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07 十节玉琮 3000年前古蜀金沙人对外文化交往的重要物证(1 / 1)

国宝小档案

年代:新石器时代(距今3000年)

尺寸:上端长6.94厘米,下端长6.3厘米,上孔径5.55厘米,下孔径5.14厘米,高 22.2厘米

出土地:四川省成都西郊金沙遗址

馆藏地: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供图:成都金沙遗址博物馆

主讲人:林晓琴

今天,我为大家介绍一件金沙遗址出土的极富传奇色彩的文物——十节玉琮。这件文物与相隔了遥远时空的良渚遗址有一段“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的“千古奇缘”。

玉琮的命名和用途

2001年,在成都西郊金沙遗址的考古现场出土了一件美玉,让考古专家们大为惊喜。这件美玉通高22.2厘米,形制外方内圆,内部呈筒形中空。从外形来看,学者们判断这件玉器应该就是古籍当中记载的一种叫作“琮”的礼器。

玉琮起源于新石器时代,最早出现于距今5000—6000年的马家浜文化中,在距今5300—4000年的良渚文化时期达到了鼎盛,到商周时期开始慢慢衰落,而在宋代又刮起了玉琮的复古之风,还曾出现过瓷器玉琮,到后来又慢慢消失。

关于“琮”的名称,当年还难住了酷爱收藏的乾隆皇帝。当时,乾隆从大臣进给他的众多古玩中第一次见到玉琮,他只是觉得这种玉器造型独特,品相高古,至于该怎么称呼它,还真是没有思路。后来他多方考证也没有查出这件宝贝叫什么。但是这样的奇珍异宝不能没有名字呀,最后乾隆皇帝干脆自己给它取了一个名字,叫“釭头”。直到乾隆皇帝去世90多年以后,金石学家们才从古籍中考证出这种造型内圆外方、中间一孔贯通的玉器叫作“琮”。

琮,作为一种年代久远的重要礼器,在许多经典古籍中都有关于它的记载。《周礼·春官·大宗伯》中就有“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的说法,在《周礼·春官·典瑞》中又有将璧琮等用于丧葬礼仪的说法,称为“疏璧琮以敛尸”。

而今天的学者们依据考古情况来看,对玉琮的用途和功能提出了很多看法。其中一种解释认为,玉琮外方内圆的形制特征,很可能跟古人的宇宙观有关。在远古时代,古代先民对天地宇宙万物都已经有了长久的观察,并且形成了初始的思维和想象。“天圆地方”“圜形象天”是古人的宇宙观,而沟通天地,与神对话,则成为祭祀文化中一个重要的主题。玉琮中空、上下相通的器形,很可能代表着这是一种能够贯通天地、人神相通的手段或者法器。

十节玉琮的形制和纹饰

金沙遗址现已出土玉琮27件,是目前我国除良渚文化出土玉琮最多的一处遗址。金沙工匠制作的玉琮大多为形制简单朴素且矮短的单节玉琮,玉材经鉴定也都为产自成都西北山区的本地玉料。而我们讲述的这件十节玉琮,不管是在选料,还是在形制、纹饰风格上都与其他玉琮有着很大区别。

首先,从材质来看,十节玉琮由古代工匠用青玉精心雕琢而成,玉质温润,呈半透明状,玉器材质明显区别于金沙遗址出土的其他玉器,经历千年埋藏,玉琮表面留下了一些灰白色的沁斑,显现出一种古老的美感。

再看形制、纹饰。这件十节玉琮通高22.2厘米,器形上大下小,全器分节分槽,共有10节。我们用放大镜仔细观察它,可以清楚地看到上面的纹饰:玉琮每节均以转角为中轴描刻了一个符号化的人面纹。这件玉琮共有40个角,也就是上面一共有40个人面纹,构成了整件艺术品的主体纹饰。除此之外,玉琮其中一面的上端,还刻画有一个精彩绝伦的人形符号:人形头戴长长的冠饰,双手平举,长袖飘逸,双脚叉开,好像是一个正在舞动的神人造型。学者们认为这可能就是当时祭祀场面的再现,而人形符号所表现的可能是氏族的祖先神,又或者是带领氏族成员祈福或驱邪的大巫师。

这样形制和纹饰风格的玉琮,金沙遗址只此一件,整个成都平原的考古中也唯独发现了这一件,但考古学家们却对这种风格并不陌生。

玉琮其中一面的上端,还刻画有一个精彩绝伦的人形符号:人形头戴长长的冠饰,双手平举,长袖飘逸,双脚叉开,好像是一个正在舞动的神人造型。学者们认为这可能就是当时祭祀场面的再现,而人形符号所表现的可能是氏族的祖先神,又或者是带领氏族成员祈福或驱邪的大巫师。

我住长江头,君住长江尾

在距今5300—4000年的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一带,出现过一个有着发达的用玉文明的国度——良渚。良渚人制作的玉琮均以四面转角作为对称线,刻画兽面、神人的形象,而这些纹饰又经历了复杂的变化。早期为了展现图案的神秘感,兽面纹被刻画得繁复精美,它们很可能在巫术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期开始出现兽面与人面组合纹,纹饰的刻画也开始规范化,逐渐为统一的人的形象所代替。晚期则刻画人面纹。学者们认为人面纹很可能代表了良渚统治者的形象,说明当时这一地区已经出现了方国,这些玉琮上的纹饰可以被称作良渚方国的徽号。

在良渚文化中,玉琮的使用可以说是良渚人精神的一种凝聚,也是良渚文化中最具代表性和典型性的文物。金沙遗址出土的十节玉琮与本地制作的玉琮有着很大的区别,却带着典型的晚期良渚玉琮的风格。今天,几乎所有看过它的玉器专家都认为,这是一件来自长江下游的玉器。

如果金沙这件十节玉琮确实来自良渚,那么就会有一个问题:位于长江上游的金沙遗址与位于长江下游的良渚地区相距1000多公里,而良渚文化晚期的年代距今也有4000多年,比金沙遗址的年代早了整整1000多年,这件玉琮是如何跨越时间与空间的距离,辗转流传到金沙的呢?

今天,我们观察这件十节玉琮器表的纹饰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不清,应该是长期被人使用和把玩的结果,又或许是由于太过珍贵,它曾在祭祀活动中被反复多次使用,导致纹饰磨损比较严重。不过,这并不影响十节玉琮的文物价值,反而让我们对它的来历有了更多的猜想。

根据各地的考古发掘情况,考古专家们对玉琮的传播路线提出了各种可能性。虽然目前还没有确切的说法,但可以肯定地说,十节玉琮并不是良渚和古蜀这两个部族之间直接的、点对点的文化交流和馈赠,而是文化迁徙移动的结果。在距今4000年前后,位于长江下游,有着辉煌用玉文明的良渚文化开始走向了衰亡,良渚人带着自己的国之重器开始向四处迁徙移动,而其中的一支很可能就带着这件玉琮辗转千年走到了成都平原。他们不仅带来了这件玉琮,还带来了他们先进的制玉技术,更带来了他们关于神巫的信仰。相似的文化信仰最终让古蜀人接纳了这样一支外来文化,他们相互融合,并最终在金沙神圣的祭祀活动中,使用了这件外来的礼仪用品。

在金沙遗址已出土的27件玉琮当中,除了这件十节长琮,还有一件通高16.57厘米、重3918克的四节短琮,经鉴定,玉料应该是来自成都西北山区的透闪石软玉。这件四节玉琮制作规整,打磨光洁,每节雕刻有三组,总共九条平行直线纹,整体显示出了比较高的雕琢工艺水平。

把这件四节玉琮和来自良渚的十节玉琮对比,我们能明显看出它们的差异。一是玉石质地的不同,二是纹饰风格的差别。虽然在形态上,这件四节玉琮仍然保留了良渚文化晚期玉琮体形高大、分节分槽的特点,但其简洁的平行直线纹的纹饰,却是中原殷商时代玉器上比较常见的纹饰。这件四节玉琮的制作年代应该就是古蜀金沙人生活的商代,这是由当时的古蜀人仿照良渚文化玉琮,又加以创新发挥制作而成的一件具有古蜀地域特色的玉琮。或者还可以说,这是古蜀工匠集两地玉器文化之大成所创作出来的一件具有蜀地文化风格的作品。

我们观察这件十节玉琮器表的纹饰已经变得有些模糊不清,应该是长期被人使用和把玩的结果,又或许是由于太过珍贵,它曾在祭祀活动中被反复多次使用,导致纹饰磨损比较严重。

今天,这两件玉琮都成为我们了解3000年前成都平原对外文化交往的重要物证。古蜀人对玉琮的偏爱,显然应该是受到来自长江下游良渚文化的影响,他们同样崇拜鸟,同样希望通过祭祀仪式和礼器实现贯通天地、人神相通的目的,同样崇尚神权。所以,古蜀人对来自良渚的玉琮产生了思想上的共鸣,不仅接纳了这种器物,更加以模仿,将它们用于古蜀族的祭祀活动中。

过去提到蜀地文化,我们脑海中常常会浮现李白的诗句“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他还曾感叹“尔来四万八千岁,不与秦塞通人烟”。于是,长久以来,蜀地封闭就成为人们的刻板印象。然而,玉琮在金沙的出现确实改变了我们过去的认知;或许应该说,玉琮为我们拉开了金沙文化帘幕的一角,让我们以此为契机,重新认识了3000年前的这个古代王国,以及那时生活在成都平原上的古蜀人。

[1] 大汶口文化,是山东地区距今6100—4600年的一种典型的考古学文化,因1959年首先发掘于泰安与宁阳交界的大汶口遗址而得名。

[2] 郭大顺. 龙出辽河源[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94页

[3] 郭大顺. 龙出辽河源[M]. 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 2001年版,94页

[4] 同上。

[5] 良渚文化是分布在长江下游环太湖流域的新石器时代晚期文化,因最早发现于浙江余杭的良渚镇而得名,距今约5300—4300年,前后延续达千年之久,常州寺墩一带为其西北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