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宝小档案

年代：商(公元前1600—公元前1046年)

尺寸：通高36.5~53.5厘米，鼓间宽18~28厘米，重9.5~31千克

出土地：湖南省宁乡县老粮仓乡师古寨山

馆藏地：长沙市博物馆

供图：长沙市博物馆

主讲人：吴婉

您好，今天我想为您介绍一套跟音乐有关的文物——商代乳钉纹编铙。这组编铙形制、纹饰基本相同，但是大小相次，当为一组编铙。

编铙的出土

这一套编铙，甬作管形，内空通腔、外部有旋，钲部每面各有3排乳钉；各铙甬部、篆间、鼓部等多处饰有云雷纹。其中7号铙鼓部还饰有虎纹，老虎嘴部大张，昂首向前，尾部略卷，向后翘起，四脚微伏，有蓄力跳跃之姿，形象生动活泼，意趣盎然。

1993年6月7日，在宁乡县西南老粮仓乡师古寨山的西北坡上，当地农民发现了一个有古器物的土坑，之后上报上级文物部门进行发掘。

在这个椭圆形的土坑中，最终发掘了10件铜铙，其中的9件，也就是今天长沙市博物馆珍藏的这组编铙。与其他地方铜铙出土的情况一样，这个土坑中也没有其他文化遗物。坑口长1米，深1.5米，10件铜铙分四层平置，下面三层每层3件，最上层1件，距离地表仅0.5米。

编铙的出现

音乐发展有着悠久的历史。由云南元谋等地发现的古猿人化石可知，大约100万年以前，远古的人类就已经在中国的土地上劳动、生息、繁衍。当最早的人类开始制造原始工具并集体劳动的时候，原始音乐的幼芽便在他们的劳动节奏和劳动呼声中萌发了。

编铙作为编钟的前身，原是原始社会末期象征氏族贵族权力的礼乐器，用陶土制成。迄今为止所见的远古实物，是1955年在陕西长安客省庄出土的新石器时代陶铙，距今约4000多年。在中国青铜文化大发展的商代，青铜乐器大量增多，出现了铙、钲、鼓等不同的种类。“铙”，同时又被称为“钲”和“执钟”，主要用于军旅和祭祀活动中。《周礼》中有记载，“金铙以止鼓”，说明铙是军队中用来指挥进退的器具。

早在周代，据《周礼》记载，中国古代乐器分为八音，即金、石、土、革、丝、木、匏和竹，分别指的是钟、磬、埙、鼓、琴、笙、箫等。其中“金”指金属乐器，大多由铜或铜锡混合制成。商代出现了一种打击乐器“铙”，就是这类金属乐器。这种铜铸铙的横断面为扁形，铙边成棱形。先是单个，后来逐渐发展为大小不同、三五成组的编铙。

一铙双音，三度音程

从音律方面来看，这套编铙有着非常显著的“一铙双音，三度音程”的特征。一铙双音，指的是同一铙体发出“双音”的现象。当人们分别敲击铙体两旁的“侧鼓”部，便能发出两个不同的乐音，相互构成大三度音程。这里说到的三度音程是指“123、1——3”，即两音之间的关系。但是，敲击铙体正中的“正鼓”部时，却能发出一个十分和谐悦耳的大三度和声音程。而编铙的出现，意味着我国先秦时代的人们对音乐的认识和对青铜器的铸造都已经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很多人会好奇，同一铙体上如何发出双音？或者，如何确定两音之间的音程关系？其实，铸造者若想让铙发出他想要的乐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铜铙的发展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

商代，人们在长期的音乐实践中发现了侧鼓音的存在，并且在编铙的铸造过程中，可能对正、侧鼓音之间的音程关系也经过了选择。另外，编铙的侧鼓部并不像西周时期的甬钟那样有特殊的标志，也没有明显的敲击痕迹。因此，据学者推测，当时人们对于侧鼓音还没有完全掌握，未能正式将它应用于音乐演奏中。因为正式使用侧鼓音，不仅需要经过反复试验、筛选和掌握的摸索过程，甚至要牵涉到更为复杂的音阶调式的问题。

长沙市博物馆“青铜之乡”展厅。

商周时期，中原文化南播，长沙地区进入青铜时代。20世纪初以来，以宁乡县黄材镇为中心的区域相继出土了四羊方尊、人面纹方鼎等大批精美商周青铜器。文中所提的“象纹大铜铙”和“乳钉纹编铙”均陈列于此。

从测音数据上看，可能是由于铜铙初现时的制作工艺所限，以及个别铜铙破损，音准效果并不理想。但是，各铙基本能奏出基音，勉强可以构成一组四、五声音阶。编铙的正鼓部位和侧鼓部位，有些均能测出大三度的音程，但是有些又能测出大二度、小三度的音程。而后来的编钟，利用调音槽就很好地解决了这一问题，双音的音高也更加准确。

上古时代的神秘乐音

联系到文献中曾经提及的殷商时期高度的音乐发展水平可知，这一时期铜铙的音乐性能还不是非常完善，偏高的音域使得它们可能在实际奏乐中很难担任主要旋律的角色。铙体刻有的纹饰及铭文，强调了器主人的身份，这样的形制特征使编铙很有可能与其他青铜礼器一道，作为仪礼性器物供奉。

其中有一类被称为“大铙”的青铜器，比一般铙要高大厚重，虽然看起来与西周之后甬钟完全相同，应是悬吊使用的，可是出土的时候并不在墓葬区，而是被埋在浅土坑中。铜铙大多单独出现，口经常朝上，其主体纹饰的正确位置也是朝上，因此，学者大都认为朝上是其摆设时的实际方向。长沙市博物馆还藏有一件象纹大铜铙，有专家称它为“铙乐之王”，重量达221.5公斤，若使用悬挂的方式，架子就要做得非常高大和坚牢，恐怕不容易做得出来，故认为它是竖立土中，或置于立架上使用的。由于不是随葬品，研究学者们认为这批铜铙是因祭祀山川或自然鬼神的礼仪需要而掩埋的。

最初，铙的礼仪特征更重，音乐特性次之。铜铙也是偶然出土于重要贵族墓葬中。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青铜器铸造技术的发展，编铙的优势逐渐显现出来。商铙的一钟两音，不仅扩大了该乐器的音阶，拓宽了音域，节省了制作材料，而且排列起来空间缩小，更加便于演奏，表现力更加丰富，音响更加美妙。编铙不但是具有固定音高的旋律乐器，而且也用于与编磐、埙的合奏。有了铙的标准音高，各种不同的乐器才得以相互校音，以保证合奏时的音准。

长沙市博物馆还藏有一件象纹大铜铙，有专家称它为“铙乐之王”，重量达221.5公斤。

从目前发现的商代晚期的鼓、编磐、编铙和埙等乐器来看，我们可以推测其编制及配器方式应该是这样：埙负责高声部主旋律，编磐、编铙则各有一组用于演奏中声部调式框架的伴奏型，鼓则用于加强节奏重音以增强乐曲的表现力。

灿烂的先秦音乐文明，在商代中晚期的铙出现后达到一个较为完善的状态，从中原商文明传播到南方的铙，体积从小而大，编铙数目由少而多，俨然发展出了一脉堪比中原地区，又具有独特含义的音乐文化。3000多年过去，成套双音编铙在宁乡起伏的山丘之中重见天日，为世人带来了来自上古时代的神秘乐音。

著名音乐家谭盾先生也将铙乐带入了张艺谋的电影《英雄》，影片中乐手在秦王宫殿中敲击编铙的情节，给观众留下深刻印象，让人们了解到这样一种有别于编钟，却又能敲出雄浑悠扬乐声的古代乐器。那远古传来的声声铙乐，它们承载的是一份虔诚与庄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