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那位话题中的被告，却在看自己的手——他根本不望向史密斯教授，一些陪审团成员注意到这一点。
问：你出此断言的依据是什么？
答：嗯，让我先从《乱言塔》这个书名开始说明。“乱言”可以被理解为噪声、嘶喊、嚎叫，有动物性的意涵，在有的语言解释中，“乱言”近似“乱吠”，是猎狗发出的噪声。“乱言塔”本身是“巴别塔”的一个象征，巴别塔的修筑是人类为了登天取代上帝，与上帝等同。人类的放肆触怒了上帝，上帝降下惩罚，派一个捣蛋的精灵到人类中间，搅乱了他们的语言，让人类再也不能彼此互相理解。巴别塔说穿了，是一场人类反抗上帝权威的共谋。在《乱言塔》中，那个乱言塔社群就是傅立叶构筑的“充满爱的新世界”，也是萨德建造的“西林古堡”，那群浪**子砍断了将他们与外部世界相连的桥，以便能执行种种恶行。
赫弗逊-布拉夫向史密斯教授致谢，感谢她对《乱言塔》的清晰解读。赫弗逊-布拉夫入座后，控方接着向史密斯教授盘问。
问：谢谢你饶有趣味的讲解，史密斯教授，你为我们生动勾勒了一幅法兰西人文思想的图卷，也将《乱言塔》从哲学角度予以剖析，给我们带来一场深度讲解，这令人悦服。我想问的是，你刚才谈及的萨德的书、傅立叶的书，都是法语书吗？
答：是的。
问：在市面上自由流通，任人阅读？
答：是的，但傅立叶的书并未全部面市。很多都未经整理、编辑，原稿保存于法国国家图书馆。
问：你所述的这些思想是不是非常典型的法国思想？你的祖国法国，是不是在性方面给了国民相当大的自由空间？
答：在某种程度上是。
问：英国人一向惯于到法国购买那些被认为对英国读者不合宜的书，或者去看女神游乐厅的刺激表演，或者去你的国家做性质相似的一些事。有的人觉得像法国一样，拥有这些自由很好；有的人觉得对维护社会公德多付出一些关切，对阻遏傅立叶先生急切宣扬传播的那些观念多投入一些心力，有其正当性。你或许觉得，起草并制定《英国国会法令》，让《乱言塔》这本书的审判有法可依的那些人是很次等的。
塞缪尔·奥利芬特起身对控方表示反对，指出那是一个陈述，不是一个问题。
问：你的发言带有如此冷静的条理性，如此法兰西式的辩才无碍，无论对萨德还是《乱言塔》，都能侃侃而谈。如果我可以说的话，从外表看，你并不像是一位会对邪魔般的萨德挑灯攻读、潜心研思的人。史密斯教授，请你告诉我，你享受萨德的书吗？
答：享受？不，一点也不。(法庭速记员记录：这很明显是一个充满反感的真实否认。)
问：但是你之所以读萨德的书，是因为你觉得应该读？
答：是的，就像我说过的，萨德举足轻重。我个人更倾向于读傅立叶。
问：那位温和、怪诞、放纵的傅立叶，他是能写出华托画中仙子和自虐者逸事的文字家。那么《乱言塔》呢？史密斯教授，你享受这本书吗？
答：不，我钦佩这本书。
问：但作者可能很期待你能享受这本书。
美貌的教授和被告席上的犯罪嫌疑人不约而同地垂下了眼睑，涨红了脸。
答：此刻，我们一再被提醒，作者的真实意图是我们无法知悉的，也与读者对其著述的批判性解读丝毫不相干。
问：请一定原谅我做此提问：你在阅读《乱言塔》时，是否感到震颤的性愉悦？
答：(法庭速记员记录：证人脸颊通红。)可能有吧，我不记得了，但那不是我最主要或能够牵制住我的阅读反应。
问：谢谢你，史密斯教授。
紧接着出庭的证人是一位剧场导演，福斯托·杰梅利，他曾与彼得·布鲁克、查尔斯·马罗维茨共事过，这位证人热情洋溢地高谈阔论着爱德华·邦德的《拯救》，《拯救》中婴儿被杀死在手推车里的情节，是对布莱克诗句“有欲望而无行动，无异于将婴儿扼杀在摇篮之中”的践行。证人还说起了热内的《女仆》和《阳台》，说起了阿尔托的“残酷戏剧”，证人引用阿尔托的话，昭示了残酷戏剧的目的：“像牺牲者在火刑柱上被焚，从火舌中发出了信息。”塞缪尔·奥利芬特问证人：“我们此刻活在热内、邦德、阿尔托、《马拉/萨德》和彼得·布鲁克《李尔王》的时代，你是否觉得《乱言塔》在此际的文化语境中是出格的？”证人说：“我觉得完全不会。”这位证人实在是太过**昂扬，他说每一句话都是手舞足蹈，并常常从他那黑云般的长发中露出脸来大声发言。奥古斯丁爵士说：“我没有要问该位证人的问题。”奥古斯丁爵士做此判断，可能是因为已经发现这位证人总是对自己的“观众”喊话，全然不顾其他听不懂戏剧的公众。
审讯进行到第三天了，辩方传召了埃尔维特·甘德。证人自称是一名医学博士、心理医生、精神分析学家。他表示自己为精神分裂症患者、有精神困扰的青少年提供治疗，也出版过一些关于语言和社会、心理健康，以及精神病患者群体症状分析的一般书籍，《语言是我们的紧身衣》《压迫者之舌》《我是我兄长的守护人？》等都是他的作品，他也承认，自己对研究语言和压抑两者间的联系尤其有兴趣。“当然，还有语言和表达。”他补充道。
坐在证人席上的埃尔维特·甘德有着冷峻和整洁的形象，他的秃头在闪光，他的鼻尖在闪光，他的长牙在闪光，而且闪得更亮。他的眼睛巨大，有雕塑感，但眼皮耷拉着；他做证时，像逐渐在施咒，咒语的连缀感慢慢增强，但他的声音却是平稳的，只是到了快说完时，他气若游丝，像耍蛇人的姿态一样摇晃不定，他还有边说边用手轻敲证人席壁架的习惯。他出庭时穿了一件皱巴巴的灯芯绒西装外套，黑色的，内衬一件米白色的马球衫领针织套衫，裤子也是灯芯绒的。弗雷德丽卡注视着他，把他想象成一件打磨光滑的象牙制品，或一块乳白色的大理石。赫弗逊-布拉夫问了他一系列精心设计的问题，意图让他论证《乱言塔》作为一本阐述个人精神崩溃以及群体社会痼疾的作品，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
甘德长篇大论着，声音洪亮，又极具音乐性，只消片刻，便将听审的公众全都笼络成一个对他的颠头耸脑心服首肯的群体，但他发言结束后，大多数人无法记得他发言的大部分内容，还有一些人，根本想不起他到底说过什么。甘德说，人类是分裂的生物，而且越来越分裂，不仅与其他人分裂，自己的身份和意识也呈分裂状态。甘德认为，《乱言塔》不仅体现了这种分裂感，也传达了一种与自我、与群体聚合统一的渴望，就像巴别塔原始的神话故事一样。甘德说，人类愈加成为一种“投射”，一种对他人想法或意识的投射——尤其是家庭成员的想法或意识，也是对内心恐惧及隐秘心愿的投射。他指出，我们活在一个人类被标签化的世界，不但被标签化，也被评判为罪犯、疯子、变态者、施虐者或其他极具偏见意味的名称，评判后即被惩罚，或者也有稍微好一点的标签，比如绝望的、深情的、合理的、疑惑的。语言毁灭了我们，正如语言造就了我们——《查泰莱夫人的情人》曾备受谴责，是因为直截了当地使用低俗的脏字来描写身体功能，我们因此用委婉语高筑起一整座语言牢笼，从此避免对这些身体功能的平铺直叙，用语言把人类从自我中分裂。但有一种人类疾病——妥瑞氏症——一种遗传性的神经内科疾病，会让人的身体不由自主地**，或者突然口出那些被认为是恶劣到不应该说出口的字眼——**、屎、尿。甘德说不会因为自己用了这几个字眼，而向庭上致歉。他说，那几个字眼无非是像夜间遗精时，从人体流出的**，再被如污渍一样擦拭即可，和**是一样的道理，都是无比真实的存在。但人类却甘愿冒险犯难，连同我们为遮掩身体而捏造的语言，鬼鬼祟祟、徙倚仿徉。裘德·梅森为我们揭露了我们的结局：我们将面对皮舌和铁具，既然我们被禁止使用口舌和身体器具。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已经开始恍惚，却还在坚持。他既要掌握问答的主控权，又要敦促他的证人将关注点移转到“也就是说，我们手上这本书”上。这似乎正中甘德下怀，甘德说：“你的敦促，不禁印证了两种令人销魂的对比：一是对话和**，二是自渎和独白。足够的医学证据显示，比起**，男性**时释放的生理物质更多。”
“请问关联何在？”法官戈达尔·贝拉弗莱忍不住问，“你刚才的话与本案，与本案中的书，或者与本案中这本书的内容，怎样能产生关联？”
“法官大人，我在说的是语言自渎，或者说是《乱言塔》式的自渎，是有意识的自曝、有良知的自曝，我在说的是这本书是孤立状态和非现实感的产物。”
甘德又径自说了下去，他说《乱言塔》中的塔民社群，求索的是一种早已遗失了的具有原始性质的统一状态。“那种统一状态是不可能的身份认同，一种多相变态。我可以引用莱纳·玛利亚·里尔克的诗歌做出解释，里尔克祈求能够变成一个实现自我满足并独立生活的雌雄同体者。”
“他当真有这种执念？”
甘德吟诵道：
Mach Einen herrlich, Herr, mach Einen gross,
bau seinem Leben einen schnen Schoss,
und seine Scham errichte wie ein Tor
in einem blonden Wald von jungen Haaren.
“我不知道，”法官说，“甘德先生，我是该请你为陪审团着想，把这段诗翻译成听得懂的语言；还是该请法庭速记员从法庭记录上把这段诗，作为无关、无效证词删除掉呢？我的德语不是那么灵光了，但我极力跟随着你的引用，你的引用让我觉得有点……有点……嗯，或者赫弗逊-布拉夫先生能够为我们指明：我们到底需不需要这段诗的翻译？”
赫弗逊-布拉夫说：“甘德先生的热忱尽管很有感染力，却也让他自己被冲昏了头，失去自制力，如果我对甘德先生的话做出了正确理解，我想说甘德先生的主要论点是说《乱言塔》的塔民群体是一个病态的群体，他们试图获取统一，最终却失败了。”
法官：这个论点与“语言自渎”以及里尔克的诗到底有什么关系？
甘德：能让我回答吗？D.H.劳伦斯说过：“我要使我的世界——我的小说世界保持健康，方法是邀请每条在我头脑中那片‘无意识沼泽’的边缘上盘圈、缠绕的小黑蛇，爬进我的小说世界中。”法国超现实主义作家米歇尔·勒西斯也说过：“施虐、受虐，以及几乎所有的丑行恶习，事实上只是让人类更加体会到自己是人类的方法。”我想要说的是，《乱言塔》一书中的英雄考沃特，正如史密斯教授所言，是一个像傅立叶一样的人，想要在塔里为他创建的社群安排筹划好所有事情，他希望从此不再有迷失的灵魂，不再有因被抛弃拒绝而苦寻皈依的生命，所有人将成为统一的一个整体。在书中，这最终是行不通的，不过，这种渴求是高贵的，不仅高贵，而且清醒、健康。我之所以引用里尔克充满寓意的诗，是因为它在同样程度上让我高兴，让我看到关于统一整体的一副盛景——对雌雄同体、多相变态、自我满足、浑然一体，那美丽而无望的向往。
法官：我不确定我应该这么做，我们可能会浪费庭上所有人的时间，但是我要请你翻译里尔克的诗。
甘德：谢谢您，法官大人。可以这么翻译——让我想想——就这么翻译：
使一个人丰美，主啊，使一个人壮大，
为他的生命建起一个美丽的子宫，
让他的羞耻之处雄起如支柱，
矗入澄金色的柔亮森林中。
法官：谢谢。非常感谢。我相信陪审团肯定觉得听明白了远比听不懂好。
甘德：这首诗很有力，很美妙。
法官：也许吧，但听德语原句时似乎更好，我这么认为。赫弗逊-布拉夫先生，我真的认为我们应该回到讼案的中心要旨上了。
赫弗逊-布拉夫：完全同意，法官大人。甘德先生，是否可以请你用你自己的语言，来为我们分析：《乱言塔》随着故事的深入和暗黑化程度的加深，施虐受虐的行径愈加频密。作者这么写，到底有什么意图？意欲达成什么效果？
甘德：好的，我当然可以来分析一下。这些行径被定义为“贬降仪式”。我想为陪审团介绍H.加芬克尔发表于1956年第61期《美国社会学期刊》上的一篇文章，这篇文章探讨的是“成功贬降仪式的条件”。文中写道：在现代社会中，贬降仪式是离间、异化行为的一部分，在所有机构中都会发生。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R. D.莱因，在英国皇家学会出版的《动物与人类的仪式化行为》一书中，将许多现代精神病诊断行为定义为不折不扣的异化仪式、贬降仪式，一些公共检讨会也属于这个范畴。《乱言塔》中的告解、忏悔活动，以及剧场，都有进行贬降仪式的功能。我们也可将这些活动与某些妓院里上演的一些画面相提并论，比如男人被强迫打扮成淘气小男孩或殉道者的样子，被链条捆绑起来，任凭妓女贬损、辱没。热内也指出，人们也有去扮演司仪、辱人者、法官、主教和司令官的需求。不管是在妓院寻欢，还是在真实的日常生活中，都是一样的。一种暴力躁动，一种血性反叛，在向真实自我穿刺和洞悉的过程中，都是必要的。
法官：我不确定我听懂了你的话。你的意思是说法庭、精神病院，甚至教堂，都是为了贬降人类而设计出来的？你的意思是说，梅森先生在书中是这么表述的？
甘德：不、不。只是从某些层面上看，这些机构可被理解为有贬降作用的，但《乱言塔》深刻、绝妙、流畅地论述了我们对彼此进行贬降的谜之疑团和含混暧昧。法官大人，你可以把我们的贬降欲望视为原罪的一个方面，或者是用于对将人群进行分裂的那种力量的一种展示——这在《圣经》中的耶和华身上就体现得很明显：耶和华沉重地打击了巴别塔原居民们的放肆无礼。
法官：甘德先生，你的自我表达清晰，但说理却让人有些费解。如果我理解得没错，你是不是在谴责耶和华打击对人类进行分裂的罪过？
甘德：耶和华是一个人类神祇，是一个人类投射，从这个角度看，你对我的理解没有错。
法官：我必须提醒你的是，你刚才出庭时，是以《圣经》起誓的。
甘德：我起誓的时候，说的是“我对万能的上主宣誓”。我是那么说的，也是那么想的。我所说的“万能的上主”是一股凝聚的力量，是一片光与美的净域，而不是一个打压人民的残酷审判者。
法官：你教化了我。
甘德：法官大人，我记起一段语录，来自西蒙娜·德·波伏娃关于萨德的评论，想必能精准概括我的本意。
赫弗逊-布拉夫：我想我们可以摈除语录或引用，回归正题《乱言塔》和它对残酷虐行的描述。我记得你曾说过，《乱言塔》是一部反映人类苦难和社会痼疾的深奥作品。你用了一个法语单词“痼疾”，来指代顽症、沉疴。
甘德：但我想到的那句西蒙娜·德·波伏娃语录颇能说明一切，那句话完美地解释了萨德，以及裘德·梅森。西蒙娜·德·波伏娃洞悉了一切，她是一个那么重要的作家，那么值得尊敬的思想家，请一定要听我说她的那段话：“太急于支持萨德，无异于背弃他，因为他想要的就是我们的困顿、屈从和死亡；而如果我们同情一个在孩子喉部割下一刀的性欲狂者，我们就是与萨德对立。萨德并未禁止我们去为自己辩护，他准许一个父亲去制止自己的孩子落入色魔手中，也不反对那位父亲在孩子被性侵被残害后去复仇，去杀死那个强奸犯。萨德的诉求是：在不可调和、互不见容的独立个体之间的搏斗中，每个个体都以‘存在感’的名义，与自我意识牢固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萨德认可人们之间的宿怨和世仇，他不认可的是法庭。萨德认为我们可以杀戮，但我们不可以审判。法官的惺惺作态远比暴君的装模作样更加傲慢自大，因为暴君把自己囿限在自己的世界里，而法官却将自己的观点上升为普遍规律。法官的成就，根源无非是一个谎言。因为每个人都明明被自己的皮囊死死囚禁，根本无法成为任何两个不同个体的调停者，毕竟，谁跟谁都是隔绝的。”
赫弗逊-布拉夫：甘德先生，你不会是在暗示梅森先生藏于书中的论点是“我们可以杀戮，但我们不可以审判”吧？
甘德：啊，当然不。裘德·梅森不接受萨德的信仰——他根本不接受这个人。但为了版税，他愿意给萨德的论点一次被讨论的机会。我们身在一个自由社会中，任何严肃的论点，都可以被有偿地传播、散布。
法官：的确是一个很严肃的论点：“萨德认为我们可以杀戮，但我们不可以审判。”
甘德：但那只是个论点。您是个有智慧的人，这是个智慧的法庭，您怎么样也得意识到这一点——抱歉，我这句话的表述不对劲——我知道您明白这是个很严肃的论点，其实，您和裘德·梅森都不接受这个论点。尽管我对审判、标签、投射、灌输、心魔等概念都抱持怀疑态度，就算我是这样一个人，比起累积仇怨和轻易杀人，我还是站在支持法庭这一边，我也不接受萨德的论点，但我愿意承认他的论点所具有的深远重要性。我们不能禁毁萨德，或裘德·梅森。
法官：好的，甘德先生。好的，赫弗逊-布拉夫先生，你的证人已经把我们所有人都带往深层境界了。
赫弗逊-布拉夫：法官大人，我们正在讨论的正是一本很有深度的书，这是毋庸置疑的，毕竟《乱言塔》不是一本悦己愉人的小说，不是一本烦言碎辞的小说，它的确在往深处探伸。
奥古斯丁爵士问埃尔维特·甘德：“如果你拥有权限的话，你是否有想要禁止发行流通的书？”证人回答说：“如果可以的话，我想禁止芭芭拉·卡特兰的小说，因为她的小说全是谎言，会给相信这些谎言的人带来不幸。”奥古斯丁爵士说，即使爱读这样的书，也是一种微弱欲望的体现，也是一种值得被认真探讨的心态。甘德微笑了，他同意奥古斯丁爵士的看法：“我刚才的答案给得有点仓促，那只是一个夸张的说法，你说的是对的。重点是：无论什么，这都不构成禁毁一本书的理由。”
问：反正到最后——万事皆可？
答：啊，是的，我是这么觉得的——万事皆可。
问：法官大人，我没有更多问题了。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开始显得面红耳赤，四肢懈怠。他跟自己年轻的后辈同事和鲁珀特·帕罗特悄悄交谈，很显然对证人选择以及之后将要上庭的证人存疑。不管怎样，他还是传召了阿夫拉姆·斯尼特金，他在去证人席之前，把自己的录音机交由弗雷德丽卡保管，请她来帮忙录下自己做证的过程。
斯尼特金出庭是为了根据多份社会学研究资料来论证一点：那些有性冒犯、性亵渎癖好的人，在能直接接触到“露骨的文学作品”的情况下，实施性侵犯或性暴力的概率其实较低，尽管一般认为这个概率也许是较高的。但斯尼特金真是一个糟糕的证人，因为他无论做怎样的供述，几乎每句话都免不了用“一方面”“另一方面”“可以这么说”“在一些能被精细描述的情形下”之类的赘语，这让他的话像被紧紧包覆在茧里，缺少鲜活的说服力；而在当控方只是简单地问了一句：“你所说的那些社会学实验里，使用的文字素材是否可被归类为‘**作品’？”斯尼特金却用了冗泛口舌，大费周章地论述到底何为“**作品”，他说：“**作品的定义要看‘**’的定义，也要看那些作品的读者或使用者，到底赋予了作品怎样的用途；同时，也要看所谓的‘**作品’的读者或使用者的习惯或习性，是否经过研究和分析……”
法官打断了他的发言，让他长话短说，也许是因为有了应付埃尔维特·甘德雄辩言辞的前车之鉴，法官必须适时地表现出一种急躁感。
斯尼特金还辩解道：社会学研究显示，**行为历来是被疏离和被挫败的一种反抗武器，这带有传统性，而当他口若悬河地解释什么是“**行为”时，又遭到法官和赫弗逊-布拉夫的制止。然后，他将裘德·梅森形容为一个“怀有理想主义、希望重新改造社会的年轻人”。斯尼特金说：“如果无政府状态是一个另类社会诞生后的初期形式，那么对语言的**与玷污，或者说让语言变得**又无用，正是建构一种新语言的必经过程。”
奥古斯丁爵士直接设问：“你是不是在说《乱言塔》是一本**的书？”
赫弗逊-布拉夫立即提出反对——证人关于《乱言塔》是否**所发表的观点不应被庭上接受。
反对有效。
奥古斯丁爵士改问斯尼特金：“你认为《乱言塔》是不是年轻人希求**、玷污语言的例证？”
斯尼特金否认，他说完全不是这样。而且恰恰相反，《乱言塔》是反对**、玷污语言的，《乱言塔》中使用了极端清晰表意的语言，来造就其文学价值。“我想说的不过是——”斯尼特金说，“我们活在一个新的舆论环境中，《乱言塔》的文字已非多么令人心惊胆寒了。这就是我要说的。”
奥古斯丁爵士说：“我们中有些人活在那个环境中，而另一些人则极力避免活在那个环境中。”
下一位证人是阿德尔伯特·霍利教士。他白发轻扬，手指被尼古丁渍染成黄色，穿着神职人员的白色硬立领。众人被告知他是任职于圣保罗教堂的教士，也是神学和心理学作家，同时也是一位专业的“性治疗师”，还是一个专门以提供热线电话来帮助绝望人士的慈善组织的负责人。
赫弗逊-布拉夫问他是否认为《乱言塔》是一本有道德信息的好书，霍利教士肯定地说：这本书既有文笔，又有道德。
问：你作为一位基督教牧师，是否会鼓励别人去读这本书？
答：当然会。这是一本很深邃、很有基督教色彩的书。
问：请问你为什么会做此评论？
答：这是一本关于承受苦难和施加苦难的书，而受难和施加苦难就是基督教的中心。我们崇敬那位被鞭打、折磨、戴上荆冠、剑刺、双手钉在十字架上直到气绝的人的尸体。我们更宣称，我们的上帝使此人受难——而此人是上帝的一部分，即是上帝——受难承担并偿付了我们的罪责。我们的上帝是一个残酷的、善妒的上帝——这是《圣经》一直固执地向我们讲述的。残酷和苦难是我们教义和仪式的重点，基督教是一种观念的表达：即现在被我们称为虐待、受虐的行为和思想，便是我们存在的中心真理。
问(法官)：你的意思是说，你作为一个基督教牧师，认为上帝本质上是残酷的，另外，这本书也指明了这一点？
答：以前我们所称的上帝有一部分是残酷的。另一部分是人性的，是基督。我认同威廉·布莱克的说法，他在《最后的审判》中写道：“如我所想，世界的创造者何其残酷，作为基督的崇拜者，我不禁要说：‘哦，儿子多不像父亲啊!’全能的上帝先往头顶上一记猛击，其后耶稣携疗伤的良药而来。”为了缅怀他，我们必须崇拜耶稣的人性，我们必须吃下他垮掉的身体，饮下他流失的血液，因为他祈求我们那么做。
赫弗逊-布拉夫正在引导，或者说正在试图引导这位证人回到对《乱言塔》里一些事件的道德分析上，比如儿童们的捕猎、洛绮丝的死亡。赫弗逊-布拉夫想引导霍利教士说，这些片段充其量只是在道德上是惊悚的，而非在性意识上挑逗。赫弗逊-布拉夫的诱导并不算成功，因为霍利教士的回应痴迷而癫狂，他说这些片段写得“骨寒毛竖地恐怖，神乎其技地奏效，光彩射目地邪孽”。霍利教士离题地说起对儿童和死亡的看法，他自言尤其为诺曼·O.布朗奥妙的精神分析学说所吸引。他形同呼喊：“《乱言塔》《圣经》，以及诺曼·O.布朗的著作都是对人类社群里爱与死到底如何产生的一种凝视。不管是生殖细胞，还是人类社群的‘一灵真性’，都弄不懂死亡是怎么一回事。死亡伴随着‘个体化’而来，婴儿脱离了曾经吮吸过的**，将成长为一个独立的性别生物——在家庭中，个体开始分离，预示着新的核心家庭就要出现，死亡也即将诞生——当儿子成为父亲，儿子的父亲就可以死了，也必须死。人类家庭是由强烈而紧张的爱的模式构筑的，因此必将制造出更强烈更紧张的死的模式。法官大人，这是诺曼·O.布朗的理论，也是裘德·梅森在书中所论证的。”
法官：是吗？我恐怕没听明白你的意思。你每个单独的句子我都能理解，但整体大意令我似懂非懂。
霍利：我可以释疑。
法官：不，不必了。我相信陪审团成员们各凭才智，达成了对你证言程度不一的理解。我也相信陪审团会自行判别你这番神学领悟，是否能和他们对《乱言塔》的解读达成一致。
塞缪尔·奥利芬特代表裘德·梅森向这位教士展开问讯。
问：你与裘德·梅森相识？
答：我认识他有一段时间了。
问：你会怎样形容他？他是不是一位严肃的作者？
答：他是个非常有才华的年轻人，同时处境也非常艰辛，有才华的人常常如此。他与社会的关系不能说是顺畅的，他的生存状况也堪忧，不过他挣扎着向外界传达着想法，进行着创作。
问：即使他个人境遇欠佳，他是不是也从不间断写作？
答：他生活在边缘上，在极端上——我是指他的经济状况，他很贫穷。他为人处世的态度其实是一种疾病的表现——他遭受过社会的迫害和嘲弄，他是一个替罪羊，一个受害者。
塞缪尔·奥利芬特没有预期会得到这样的答案，犹豫了一下子他决定继续问下去——这要比重新回到上一个问题更好。
问：你是说他因身处困境，所以了解现代生活的苦痛？
答：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圣愚”般的人物看待，就像让-保罗·萨特笔下的“圣热内”一样，又或者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塑造的“白痴”，他是一个在残酷世界中颠沛流离的纯洁之人。而萨特把“圣热内”视为一个萨满教的僧人，先被死亡精灵肢解，再被砍成碎块，尔后重生，成为一个智者。裘德·梅森也有复苏的智慧，他的人生蒙受苦难，但他却能在书中死而复活、重获新生。
听了这番突兀的又极致的颂誉，裘德·梅森完全没有露出任何感恩的表情，这让辩方律师们都尴尬不已。
奥古斯丁爵士起身，对证人反诘。
问：你对基督教和虐待及受虐的观察让我很感兴趣。你是否认为《乱言塔》中对折磨的描写，体现了一种对世界残酷性或对造物主残酷性的宗教式体验？
答：是的，我是这么说的，也是这么想的。
问：所以你觉得作者刻画这些露骨性虐的动机是昭示一种虔诚的宗教狂热？是极度渴望带读者感受肉体痛楚及性痛楚这两种贬降行为的由浅到深的不同层次？
答：基督体尝了各种层次的痛楚，他死于痛楚——这我们都应该知道。
问：但我想他没有经受过性痛楚。
答：所有的痛楚都与性相关。他曾是一个人类，他以人类姿态受难。
问：你认为阅读这本书时，读到其中哪些晦涩艰深的性恐怖场面，会让读者能够以一种——或许是一种极恍惚极模糊的方式，将这些性恐怖场面与主耶稣基督的受难联系在一起？
答：如果人类竟然不能读取或感知世界上的各种可能性，这真令我无法想象。
问：让我问得更清楚一点，也请你答得更清楚一点——你认为推荐别人读这本书，是不是一种基督教行为？
答：我必须引用约翰·弥尔顿的《论出版自由》：“那种动辄逃逸自保、一贯隐居避世的道德，那种绝无突围出击、回避直面敌手的秉性，那种只会临阵脱逃、不愿加入奋战的品行令我不敢恭维。须知那不朽的花环，是要在经历一番烟焰张天、腹热肠荒后才能夺取的。”
问：但我们的主耶稣不就曾说过一句话，也告诉我们要如此祈祷——“不叫我们遇见试探”？
答：翻译得有出入，我们现在都改说：“不让我们陷入**。”
问：真的改成这样了吗？法官大人，我没有更多问题了。
弗雷德丽卡必须得错过几位证人的出庭应讯环节，因为她要见法庭福利处事务员。事务员会在监护权听证会召开前，来对她进行访谈。这位由法庭指派的事务员安西娅·巴洛是一位中年女士，来弗雷德丽卡家中进行访视那天，穿了一件波斯羔羊皮衣，戴一顶皮帽子。她的眼睛很亮，但眼睛间距有些大，头发白中带点灰，她在交谈时，表情常常过分热情、入迷，这让弗雷德丽卡对她没什么信心。在弗雷德丽卡眼中，这位安西娅·巴洛太太基本上是夏丽蒂·法勒一样的教条女人，夏丽蒂·法勒是吉迪恩·法勒的妻子——那个宗教组织“喜悦孩童”的创办人的妻子。出乎弗雷德丽卡意料，巴洛太太问的问题挺有一套，尽管发问急促，但问题很合乎情理。她问弗雷德丽卡：“你是否觉得利奥在布兰大宅的话，过得会更开心？毕竟那里有田地、马场、果园。”弗雷德丽卡说：“是这样，没错，正因为那些理由，我也差一点就把他留在那个地方了。”巴洛太太问弗雷德丽卡为什么最终没有将利奥留在那里。
“因为他想跟我一起走，那也是第一次我无比真切地感觉到：他是我的孩子，我的血肉，我是他的母亲，他的人生是我给的，不是皮皮·玛姆特给的!无论我多不完美，他也需要我，我们对望时，连表情都是一模一样的。”
“那么他父亲呢？”
“利奥的确也是他的，这就是灾难的源头。可幸好，利奥虽然年幼，却是个早慧的孩子，是个敏锐又有坚定信念的孩子，知道自己最想要的是什么。”
“你爱利奥吗？”
“比爱任何事物都要爱他，包括我自己，包括我的书，不管我想不想爱他，我都爱他。这是天性使然，我想你问了一个荒诞的问题。”
“我明白。我只想听听看从你口中到底能说出怎样的答案。你会非常惊讶于不同人所给出的不同答案，很多人把这道问题当成监护权攻防战的要塞，志在必得；又或者他们会说：‘我必须得爱他，不是吗？’”
“好吧，其实我也可以说：‘我必须得爱他，不是吗？’这是我的生物机制。”
“你爱你儿子，这我毫无疑问。”
“最后会怎么样呢？”
“这不在我的控制范围之内，我还得去走访他的父亲，还有他的姑姑们，也得亲自和你儿子对话，我可以和他单独对话吗？”
“如果他愿意的话。”
“我对与孩子们沟通很拿手，放心，我不会让他不安的。”
“这孩子有点容易精神紧绷。我另外想说的是，我完全不赞成把这么小的男孩送进寄宿学校，我觉得那很危险又糟糕。孩子们都太小了，寄宿学校那个环境……但利奥很像我，独来独往，他和我一样，需要一种自我的生活，他一定会厌恶寄宿学校的环境。请你一定要体谅这一点，他是一定会厌恶那种环境的。我希望我的话听起来不是那么刺耳。”
“不，这是很合理的担忧。我想知道，你能善尽抚养之职吗？”
“我都已经安排好了一切。我有阿加莎相陪，利奥有莎斯基亚做伴，而且孩子们去的是一所好学校。”
“那学校的确不错，我调查过。”
“那么，最后会怎么样呢？”
“一般上，福利处总是会倾向于母亲，但如果是男孩的话，可能就不是那么倾向了。不过，法官更愿意相信女性比较适合照料孩子，这没错，我是这么想的。”
“在利奥身边围绕着的还有很多其他女性，但只有我，是他母亲。”
“一点也没错。我能看出你多在乎这孩子。”
回到法庭，赫弗逊-布拉夫传召鲁珀特·帕罗特进入证人席。帕罗特说为能出一本像《乱言塔》这样的书感到自豪。《乱言塔》是一本重要的书，尽管有争议性，但它所传达的信息却是非常有道德感而且属于这个时代的信息。帕罗特口吻轻缓、快活，声音有一丝高傲意味，却被他那夸张的谦恭有礼全部掩盖过去，他真是十足的老派格调。他的蓝色眼睛熠熠发亮，他圆润的脸颊也绯红而有光，他回传给提问者的那份关注力，让提问者感到有点过于强烈。帕罗特始终是一副对所有事情都谨小慎微、用心推敲的样子。赫弗逊-布拉夫问帕罗特，最初承担这本书的出版时，是否想过这本书会被认为是触目惊心、难以领受、秽乱不堪的一本书。
答：嗯，是的，自然是这样的。这本书程度深，内容硬，完全不手下留情。但是，我相当有信心的是读者大众以及有关当局，会发现并注意到这本书的实质——严肃、有抱负的文学佳作。我当时感到：这本书的时代已经到来，我一定要把它介绍给这个世界。这本书说的全是存在于我们社会里，亟须被挑明被正视的事情。
问：是怎样的事情？
答：控方已经多次提及了其中一部分事情——比如，寝室中那些孩子的施虐惩罚行为。实际上，包括这个情节在内的许多内容，都让我意识到这是一本我必须出版的书。因为读到书中的寝室和惩罚，我求学时的片段历历在目……
问：你也是“旧猪圈里的公猪”？就是说，你也是斯韦恩伯恩学校的毕业生？
答：是的，我是。像你一样，我相信《乱言塔》的作者裘德·梅森也是。《乱言塔》里有许多细腻的绘写，但最细腻的绘写之一是对孩子们寝室里日常情况的叙述——在此刻的大型寄宿学校里，同样的事情肯定仍在发生。
问：请让我问得详细一点：你不是在说斯韦恩伯恩学校的寝室里也曾发生过谋杀吧？
答：没发生过，但险些发生。而且没有人外传，这是一种保持缄默的密约，一种心照不宣的氛围。反正大家觉得小男生们都很乖巧，老师们也是如想象中闪亮和体贴。《乱言塔》这本书却说出了真相，尽管读起来像是出自放肆的妄想，但大段大段的内容，就我所知，却是再令人清醒不过的事实。这就是一开始我被这本书触动的原因，后来，我发掘出其他更多的亮点。总而言之，清醒的现实主义观察和记录贯穿这本书始终，而那些幸运的，从没有在斯韦恩伯恩就学过的读者，可能无法更准确地评估它。
问：你认为让读者获知现实生活中发生的事件与《乱言塔》中给人空想错觉的叙事相去不远，是符合公众利益的吗？
答：全盘考虑后，我认为是的。我是说，要限制公众的知情权已经再无可能。只要听过福斯托·杰梅利证言的人，都会认同我们此刻正置身于一种新的社会风气中——更多事情有了被广泛讨论的机会，而不是像以往般被掩盖。我们英国人不再蒙昧或那么轻易地感到震慑，而现在的冲击远比当年克莉丝汀·基勒、曼迪·赖斯-戴维斯的事件爆发时的冲击力小。我想，这样的开化风气有好的一面，也有坏的一面。比如，新闻媒体报道会让某些人，尤其是脆弱群体陷入苦恼，比起如《乱言塔》般富有想象力的虚构文学作品，危言耸听的新闻报道伤害程度更大。奥古斯丁爵士在质询中提到了“沼泽谋杀案”，我认为对罪案的一些报道令人毛骨悚然、极度不安，《乱言塔》可不是这样的笔调。但我同时也承认，作为一个整体的公民社会，我们还是因循了一些老规矩——假装有些事情并不存在。当奥斯卡·王尔德被投入监狱时，法官说“这是我审判过最糟的案件”，法官还声称王尔德罪孽之深，深到令法官必须给自己下一个“禁止令”，好让那些不愿说出口的语言继续放在腹中——即使面对罪大恶极的王尔德，也不要口出恶言，法官说：“任何一个正人君子听了王尔德这两桩案件的案情后，那些语言都会禁不住地涌上胸口。”但当时有一份报纸，也只有一份报纸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指出那位法官肯定审理过真正恶性的案件，包括谋杀案、勒索案等，同时还痛斥道：这是一个因虚伪而有罪的社会!那份报纸疾呼：“为什么英国政府不对公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每个男学生，以及大学里至少一半的男大学生提起公诉？大学里男女学生间的狎昵行为，司空见惯如通奸!这是每个人都心知肚明的事!”在许多公众或大多数公众对人性的了解与公共言论尺度之间，有一条鸿沟，那些和我以及我料想中的裘德·梅森一样，在学校中受到霸凌的人，也是那些旁观小男孩“缄默密约”的受害者。这种在光天化日之下的“缄默密约”，和寝室中那些暗不见光的威吓欺压，是一样可恶的!庆幸我们都是成年人了，活在一个进步时代中，对于忠实描述我们所作所为的成熟文字，难道我们成年人没有权利阅读吗!
(法庭速记员记录道：法庭里此时响起零零星星的掌声。)法官要求保持肃静，并示意：如此干扰庭审的行为不可再次发生。
轮到奥古斯丁爵士对鲁珀特·帕罗特提问。
问：帕罗特先生，你是一个颇受敬重的出版人，你在出版开智启蒙类书籍和前卫先锋书籍方面，享有盛誉。
答：是的，对此我不必自谦。
问：你也出版了埃尔维特·甘德的书，埃尔维特·甘德先生刚才关于“贬降仪式”和“多相变态”的演说令我们大长见识。
答：你也不需要话中带刺。他是一位严肃的思想家，备受尊敬和爱戴，能出版他的书，我很骄傲。(法庭速记员记录道：庭上小范围内响起了掌声。)
问：希望你不要把我的话当作讽刺。你也出版了阿德尔伯特·霍利教士的书，霍利教士向我们阐述了基督教的核心是受虐、受难和施加苦难。
答：是的，他也是重要的作家，能出版他的书，我很骄傲。尽管我并不认同他所有的强调重点，但我承认他是一位勇敢又细腻的神学家。
问：毫无疑问，毫无疑问。而你对《乱言塔》的出版也抱有一种责无旁贷的心情，对吗？你感到这本书代表的是对性自由的一记猛击，还有它对晦暗罪恶和隐秘残酷无畏又直白的揭发，对吗？
答：是的。但你的表述让我对这本书的感觉听起来有误导性，甚至有些荒谬。《乱言塔》是一本严谨、美丽、勇敢的书，与黑暗做最无所畏惧的对峙。就像我表明的那样，能与这本书产生关联，是我的荣耀。
问：我可以感觉到，对于公开你、裘德·梅森和我那位博学友人、你的辩护律师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在学校里忍受过的龌龊霸凌，你感到有一份不可推卸的责任感。
答：某种程度上，是的。
问：某种程度上。你借由《乱言塔》中寝室虐行的记录，猛然回想起了自己的求学时光，你难道不觉得：这种“识别”，让你对《乱言塔》的判断可能有些扭曲、片面吗？甘德博士就曾提醒过我们：童年创伤会在心中留下很深的伤痕，并且会激起怨愤。这是否会蒙蔽你的判断？
答：我不这么认为。这些伤痕强化了我的判断。我想借这本书涤除让那些苦痛发生并一再复发的人间虚伪。
下一位走上证人席的是犯罪嫌疑人——裘德·梅森本人。他站在那个“小盒子”里，一开始情绪低落，眼睑下垂，把两只手握成拳头，紧挨在一起，摆在身前。弗雷德丽卡凭直觉感知到：他刚刚戴上了一副假想的手铐。她看着他瘦削的脸庞和塌陷的眼窝，追想着他在被整理得干净整洁前，那副披头散发的样子。对比刚从证人席退下的他的出版人那番粉嫩、硬朗、尖锐，裘德·梅森显得像个灰色皮肤的空心人。弗雷德丽卡疑惑：他现在身上会是怎样的气味？还有那油炸味或汗酸味或体臭味吗？他现在是不是用了石炭酸皂，涂了男士止汗剂？弗雷德丽卡的鼻孔凭借想象被填满了报纸刚被印好时的油墨香，她不由自主地微笑起来。
塞缪尔·奥利芬特开始盘问自己的当事人。
问：请告诉我们你的名字。
答：裘德·梅森。
问：那是你的真实姓名吗？
答：是的。但不是我父母给我取的名字。
问：你父母给你取的名字是什么？
答：朱利安·盖伊·蒙克顿-帕迪尤。(法庭速记员记录道：法庭上响起一阵笑声。)
问：你更改了自己的名字？
答：很多人都改了自己的名字，我也改换了我的名字和我的人生。
问：请问你来自怎样的家庭背景？
答：我现在没有家人，我想我已被逐出家门。我父亲靠向酒吧卖猪肉小牛肉派赚了一大笔钱，但我是个素食主义者，不是因为美德或者良心什么的，而是因为我容易呕吐。我母亲是个摄影模特，名字叫波皮，我称我的父母为帕比、波皮。我们以前住在维尔特郡。他们有足够的钱找保姆和帮佣照看我，后来我五岁时，被他们送到贵族预备学校，十三岁时，我又被送进斯韦恩伯恩学校。所以我不能说我对我的双亲有多了解，毕竟我们将彼此抛弃了。我不知道他们如今是生是死，他们也不知道我的情况。这对我们来说挺好的。
这个拉锯一般的声音虽然毫无抑扬顿挫，但传递了一种叫人心神不宁的紧迫感：这些全都是说者预先演练好的独白，也是他很想说的话，不是勉强从他嘴里被逼问出来的。
奥利芬特：帕罗特先生多少提及了你在斯韦恩伯恩学校的经历，你在那里过得快乐吗？
裘德：呃，极偶尔吧，会有一种极兴奋、灾难性的快乐。但同时那些快乐的时光也毁灭了我的人格和我的人生。多数时间我是郁闷的，我很频繁地感到惊悸。那所学校里暗藏着极多极大极其精致的虐行，从不需要被人提议，想发生就发生。极多、极大。
奥利芬特：这些虐行是由谁实施的？
裘德：哦，惯常由男教师们实施。我们常常被各种不同的男人以各种不同的理由以各种形式鞭打。你如果能想办法让自己上瘾，而且能满足那些爱施鞭的人，你会活得痛快一点。另外，男学生们也都很残忍，有颐指气使或刁钻刻薄的，也有阴险的、戏谑的、下流的，这很平常，男学生应该在哪里都一样。我以为这相当平常。
奥利芬特：你撑过去了吗？
裘德：没有。简而言之，没有。我知道这跟我的外表有反差，尽管有太多被强加的施暴经历，但我没有享受被虐的癖好。我小时候像大多数小孩子一样，坚信受罚和挨揍是不可避免的、不可改变的、永无绝期的。很多人一旦成年，就很轻易很顺便地把这些统统忘了。
奥利芬特：你在学校时是个好学生吗？
裘德：我认为我是，我对语言的使用很有天分。有人曾告诉我，我那位波皮妈咪，我那位甜美的母亲，我那位一年与她相见的次数可能一只手就数得过来的母亲，有一部分法国血统。她有时候的确穿着很调皮的衣服入镜。我的法语很流利。
奥利芬特：同时你也精于英国文学？
裘德：啊，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我的英语老师说我前途一片光明：得到奖学金、进入名牌大学、写出博大精深的诗歌之类的。我更年轻时是个“小明星”，我在学校里所有的戏剧中都饰演主角，你知道，包括所有莎士比亚的戏剧。
奥利芬特：你都演过什么角色？
裘德：我扮演过美艳绝伦却喋喋不休的克娄巴特拉七世。我的英语老师，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称赞我说，从来没有看过比我演得更好的克娄巴特拉，我那时候天真地相信了。后来，我喜欢出演一些主角，比如赫瑞修，还有肯特公爵，忠实稳重。我也想扮演伊阿古，但是谁会在学校里演出《奥赛罗》？
法官：请问你的提问有何用意，奥利芬特先生？
奥利芬特：我希望借此介绍梅森先生的文学背景，以便引出之后对他作品文学价值的问题。
法官：我明白了。
奥利芬特：而且，我学识广博的同僚赫弗逊-布拉夫先生已经将梅森先生求学时期的经历，与他作品主旨的严肃性做出了联结。
法官：你当事人的创作意图对于作品本身是否**这个问题，没有参考价值。
奥利芬特：我了解这一点，法官大人。但创作意图对文学价值的探讨有参考价值，这两点在我的提问中能够产生联系——而且是很紧密的联系，我问的是我当事人思想成形重要阶段的一些经历。
法官：好的。但我认为无须谨慎检视他所有的学科或学校里非专业的戏剧演出。我们都看得出他陶醉于他学校时代的戏剧表演中。
裘德：并非一直如此，法官大人。
法官：是吗？并非一直如此啊。奥利芬特先生，如果你愿意，请继续你的提问吧。
奥利芬特：梅森先生，你没有读过大学，对吗？
裘德：是的，没读过。
奥利芬特：不过在你父母亲的计划中，你应该是要读大学的吧？
裘德：我青少年时期很不开心，我从学校中逃走了，我逃离学校的过程相当经典，或者说很浪漫，我毕竟是在半夜中逃走的。我偷了一辆自行车，一直骑到了哈维奇，又坐船去了阿姆斯特丹，我先在那儿游**了一阵子，后来被人带到了巴黎。
奥利芬特：你当时十六岁？
裘德：是的。我不认为我逃学后，我父母亲找过我，我没听说过他们有寻找我的举动。我在巴黎给他们寄过一张明信片，回邮地址写的是“留局待取”，我收到他们回复给我的一张明信片，上面写着：“我们不想知道。”
法官：你确定这就是你和父母亲之间所有的联络？
裘德：我不知道你为什么不相信我，这是真的。法官大人，如果别人根本没有寻找你的欲望，隐居是极其简单的一件事。我是他们最大的失望，这我不得不承认。波皮妈咪总是冲着我说：“你令人失望。”她在回寄给我的明信片上也是这么说的。她不会写字，只写了个“p”，我相信她把所有对我的失望，都用一个“p”表达出来了。我寄给他们的可能是一张令人失望的明信片——上面是居斯塔夫·莫罗画的斯芬克斯。可能他们以为我颓废了。
法官：所以你寄那张明信片是为了挑衅他们？
裘德：法官大人，那张明信片能有多挑衅？那时我独自过了六个月艰困的生活，是个年仅十六岁的少年。
法官：可能是那样的吧。我对你的真诚度比较感兴趣。
裘德：我说的都是真话，句句属实。
法官：但不完整？
裘德：法官大人，没有人能在短短几句话中道出完整的真相。就算我说出完整的真相，我也不觉得你会满意——我不觉得。我经历的不是很像样的一段人生，但我保证我没说任何一句谎言，我发誓不说谎。
法官：奥利芬特先生，请继续你的提问。
奥利芬特：在巴黎，你是否尝试继续你的学业？
裘德：我决定办一张法国国家图书馆的图书证。我结交到各种朋友——我的朋友也挺关照我，我还和在咖啡馆里遇到的人交谈，也在剧场和电影院里做点零活儿，当带位员之类的。我对法国文学产生了兴趣。我认识的一个人给我讲了傅立叶，你知道，那个人有点怪，却很有趣。我跟那个人说我要研究一下傅立叶，我去了图书馆，读了傅立叶的著作，我迷上了傅立叶的学说。我是个自学者，我相信自学成才。自学者倾向于一开始学一个东西，就一直学到死。我把傅立叶钻研透彻后，又转到对尼采的学习上。
奥利芬特：你那时候开始写作了吗？
裘德：我从没有一刻是停止写作的。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已经在写作了，而那之前，我习惯于讲故事给自己听。我以前会在镜子前打扮好，把一整个故事表演出来。有一次，我给波皮和帕比演了一出哑剧《灰姑娘》，我自己做了所有的衣服，演了几乎所有的角色，我没有任何朋友，我那时候身边只有一个保姆，保姆帮我扮演了神仙教母和故事解说员。波皮和帕比稍微鼓了一下掌，他们急着出门，而我才刚刚演到要穿水晶鞋那一段。抱歉，法官大人，我发现我令你感到无聊了，但你说过让我讲出完整的真相，刚刚说的这一切就是我最初的写作。我从来没把这件事告诉给任何人——也从来没对谁发过誓——哦，除了一个人，而那个誓言是一场错误。
奥利芬特：你什么时候开始了认真写作？
裘德：我所有的写作都是认真的，我认真到要死。写作才是我真实的人生，比那所恐怖学校的小黑屋和教职人员可要真实多了。
奥利芬特：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写《乱言塔》的？
裘德：嗯，可以说，也是在那时候吧，当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对了，是谁说我的书里只有五个或六个好情节？不管怎么样，我总是重复写着同样的一个故事。一群朋友要出逃到一个更好的地方，开始更好的人生，更美丽的人生，更自由的人生，在那个崭新天地里为所欲为。我想，是《灰姑娘》的故事、是《天路历程》的故事、是《珊瑚岛》的故事。从地牢里、煤渣中钻出来，去往舞会或天堂，睡在羽绒**，吃金盘子里的食物……直到稍微长大一点后，我才对那一切产生了怀疑：我们无比憧憬又极力美化的地方，也许是我们将要逃离的地方。
弗雷德丽卡心想，裘德·梅森在扮演一位伟大的作家，陈述自己伟大的才华，但演技略逊。奥利芬特适时地、强硬地打断了他。
奥利芬特：但《乱言塔》是一本成人书籍，不是童稚幻想。
裘德：它是一本关于童稚幻想的冷酷成人书籍，当然也是关于成人幻想的，我必须承认，不过这并不是顽劣、恶毒的写作手法。幻想对人类来说，就如蜂蜜对蜜蜂一样自然。时下人们总是一说到自然就要提起蜂蜜，如落窠臼一般……
奥利芬特：听过玛丽-弗朗斯·史密斯教授极其明晰透彻的证言之后，面对她的论点，你有怎样的想法？
裘德：(法庭速记员记录道：他的声音更加决然、强硬。)史密斯教授是个学者，她的评论可以说“隔靴搔痒”，这好像也是时下人们常用的说法。她的解说让我的书听起来干巴巴的，充满剪贴感，像是一摞厚厚的毕业论文东拼西凑之后捆绑在一起，等待被人们讥讽、销毁。从史密斯教授那乏善可陈、无足轻重的分析中，我完全认不出我的书，认不得那些糟糕的什么**。我真实地活出了那些故事，奥利芬特先生，书中所有的事情我都活生生地遭逢过一遍——
就在此时，裘德的嘴角出现了第一抹白色的泡沫或碎渣，他紧张地用舌尖舔来舔去。
奥利芬特：嗯，你可以不喜欢那种论述，但你亲口说过你的确读过傅立叶，而且也坚称《乱言塔》有一个庄重的道德观点，这没错吧？
裘德：艺术曾几何时有过“一个庄重的道德观点”？艺术只不过能感染、呼吁，艺术只不过能把你逗得咯咯笑，或者让你欢喜，让你哀愁。好吧，你不喜欢我的说法。你不喜欢是正确的，我是在装疯卖傻，我情不自禁地装疯卖傻。但我的书却不是一本疯傻的书，它是一本好书，它问世是为了启迪和感化，而不是为了伤害或催吐。读不出这些信息的人，是不会读书的人。
裘德和他的辩护律师在接下来的几分钟之内，围绕着《乱言塔》莫衷一是的“用意”来来回回、唇枪舌剑。奥利芬特保持着耐心，忍让着他这位总是爱反驳的当事人，不断抛出辩护团队已经研拟好的用于帮裘德脱困的说辞。裘德最终坦承：自己对人性的看法是“阴暗”和“消极”的，却不是“变态”或“扭曲”的。他后来又开始对这些“毫无实意”的形容词轻微抱怨了一番，最后还是被迫重申了自己对人性的观感。他说，自己像尼采一样，将人生感受寄托于一种顽强的悲观主义，一种欢快的绝望心情。他问自己能不能引用尼采来表达自己的感慨，他得到了允许。
裘德：尼采说：“每一次，当一个人不带挖苦、平心静气地评价人类，说人类只不过是一个带有两种欲望的肚子，只不过是一个只有一种欲望的脑袋，说这种话的人，只能够也只想要看到饥饿、性欲和空虚，似乎这些就是人类行为真实的唯一的动机。简单地说，每当一个人拙劣地评论他人，而不是说他人的坏话时，知识爱好者应该仔细又勤勉地聆听那位评论者的说法，大致上也应该每次都把耳朵借给那些说话时从来都不会气急败坏的人。因为愤愤不平的人，或总是对自己(或者对世界、对上帝、对社会)咬牙切齿的人，在道德层面上比喜笑颜开、自鸣得意的色鬼要站得高很多，不过那些愤怒之人，在其他任何层面，都要算是一个平庸、无趣、不是那么有益的人，而且没有人会比这种愤怒之人更爱说谎、更会说谎。”
法官大人，我是否可以说，“英伦之恶”不是人们常说的那种恶，而是愤怒。我们对每件事都能愤愤不平、恼羞成怒——邮票的价格、公共厕所的卫生条件、男学生或政治人物的言行、天气、用一腔热血和昂扬**写出来的书。其实是愤怒把我和我的书推上了审判台，愤怒让人无中生有、搬弄是非，对我的书捏造出毫无公正可言的读后感和种种假说。我的确对人类评价不高，写出了人类的恶，但其他很多人也这样写作，包括圣·奥古斯丁。法官大人，愤怒才是真正的**邪和猜忌，愤怒的声音不值一听。请不要听。
法官：你可能应该去给监狱的犯人朗读，而不是把时间都投注在傅立叶和萨德身上。
戈弗雷·赫弗逊-布拉夫的明智之举似乎是没有向自己的当事人发问太多关于《乱言塔》本身的问题，但他简直不能自拔地返回到对20世纪40年代斯韦恩伯恩学校状况的提问上。后来，审判结束后，媒体在报道这次审判时说：如果企鹅图书《查泰莱夫人的情人》一案中，受审的似乎是有通奸行为的查泰莱夫人，那么《乱言塔》一案则让人时不时地感觉到——真正的被告人是斯韦恩伯恩学校的教师和学生，是斯韦恩伯恩学校的公猪和猪倌。一位记者问赫弗逊-布拉夫，此案中他当事人的最大优势或胜算勉强可说是“暧昧性”，那么为什么不绕着这一点绕圈圈，却非要频频把矛头直接对准斯韦恩伯恩学校？赫弗逊-布拉夫说之所以强迫自己这么做，是因为他身为斯韦恩伯恩学校的毕业生，对那个学校在心理上也有一些打不开的结。“发生在英国的每一件事，”那位记者在报道中写道，“归根结底，都要溯源到教育系统、特权——或缺少特权、性之间那纠结的关系。萨德被耶稣会会士侵犯，但傅立叶却在公立学校寝室内的陷阱和幼稚的胡搞瞎搞中保全了他的高洁、纯真。”
问：梅森先生，你说过曾受教于格利斯曼·古尔德博士。
答：是的。
问：他是个好老师吗？
答：他有自己的一套，令人赞叹。
问：这我相信，他有自己偏爱的学生吗？
答：不是很公开，但有。他会特别挑出几个男孩儿，给他们进行课外文学辅导。可以说，他借此消除那些男孩儿的蒙昧。
问：你曾是他偏爱的学生之一吗？
答：一度是，之后就不是了。是一个很常规的模式。一开始他爱你，然后你令他“失望”了，所以他开始纠你的错，最终“毁掉”你。
问：“毁掉”，这个词用得很重。
答：所有被他偏爱过的学生下场都很凄惨，有各种传闻。据说有的欺骗成性，有的和低年级的男孩儿在公厕里鬼混被发现，有的未成年饮酒，有的自杀了——传闻中自杀的就一个。但那些他偏爱过的学生曾经都很优秀，而在被他偏爱之后，总会出一些怪事。
问：你是否也曾身陷于任何传闻？
法官：赫弗逊-布拉夫先生，你这些问题的用意是什么？想要导向哪里？
赫弗逊-布拉夫：这些问题都与《乱言塔》这本幻想式文学的现实性有关，法官大人。
法官：我看不太出来。
裘德：但我不介意回答这个问题，我今天想要回答所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