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小档案

年代：战国(公元前475—公元前221年)

尺寸：长76厘米，宽36厘米，高43厘米，重12.5千克

出土地：云南省玉溪市江川县李家山古墓群第24号墓

馆藏地：云南省博物馆

图片：邢毅摄

主讲人：彭野

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当天，世界各国政要齐聚人民大会堂参加国宴。为了让贵宾们了解我国的文化，领导人从全国所有珍贵文物中精心挑选了八件，作为中华五千年辉煌、灿烂文明的代表一同亮相西大厅，深深打动了那天特殊的观众，其中就有这件“牛虎铜案”。文博界有个说法：“北有马踏飞燕，南有牛虎铜案。”甘肃武威的“马踏飞燕”早已声名在外，那与它齐名的“牛虎铜案”又是什么宝物呢？

“牛虎铜俎”的名称更准确

其实，我们叫它“牛虎铜案”着实委屈了它，“牛虎铜俎”才应该是它的正名，这又从何说起呢？

这件文物的主体结构是一头“封牛”，“开封”的“封”，也有人写作“山峰”的“峰”。这种封牛角非常大，向上翘起；脖子上有一个隆起的部分，像骆驼的驼峰。工匠巧妙地把“驼峰”和上翘的牛尾之间本应是脊背的这一段挖空，成为可以盛放物品的盘形。牛的尾部攀爬着一头老虎，它的尾巴还被老虎紧紧地咬在嘴里。大牛左右两边的蹄分别用连横档连接，连横档之上、大牛腹部之下站立着一头体量较小的牛。整件器物长76厘米，宽36厘米，高43厘米，重12.5千克，重心平稳，造型别致、工艺精美，集中体现了工匠的巧思。

那么，工匠费尽心思把大牛背部挖空就是为了摆放普通物品吗？显然不是。《左传》记载：“古之大事，在祀与戎。”也就是说，在古代祭祀和战争是同样重要的。这件牛虎铜案，就是在祭祀活动中放祭品的礼器。2000多年前，人们把祭品小心翼翼地放置在牛虎铜案上，虔诚地供奉给神灵食用，希望获得神灵的庇佑，世代存续下去。在那个时刻，牛虎铜案是神圣的，人们甚至连轻轻地触摸它都会担心冒犯了神灵。《辞源》中对“案”的解释有三种：食器、憩坐用器和几桌，也就是用来盛放食品的食器、稍事休息时用来坐的用器和摆放物品的小桌子，这三种解释似乎都不符合这件器物的用途。而“俎”是我国古代祭祀、设宴时盛放肉食的礼器，显然更贴近这件器物的特殊功能。所以，云南省博物馆青铜专家樊海涛老师认为“牛虎铜俎”这个名称更加准确。只因牛虎铜案这一叫法约定俗成，深入人心，便没有特意更改。

牛的尾部攀爬着一头老虎，它的尾巴还被老虎紧紧地咬在嘴里。

牛虎铜案的造型

对于牛虎铜案特殊造型的解读，民间流传着“母牛护犊”的故事：大牛保护着小牛，不被老虎袭击，表现了伟大的母爱。这是一个感人的故事，却不一定是可靠的解读。这又怎么说呢？器物主体部分的封牛曾是亚洲的主要牛种之一，云南地区的封牛来自印度。云南省博物馆鉴定专家张永康老师曾到过印度，在当地见过这种牛。牛虎铜案中的大牛应该是公牛，并非牛妈妈。另外，稍有农村生活经验的人一看便知，大牛腹下的小牛牛角很大，是小牛犊不可能具备的特征。所以，小牛仅仅是体量小，它也是成年的公牛，而“母牛护犊”的故事应该只是人们对母爱的歌颂罢了。

那么，这件器物到底向2000多年后的我们传达了什么呢？樊海涛老师认为：小牛从大牛腹下走出，与其解释为“护犊”，不如说代表了“新生”，是生命的一种延续。大牛牺牲的目的是“催生”新的财富与生命，即小牛。而且，虎是百兽之王，乃权威的象征；牛是财富和生命的标志，虎噬牛既是现实中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之间关系的真实反映，也包含了当时人们对“死亡”这一终极命题的认识与理解。

樊海涛老师认为：小牛从大牛腹下走出，与其解释为“护犊”，不如说代表了“新生”，是生命的一种延续。

神秘的古滇王国

要想理解一件文物，必然要将它放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中，而历史是由人创造的，所以，对历史和文物的探索，其实是对那个时代的人的寻找和认识。那么，2000多年前设计、铸造和使用牛虎铜案的是怎样的一个族群呢？让我们在时光中来一次穿梭吧。

战国到西汉时期，在今天的滇池附近居住着一个族群——“滇人”，他们建立了自己的“滇国”。由于没有自己的文字，滇国的历史在我国古代史研究中几乎是空白的。只有少数的记载来自司马迁的《史记·西南夷列传》，从中我们知道，滇国聚居区以滇池为中心，东部为夜郎国，北部有邛都国，西部是以洱海为中心的昆明国。

滇国历史虽然悠久，但受到中原王朝注意，也只是在汉武帝时期。张骞受汉武帝之命出使西域，达到大夏(今阿富汗)时，竟然看见大夏人在身毒(今印度)买到了蜀国(今四川)的商人出售的蜀布和邛杖。这样相隔数千里的贸易在当时是怎样发生的？原来，从蜀郡到身毒有一条蜀身毒道，这条道路不仅是交通通道，更是贸易通道，而滇国就是其必经之道。张骞回国后将这一情况报告给汉武帝，并建议取道西南至大夏，这样不仅路途更近，还可以避免匈奴的干扰。

汉武帝采纳了张骞的建议，开始和滇国周旋。劝降不成，汉武帝最终使用武力迫使滇国降为汉臣，并在原滇国领地设置益州郡。也许是滇王降汉有功，或许是新收服的地区无法直接管理，《史记》记载，西汉统治者赐了一枚“滇王之印”给滇王，并允许其“复长其民”，即继续统治他的子民。这样，当时滇池区域就形成了中原王朝的郡县制和滇王地方政权的并存局面，虽然随着大量汉族进入边疆和当地郡县制的不断巩固，这样的并存局面并没有存在多久。

然而，即使有这样的记载，有很长一段时间，滇国的存在受到了质疑，因为有关滇国的考古一直没有任何发现。直到1956年，在对江川李家山墓葬的第二次考古发掘中，史书中的这枚滇王之印真真切切地被考古学家发掘出土，滇国的历史才被印证。

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物被发现，滇人的形象慢慢地具体起来。滇人的男性喜欢把头发绾成一个扎实的“丸子头”，今天我们把它叫作“椎髻”；而女性会把头发梳成银锭子的模样，垂在脖子后面。不仅如此，在青铜器的纹饰和古滇国贮贝器上丰富的场景里，我们看到编着辫子的人物夹杂在滇人中，他们就是滇人的敌人——“昆明人”。

今天，我们依然把滇国称为“神秘的古滇王国”，因为它的建立似乎是横空出世，它的消失也如云烟一般，难寻踪迹。您看，即使我们孜孜不倦以求还原历史，历史却依旧没有真相。不过，也正是对历史真相的敬畏，让我们谦卑。在对古滇国的追踪溯源中，李家山这个地名反反复复地出现在人们的视线中，因为正是在这里发现了牛虎铜案，但它的出土却被推迟了五年。

牛虎铜案的发掘和保护

1951年云南省博物馆建立后，正式开始有关滇国青铜文化的发掘工作。1965—1966年，云南省博物馆就已得知在江川县的李家山，农民在修梯田时偶然发现了不少青铜器，并且部分发现有青铜器的较浅的墓葬已经被破坏，挖出来的青铜器全部堆放在生产队的仓库里，数量不下千件。但是由于当时特殊的政治环境，没有人有心思过问一个墓地和几件青铜器是否被破坏。即使有心，估计也无能无力吧。就这样，历史继续被尘封。

直到1971年，停顿数年的云南文物考古工作才又开始恢复。幸好，墓地在五年间并没有太大的变化，考古学家们这才松了一口气，并在第二年元旦后立即开始考古工作。偌大的李家山墓地的考古组，正式成员只有四个人，张永康老师就是其中之一。据张老师回忆，当时他们住在生产队的破仓库里，没有桌凳，没有床；吃饭在两公里外的食堂，饭后再背着包爬上近百米高的李家山，吃下的食物早已消耗殆尽。即使在这样的工作条件下，因为每天都有新东西出现，大家连饥饿都顾不上了。

牛虎铜案就出土于李家山24号墓。张老师说，牛虎铜案出土时，大体的造型和样式都不是太清晰，大牛的头，小牛、大牛下凹的背部都是断开分散的，但是当这些零件都集中在一起，考古学家们断定这应该是一件大器。

随后，这些零件被仔细地包裹、运送到了云南省博物馆地下室的修复室，由曾赴故宫博物院专门学习过的技工王宝元负责修缮。当时，从零件的局部看，这件器物也被古人修复过，可以按照之前修缮的痕迹来修复，但每一个细节的处理依然是复杂和困难的，所以当大家看到修复完成的牛虎铜案时都感叹不已。

故事讲到这里，相信您也会有些感慨：一件文物的传承、发现、保护，直到它出现在博物馆，再次进入我们的视线，竟然这么曲折和不易，历史的厚重感可见一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