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小档案

年代：商代晚期

尺寸：两眼外凸16厘米，通高65厘米，宽138厘米，重70公斤

出土地：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

馆藏地：三星堆博物馆

供图：三星堆博物馆

主讲人：唐敏

无论您是否参观过三星堆博物馆，提到三星堆青铜面具，恐怕多数人对它们的第一印象都是大大的眼睛和那对“招风耳”。

今天我要为您介绍的这件青铜纵目面具更是三星堆面具的典型代表。它通高65厘米，重达70公斤，两眼呈柱状外凸达16厘米，耳朵向面颊两侧伸展开来，两耳间宽足有138厘米。它的体形硕大，在世界同期各地出土的青铜器中也极为罕见。

第一代蜀王“蚕丛”

很多人不禁要问，为什么它会有如此独特而夸张的造型呢？学者们结合古文献的记载，认为这件面具与传说中的古蜀国的第一代蜀王“蚕丛”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这要从古蜀国说起。蜀地文明自岷江上游兴起，从原始氏族部落开始，后来经过长期的发展和融合，逐步建立了国家。

第一代蜀王名为“蚕丛”，在《路史前纪》中有记载，“蜀山氏，其始祖蚕丛，纵目，王瞿上”。无论是“纵目”“瞿上”或者“蜀山氏”，从字形上看，这些文字都与“目”字，也就是与眼睛相关，着重突出眼睛的特征。

这里提到蚕丛“纵目”，是否能让您联想到这件青铜纵目面具呢？“纵目”的“纵”字，也就是平时人们常说的“纵横四海”“纵横交错”等成语中的“纵”，有广泛之意，“纵目”一词有放眼远望的含义。

而蚕丛称王的地方在“瞿上”，“瞿”字指的是鹰、雕、隼等大型飞禽鸟类注视的样子，两个“目”字仿佛是两只眼睛，位于“隹”的正上方，意为鸟类在上方的天空飞翔，俯视下方的地面，所以称“天目”，指视线广阔。

古蜀人崇拜“眼睛”，渴望透过一双“纵目”去看得更高、更远，去了解这个世界。

那么，“瞿上”位于何处呢？当代学者结合古籍考证认为“瞿上”的方位应在今双流县南18里的牧马山上。20世纪40年代初，著名史学家顾颉刚专程到双流，对瞿上城古遗址进行实地考察，他说：“《华阳国志》说杜宇‘或治瞿上’，是因为古人建国必凭险阻，方好自守。牧马山是成都平原西部第一座山，仿佛城垣一般，防守极便，立国在这里，可以控制平原。山上又好耕种，足以自给。假使我是当时的王者，走到这个形胜所在，也不肯把它放弃的。我敢臆断，牧马山定是一块好地方，蚕丛和杜宇的都城遗址有寻得的可能。”由此可见，古蜀人选择在“瞿上”建都，是看中该地视野辽阔。无论是防备敌患，登高望远观测周边的人和事物，还是出于农业需要，观测自然来确定农时，这里都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

我们再来看“蜀”字。在甲骨文中，字的上方都有一个大大的眼睛。甲骨文是商朝人的文字，或许正是商朝人在和古蜀人打交道时，蜀人那双极目远眺的“眼睛”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他们才在造字的时候像煞有介事地做了强调。

古蜀人开眼看世界

古蜀人崇拜“眼睛”，渴望透过一双“纵目”去看得更高、更远，去了解这个世界。那么，当时的古蜀人对世界的认知又有多少呢？这里我们不得不提古蜀国与中原文明的交流与互鉴。

虽然，唐代诗人李白曾在《蜀道难》中说蜀国闭关锁国：“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但是，事实却并非如此。

在中原的神话系统中，华夏部落第一位首领“黄帝”的妻子“嫘祖”就来自古蜀国，相传嫘祖是“种桑养蚕之法”的发明者，而种桑养蚕之法正是古蜀人的特长。在古蜀国的神话系统中，第一代蜀王蚕丛“衣青衣，劝农桑，创石棺”，在古蜀人心目中有崇高的地位。在他的领导下，蜀人学会了驯养野蚕抽丝的技术，发展成为一个善于养蚕的部族。远嫁中原黄帝的嫘祖，很可能就来自这个拥有先进桑蚕养殖技术的部族，并将古蜀的“种桑养蚕之法”远播到华夏中原。

另外，在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成都金沙遗址中都出土了大量的玉璋、玉琮，以及尊和罍。而这些器物也都是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文明系统的礼器：璋是极具中原华夏文明色彩的玉器，琮是极具良渚文化色彩的玉器，而尊、罍这类青铜器也与三星堆青铜面具、青铜人像、青铜兽像和青铜树这些青铜器的造型很不一样。璋、琮、尊、罍这些器物，就成为古蜀与中原及长江中下游地区“人烟相通”的有力物证。

若说古蜀与华夏部族之间有人烟相通，或许还不难想象。然而，如果说早在3000多年前，古蜀就与遥远的印度洋部族有贸易往来，就有些令人难以置信了吧。从目前的考古发现来看，古蜀的确与其西南方向印度洋沿岸的部族有直接或间接的商贸往来。

在三星堆出土了数千枚海贝，其中大部分是一种产自印度洋深海水域的白色齿贝。南亚次大陆地区的居民常用齿贝做货币。三星堆出土的齿贝，大多背部磨平、形成穿孔，可见也是便于串系，用于货币交易。

公元前129年，出使西域的张骞到达大夏，也就是今天的阿富汗境内。他惊讶地发现这里的市场上竟然有蜀布，便询问何处得来，大夏国人说是从身毒国也就是如今的印度转卖过来的。张骞这才知道，原来早在他通往西域之前，就有一条从四川盆地出发，通往中亚、西亚的商路。

回到长安之后，张骞及时报道了与西北诸国往来的可能性，雄才大略又好大喜功的汉武帝听后十分惊喜，决心不惜一切代价打通从西南到大夏的官道，由官方直接主导商业贸易，并且扩大疆土。然而，历经10余年的斗争，汉王朝仅打通了从成都到洱海地区的道路，官方使者始终未能超过大理至保山一带，汉族只能通过各部族、印度做中介与大夏商人间接贸易。

其实，在更早的古蜀时期，蜀人就在崇山峻岭中开辟了一条通向南亚次大陆及中南半岛的民间贸易通道。这条中国最古老的道路使四川盆地成为古蜀人“开眼看世界”的前沿哨所，驮着蜀布、丝绸和漆器的古蜀人的马队，从蜀地出发越过高黎贡山后，抵达腾冲、瑞丽出境至缅甸后，通往印度与当地商人交换商品。印度和中亚的玻璃、宝石、海贝也随着返回的马帮，进入始终被中原认为是蛮荒之地的西南夷地区。

此前，中国的史学界一直认为四川盆地是一个封闭性的地区，古蜀亦是一个保守的文明古国，直到三星堆的发现才打破了这种认识，三星堆为我们呈现了兼容并蓄、自成系统的古蜀文明，彰显着古蜀人开拓进取、包容自觉的精神，让我们知道3000年前的古蜀人对于了解这个世界的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