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你能回答什么问题，这由我来决定。请你继续，赫弗逊布拉夫先生。
赫弗逊-布拉夫：法官大人，我的问题能成立吗？
裘德：我可以回答。
法官：你只能在被要求发言时发言。
裘德：如果我不能发言，我该怎么解释一切？
法官：你今天不是来解释人生的，而是来为自己的书辩护的。赫弗逊-布拉夫先生，请你继续提问。
问：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曾与你纠缠在一起过吗？
答：我不会把我们的关系称为“纠缠”，你用错了词。他是一位魅力无限、妙不可言的男士。他真是绝妙!
问：你是否知道斯韦恩伯恩学校毕业生曾针对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发表过一份联名声明？
答：不，但请你告诉我，我很愿意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
问：你知道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最后怎样了吗？
答：我想他死了吧，他就算真死了，我也不会难过。
问：他1952年自杀了，梅森先生。斯韦恩伯恩毕业生的联名声明发表后，他被学校以不名誉的方式开除了。
答：怎么……
问：怎么？
答：他是怎么自杀的？
问：他在洗热水浴的时候割腕，割了两只手腕。
法官：赫弗逊-布拉夫先生，我不认为你应该继续追问这个话题。你的当事人说他对这些事情毫不知情。
赫弗逊-布拉夫：好的，法官大人。我想问梅森先生是否认为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是个年轻人的荼毒者，是否认为他是发生于20世纪40年代和50年代之间斯韦恩伯恩一系列肮脏变态事件的始作俑者？
答：构不成一系列，他不会同时偏爱多于一个学生，这是他一贯的手法。每个被他偏爱的学生都以为自己是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然后接替那个学生的新人，会觉得“前任”是个令人失望的人，反正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每次都会这么说。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是个像大天使米迦勒一般的人，冷峻、纯粹、金光耀眼。我想你应该也认识他。我不愿意想象他在浴缸中流血的样子——太难看了，那种死法虽然比脑部中弹要好，但还是很丑。
问：梅森先生，是不是经由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你才第一次认识到了就像《乱言塔》中描画的那些……那些受虐和被虐行为？
答：很可能是这样的。他让我读了卢梭的《忏悔录》。对了，卢梭如果不被鞭打，就无法达到性**，我书里写的内容在现实生活中处处得见。而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最拿手的是在**过后忏悔，用语言来回顾刚发生过的事情。
问：原来如此，我们是否可以从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身上看到你小说中“考沃特”的原型人物？
答：你把“考沃特”读错了，赫弗逊-布拉夫先生，你如果直接用英语来发音，“考沃特”简直像英国排水系统的管路一样乏味。“考沃特”是一个法语名字，有绿色或青草色的屁股或空洞的意思。嗯，你知道吗，我从没有想过考沃特到底是不是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考沃特是很多人——是白马王子，是红花侠，是查理二世，是詹姆士一世，是傅立叶，是我——我想，他也可以是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而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与考沃特，可能是像普洛斯彼罗和卡利班一样的关系，普洛斯彼罗教会了卡利班语言。“这个黑暗的东西我必承认是我的。[2]”创造出了考沃特这样的角色，我为此可以忏悔好几个小时。你现在让我感到异常悲伤，我不是为了告慰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的灵魂，才创造出考沃特这个角色的。
裘德·梅森浑身颤抖。他嘴角的白沫已经慢慢堆积成白色的干燥的硬渣，很显眼地在嘴唇边缘堆积着。从此时开始，庭上在听梅森的证词时，也听到一阵敲击或拍打的声音，是他的膝盖快速连续地轻敲证人席木质壁架的声音，是他的手拍打身前证人席栏杆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振翅，又像是心跳，不是特别有节奏规则，但连续不断。他给的证言落于纸端，应该是扬扬得意、鲁莽草率的一些语句，但在庭上所有人的耳里，他凄凉的声音有一种固定不变的沙哑刺耳的音质，听起来叫人心慌烦扰。
奥古斯丁爵士准备对他诘问。站起来之前，奥古斯丁爵士细心地整理了一下他的律师袍，脸上的神情虽然严肃，却呈现出关心的意味，甚至好像挺友善。
问：你向我学养深厚的友人供述说你受洗时的名字为朱利安·盖伊·蒙克顿-帕迪尤。你放弃了自己的本名，是为了表示对你父母亲的隔绝，还是为了表达对那个名字隐含意义的摒弃？
答：两者皆有。
问：你不喜欢那个名字的原因是什么？
答：原因是从任何角度检视，它都叫人生厌。首先，双姓就很造作；其次，“盖伊”的浪漫意义全都与十字军战士、老英格兰，或者说诺曼人征服英格兰有关；还有，不是漂亮男孩儿就根本受不起“朱利安”这个名字。再回到双姓，我的双亲塑造了我的姓。我父亲姓蒙克顿，我母亲姓帕杜，我母亲的姓来自法语帕迪尤——真是一个叫人承受不起的名字，就像一摊涂墙泥非要混充教堂里的一尊人物雕像。
问：非常明确而形象的一番反驳。与你双亲给你取的名字相比，你给自己所取的名字却也有其独特诗意。我如果说你给自己取名为“裘德”，是向托马斯·哈代笔下的英雄《无名的裘德》致敬，会不会是错误的说法？
答：你说的一点儿也没错，我就想当无名的人，我事实上也是个无名的人。
问：哈代笔下的裘德是名自学者，是个石匠，是一位始终被大学拒于门外的知识分子吧？
答：是的，这很符合他命运的设定。或者如你所说的“诗意”——浪漫主义本身没有什么不妥。
问：的确没什么不妥。我没记错的话，哈代的裘德名叫裘德·福利，你给自己取的姓是梅森。我记得，哈代的裘德是个石匠，是个职业的砌石匠人。
答：是的，他是一个诚恳的工匠，他能读懂石中的诗意。我相信艺术一开始是门手艺，我也自始至终想成为一名艺术家。梅森在英语里是石匠的意思，我觉得取姓为“梅森”，是成为艺术家一个很好的开始。
问：你的名字确实经过了精心雕琢。据我所知，《无名的裘德》一出版，遭遇到异常猛烈的抨击声浪。
答：《无名的裘德》受尽谩骂，还被一个主教焚书。哈代曾辩称：“我们不列颠人憎恨提议，而且我们将永远不辜负我们祖国为我们遗留下来的优越感。你的画作不能展现不真实或不寻常的画面，甚至违反艺术的准则；但靠着规行矩步、拘俗守常而成长壮大的人才可被允许绘画，并不是我人生的观点。”
问：这段文字你全部烂熟于胸，显然对你意义深远。你从何时起把这段文字背得这么熟练？
答：从求学时就会背了。
问：所以在动笔写《乱言塔》很久之前，你就已经取好自己的名字，你的灵感来自一位无名的自学者和一本超然不群、被世俗诟詈的书？
答：是这样的，这没什么不好。
问：是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引领了你读《无名的裘德》？
答：根本不是。我自己发现了《无名的裘德》这本书——完全经由我自己的摸索。他不喜欢哈代，他认为哈代拙口钝辞、啰里啰嗦。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的品位建立在对诗歌的欣赏上。
问：他读的是哪些诗？
答：莎士比亚的十四行诗，而且是早期的诗歌，比如《维纳斯与阿多尼斯》《鲁克丽丝失贞记》。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在处理撕裂的肌肤时非常细致，他也把玩弄玫瑰色的双颊和奔腾的血流当成游刃有余的小游戏。当然，我们也都知道“黑女士”和“白青年”的典故。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对殉道者的画像也很赏识，他还喜欢理查德·克拉肖[3]和奥斯卡·王尔德的诗，比如《瑞丁监狱之歌》。“每个人都会毁灭所爱[4]。”这句诗他常常挂在嘴边，等你和他混熟了，他会念波西写的关于羞耻的十四行诗给你听。
我是羞耻之情
总与爱情同行，我最为机智
能让如冰的双唇和肢体燃烧……
“我是不敢吐露自己名字的爱情。”[5]波西是个拙劣的诗人，很拙劣。当格利斯曼·古尔德开始吟咏这些低劣诗歌的时候，我几乎快要放弃他了。
问：波西是指阿尔弗雷德·道格拉斯勋爵？
答：是的。
问：王尔德在狱中那一封封**勃发的信，就是写给他的？
答：是的，都是些愚蠢至极的信，写得不好。
问：你是否崇拜王尔德？
答：他作为一个作家？我对他有一定程度的欣赏；他作为一个男人？不。他是个傻子，一个附庸风雅之徒。他踩着更坏的傻子们，把自己塑造成一个傻子。
问：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是否崇拜王尔德？
答：他也是对其作家素质怀有一定程度的欣赏。为什么你总围绕着王尔德唠叨个没完？你是想用王尔德做类比吗？
问：你是否接受类比？
塞缪尔·奥利芬特对此提出反对，反对成立。奥古斯丁爵士绕到其他问题上。
问：你的生计是什么，梅森先生？
答：我生活得极其拮据，我在公开场合展示我的身体。我的身体在炭笔画、丙烯画、油画中得到永恒。简而言之，我在艺术学校当人体模特。这是一种很诚实的交易，令我变得谦恭。
在弗雷德丽卡耳里，这是裘德顺嘴溜出来的几句，是他排练得很熟的场面话。
问：你在巴黎生活时也以此为业吗？
答：不，我不知道要怎么进入这个职业，我当时也没想过要从事这个职业。
问：那么你在巴黎究竟怎么谋生？
答：我尽量让自己对不同的人有用。我常常寻求依附，担任别人的门生，人们对我的研究、对我的思维、对我的未来感兴趣，会收下我。
问：你住在哪里？
答：住过很多地方，后台、酒吧都住过。
问：和乐善好施的保护者们住在一起？
答：不，实际上并没有，没有。如果你是想问我有没有当人家的娈童，我可以回答说：我没有。我不是娈童，再也不是。我不要!
问：再也不是？
答：我独自入眠，孑然一身，我是一个很孤僻的人。我不知道这些事实是不是跟你的问题或你想说的任何东西相关，我还要补充的是：我没有**!性的作用被高估了，性存在于脑中，远远优于付诸行动。没有对D. H.劳伦斯不敬的意思，但他真正懂得的，远比自己想象中懂得的要少太多。
问：梅森先生，你是说离开学校之后，你一边过着洁身自好的生活，一边写着有声有色的**幻想文学？这是你个人的选择？
答：不总是这样，也不完全是这样。但是这基本上是我对营生的粗略计划，是一种理想化的设定——是的。尼采曾说：“哲学家总是对他们的感官反应过分急躁或充满敌意。”他说性对灵性创造和艺术构思有极大破坏性。“那些有着最大能力的人，根本不需要从实际经验、从不幸经历中学会些什么。”尼采说得很对。
问：梅森先生，包括你对尼采的无比崇敬在内，现在我们对你的思维构造有了更多了解，不如让我们再谈一谈你的书。你对史密斯教授对《乱言塔》的解析不予认同，因为她把你的书解读成一份对自由和禁抑的哲学探索。
答：她的看法实在味同嚼蜡。书是一种狂热的事物，由体验交织而成，在书写的过程中，它被赋予生命。书，比现实都要直接。
问：书，比现实都要直接？
答：我想，如果人们足够诚实的话，他们会承认，想象中的体验比真实的体验更真切。就像闻到咖啡的香气——而你喝下去之后，却不觉得它有多香多好喝，而多多少少有股霉味。我开始写作，是为了逃避人生，却发现书写比人生更生动、更鲜活、更丰富。
问：人生？莫非你是在引用《圣经》？梅森先生，相信你很清楚你引用的是什么。但是你提供给读者的人生却不是寻常的人生——恰如我们已经听过的丰富证言，你书写的人生充满了镣铐、折磨、**、群交、食粪、鞭笞、凌迟……有的虐行纯为了取乐。梅森先生，你想对自己的读者们做什么？你希望他们从你描绘的恐怖场景中获得快感，还是希望他们避之唯恐不及？又或是希望他们效仿？
裘德沉默了，他的沉默持续了一段时间，他舔着自己干涸嘴唇边结块的唾沫。终于，他开口说话了。
答：我不知道。我没把读者放在心上，任何读者都不在我关心的范围内。我写的都是我必须写的，是我的所见所感。我写出的本就是一些人的幻想，也是一些人的谋生手段——是人类的真面目，做这些事的人远比你想象中要多得多。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需要幻想，就像我不知道人们为什么需要做梦一样。我只知道：如果你阻止一个人做梦，你就毁掉了那个人的思想；如果你关掉一个人的幻想，我想你会让那个人变得危险。
问：但考沃特沉溺于自己的幻想中，变成了一个杀人凶手。
答：行为害了他。
问：行为也害了他的牺牲者。梅森先生，你是否从洛绮丝的死亡中得到了快感？在你书写这一段的时候，你是否得到了快感？
答：快感？
问：请不要搪塞，梅森先生。这是个很简单的问题，你是否从性折磨导致洛绮丝女士缓慢死亡的过程中得到了快感？
答：难道莎士比亚在康华尔公爵刺瞎葛罗斯特伯爵眼睛[6]的过程中得到了快感？难道莎士比亚是在感召维多利亚时代的贵族都去随便刺瞎别人的眼睛？书中的人物的确得到了快感，但我辈读者，没有什么快感。我想，莎士比亚是要让我们打消主意。
问：《李尔王》是一部伟大又凄怆的悲剧。你是在拿《乱言塔》跟那种书对比吗？
答：不!哦，不!我只是马西亚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艺术工作者，一个被阿波罗剥了皮的双管笛演奏者。
问：请解释你引用的掌故。
答：马西亚斯长着山羊蹄，是个羊人，在一个演奏比赛中向阿波罗发起挑战。马西亚斯输掉之后，被阿波罗活剥。马西亚斯被阿波罗从皮囊中拔出，他的皮肤离开了肢体。但丁在描述这个场面时说：“他被从如**般的四肢皮囊中拔将出来。”马西亚斯再也无法演奏了，他死了。奥斯卡·王尔德说现代艺术就是马西亚斯的惨叫，含恨、哀怨、可叹。不悲惨，忍受了折磨但不悲惨。悲剧已是过眼云烟。
问：所以你的创作并不是悲剧，而是一篇含讽刺意味的管乐乐章？你想对常规喷出一颗树莓果？
答：树莓果？我不知道什么树莓果。
问：拜托，梅森先生，你肯定听过“喷出一颗树莓果”这种说法吧，就是发出嘘声、发出呸声[7]。
答：别用你那种腔调“拜托”我。我不知道为什么发出一个无礼的声音，要用树莓果代替。怎么，是跟肛门静脉周围那片围绕着臭屁的小玫瑰花饰一样的道理吗？
(法庭速记员记录道：法庭中这时又有笑声，又有反应过激的批评声。)
问：梅森先生，《乱言塔》从读者中得到了一些可谓凶暴的评语，而你在做证过程中也极力表达出你的态度、立场，你是否觉得让这两者和解是一件困难的事？
答：我的确觉得很困难，我说的是，比起写作，做证让人体会不到什么愉悦。当你做证的时候，你并没有主控权，你被引诱着说出一些蠢话。
问：可以这么说，你把自己“展现”在法庭上。你以一位不谙世故的自学者、一个公共教育系统受害者的姿态出庭应讯。你被文学的影像和引语组合而成，哈代、王尔德、马西亚斯都是你引用的对象。看起来，你把自己设计为戏剧文学作品中的一个演员，你扮演的是一个受害者，被谴责写出了一本败德之书——早在这场审判发生前，早在你粉墨登场前，你就策划好了这一切。梅森先生，你是一个装腔作势的人。
答：这是一个需要我回答的问题吗？(法庭速记员记录道：证人颤抖得很厉害，他的声音低沉嘶哑。)
问：我只不过是要从意图和性质上，揪出你这本书的重点。辩方传召的一位证人，阿夫拉姆·斯尼特金先生谈到现代人危言耸听、突破禁忌，以及使用“污言秽语”来炮制无政府状态的欲望……
答：我不认同你刚才所说的任何一句。我对无政府状态毫无兴趣，我只是个艺术工作者。关于“污言秽语”的讨论都是些废话，那些词有什么用？谁会常常在文学里使用？放在文学作品里，什么积极意义也没有!就像你用口中的分泌液来粘书页一样，那两个词，“口中”和“分泌液”，都要比“屎”和“鼻涕”好，至少那两个词是你会想要回应的词。如果我真的想让你沮丧，我可以用极其正规的文字写出关于狂喜或伤痛或撤退等任何话题的文字，那些文字绝对会像锋刃划过你的头脑一样，在你的记忆中留下印记，我肯定能留下这样的印记，并保证它不会消退。可怜的、老朽的D. H.劳伦斯试图迎合并驯服那些“污言秽语”，就像把古铜币的两面擦掉，就能以劣币混充良币？行不通的，因为“污言秽语”只能惊耳骇目。韦戈尔先生，我写作不是为了装腔作势或惊耳骇目，不是。
问：不是？那你写作是为了害人，是为了割裂我们的头脑和记忆……
答：那又不是非法行为。
问：让我先说完。我引用你刚刚说过的话：“我写的都是我必须写的，是我的所见所感。我写出的本就是一些人的幻想……”你写出的这些幻想，无非是上演在妓院里的情景，和棕色封皮包裹下的肮脏拙劣内容。梅森先生，你只不过是用好一点的文笔、强一点的力道把同样的东西写出来。你难道还不想承认你的书会像其他**书刊一样害人匪浅？
答：害人匪浅？害人匪浅？韦戈尔先生，我从不觉得你口中那些**书刊会“害人匪浅”，我也去过你说的那些场所，我知道那里是怎样的天地，缭绕的香雾、致幻的鸦片、俗艳的丝绸、光滑的锦缎、轻柔的薄纱。我看到过成年的男子，包着尿布、含着奶瓶，一副蚩蚩蠢蠢的样子；我看到过法官穿着镶褶边的围裙和黑色的长筒袜，假装自己是个女佣；我看到过邮差伪装成法官，还有知名的外科医生扮演一团火，说自己这团火被扑灭的办法只有一个——那是一个异乎寻常的恶心的方法。如果我把这一切写成科研论文发表，你根本就管不着我。但我是艺术工作者，在我还是个青春男孩的时候，我可能会是个俗不可耐的男妓，但我不是**作品的作者，我是一位艺术工作者!
问：你的抗辩非常富于表现力。但梅森先生，你至今仍未回答我提出的关于读者的问题——对此你置之不理。恕我直言不讳，在你还是个少年的时候，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把文学和性虐混合在一起，残害了你的身体，腐化了你的心灵——而你打算把这种伤害强加给这个世界，强加给你的读者，强加给被你的读者迫害的那些人，毕竟你的读者中说不定存在着跟背叛你的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一样的人。
答：你什么也不明白。我爱过他，我爱过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他不是个卑鄙的“斯文加利[8]”。他是那么……是那么……他已经死了，他生前是怎样的都不重要了，被审判的不是他，尽管看起来像是他。他如今不在人世了，我爱过他，除他之外，我没有爱过谁，也不再会爱了。
问：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伤害在你身上造成，你被玷污被侮辱，你想把这份伤害传延开去。
裘德(问法官)：我需要回答吗？那不是个问题，那是一派胡言。
法官：那的确只是个意见的陈述，你无须回答。
裘德：他不应该说出那番话。
法官：陪审团请忽略控方律师刚说过的话。
斯尼特金的录音机里磁带仍在旋转着。奥古斯丁·韦戈尔说没有更多问题了，他最后留下的那道被删除的、作废的问题——又或者说是一派胡言，狠狠地印刻在陪审员们的头脑里——那毕竟是他与裘德·梅森一场对峙的**。
下一位证人上庭时，弗雷德丽卡离开了。那位证人是位校长，他确认了斯韦恩伯恩学校里那些越轨行为的故事，也断然声明对《乱言塔》遭到的指控没有异议。弗雷德丽卡遇到了在庭外长廊上踱步的亚历山大·韦德伯恩。亚历山大认为情势对辩方越来越不利，他说奥古斯丁·韦戈尔比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可要精明多了。“奥古斯丁·韦戈尔一定掌握了裘德关键的人生经历，”亚历山大说，“比辩方律师们掌握得多。”
“可能在皮卡迪利街的哪家妓院里遇见过裘德。”弗雷德丽卡尖酸地说，“我父亲以前说过：‘那些寻芳客都盛装打扮，招摇过市。’唉，裘德真是个笨蛋!他为什么非要卖弄？”
“他说了，他是位艺术工作者。”
“你也是艺术工作者，但你并不卖弄。”
“很令人不快的是，裘德很有潜力成为一个卓越的艺术工作者，但他们却要把他送进牢房。问题在于裘德缺乏常识，这是他的悲剧。我常识就挺多的——其实是太多了，这是我的悲剧。”
“别又开始创作你的讽刺诗了，我可不怎么喜欢奥斯卡·王尔德。”
“裘德也不喜欢。”
“我猜已经讨厌到连那个人的名字也不敢说出口了。像我现在这样。”
“你是不是为裘德担起心来了？”
“我没想到我有一天会这么说，我的确对裘德产生了一些心灵上的牵绊。我也从没想到我会认同霍利教士的话——裘德是像圣愚一样的人物，一个十足的愚者。”
辩方安排的最后一位证人是小说家菲莉丝·K.普拉特，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唯一的畅销书作家。普拉特太太身穿一套粉色西装，衬衫缀满花朵，颈上是一串银链，坠着一枚用紫水晶镶嵌而成的十字架。她问候辩方律师团队和奥古斯丁爵士时，声音和气，像是对熟人说话，带着柠檬蜂蜜一般清爽的语气，有点尖，但也温暖。她表示《乱言塔》让她很是受用——“是一个相当令人满足的阅读体验”，像一个神话故事，有对邪恶的惩罚，也有一些让人战栗的情节在里面，但不具有特别强的警示作用。她说，作为一位教区牧师的妻子，她见过“许多祸害他人的扭曲心灵，还有一些人有害人之心却尚未行动”，她对《乱言塔》的读后感是：“大致上，尚且能让那些喜欢读神话故事，也能从神话故事中体会出兴味的人精神稍微被提振。神话故事和侦探故事比关于集中营的新闻报道要温和又无害多了，你对此会有同感。毕竟神话故事和侦探故事为现实笼罩上一层粉色的光晕，把真实世界的污秽全部掩盖了起来。”
赫弗逊-布拉夫问她，是否会把这本书读给她的孩子们听。
“任谁都知道有的孩子可以接受一切事物，而有的会为一只海豹或小鹿斑比的死一直哭个不停，而且伤痛永远无法弭平。我觉得梅森先生有一个很小的失策，就是把这本书的副书名定为《一个献给我们这个时代的孩子们的故事》。孩子们可不喜欢直白的性描写，孩子们喜欢脏乎乎的鼻头和屁股，但不喜欢看**展示生理功能，更不用提**被强迫使用。不，我想我会慎重考虑该把这本书推荐给什么人去读，一定得是个明智又理性的人，任何成人读物的读者都必须是明智又理性的。”
奥古斯丁爵士像问辩方以往所有证人一样，问普拉特太太是否因这本书感到过性愉悦。
答：当然，我是有感觉的人。他是个很巧妙的作者，某些合乎我个人特定幻想的部分让我相当有感觉，我想你读的时候也一样。而有些部分则让我一笑置之，还有些部分我干脆跳过了，我看在一般情况下，你读了也免不了如此。
问：这对你来说肯定不是一般的读物，普拉特太太。你本人的创作则立足于现实，取材于乡村生活、家庭日常和教堂事务。
答：我在旁听席上听到你对梅森先生就幻想的部分进行逼问，要知道我第一本书中的女主人公因为被丈夫威逼得太紧，刺死了她的丈夫，制造出一出血淋淋的人伦惨剧。奥古斯丁先生，那也是一种幻想，就算没有被印刷在纸页上，就算没有被更多教区牧师的妻子或其他怀有同样幻想的女人读到，这样的事件还是有可能在现实中发生。梅森先生对幻想和做梦所发的感想非常有道理。幻想和做梦拯救了我们，阻止我们付诸实践。
问：包括那些有警告意味的或有凶杀预兆的梦？
答：算我拜托你了，奥古斯丁爵士，你难道想告诉我说如《乱言塔》这样造诣极高、别出机杼，又适时地狠狠地幽默了一把的好书，竟然和心智紊乱的谋杀犯有关联？或者你是要暗示说那位可怜的梅森先生想布局杀死某个人？他只是个难得的好作家，他已经被焦虑折磨得半死不死了，我想说这太可惜了。
奥古斯丁·韦戈尔参考了其他**讼案，认定那些旧案里的控方证人都选得不对劲。他在检视了辩方这次精挑细选的专家型甚至是名人型的证人档案后，决定控方证人阵容必须是精简却有说服力的，并且带有足够的影响力。于是，他只传召了五名控方证人——赫米娅·克罗斯，她是最早在公共视线内鼓噪要对《乱言塔》提起公诉的人；一位来自斯塔福德郡的总警司；一位来自伯明翰贫瘠区域的副主教；罗杰·梅戈格；以及一位教授，伊夫里姆·齐兹，他是个犹太教历史学家。
赫米娅·克罗斯这个人竟然长成了一副叫人不安却又合乎情理的模样。她是个国会议员，以前在地方医院针对犯案累累的青少年做了不少工作，同时也在她所在地的婚姻指导委员会任职过。除此之外，她目前既是卫理公会的司祷员，又是一所学校的校长。她身材结实，表情麻木，有着黑色的直发和直线条的嘴巴，很矮小却充满存在感。她说她承认《乱言塔》比一般**作品写得要好，但是她不能把《乱言塔》归为文学作品。在她看来，文学作品是脉络复杂又多变的，但《乱言塔》却像所有**作品一样，文字简单，情节重复性高。“如果法庭上的各位不介意我的用词，我会想说，《乱言塔》就像一场挺爽的男性**。”但若一再重复，就只有疼痛和受伤的感觉。而且这本书极具冒犯性，因为它把各种不良的想法灌输进那些喜欢伤害儿童的坏人的头脑里。“一场挺爽的男性**是一回事，但伤害儿童是另一回事。我一直被告知，我们活在一个宽容、放任的社会里，我知道这种社会情势将导致的是什么，将导致那些像布雷迪和欣德利一样的虐童、杀童凶犯层出不穷，其他的就算不会杀，也会不断地诱骗我们的孩子。所以说，这本书是极有冒犯性极危险的。”
被问到是否认同菲莉丝·K.普拉特“幻想能提供良好疏解”的观点，赫米娅·克罗斯说，不认同。“至少我没有这样的体会，她说有，我看那也仅仅是她个人的幻想——幻想，就是虚幻的、无稽的。我认为戒慎并祈祷的好处更多，如果你感觉到**，与其写成文字，让自己沉湎于虚无想象中，不如戒慎、祈祷。”奥利芬特问她，那些用面包刀捅死人的凶手，行凶前是不是戒慎和祈祷就够了？她回答道，用面包刀捅死人和自己所说的事不能混为一谈。“但是没错，也得戒慎和祈祷。谁知道会不会在哪个地方有哪个人，因为读了一本讲用面包刀捅死人的书，便郑重其事地挥起手中的面包刀？”法庭上倏然**，是菲莉丝·K.普拉特的读者们忍不住沸腾起来。塞缪尔·奥利芬特准备凭借自己已获取的优势推进下去。
“克罗斯小姐，你本身不是一个博学之人吧？你对文学也没有多大兴趣。”
“是的，我不读书。我认为很多人因为阅读垃圾般的书，或者围绕着书说一些垃圾般的话，而浪费了大量时间。虽说同样是垃圾，但我想我至少能分得清楚，哪一本书纯属低级，哪一本绝对会害人。”
“你如何能够辨别？”
“我懂得很多，我有太多实务经验，我能分辨得出哪些人在面对《乱言塔》这种书的影响时，心志是脆弱的。这都是常识。”
“你是否认为你自己也因受《乱言塔》的影响，变得堕落而腐化？”
“我就是被恶心到了，觉得很厌恶而已。”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我是没回答，因为我又不是那本书的预期受众之一。我戒慎、祈祷。”
雷恩总警司是个高大的男人，外表整理得一丝不苟，脸上像打了蜡一样光洁，声音意外地轻柔。他的证言既沉闷又像读报告一样逐条罗列，列举了一连串在他看来是因受刺激、受影响、受蛊惑而发生的刑案，他全程照本宣科，读着一份书写材料。“那些对书籍内容感到满足的人，”他说，“对自己并不满足，他们心生恶念，想尝试书中所写。就像伊恩·布雷迪，他们尝试了。”他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一个在无线电收音机里听到广播小说《卡拉马佐夫兄弟》的人，在一阵失心疯般的冲动之下，那个人抄起煤棚里的一把斧头，把睡梦中的岳母劈死在**。
奥古斯丁·韦戈尔竟稀里糊涂地替辩方先发制人，问雷恩总警司：“你不会是在暗示《卡拉马佐夫兄弟》也是一本该被禁的书吧？”
“不，律师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尝试例证，那些脆弱的人，容易接受暗示，也确实能实施行动。但这本《乱言塔》不像《卡拉马佐夫兄弟》。《乱言塔》是一本难缠的书，会催人思考；是一本像人一样的书，会让人感知。《乱言塔》全书充斥着**和死亡，再没别的了，是一本典型的**书……”
“反对。证人关于此书是否**的观点不能被采信。”
“反对有效。”
副主教的名字是汉弗莱·斯旺。他太瘦了，瘦得叫人悲伤，戴着一副眼镜，人看上去和他的眼镜一样易折。他说《乱言塔》是彻头彻尾的邪书，完全不如霍利教士所言，这本书跟传达基督教理念扯不上半点关系，并且竟然不光彩地牵扯到我主受难，就凭这一点，这本书也该被以亵渎上帝的罪名遭到起诉——他特别详细地就这一点大加阐述。他还说这本书的确能让弱者禁不起**，在**中堕入极大罪恶。
在被赫弗逊-布拉夫问及是否认为因读了这本书而堕落和腐化时，副主教说感觉像是被连拖带拽地扔进一团污垢中，还被强逼着看极讨厌极反胃的东西。
问：我没有问你是否感到讨厌和反胃，我问你是否感到堕落和腐化。
答：如果我必须以“是”或“不是”回答你的问题，我的答案为“是”。正因为读了这本书，我变成一个更低劣的人类、更病弱的灵魂。我需要花费时间，我需要付出努力，从这次阅读经历中得到康复。我魂灵中一些好的元素已经被屠戮，并且体内开始溃烂了。
问：副主教，你使用的语言非常激烈。
答：律师先生，那本书里使用的恶心语言也一样激烈。又激烈又暴戾。比暴戾还要更暴戾，因为它用官能主义的文字来诱导弱者!这是邪恶!邪恶!!
看到证人席上罗杰·梅戈格那摇头晃脑、心满意足的样子，鲁珀特·帕罗特的脸因盛怒而涨红。帕罗特用有意让别人听到的高声私语对身边的律师说：“他转为控方证人，无非是觉得这样他能得到更多关注。”这句话招致了法官责难的瞪视。梅戈格自表身份，说他自己从事教育和写作，写作范围包括社会学、文学和教育等议题，他也表明自己是斯迪尔福兹教育委员会的一名成员。他打着红色领结，穿了件海军蓝色的西装外套。他微笑着环视法庭，连看帕罗特时，眼神也不改温和。
韦戈尔：梅戈格先生，可想而知，很多人看到你今天以控方证人的身份出现在这里会感到惊讶。我知道，你素有唯理论者和自由捍卫者的声誉。
梅戈格：是的，我的确以这样的形象为公众熟知，对此我也引以为豪。我写过多篇关于言论自由的论文；我支持《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书；我也曾发表文章支持《性罪行条例草案》——此刻，草案正提呈至国会下议院，而我相信，今年夏天这些条文将被收入《法令全书》。
韦戈尔：我没说错的话，《乱言塔》甫一出版你便投书《卫报》，发表了一篇文章。
梅戈格：是的。
韦戈尔：请在法庭上讲一讲你的那篇文章。
梅戈格：文章的标题为“棍棒和石块会砸碎你自己的骨头”，我在文中争辩的是：文字伤不了任何人，或者说，伤不了任何成年人。我也写道：对任何描述合法行为的文字不应有任何禁令，因为在具体操作中，要将**作品和文学作品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而且，比起**作品被禁发，更重要的一点是，文学作品不应受限制。
韦戈尔：我想很多人会同意，这是多值得称赞的一番思想。
法官：奥古斯丁爵士，你应该将你的个人评论提供给我们。
韦戈尔：抱歉，法官大人。(法庭速记员记录道：律师转身对证人说)但你眼下却做好了准备，要当着法庭所有人的面，来论证《乱言塔》对可能将会读到它的人，具有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倾向。
梅戈格：(法庭速记员记录道：证人很坚定。)是的。
韦戈尔：是什么导致了你的转变？
梅戈格：非常简单，因为我读完了这本书。(法庭速记员记录道：法庭里一阵大笑声。)我知道你们一定会大笑。可以大笑，你们全部人都可以大笑，你们每个人都有大笑的权利。我让自己出丑了，但我从中学到了东西。当我写《卫报》那篇文章时，我秉持的理念是：没有任何书能伤害如我一般正常、明理和博学的读者——这是一个基本道理。然后我就开始读这本书，它糟透了!我现在知道堕落和腐化到底是什么感觉了。说出来你可能会笑——这本书让我看到了我自己的一些隐私，叫我惊恐万分!如果我是一个意志力薄弱的人，如果我是一个如我教过的那种不长进的孩子，我肯定会受到教唆。总而言之，我现在才看到了光。我故意使用形容皈依过程的宗教语言，那道光是一个预示，我感知到：人千万不能活在一个沉溺并热衷于虐行描绘的社会中。毕竟，我曾经被《马拉/萨德》这部戏剧搞得很不舒服，我整个人干哕难忍、浊气缠身，但我相信那对我的灵魂是好的，目睹那种惨象，能让灵魂更坚强。我还听说，有一位作家，把沼泽谋杀案以文学的方式重新演绎了一遍，并称其为艺术创作。那位作家声称直面了世人“最关键的焦虑心态”，把沼泽谋杀案的始末“写成了一出翻天覆地的创意剧作”。据说，有些作家和艺术家主张他们应该有用尸体创作的特权，宣称要把尸体取出内脏后，悬挂在哈罗德百货公司的橱窗上——解剖学家能处理尸体，艺术家们也能，这就是他们的诉求。我相信，如果这些诉求都能成真，梅森会觉得为他自己书中那些骇人的段落来辩护是格外简单的事。但我可不要生活在把恐怖当趣味、当创意的社会环境中。我逐渐省悟到：那些艺术家和艺术作品不是被掩藏在地毯下面就行了，而是必须被熊熊烈焰付之一炬。我受够了这个放任的社会，艺术家们会变本加厉予取予求，但用不了多久，他们就会有和我一样的体会，他们必将为自己心中丧失殆尽的洁净和纯善而哭泣哀悼。真正的自由不是去任意伤害别人的自由。
塞缪尔·奥利芬特顺着梅戈格结尾的话来盘问。
问：梅戈格先生，你说，“真正的自由不是去任意伤害别人的自由”。
答：是，我是那么说的。这不是一个多入时的想法，但我信守这一点。
问：不过，梅戈格先生，根据史密斯教授、甘德博士、韦德伯恩先生等人所说，你所信守的不正是《乱言塔》这本书极力表明的中心主旨吗？
答：《乱言塔》是一本翻来覆去、回环往复的书，就像绕着树不断盘旋的蛇。什么是它最确凿的主旨？我们都听闻了，萨德侯爵声称人类应自由地杀人和强奸。我想说的是，魔鬼会把自己的文本以一点点道德观繁复巧妙地包裹伪装。我从《乱言塔》中读到的信息，就是萨德的信息，是此刻最时髦的信息。《乱言塔》的作者亲手杀掉书中一个虐杀成性的主人公，好给他的读者们带来另一拨虐待狂似的振奋感。这是多么狡猾、卑劣和感人至深啊!
奥古斯丁爵士的最后一位证人尤其缓慢地走上了证人席，当他终于抵达那里时，在证人席外几乎看不到他。他太矮了，太老、太弱了；他有一张和蔼可亲的小小脸孔，肤色匀淡如羊皮纸，他的脸像是用小细纹刻画而成的古地图，还用棕色描出各时代的小岛；尖如鸟喙的鼻子上架着一副金边眼镜，头上戴一顶黑色的丝质无边便帽，露出额上如小婴儿般细软的亮白色头发。他穿着一件很肥大的黑色西装外套，但明显看得出他的躯干弯曲，背驼得很厉害；他的手像枯枝，或动物的钩爪，骨头的硬结和血管的凸起看得一清二楚，他双手紧紧抓牢身前的壁架，似乎不这么做就会倾倒。他自称为伊夫里姆·齐兹教授，在剑桥大学任教，是犹太历史和犹太文学专家。他是特雷布林卡灭绝营的一名幸存者，他在灭绝营里失去了妻子、孩子和姐妹。他也是许多本著作的作者，包括《巴别塔与静默》《人之舌、天使之舌》，这两本书都是关于犹太教神秘主义历史、语言和静默的学术著作；他还著有一本关于卡夫卡和德语的书，以及一本名为《私人处所》的书。他用他微弱、清晰、精准的声音说：“《私人处所》是一部与来自‘内心、隐私、寂静处所’的感觉相关的书，这个处所的存在，让那些‘幸运或不幸运的定居于此的人’的生存成为可能。”
奥古斯丁爵士首先问他是否读过《乱言塔》。
答：读过。
问：请问你作何感想？
答：写这本书的人是有才之人，他写出了一本扣人心弦也惨绝人寰的书。若一言以蔽之，我会说那是**作品，不是文学作品。
问：请你详述你是怎样得出这个结论的，以便让陪审团了解你做出这个判断的缘由。
答：**作品的内容被局限在人类天性中几个固定层面，主要是一人对另一人肢体的强权控制。这种控制将人类的存在削弱降级为肢体功能——某些重复性高、过于强调、特定挑选的几个功能，被不留一丝隐蔽和私密地公之于众，任何与之相关的丰富想象、徐缓温柔、不言而喻、慷慨善意和欢好欣喜都公开展现。**作品把蒙在羞耻心上的那层遮盖物撕得粉碎，留下的是怆痛和坏死。**作品是会将人性泯灭的。
问：我相信你在自己的书中也曾发表过这些见解。
答：是的。如果我可以，我想引用一段我在书中批判过的文字。这段文字来自莫里斯·吉罗迪亚斯的《奥林匹亚读者》一书：
古时已有的道德审查，由人们代代继承，它源自基督教神职人员几个世纪以来的精神统治。而今它实际上已经被终结，我们可以期待的是文学因自由的到来而改头换面。不是带有负面意涵的自由，而是探索人类头脑所有正面形态的手段，当然这种自由或多或少与性相关，或者由性催生。
这是一段明显荒唐的陈述，而且夸大其词。但这个夸大其词的说法，却得到很多可敬之人的赞成，包括那些为《乱言塔》夸夸其谈辩护的人——任何事物都不许被隐藏，任何事物都不许被消音，任何事物都不许被禁言，而允许被畅所欲言的是性，是被视为肉体的躯体。一个没有宗教信仰支撑的社会很容易达到这种自由境界，这是合乎逻辑的。与梅森先生在精神上建立起纽带的尼采，曾这样写道：“从前精神便是上帝，接着变成了人类，现在正变成群氓。”群氓，是没有隐私意识的人类，蒙昧的动物，纯粹的肉体。我见识过极权主义的统治，也见识过完全自由的政体——是完全的解放，是肆无忌惮、随心所欲地亵玩别人的身体。权力总是有边界有限制的，而且能对他人身体所做的事有多少？但是那些“享受”这种自由的人，穷尽一切去“享受”的人，总是何其相似!
也许不仅是伊夫里姆·齐兹的证词，还有他的白发苍颜，他的痿痿羸羸，他的年衰岁暮，他的饱经沧桑，他的和颜悦色，他的郑重其事，一起让这个座无虚席的法庭有了一些反应，特别是让陪审团真切地感受到了一种震撼。塞缪尔起身对伊夫里姆·齐兹问了对罗杰·梅戈格发问过的同样一个问题：“你不能接受《乱言塔》，是被你自己的立场所限，是依赖你个人制定的原则，是出于对完全自由和极权自由的反对吧？”
齐兹的回答是：“梅森先生在书中借用了巴别塔的故事，用这样一个有关语言和上帝的神话故事，来带出关于人类身体、人类自由和人类痛苦的现代观点。在犹太教对这段故事的注解中，有一个时间很长、而今已成传统的看法：并非像所多玛与蛾摩拉的居民，或大洪水发生之前的陆地人类那般，巴别塔的居民们并没有被统统毁灭。根据犹大·哈-纳西的记述，巴别塔居民之所以未灭绝，是因为他们彼此关爱，互相合作。对上帝犯下不敬之后，他们没有完全被灭，他们被围绕着神的宝座的八十位天使，教了八十种语言。从此，说和写对他们而言变成难题，但重点是他们获救了。在梅森先生的书中，人们不得救赎，因为书中除了完全的自由和肉体，别无他物。他书中的人统统丧失了尊严，失去了希望。”
问：听起来你对《乱言塔》的印象是悲观主义。它是不是全无文学价值？
答：我没说它全无文学价值。有，但远远不够。对于避免沦为一本对读者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书来说，它的文学价值是不够的。
问：这是出自一位有虔诚信仰的教师的视角？
答：是的，也是出自一位历尽苦痛，祈愿世上不会再有这么多苦痛的长者的视角吧。
双方律师要做结案前的综述。奥古斯丁爵士整个人异常清醒，一副没有情绪起伏的样子。他重申《乱言塔》是一本重复性太强，被主题死死捆缚的书。他引用了书中一两个最叫人揪心的段落，还用萨德的一段话做对比。萨德如是说——
“在大自然的视线中，杀人是一种犯罪吗？这样的设问无疑首先伤害了人类的自尊，因为人类会觉得自己在这个问题中，被贬低至其他自然生物、产物的等级。尽管如此，人类充其量就只是个动物，与别的动物没有太大区别。在大自然的眼里，人类的死并不比一只蝇虫或一头牛的死更了不得……消亡是大自然进化的方法，她促使杀手去执行杀戮，杀人行为的结果无异于瘟疫或饥荒……一句话，杀人是一种暴虐，但暴虐经常是必要的，也绝不是可耻的，在一个共和政体里是不可或缺的。”
奥古斯丁爵士问：是谁把这样的话誊录下来，用心研读？是谁将落入自己残虐圈套中的无辜受害者称为动物？是伊恩·布雷迪这个杀人凶手，他将自己的阅读材料、虚无主义思想，以极绝望极危险的未来预想的形式，分享给早已为他目眩神迷的受骗者、他的共犯迈拉·欣德利。“陪审团成员们，请你们千万不要相信：残忍的行径和残忍的念头无法传递，无法从一个人传到另一个人身上。”奥古斯丁爵士说，“那些本意良好的‘专家’用他们各自的学术论文娱乐了我们，也迷惑了我们——他们宣扬虐待和受虐行为能带来无害的性快感，他们沉浸在欢愉的自由思潮中，一厢情愿地劝慰我们：‘万事皆可。’同时，他们大都拒绝承认被《乱言塔》的过激言辞挑起对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的性反应或器官反应；他们几乎不愿坦白，当读到年幼的费利西塔丝遭受折辱或为洛绮丝女士设计出的奇巧的致死手段时，他们自己的身体也有酥麻或震颤的反应。他们全是专家级证人，他们全是权威级证人——玛丽-弗朗斯·史密斯教授，一位美丽的女性，一位孤傲的法兰西女士，选择将时间和精力投入对查尔斯·傅立叶的性迷惘和萨德侯爵歪理邪说的研究上，个中原委，相信只有她自己才知晓；霍利教士，是一位基督教牧师，他竟然甘愿将裘德·梅森诡谲怪诞的幻想等同于上帝的受难。甘德博士则更令人难以理解，只有一点是清楚的：他把痛楚反应、性兴奋和伤人的欲求的讲述，和一些他可以随意赋予新意的抽象词汇，无可救药地拧绞在一起，比如‘解脱’‘自由’‘压制’等词，这些可以被他从生僻的角度诠释，传达出邪佚的隐含意义。因为事实上，他生活在如常的社会中，而他放言高论的自由，被像我们这样一个警醒的法庭、像你们这样由理智公民所组成的陪审团保护着。”
奥古斯丁爵士直接面向陪审团，说：“各位陪审团成员，你们已经读了这本书，我不知道你们有怎样的感触。你们可能恶心到想呕吐，可能像大病了一场，可能在不安的心情中被挑逗起来，可能身体忍不住颤动、蜷缩，就像我读时一样。女士们、先生们，我曾经参加过多件**讼案，我可以告诉你们的是，大多数**作品尽管不堪入目，却与《乱言塔》的不堪入目迥然不同。一般的**作品不堪入目，是因为它们写得寡淡、庸邪、不具胁迫性、有违生活实感，因为它们只能将垂死的想象力激发为郁闷的想象力。我敢说《乱言塔》比那些通常呈递到法庭上的厚得出奇的垃圾书写得好，也正因如此，《乱言塔》才更能引起恐慌，才更加有毒害。专家级证人们花大篇幅告诉你，这些都属于它不可磨灭的文学价值，他们也说了对当代文学的文学价值予以评估是困难的，他们罗列出希望这本书得以出版发行的理由，还有，他们——他们当中大多数人说这本书没有激起他们的欲念。亲爱的陪审团成员们，我明白你们心里自有度量，也相信你们的读后感更简单明了、更直抒胸臆，不会跟抽象语言和教条主义扭缠在一起。如果伊恩·布雷迪和迈拉·欣德利读了《乱言塔》，他们事后的所作所为，你们应该也不难想象——当然不只他们，还有那些偶尔才有施虐歹念的人，会不会更肆无忌惮地犯下小奸小恶？但再小的恶，也是恶。”
奥古斯丁爵士的话题转移到对几位被告的评价上，他说：“我直觉地信赖帕罗特先生，他是个好人，诚恳的人，用意良善的人，稍有点愚鲁的人。他被摩登而华丽的文词和扭曲的理想主义自由论调误导，涉险出版了《乱言塔》，尽管他应该避免这样的错误判断。梅森先生是一个早在青春年少时，生理和心理都已被败坏和腐化的人，或者说从童年起便已被引入歧途，我对他抱有无限同情。很显然，我的友人，辩方律师赫弗逊-布拉夫先生也从个人角度对梅森先生这位校友，怀有同情与支持，当然，对赫弗逊-布拉夫先生的遭遇，我也深表同情。我料想，梅森先生早年的经历导致了他后来的生活方式，以及他对社会现实阴暗面、丑恶面的感悟，还有最直观的，就是他个人著作《乱言塔》的创作形式与内容。陪审团成员们，我猜测你们可能和我一样从各种渠道获取了这样的认知——虐打孩子的人，自己也曾是被虐打的孩子；对孩子进行性剥削的人，自己也曾是被性剥削的孩子——这已经是一个被广泛接受的事实，这是一个环状的社会剥夺生态，或者说是一个败德的循环。打破这个循环，对我们这群有社会责任感和道德的人来说，是责无旁贷的。梅森先生身心伤痕累累，他或许也正毫无意识地伤害着别人。”
奥古斯丁爵士最后回归到陪审团的职责上，他说：“想必各位已经清楚，请容我再次提醒：关于一本书主旨、意图的讨论，对判定这本书是否有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倾向，是全无关联的。尽管帕罗特先生可能是个善良的人，梅森先生也可能对自己成为严肃艺术家甚具自信，但是你们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决断——这本书是否有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倾向，不仅是对专家们的堕落和腐化影响，更是对那些普通男人与女人的堕落与腐化影响——过着普通生活，会因绝望而被怂恿甚至压榨的普通男人与女人。如果你们认定这本书有此谬恶倾向，你们接下来应该检验这本书的文学价值或例如深度、涵养、端肃、美韵等价值，并稽较：这些优秀价值能否胜过、盖过此书对一般读者将能造成的不利影响。陪审团成员们，关于这一点，哪一方的论证更得你们信任？是那些滔滔不绝，透过繁杂专业术语和学术迷雾看问题，并把各自善心美意牵扯进来的专家？还是那位有高世之智，坚信《乱言塔》是危险书籍，是**作品而非文学作品，并自称历尽苦痛，祈愿世上不会再有这么多苦痛的长者——伊夫里姆·齐兹教授？”
赫弗逊-布拉夫的发言要冗长、聒噪一点，比起奥古斯丁爵士，赫弗逊-布拉夫的几个论点也颠来倒去，很是重复。他一遍又一遍地说“今时今日，人们的接受程度提高，以前被视为**的事物如今被如常对待”，而恰恰是这种复述，给人留下的印象是：他可能自己也不敢断定这种社会风气就很好。他说出版正视虐待和受虐现象的严肃著作是对的，创作反映这些现象的严肃文学作品也是对的。他讲得十分有冲劲，但在一般人听来，某些部分似乎太过冗长，比如，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的罪孽和斯韦恩伯恩学校里流窜不止的歪风，跟无人告发和保持缄默就很有关系。赫弗逊-布拉夫不厌其烦地使用着“绝妙”“杰出”“大有可为”“才华横溢”等词汇形容裘德·梅森，也极高地评价了鲁珀特·帕罗特对出版事业和文学事业的责任心，还断言口碑好、信誉佳、资格老的鲍尔斯&伊登出版有限公司根本不可能出版任何有堕落和腐化影响的书籍。几位证人也在赫弗逊-布拉夫赞扬之列，比如亚历山大·韦德伯恩和菲莉丝·K.普拉特，皆展示了高尚人品；他也毫不留情地鞭笞有些证人，比如罗杰·梅戈格，赫弗逊-布拉夫用一个单薄的文学引用讥讽了罗杰·梅戈格。
“那位‘两面派’先生是《天路历程》中一个很显眼的人物，而梅戈格先生虽然喜欢评论时事，却也免不了见风转舵。我完全不怀疑，他在以后的什么时间点又会对《乱言塔》大加追捧，就像他上个星期表示对《乱言塔》多有抬举那样。”对于伊夫里姆·齐兹的证词，赫弗逊-布拉夫则语带遗憾地说：“很可惜，集中营的卫兵在任何情形下，都不能与伊恩·布雷迪或迈拉·欣德利之类的读者相提并论。另外，女士们、先生们，我要说的是，基本上，普通的、尽责的英国人都不是伊恩·布雷迪或迈拉·欣德利之流，英国人就像你、就像我一样，能按照自己成长的速度来接受和评估事物。如果我们要取缔所有能激励怪物变得更像怪物的书，我们倒不如从《格林童话》开始，从童话里喊着‘咿呀呼哈，我闻到了英国人气味’的巨人开始。只因有个地方有个人像术士一样正在磨骨头，有个人像巫婆一样正在烤面包，我们就要对童话下禁令？明辨是非的普拉特太太告诉我们说：《乱言塔》无非就是一本充满幻想的童话故事。”
塞缪尔·奥利芬特选读了《乱言塔》中与性和虐待无关的几个段落，有的是对林间风光的描画，有的是参孙·奥里金的忠告和警戒，有的是对乱言塔日常生活的记录，他的朗读很有画面感。他问：“这些是堕落，是腐化，还是出自一位文学事业岌岌可危，几乎被道德狂热者掩埋，坠入落后思维陷阱的年轻作家的美文？这名年轻人至今惨淡度日，身处痛苦和逆境，但仍写出了一本出色、勇敢、感人的书，他明明应该得到嘉奖，而不是被斥责和惩处。这是一个绝不能被称为**者和挑拨者的年轻男子，因为他是一位坚忍的卫道士、一位堪怜的空想家。”
陪审团成员们有的看着自己的手，有的看着天花板，有的看着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
法官戈达尔·贝拉弗莱做最后总结。他的言语枯燥又程式化，他首先感谢陪审团付出的耐心，这让人感到他自己的耐心在某种程度上似乎接受过不小的考验。他告诉陪审团必须就“**”这一核心指控进行裁断——这本书从整体上，是否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一旦陪审团的结论是肯定的——肯定这本书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在这种情况下，陪审团必须立即覆勘这本书是否具有足够的文学价值或其他对社会大众有价值的成分，进而来权衡这些有益价值是否能够超越其有害影响。“如各位所见所闻，辩方援引了《**出版物法》第四条的具体规定，请专家级别的证人就其文学价值进行辩护。我们都很了解，我们今日的世界是一个在烈日之下充满各种专业知识和各领域专家的世界，但是英国刑罚会基于陪审团根据事实做出的判断，而不是专家们提供的专业意见。女士们、先生们，只有你们才是这个案件里所有事证的最终审判人。我的职责是把法律托付给你们，来自两方的事实——倾向于产生堕落和腐化影响的控诉，以及能超越有害影响的文学价值和其他有利证据。所有的事实都任你们，也只有你们来裁夺。你们已经得到字典中对‘堕落’和‘腐化’这两个词的定义，我不认为我还能为你们做更深入的注释，或者再对‘倾向’这个词详加解析。”
法官接下来带陪审团简要回顾了一下双方的举证。总的来看，他表现公正，没有对任何一方的偏袒，不过，他概述霍利教士和埃尔维特·甘德的证词时显得有点急躁。法官说道：“控方指称，辩方所谓的专家级证人使用了令人混淆、困惑的词语；而且证人对词语的诠义，与常识中我们对这些词语的理解有异。你们或许觉得控方的说法有一定道理。各位，请谨记，你们在这里代表的是平凡男性与女性，要维护的是常识的公正与美德。”他另指出，在加拿大，控辩双方各自最多传召五位证人。他说：“你们也许会觉得，这种限制可能具有某些值得注意的优点，尤其是证人的集中性和专注性。”
他最后说，陪审团此刻唯一的职责在于，权衡各方表述，来审度这本书是否属于**出版物——尽管这相当有难度。“我预料，让你们更为难的是，控辩双方都承认，这是一位仍在世的作者近期发表的一本新书，对其文学或其他层面价值的判断千万不可流于泛泛。”他重申：“你们，作为陪审员，是所有论述和事证的唯一决断者。请依据你们在庭上所阅所闻，裁断这本书是否**，若是，请裁断它的价值是否能够超越它的**，以让它在符合公众利益的情况下公开发行。”
陪审团退下了。鲍尔斯&伊登的一大群人急忙讨论法官的总结到底是敌意的还是善意的，而对这件事本身讨论不出个所以然，让他们都觉得是一个好预兆。霍利教士索性说反正大家壮怀激烈地奋战了一场，鲁珀特·帕罗特无心地丢出一句：“快别说了。”然后又很快地致歉。法官当庭给另外一些被判定有罪的人下达了量刑判决，裘德·梅森这时候却不见人影。弗雷德丽卡揣测不出他的心意。阿夫拉姆·斯尼特金宽慰她道：“今时今日”，陪审团不会判什么**出版物罪。“我一点也不想再听到那个词组——今时今日，什么今时今日!”“为什么？”斯尼特金问。“那是一个浮夸的陈词滥调。”“不，它有凿凿有据的含义。”“它的言外之意是招人烦厌的。而且，我认为你是错的。我审视着他们的脸，他们仇视霍利修士，他们觉得裘德让他们遭到了奚落，他们不喜欢裘德。”“陪审团不是靠‘喜欢’或‘不喜欢’来判案的，你知道吗？他们很重视自己的义务和责任，因为他们一生也许只能履行这一次。”
三小时之后，陪审团返回法庭，问是不是他们应该对“**性质”和“文学价值”分别裁定，而且对“**性质”的裁定应发生在对“文学价值”的裁定之前。法官告诉他们：确实如此。首席陪审员报告说：这非常艰难，考虑到同时听取了双方针对“**性质”和“文学价值”的证词和辩驳，陪审团内要达成一致裁决难度极大。法官同意这是一个难以裁决的案件，也表示将尽可能提供陪审团需要的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