城南门外放了一块木头，并许下诺言：如果谁能把这块木头搬到北门，就赏给他10金。百姓觉得很奇怪，并没有人去搬。于是，商鞅便将奖赏提高到50金，终于有人将木头搬到了北门。商鞅马上赏给他50金，表示他并不是在开玩笑。取信于民对新法的推行大有好处，使秦国逐渐强盛起来。

商鞅方升的铭文及价值

说到变法，统一度量衡便是其中非常重要的一项内容，这件商鞅方升就是当时颁布度量衡标准的实物证明，也是商鞅变法的重要物证之一。我们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件文物上有好几个地方都有文字，其中位于器物侧边和器柄对边的第一组铭文是：“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寸五分寸壹为升。重泉。”这段铭文的意思是：在秦孝公十八年，正值齐国的卿大夫使团到访秦国商议大事，同年冬天十二月乙酉日，大良造鞅监制了这件标准量器，它的容积是十六寸又五分之一寸。这件方升在重泉这个地方使用。这条铭文详细地向我们介绍了这件方升的制造者、制造时代，以及它的容积。铭文中的“大良造鞅”就是商鞅。

位于器物侧边和器柄对边的第一组铭文是：“十八年，齐率卿大夫众来聘，冬十二月乙酉，大良造鞅，爰积十六寸五分寸壹为升。重泉。”

“大良造”是秦孝公时期秦国的最高官职，掌握着军政大权。《史记》中记载：“十年，卫鞅为大良造，将兵围魏安邑，降之”。说的便是在秦孝公十年，商鞅被任命为大良造，包围了魏国的安邑，使其投降于秦国。在八年后的秦孝公十八年，商鞅便监制了这件器物。

这件商鞅方升通长为18.7厘米，内口长为12.4774厘米，宽为6.9742厘米，深为2.323厘米。如果按照汉代理想计数的长度换算，那么方升的容积为5.4寸×3寸×1寸，得到的结果正好是16.2寸，与铭文自名的容积相同。然而，实际情况仍然受限于当时的技术水平，因年代久远导致的变形和积锈也会造成一定的误差。最后的重泉，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件方升制造或使用的地点，在现在陕西的蒲城县。

这件方升的历史价值不仅在于它是商鞅变法的重要物证，还体现在它被连续使用了120多年之久，更是成为秦始皇统一中国后法令的标准参照。

方升的第二组铭文是秦始皇嬴政二十六年的诏书，位于器物底部及第一组铭文的对边：“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临。”据此可知，秦王政二十六年，也就是公元前221年，秦统一中国后，秦始皇命令丞相隗状和王绾将商鞅既定的标准推行至全国，代替列国复杂的量制，并将这份诏书文字刻在这件已经使用了100多年的商鞅方升上，与文献所记载“二十六年……秦处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的记载互证。

方升的第二组铭文是秦始皇嬴政二十六年的诏书，位于器物底部及第一组铭文的对边：“廿六年，皇帝尽并兼天下诸侯，黔首大安，立号为皇帝。乃诏丞相状、绾：法度量则不壹嫌疑者，皆明壹之。临。”

当时中国各地度量衡的错综复杂，或许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认识度量衡改革统一的必要性，但单从度量衡史的角度来理解方升制造的原因和意义仍是不够的。管仲认为，如果百姓只有一个可以获取利益的途径，那么整个国家便能拧成一股绳，因而变得无敌。他在《管子·国蓄》一书中就说道：“利出一孔者，其国无敌；出二孔者，其兵半屈；出三孔者，不可以举兵；出四孔者，其国必亡。”商鞅也有相同的观念，在他看来，引导秦国百姓万众一心去做一件事可以强秦。他不认同“道之以德，齐之以礼”的治国理念，而是坚持“以农战为本，赏刑为用，而法治为体”，其变法十分重要的一项举措便是重本抑末，发展农业而抑制工商业。他开阡陌封疆，实行土地私有制，开垦荒地，集全国之力走农耕之路发展秦国的生产力。实行平等的赋税、统一度量衡的举措其实都是鼓励农耕的必要手段：为了使全国的精力专注于农耕，秦国急需一个公平的标准来帮助农民计算他们的土地面积，并且规范赋税等经济交换行为。这个“标准”便是我们所说的法治。历史上官吏利用度量标准的不规范与百姓争利的事屡见不鲜，而商鞅正是通过国家立法来保障农民的利益不受官吏的剥削，所谓“治法明，则官无邪”。

公元前221年，秦始皇从战国七雄脱颖而出兼并天下，“一法度衡石丈尺，车同轨、书同文”，将秦国的法制推行至全国。过去多年的考古挖掘中，除了陕西、甘肃的许多秦国旧址，齐国、赵国、越国的故地，以及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哲里木盟(今通辽市)的古城遗址也都有秦代度量衡器的出土，正是商鞅为秦始皇“皆令如秦制”奠定了基础。尔后“汉承秦制”，汉代的度量衡是秦代的延续和发展。西汉时期，刘歆整理了秦汉以来的度量衡制度，后被班固选载入《汉书·律历志》，成为我国第一部度量衡专著。一直到今天，虽然单位值随着历史的变迁而改变，但是基本单位和进位关系则被我们所继承。2000多年前，商鞅所确立的标准在今天仍然发挥着它的作用。而商鞅方升，这件120多年前在秦国成为全国标准的量器，继续闪耀着它在历史中的光芒。

商鞅方升的收藏

商鞅方升的收藏故事也同样充满传奇色彩。1903年，近代著名的鉴藏家和实业家龚心铭在“清晖阁”以重金购得商鞅方升，并同其弟龚心钊开始潜心研究与考证，方升的铭文、拓本因此陆续见诸报端。当时龚心铭在汇丰银行的抵押即将到期，银行提出若以秦量做抵押的话，他从银行拿钱便可以不受限制。为了保住方升，龚心铭的儿媳妇朱静宜变卖了自己的陪嫁用来偿还抵押。

日伪时期，无论日本人以权势相压，还是出重金利诱，龚心铭的儿子龚旭人都坚称商鞅方升早就被其父亲卖去了国外。20世纪60年代末，方升从龚家被抄走，由上海博物馆代为保管。 “文革”结束后，根据相关政策，上海博物馆将代管文物悉数归还给龚家。龚旭人的子女再三思量，最终决定将商鞅方升、52块郢爯及其他文物转让给上海博物馆收藏，使这些具有深厚历史意义的文物纳入国有收藏供全社会研究。

[1] 原始瓷就是比较原始的瓷器，是陶器向瓷器过渡阶段的产物。

[2] 19世纪初，德国一个叫“摩氏”的矿物学家制定了一套鉴别矿物硬度的标准，从1～10进行划分。摩氏1度是最软的，也是最容易刻画出痕迹的，比如滑石的硬度就是摩氏1度，你用指甲就能在滑石上留下刻痕。摩氏10度是最硬的，比较典型的是金刚石，那是目前地球上发现的众多天然存在中最坚硬的物质。

[3] 镴是一种专门用来焊接金属的铅锡合金。

[4] 草原丝绸之路是我国丝绸之路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路线由中原地区向北越过古阴山(今大青山)、燕山一带长城沿线，西北穿越蒙古高原、中西亚北部，直达地中海欧洲地区。这条贸易通路与其他丝绸丝路相比，纬度更高，地势更为平坦，贸易路途更短，交通更便利。

[5] 贺西林：《汉代艺术中的羽人及其象征意义》，《文物》2010年第7期。

[6] 梁志明、郑翠英：《论东南亚古代铜鼓文化及其在东南亚文化发展史上的意义》，《东南亚研究》2001年第5期。

[7] 张强禄：《羽人竞渡纹”源流考》，《考古》 2018年第9期。

[8] 郭庆藩辑：《庄子集释》卷一上，北京，中华书局， 1981年，第31页。

[9] [汉]司马迁：《史记》卷一百二十九《货殖列传》，北京，中华书局，1963年，第3270页。

[10] [汉]袁康：《越绝书》卷八，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年，第5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