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来临，利奥和莎斯基亚要读小学了。阿加莎和弗雷德丽卡一齐送两个孩子去上学。利奥和莎斯基亚走路走得无精打采，但两个小人儿始终手拉着手，走过灰突突、脏兮兮的肯宁顿街。威廉·布莱克小学是阿加莎挑选的，她向与她一同工作的教学委员会里的学校审查员做了许多细致的咨询后，才选定了这所学校。学校位于黎巴嫩路，这是一个没有种植任何树木的街区，满布着各色小商铺，街区的中央就是学校所在处。威廉·布莱克小学是一座很高的暗色红砖正方体建筑物，窗户灰蒙蒙的，竖着铁窗棂，透过玻璃窗，可以模糊看到教室内部悬挂着纸做的鹦鹉、小鸡、罂粟花和小云朵。学校附近有一个大的沥青操场，操场躲在冒着尖刺的铁栏杆后面。学校有三个入口——每个入口都带有宗教意味，修着哥特式的石拱门，安装着厚重的铁锁门，三个入口门上缘的石头上分别镌刻着男孩、女孩和混血婴儿的铭文。阿加莎说，尽管学校从外观上看起来不过是一座令人不快的维多利亚式建筑物，但它名望很高。阿加莎向弗雷德丽卡保证，这所学校的声誉之所以高，就在于它教学法上的先进和创新。话虽这么说，两个女人的心还是被紧紧揪住，送孩子入学比自己入学还叫人担惊受怕。两个孩子双手相扣，没有太多表情。前一天，利奥才说：“我觉得，《糖果屋》童话中关于汉塞尔和格雷特最棒的一点是：他们是两个人。他们两人最后都平安无事，因为他们是两个人。”学校里，大一点的孩子冲过小不点儿们，跑到了前面，到处是推搡、冲撞和叫嚷。学生们由各色人种组成：有黑色皮肤的，棕色皮肤的，白色皮肤的，还有说不清楚确切肤色的孩子。在“混血婴儿”铭文下那个入口处的门阶上，有一位接待老师牵着利奥和莎斯基亚的手，将他们俩带进学校。这位接待老师是一个纸片人一般的姑娘，穿着一件草莓色的迷你裙，脚上是一双黑色的漆皮踝靴，头发亮黄，如金灿灿的蒲公英一样的颜色；她的嘴唇涂了一层油亮的唇膏，有点可怖；眼线涂得漆黑，像绕着眼睛画了黑圈，还戴着假睫毛——她看起来就是一个巨大的洋娃娃。在弗雷德丽卡的预期中，那本应该是一位更有母性的老师形象，没想到看到的是孩子群中一个稍大点的女孩子。这位老师是南丁格尔小姐，声音温和，透着通情达理的气质。她把四人带到衣帽间，每个小孩子都得到一个贴着动物造型的挂衣钩，他们的名字写在挂衣钩上。利奥的挂衣钩上是一头狮子，刻着的文字是“利奥，狮子”。南丁格尔小姐告诉利奥：“你的名字是狮子的意思。”利奥说：“我知道。”南丁格尔小姐说她很满意。莎斯基亚的挂衣钩上是一只毛茸茸的猫咪，刻着“莎斯基亚，猫”。莎斯基亚说：“我不想要猫，我不喜欢猫。”南丁格尔小姐四处找了找，给了莎斯基亚两个选择：一头骆驼或一只羊。莎斯基亚选了骆驼。“不过，它们会吐口水。”莎斯基亚对南丁格尔小姐说。南丁格尔小姐颇赞同地说：“对，我看过骆驼。它们挺任性的呢。”
阿加莎和弗雷德丽卡对老师和孩子们说了再见。她们走到大街上，撞上一群飞奔向学校的孩子。阿加莎再次向弗雷德丽卡保证这是一所好学校：“学校建筑可能有点不像样，但你看到挂在教室外走廊上的学生手工作品了吗？”那是一整班学生亲手做的装饰带，主题是《霍比特人》：有正在行走的戴着兜帽的矮人一族，矮人比尔博光着他毛茸茸的脚，手持直笛；白巫师甘道夫的白胡子飘飘扬扬，身后跟着一堆热情洋溢的伙伴；整个画面的背景是崇山峻岭，洞穴的入口处是正注目监视的兽人，天际线上是零星的狼；还有一根树枝，被肥大乌黑的蜘蛛占据，树杈间是精心编织的一片片蛛网；在整幅画面的最角落处，是藏匿在洞穴中的恶龙史矛革，它的鳞片是学生们别出心裁用牛奶瓶盖组合而成的——不仅如此，史矛革躺卧在一堆用彩色糖纸和小塑料弹珠拼贴成的金银珠宝中。整幅拼贴画可说细腻精美，阿加莎跟弗雷德丽卡说：“你认真看看这幅作品，能看得出来学生们得研究树木的生长方式和蛛网的编织原理等，还要掌握透视技法，在材料配置上也得有相当的创造力。”在拼贴画的上方，是威廉·布莱克诗歌的插画，比如《羔羊》《老虎》《小男孩的迷失》《土块和石子》，以此来彰显、赞美学校的名称。弗雷德丽卡回想起自己小时候叹服道：哪有这样的学校啊？她的确觉得这种新式学校叫人精神振奋，但她不确定利奥是否能够适应群体生活。瓷砖铺设的长廊里冰冷的声音回响、绵延，令人心寒。当弗雷德丽卡还是个小学女生时，她在学校里不断被同学排挤和针对——她自小就是个孤僻、愠怒的小孩。“这会不会遗传给利奥呢？”她有点担心。她和阿加莎说：“我完全没办法过群体生活，学校令我厌恶。”
“我也一样。学校的日子似乎永远都过不完，不断折磨着我。现在我想问：当年那些同学人在何处——那些在孩子群里那么成功那么讨人喜欢的人？”
回到家后，弗雷德丽卡收到一封信，装在很长的法务信封中。信封里是她的诉状律师阿诺德·贝格比的信，同时封装在内的还有被阿诺德·贝格比称为“被告方”的奈杰尔·瑞佛对“上诉方”，也就是弗雷德丽卡那封离婚申请书的回应。阿诺德·贝格比在信中说：“如你所见，被告方对我们的申请书中所有重要事实的指控都予以否认，他的回应由他的诉状律师代为誊写，我已备为附件，提供给你参阅，他在回应中敦促你带着和解与恢复夫妻同居权利的考量与他见面。他也对儿子的监护权提出要求。”
弗雷德丽卡打开厚重的大裁切书写纸，阅读“被告方”的信。
被告方，奈杰尔·瑞佛，由泰格先生和佩尔特先生两位诉状律师代理，就您提出的离婚申请致函于您，现回应如下：
(1)被告方对以上所述申请书中指控的虐待行为予以否认。
(2)被告方对以上所述申请书中指控的通奸行为予以否认。
(3)被告方对以上所述申请书中提及的儿子利奥·亚历山大的监护权提出要求，并对利奥·亚历山大的照管和养育提出以下安排建议：
利奥·亚历山大应与被告方一起居住于原本的家庭住宅：位于赫里福德郡朗巴罗的布兰大宅。在该处，他将由管家菲莉帕·玛姆特小姐照料，玛姆特小姐自他出生时便对其施以照料，另外，他的两位姑姑：罗萨琳德·瑞佛与奥利芙·瑞佛也将从旁照料。
利奥·亚历山大将进入布罗克斯预科学校读书，他已经取得这所学校的入学资格，他的父亲、被告方奈杰尔·瑞佛也曾就读于该校。从布罗克斯预科学校毕业后，他将继续进入坎伯兰的斯韦恩伯恩学校，那也是他父亲曾经就读过的学校。
利奥·亚历山大可定期在假期里探视母亲，他的母亲也可自主前去布兰大宅的家中探视他。
弗雷德丽卡急忙冲去见自己的诉状律师。在阿诺德·贝格比的办公室，她坐在被铁丝窗网切割过的阳光里，她只听得到自己的声音，一种恳求、恐慌的声音。
“他无法夺走我儿子，对吗？”
“对法庭来说，把年纪这么小的一个孩子带离母亲身边，把监护权判给父亲，将会是很不寻常的一件事——相当不寻常。但如果真的发生了，也只能说运气太糟。我们必须确保这种事情不会发生，我们必须正面迎战，既然你丈夫显然已经开战，我们应当回击。在我的预想中，我以为他至少会对通奸坦承不讳——如果我们放弃指控他虐待，他可能对通奸行为坦白——这才是文明人的做法，但是我们必须小心谨慎，不能显露出共谋的嫌疑，或者显现出默许、纵容他的通奸——因为我们的法律系统中，必须有对立的两方。瑞佛太太，法律要求一定要有有罪的一方和无辜的一方，法律也对主张离婚那一方持负面态度，并会极力证明到底哪一方在捏造证据，或对原本咬定事实却突然翻供改口那一方采取不信任态度——当然上述情况不是目前已经发生或需要应对的。不过你丈夫的确极力在塑造充满慈爱和宽容大度的形象。”
“不，他根本是恼羞成怒、毫不退让。”
“你怎么说都可以。他当然也可以说自己是宠爱慈爱和宽容大度的。他毕竟连你的背弃行为都可以包容，他还说想让你回到他身边。你必须能够证明他对你足够恶劣，以至于离婚成为一个理智判断下的要求。我会让你的辩护律师格里菲斯·戈特利在庭上要像斗牛梗一样战斗、争取。我们亟须能够为你所遭受的虐待做证的证人，还有当你丈夫远离你，做出那些苟且行为时的证人。你会不会考虑聘雇一个私家侦探？”
“不。那是一个可怕的主意。另外，我也负担不了，我负担不起任何额外开销。”
“我会向那些俱乐部打听打听，那个叫‘蜜罐’的俱乐部，还有那个叫‘尖角和流苏’的。至少应该会有一个门卫——一个男招待员，又或者一个前任门卫——一个前任男招待员。基本上这些人都会避免做目击证人，因为这对他们的就业信用不利。但他们或许会认识一两个年轻女子，想要说点什么话的年轻女子。从他们身上着眼，值得一试。我们得好好操作这个案件。”
“我丈夫还往我身上丢过一把斧头。”
贝格比脸上闪过一丝凄怆：“但我们得证明这件事。”
“我身上留有一个巨大的疤痕，是粉红色的，每逢雨天都会隐隐作痛。”
“我们需要切实地证明这个创伤的来源。”
“我不想让利奥住进一个预科学校的集体宿舍，那太恐怖了，那是非正常的，我无法想象——他还那么小……”
“很多小男孩都有过寄宿生活，而且平安顺利地从宿舍中走了出来。”贝格比停顿了一下，“比如说我，”他又停顿了一下，“可能连法官也是一样。”
他的神情显得很是悲郁，有点心灰意冷。他眉头紧锁，可能是焦虑开始发作，也可能是一种职业化的幸灾乐祸吧。
“利奥肯定会不适应的。”
“我们应该期望事情不必走到那一步，那样你儿子就不会去寄宿制的预科学校。我会跟戈特利律师好好研讨一下这个案件。同时，你必须尽量找到能描述你丈夫脱序、残酷、好斗行为的人，比如女佣？我们还必须去医院取证。你的朋友是否曾目击过你丈夫对你施暴？”
“他们都没有亲眼看见我受虐，他们是在之后才见到我的。”
“但道听途说是不能作为有效证据提呈的。”
“但他不能夺走利奥!”
丹尼尔在圣西门教堂里值夜班。橘色街灯的光线穿透满是陈年污渍、凌乱斑点的玻璃窗，在教堂内的石壁上投下一种仿佛含着酸性的喑哑光芒，有时又因路上一闪而过的照明车灯，这片亚光爆裂地挣扎，闪出一点不同的光焰。丹尼尔在一根维多利亚式的梁柱后，静坐于阴影里，望着鲁本斯《基督下葬》和霍尔拜因《墓中基督》这两幅作品的复制画，它们全都是霍利教士悬挂在祭坛上方的。今天的日期是10月28日，丹尼尔想要对一种邪恶的灭绝表达感激，并致以深思。在这一天，下议院在一场自由投票中，通过了谋杀刑罚法案，也就是死刑废止法案。丹尼尔坐在不知为何物所霸占的一团黑暗中，回想着盛大庆典上的甲胄华服，回想着隆重其事的宗教仪式，回想着以他人痛苦为乐的人间残暴，回想着今天被一笔勾销的一切。他非常明白，自己现在所感受到的一切——包括他初次体会到的面对死亡时的苦痛，其实本质上都不是他对死者的同情之心——尽管某种程度上，他对死者有一份怜悯。他曾想象过也亲眼见过一个男人或一个女人站在被告席上，眼神直勾勾地看着法官的黑帽子，任宣判的字字句句随意敲击着鼓膜，但也不得不做一些作为生者始终要做的事情，比如走回牢房、进食、说话、排泄、呼吸，但作为一个被宣判将死之人，那个男人或那个女人的存在不是一种未知，而是一种确知，倒数十天、九天、八天、七天、六天、五天、四天、三天、二天、一天，倒数十小时、九小时、八小时、七小时、六小时、五小时、四小时、三小时、二小时、一小时，倒数十秒、九秒、八秒、七秒、六秒、五秒、四秒、三秒、二秒、一秒，命运会携着头套和绳索而来，直逼死囚拖着形同已死的两条腿往绞刑架、往圈套中挪移。虽然说死亡就是死亡，但这种死亡却是尤其诡谲、可憎的，原因在于它的确定性，在于它是一种公共处决和公开执行，在于它的非自然性，而这与其他所有谋杀致死行为具有相同的非自然性。但是，死亡总归是死亡，丹尼尔心想：“许多人痛苦地等待着去死，所有人前仆后继踏上归路。”公开进行的肉体惩罚最令他惊骇的一点是，恐惧借此被散播到全社会中去，尽管这是一整个社会在处决，在共谋，在裁断。邪恶的气息流窜在法庭官员、男警、女警、律师、法官的呼吸中，他们聚合在一起，必须执行“导致死亡”的这场叫人作呕的闹剧。同时，那股恶之戾气在囚牢里，在狱警和其他目睹死囚濒死挣扎的囚犯身上也嗅闻得到，戾气点燃的是侥幸的眼神或病态的恐慌。不过看别人受苦所引发的快感刺激着媒体，也在那些快要作呕的、深受影响的人心中激发出一般情况下难以想象出的画面——无论是像杀人狂一般的喜悦，还是充满血腥味的正义怒火，或是如活在恐怖中的受难者一般，都能得到一种不甘、惧怕、毁损的身份认同——这可能是丹尼尔小时候的自我情感投射。在卡尔弗利的时候，丹尼尔曾见到过一个哭哭啼啼、身体抖个不停的男人，那个男人以前是个牧师，曾经出席过卡尔弗利监狱的死刑执行，在一阵由负疚、惊悸、嫌恶交杂而成的情绪中，他彻底丧失了理智。“一个能制造出这种机制的社会，是一个生了病的社会。”丹尼尔想，“但也不能称之为非人类的社会，纯粹是因为残忍是人性的表现，残忍是我们人性的一部分，而不是其他任何一种生物的天性。”而黑猩猩那种“战争贩子”的残虐行为，在丹尼尔的时代还没有被发现。
丹尼尔就这么坐在教堂里，破坏着自己的头脑，从叙事到戏剧性，他从中撷取各种元素，对自己的思维发动着攻击。他清醒地分析着这些事情，也嘲笑着他总喜欢嘲笑的那句话：“你将会被从颈部悬吊，直到死亡，愿上帝宽恕你的灵魂。”丹尼尔想象着法官宣判死刑时所戴的黑色帽子，想象着法官桌上摆着的一束小花，想象着囚禁死刑犯的暗无天日的牢房，想象着依纳爵·罗耀拉[1]教导他的信徒们在受难苦路的朝圣之行中想象着耶稣的心境，做更深层次的冥想，在大脑的暗室里、在血液中、在汗滴间、在碎骨处、在秽物上、在疾呼下、在无力的肌肉里、在吐着唾沫的围观人群中、在荆棘冠冕的刺痛里、在无力踯躅的大腿和膝盖上、在从脚趾痛到心脏的每一步挪动间，依纳爵·罗耀拉让信徒们将怆痛、挣扎中的耶稣形象栩栩如生地重现于眼前，重现于现实。这些画面是多令人发指啊!而这种令人发指又不在于蓄意荼毒或扼杀的居心和冲动，却是在于将一场凌迟折磨布局、转化成一个猎奇景观，并引发路人纷繁观览情绪的“匠心独运”。静默于黑暗中的丹尼尔其实看不清楚鲁本斯画中那沉重的、珍珠光感的、僵硬尸化了的肉身色彩，也辨不明霍尔拜因画中阴冷、松弛延展、皮包骨般的遗体细节，这两位画家都精于描绘肉体，了解肉体的美和复杂性，擅长调和玫瑰色和蜡色，摆布蓝色和灰色，操弄阴影和亮光。他们在画各自的那幅作品时，捕捉的是肉身腐烂过程中的某一时刻，画家们倚恃画技，撩拨着笔端的美学发想和创作快感。他们是爱尸身的，爱到好像在对死亡的沉静凝眸中，那尸身一瞬间复活——仅此一瞬，尔后再无复活之可能。“这就是基督，这就是圣人，一个受尽折磨又被处以极刑的人。”丹尼尔心想，“不过，人们经过生命的种种之后，来艺术里寻找上帝是对的，毕竟在绘画中，人们对恶的认知从态度上说是愚鲁冷漠的，从情绪上说是生气勃勃的，从情势上说是孤注一掷的，从道德上说是自以为是的。”随便吧，只要邪恶得诛，感谢什么都是有道理的——特别是在这样的世道下，在这样的时日中。即使过了很多年后，当20世纪60年代的自由被世人再度提及，丹尼尔想起的还是1965年10月28日这个寂静、幽暗的夜晚。那个夜里，当他扫除了头脑中有关停尸房和酷刑室的想象，从冤魂的凄厉又急促的喋喋不休中夺回自己的头脑后，他在那个被夜色涂满了深蓝色的圆顶屋里，找到了柔软、清净和释然的自己。
一个星期之前，恰恰是死刑废止法案通过的一个星期之前，在柴郡的海德镇，二十六岁的仓库管理员伊恩·布雷迪和二十三岁的速记打字员迈拉·欣德利，两人被控谋杀十岁的莱斯莉·安·唐尼。莱斯莉·安·唐尼的尸体在两人被控前，在奔宁山脉沼泽地的煤堆里被发现。伊恩·布雷迪同时被控谋杀十七岁的爱德华·埃万斯。如果事件发生的时间稍有不同，丹尼尔经常怀疑：自己是否还会有这样一个静夜？
阿加莎·蒙德来到弗雷德丽卡所住的地下室，带利奥上学。今天轮到她送孩子们上学，她也顺便拿来了弗雷德丽卡的信件。两个信封很大，显得第三个棕色信封再小不过，第四个信封上印着小巧的维多利亚拼贴[2]——拼贴上是天使头像和红腹灰雀，一朵百合和一朵玫瑰。利奥正在和他连帽夹克上的拉链纠缠不休，还不准别人帮他。他在那儿皱着眉头生闷气。弗雷德丽卡当时在利奥身后，她把自己的压力和义愤以耳语的方式，嘀嘀咕咕地透露给她的好朋友阿加莎，这些有关利奥的窃窃私语就从利奥的头顶上飞了过去。弗雷德丽卡快速撕开了那两个大信封，并不是因为她急于知道信里面写了什么，而是因为她忧惧信中内容——难以名状的忧惧总是比无知和受限的感觉要糟糕得多。其中一封信是奈杰尔的诉状律师盖伊·泰格写来的，信是通过弗雷德丽卡自己的诉状律师阿诺德·贝格比寄来的。当然，信的内容是关于利奥的——这已经不是第一封这样的信了。奈杰尔似乎正发动起一连串法务信函的持续攻击。这些信都不是他自己写的，因为语言不是他的沟通媒介。他从来没有给弗雷德丽卡写过一封信，所以就算弗雷德丽卡想要一盒奈杰尔写给她的已死的旧情书来疑神疑鬼或悔恨叹惋也做不到。贝格比随信附上的便笺说奈杰尔通过律师发的这封信应当被深思熟虑。弗雷德丽卡当着利奥的面没办法明说什么，她只好拿起那把她平时帮利奥剪小纸人的裁衣剪，假装要递给阿加莎，也顺便举起那封信，晃给阿加莎看，继续压低嗓门向阿加莎暗示这封信的毁灭作用。
“盲眼的命运女神手持可憎的修剪[3]。”阿加莎说道。两个女人哑然失笑。阿加莎引用的这句诗让两个人都似乎好受了一点。她们俩没有讨论为什么一句诗会有缓解紧张的效用，但她们毕竟都是女人，她们两人也受同一种文化的熏陶。
弗雷德丽卡佯装凶恶地说：“一点也没错，我就是盲眼的命运女神。”
“拿出勇气来!”阿加莎出门前撂下一句。
利奥终于拉上了连帽夹克的拉链，大获全胜般拍起手来。他和莎斯基亚跟阿加莎一起离开了。
弗雷德丽卡细细地读起奈杰尔的，不，奈杰尔律师的信。
亲爱的瑞佛太太：
我经我的当事人奈杰尔·瑞佛先生授意，通过贝格比、默尔&施洛斯律师事务所几位代表您的律师，递交这封信给您。请您就奈杰尔·瑞佛先生关于你们共同的儿子利奥·亚历山大·瑞佛的福祉，所提出来的几项建议，进行考量。
首先，我的当事人请我向您明确传达这一点：目前你们两人分居，而这是奈杰尔·瑞佛先生最不乐见的情况，他迫切地希望您带着您的儿子返回到你们婚后的居所，并商谈和解。他对您在离婚申请书中所陈述的有关虐待和通奸的非难一概予以否认，并愿意真诚地向您证明：就您事先未提供任何预警、讨论，也从没为解决观念差异而尝试进行任何理性努力或友善沟通，就擅自采取的离弃行为，他也做好了原谅您的准备。
我的当事人对于您无缘无故也不经考虑就带走你们两人的儿子——前文所述的利奥·亚历山大·瑞佛一事，尤感遗憾。他认为您这样的举动对他的儿子毫无益处，利奥·亚历山大·瑞佛原本是一个过着幸福生活的孩子，他的居住环境充满快乐气氛，也衣食无忧，他从小到大均在住家中得到几位亲属和一名慈爱管家无微不至的关怀，他原本将在出生地得到抚养，直至长大成人，而且，在适当的时候，他将成为布兰大宅的所有人，这是他依法享有的权利。
我的当事人已经得到消息，了解到您带着孩子居住在伦敦一个贫困、环境相对不稳定的区域——包括您住在类似贫民区中的一栋公寓的地下室这一部分情况，我的当事人也有所了解；另外，他也获悉您也无法为孩子提供全天候的照料，而让他处于一种不断变动的间歇性的托管中，以便于您能从事各种临时、兼职的工作，来赚取生活费。综上所述，我的当事人无法认可您现在的行为，因为这种生活方式对儿童成长没有益处。因此，他很慷慨地提议：提供一份优厚资金，供他儿子和您的生活所需，以便让您能够无后顾之忧地担负起照料利奥·亚历山大的全部责任，将这视为您的重心所在。我的当事人相信，您从婚后居所的意外离去——如果原因如您所说，是为了寻找就业机会，那么，比起其他能够全神贯注养育幼儿的女性而言，您对就业的重视将导致您愈加不能胜任对年幼孩童的照顾和管教。况且，您也无法提供这个孩子在原本成长过程中早已适应的舒适的家庭生活和有益的田野环境。我的当事人认为对这个孩子最好的安排就是立即让他回到他出生后从未离开过的家庭。当然，他也允诺，如果您无法放弃对您个人生活方式的追求，他将保证您与这个孩子能够有足够的接触途径，确保您在布兰大宅中受到欢迎，无论您选择成为布兰大宅的女主人还是访客，都随您的喜好。
我的当事人相当关心也备受困扰的是：您在未同他进行商讨的情况下，就为他的儿子在教育上做出了不当安排。基于社会地位和教育理念上的考量，以及一切以孩子福祉为优先的观点，他请求您重新考量您将他的儿子送到肯宁顿威廉·布莱克小学就读的决定，我的客户指出：无论从家族出身和背景，还是从利奥所背负的极高期望上来看，这次入学都是失当的。瑞佛家之前三代的儿子全都入读位于赫里福德郡的布罗克斯预科学校和位于坎伯兰的斯韦恩伯恩学校。我的当事人衷心希望也满怀期盼，能为儿子提供他自己曾受过的高品质教育，让他的儿子和同辈或同龄亲属就读同样的学校，目前，利奥·亚历山大的堂、表兄弟，有一部分已经在前述的两所学校中入读。
就眼下的情形来看，我的当事人建议他的儿子应立即被送往布罗克斯预科学校，他已在那所学校为儿子取得了入学资格。相信您也很清楚，您的离婚申请书一旦上庭进入司法程序，我的当事人会跟您一样争取他儿子的监护权。但是，我的当事人此刻仍真诚地希望这种局面能够被避免，因此他想要试图劝说您回返你们婚后的住家。与此同时，他建议，现在对你们共同的儿子最公平、最恰当、最有益的安排，便是将利奥·亚历山大送往布罗克斯预科学校。在那里，你们二人作为父母，可以在公平条件下共同对儿子进行探访。我的当事人所有提议皆合理而慷慨，希望您能即刻考虑提议，并给予赞同回应。
读完奈杰尔诉状律师的信，弗雷德丽卡又读了自己律师的信。信上说原本为她的离婚听证会定好的日期已经被推迟了，因为被告方申请获得更多时间进行准备。弗雷德丽卡打开了棕色的小信封，里面是克拉布·鲁滨孙成人教育学院寄给她的一张支票。最后一个信封——就是印着维多利亚拼贴的那封——打开后，她看到一张来自“离经叛道画室”的邀请函，这是戴斯蒙德·布尔寄来的。布尔对拼贴画越来越执迷，信封上仿古的天使娃娃和花朵只是他的小试牛刀。他正在创作一幅将人的面孔层层叠加的大型作品，面孔不限古今，挑选自报纸和绘画，比如罗伯斯庇尔的眼睛长在玛丽莲·梦露的脸上，这张脸生在布隆奇诺笔下那头代表着“欺诈”的怪兽长着鳞片的长尾上；又或同样是坐姿，但罗斯福的照片被移花接木到提香所画的教皇保罗三世的坐像上。这幅作品目前还在一个极其混沌的创作过程中，有些部分似乎处理得索然无味，有些部分则慧黠得惊人。布尔很得意地认定，弗雷德丽卡现在愿意随时造访他的画室，成为他的床伴。“她喜欢我的作品，她喜欢我。”布尔似乎胸有成竹，“只要她喜欢这两样，接下来的就水到渠成。”弗雷德丽卡这边，因为约翰·奥托卡尔的缘故，她不倾向于认为和布尔发生关系会损害法律赋予她的任何自由——反正和约翰·奥托卡尔早已发生了关系。她对和布尔**这件事有点蠢蠢欲动，似乎也是为了证明自己和约翰·奥托卡尔并不存在羁绊。自从和约翰·奥托卡尔上床以后，她便开始服食避孕药，这让她体重不断增加，脾气也越变越差，也可能不是避孕药的关系，她的生活才是增重和坏情绪的根本原因。她吃了差不多两小袋避孕药，每天都吃，9月吃完了一袋，10月吃完了另一袋，避孕药吃完了两个月，约翰·奥托卡尔也差不多销声匿迹了两个月。戴斯蒙德·布尔这明目张胆的约请因此显得更有**力了，弗雷德丽卡心想：毕竟，避孕药不能白白浪费。
她没有向阿诺德·贝格比报备自己和约翰·奥托卡尔的事情。她选择“隐瞒”的原因很多，这些原因互相牵连、环环相扣，也会导致一连串“不必要”的后续反应。比如，贝格比会认为她在针对是否发生过通奸、失检或法律规定已婚妇女不应有的行为进行自我陈述时，有欺骗嫌疑。弗雷德丽卡感觉会受到贝格比的道德判断，与约翰·奥托卡尔发生性关系在她自己的认知中并不重要，但在贝格比的评断下会是相当要不得的一件事。另外，一旦把约翰·奥托卡尔这个人的存在告知了贝格比，就相当于将自己和约翰·奥托卡尔的关系正式确立，有了确凿感，而这或许并不是她自己或约翰·奥托卡尔本人想要的那种“盖棺定论”。所以，弗雷德丽卡的观念里，和约翰·奥托卡尔不是通奸，这听起来太严肃了，他们俩只是单纯的**。“单纯的**”似乎能规避法律视线的严苛检视，如果法律上对于“通奸”和“失检”的理解有某种价值上的偏袒，那么，“单纯的**”的意味则相当松散，因为它经不起放大观察或讨论，“至少是不用作为呈堂证供被明说的”。弗雷德丽卡对此颇有些骄矜，但同时困扰着她的是：“事实上，我找不到任何像样的语言来向阿诺德·贝格比描述我和约翰·奥托卡尔的关系。”
弗雷德丽卡此刻既疯狂又压抑，她抄起那把裁衣剪把盖伊·泰格的信纵向地剪成两半，又横向地剪一次。剪来剪去，那封信成了一堆矩形碎片，它们再也不成一封完整的信，她阴郁地看着这堆碎纸。一个文本被碎片化后，就像九头蛇摇晃着九个头。她拾起这些碎片，摊放在桌上，排出了一行字：一个在布罗克斯预科学校的快乐的小孩。她不由想起艺术系学生们对威廉·柏洛兹文本拼贴的写作手法所产生的兴奋感，弗雷德丽卡选取碎片，把盖伊·泰格的信以相应结构拼贴成一篇新的东西，产生了新的“意思”：
一个在布罗克斯预科学校的快乐的小孩，还有几位亲属安插在他身边，全心全意照顾着他，并且要争取他儿子的监护权。他就是他自己生的，生于离婚申请被递交至正义的场所之际，当时，布兰大宅的主人希望阻止事情最终演变成这样，我的当事人也收到消息，返回婚后的居所，那是一个贫困、环境相对不稳定的环境，建议你最好能够住在一个地下室里，那是一个最有益处的安排：类似于贫民区中的一栋公寓；你应该立即安排去布罗克斯预科学校，照料这个小孩，父母亲会有空去做兼职工作来赚钱。我的当事人的要求是两种都有的，我的当事人不照顾这个小孩，也希望你能顾及他儿子的利益，又快速又同情地支付你合理钱财，这样能最好地使你在目前的情况下坚持下去，奉献出你所有的关注。你可以离弃这个小孩，也可以把婚后定居的家庭当作房子或者它的女主人或者视它为你的雇佣关系，但你不适合有很小的小孩，小孩对于不被商讨这件事感到异常关心和沮丧，因为事关他稳定的家庭环境，在把这个小孩送去给威廉·布莱克的亲属和一个非常有爱心的管家，带进家里或者带到瑞佛家族的世界中，他会在适当的时候带着这个小孩去坎伯兰郡，那便是我的当事人的伦敦区域。他也得到消息：他拥有被描述为他的同辈的特点——包括总是在改变的。还有指控，都在学校里了，当时你消失了，他的儿子也和一些不同的短期建议的工作被送走，这些都是为了贝格比、默尔＆施洛斯律师事务所的福祉，我们已经确认了目前的分离是在他虐待非难的紧急需求之下，在他婚后的居所原谅你的离弃行为的同时，解决你假定的分歧和决定，你带走亚历山大·瑞佛以及难过的遗憾，劝说你回到斯韦恩伯恩学校，回到能给予关照和监管的和真心的希望和期待的女性当中，在可能被当作生活费的资金中受教育。在对孩子来说舒适的家庭环境中，留下你的优先权，从这个孩子的福祉中离开。[4]
律师们重视的是以精准明确、不含歧义的描述，导出不容置疑、无懈可击的结论；因此，弗雷德丽卡用律师信“写”出的拼贴文比起有些辞藻富丽的拼贴文，欠缺了一份美感，但是这篇拼贴文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她的迷惑、她的困窘，也揭示出她对奈杰尔的诉状律师为粉饰奈杰尔乐善好施义举所举论点和论据的真实看法：那无非是一派胡言。但经由这篇拼贴文，她终于自己找到了艺术系学生非要推介给她的威廉·柏洛兹，她领悟到艺术系学生引用的柏洛兹的话的真意：
这就是此刻的声音，这就是所谓的方向，碎片支撑起我的废墟和我的一切，试一试这种语言方式，这就是此刻的声音，这就是极致的释放，这就是终极的原理。
柏洛兹还说：“人人都看得懂拼贴文，人人都可以创作拼贴文。这很有实验性，因为你终于有了还可以做这样一件新鲜事的感觉。就在此际，开始书写，这不是什么需要被探讨或争论的东西。”
柏洛兹的话言犹在耳：“所有的写作实际上都是拼贴出来的，像是用头脑读取的一幅文字绘成的拼贴画，不然还会是什么呢？剪刀的使用让创作的过程更加直观，也让创作的延展程度和演变程度一目了然。语意明确的古典散文可以完全用拼贴组合的方式写作出来，对满是文字的一页进行剪切和重整，其实是将世人引向新次元，这也能够使得作者将书写升华成充满电影感的分镜描绘。随着手中剪刀的移动，我们的官能感觉也随着图像在改变，从嗅觉到听觉，视觉到听觉，最后由听觉到动觉。这就是兰波‘元音的色彩’引领的，还有，兰波的‘对感觉意识有系统地打乱’也是这个道理。最终在文字中要达到使用酶斯卡灵般的致幻效果：看到色彩、尝到声音、嗅到形体。”
弗雷德丽卡考虑着艺术系学生的话。这番论述既引人入胜，也令人排斥，是一种领会方式，也是一种表演方式。弗雷德丽卡自认是一个知识分子，受好奇心的驱动，思觉一致和融会贯通的愉悦也促动着她；弗雷德丽卡自认是一个知识分子，总体上她所处世界中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都声称一致性、连贯性已死，或疾呼世间诸事的规律本质上是多么虚无缥缈：规律只是人定的，规律短暂又不稳定。但弗雷德丽卡无比明晰地意识到多重自我身份：她的人生好像正在翱翔，而飞着飞着，她的人生就要解体为各种不相干的零零碎碎：她的这种解体是为了从乡村庄园和世俗家庭中挣脱束缚，换取自由；同时，她是一具为了躲避受孕的恐惧和灾难，而在两个月之内依靠化学方法来自保的麻木女体；另外，她是一具与一团横冲直撞、体形矮小、满头红发的男性能量核相联结的瘦弱女体，那具女体从众人生活中的缺失，本身就意味着一种存在、一种争取；她正越来越深刻地理解到：在结构关系上，英国文学与已经被尼采和弗洛伊德思想美化的欧洲文学是一半与之极力维系，一半与之丧失关联的；她是一个委身于地下室，钱不够用的人；她不过是一段记忆，记忆成分上粘连着的最多的是莎士比亚，还有很多的17世纪诗歌，以及不算少的E. M.福斯特、D. H.劳伦斯、T.S.艾略特和浪漫主义作家，这些名目的作家和作品，曾一度被视为一种具有世界性的、人人应通晓的内容。但目前看来，这些不成知识财富，反倒像是叫人不安的一种精神负担。她是一个离婚法庭的上诉方；她是菲莉丝·K.普拉特和里士满·布莱书稿的评断者；她是一个坐在书桌前重整着各式各样字词文段的女人，那些文字所使用的字眼和词汇可以大相径庭——法务信函、利奥学校寄给家长汇报学生们要学初等教育表音字母的通知信、利奥人生中第一次写下的两个词——公共汽车和人类、出版社寄来的初稿和随初稿附上的其他说明或相关交代——她为初稿写的读书报告，她为周刊写的书评专栏，受制于书评专栏的出版要求，她不能使用太尖锐的字词，因为就三百字的字数限制，她写再多吹毛求疵的文字，也是浪费。在各种文体的浸**和训练中，她已经有了将注意力从一段法式煎蛋卷食谱描述迅速转换到专题论文，从斯波克转换到《圣经》再转换到《瑞斯丁娜》的本事。语言围绕着、搓磨着她，同时发出许许多多声音，可以说没有一种声音是属于她的，或者说所有声音都是属于她的。
就像许多人快要被伤痛、困顿、恼怒的情绪引爆时一样，弗雷德丽卡也想过：是否应该依靠写作来控制或宣泄心中的痛？尽管控制和宣泄是一对反义词，但对情绪调解来说皆可适用。她甚至还买了一个练习簿，随时来记录所感所想。她在买这个练习簿的时候，站在文具店里对自己说：试着把法务信函的字句全都转化成简单的白话的英文，这样自己读了会好过一点。这个练习簿是金色的，包着绿色的塑料边，封皮上印着紫色的花卉形几何图案，像我们在学校的美工课上学习画的图案一样。细看，那是叠加着的一枚枚罗盘，围绕着一个中心排列成花瓣的形状，又像是一个半月形紧挨着一个半月形，就是如此抽象的一朵花。弗雷德丽卡在练习簿的第一页写了第一句话：
“许多问题的来源说穿了是词汇。”然后，没有然后了，弗雷德丽卡写不出下一句。就其本身而言，这是尚可接受的一句话，虽然这是关于“词汇”的一点想法，但没有“词汇”将这句话接续下去。一个星期以后，像狗碰巧叼到了老鼠一样，弗雷德丽卡得到了下一句：
“没有词汇能拼凑出下一句。”
一个月过后，她又写道：
“试着用简练的笔触，来描述一天。”
于是，产生了这样一篇文字：
我今天起床起得挺慢，我能感到舌头上覆盖了一层厚厚的舌苔。
所以，我的口腔里有一种类似于……类似于什么呢？——金属、腐物、陈酒的味道。我本来想写“死亡”，但这有点夸张。反正我起来了，我去了洗手间，我做了你也会在洗手间做的事情，小解、大便，用恶心的散发着人工香型的强力薄荷味产品，驱走了口中的死味。我讨厌薄荷，我一直都讨厌薄荷，但持续往嘴里放薄荷产品。我知道，如果是这种行文风格的话，我应该形容一下撒尿拉屎的愉快和闲逸，但我可不想这么做。就事实来讲，撒尿和拉屎尽管叫人轻松，却再稀松平常不过，所以描述这两件事倒是会令人震惊，好像这两件事本质上就是多令人震惊似的，写出那样的文字，跟我的初衷是背道而驰的。我真的知道我的初衷是什么吗？我真的厌恶这种风格的写作。从洗手间出来后，我去叫利奥起床。他的大半张脸埋在枕头下面，他的脸被枕头盖着的部分微微冒出了汗，皮肤呈淡淡的粉红色，没被枕头压着的部分，则是干爽的、微温的。我吻了他的脸。利奥的气味，利奥身上所有的气味，是我迄今所知的最美好的事物。我又觉得，我不想解释利奥的气味到底是怎样的，或为什么我会说利奥的气味是最美好的。我现在使用的笔调不适合写这些东西，尽管，某种程度上它感召着我往那方面去写，接下来我就会心安理得：啊哈，你看，是吧？我终于详细地描述了利奥的气味!且让我继续写下去。我们吃了早餐，早餐吃的是水煮蛋和吐司。吐司有点老有点硬，但家里的吐司永远都是老而硬的。我也想吃新鲜出炉的面包，可是没有想吃到必须跑出去买回来的程度。如果我就新鲜面包有多令人快慰这一点深化下去，追捧得没完没了，我可能真的会忍不住冲出去买面包了，不过，我不会多写任何关于面包的字。我和利奥又吵了寻常的一架，我们争执的是究竟谁该系他的鞋带，因为他已经快上学迟到了。论断是我还是他该系鞋带吗？算了吧，我写不出来。那种啰唆的行文风格让我作呕，不过，却有人能用这样的风格写出一整本书。看起来精巧琐屑，细读后根本站不住脚。我只不过想尽力去思考一下我的人生哪里出了错，或者我具体该追求些什么，这些思虑跟张嘴就看到一大片舌苔，或者单用一个动词就算一个句子，又或者优雅地留意你平常就在留意的事情一样……重点是说，我的思虑跟这些事情是毫无瓜葛的，不需要用文字来伪装矫饰，好像那些日常的事情以前从没发生过，或者琐碎的举动有多出人意料、多耸人听闻!不过，我此刻的确可以洋洋洒洒地写下成千上万个字，越写越远，越写越离谱，越写越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
今天晚上的校外文学课，我会讲解《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有一点很特殊，就是她本人不会讲解什么《包法利夫人》。
这也真是俗不可耐的口气。把心情写下来后，事情反而变得更糟了，幸亏只是糟了那么一丁点儿，这是一种命运？书写者的命运？写作固然叫人难以自拔，却没有什么作用。停笔吧。
弗雷德丽卡重新读了一遍自己写不下去的开篇文字。接着写下去的欲望依然残留，但伴随着写作欲望的还有一点恶心。这种写作欲望弥留了好一阵子。有一次，约翰·奥托卡尔和她做了爱后睡去，她试着写了一点东西，想厘清自己对他的感觉，想细究这个金发男人躺在她的**上沉静呼吸的感觉，想推测日后他是否会到来，会停留，会定居，会消失；想搞懂自己会对他敞开心扉，还是紧闭心门，或是转身拒绝，甚至像墨鱼一样突然喷出一团墨汁后撤离——这是她对情感关系中无缘无故退出那一方所用伎俩的习惯性比喻。“我爱他吗？”她强迫自己写出第一句，这是一个真实到无以复加的问题，但这短短几个字，在她视觉中有着激烈的存在感，还有，为了回答这个问题以第一人称单数的口吻写就的连篇累牍，迅速地在她体内填满巨大的厌恶感，这导致了她尽管才写了一部分，就飞快地把写完的部分从记事簿上扯下来，凶恶地将纸撕得粉碎，再立即丢进洗涤槽下面的垃圾箱中，和倒掉的茶叶、豆芽上剥掉的皮混在了一起。
后来，她又在练习簿上写了这样的短句：“我恨我。”这可能是她写下的最有趣的一句话了，然后，她补赘了几个极有思辨性的字：“为什么？”接下来，她给出自己的答案。
我恨“我”是因为当我写出“我爱他”，或者“我害怕被他禁锢住”之类的话时，这个“我”是我发明的一个角色，是从我的人生中汲取了生命养分后，被伪装成的一个灵巧的闭锁的角色。仅仅是写出“我爱他”，甚至单单是“我爱他”中那个“我”，就足以令人将腹内之物呕吐无遗。真正的“我”是“我恨我”中的第一个我——那个观察者——不过，只有待我写下“我恨我”这几个字那一刻，我才能意识到恨“我”的那个我才是真正的我，但可悲的是，写作这个再现过程，让身为观察者的我也成为一个斧凿的、造作的角色，更可叹的是，指出观察者的虚伪性的那个人变成了一个真实的人——那么，什么才是真实的？这就陷入了一个无休止的恶性循环中，就像大跳蚤身上总有小跳蚤，小跳蚤身上有更小的跳蚤……跳蚤们咬来咬去。所以这是不是写作本身给我们的教诲：不要写作？或者说可以写作，但不要写“我”？
这一页写完后，也被撕烂了。即使弗雷德丽卡觉得写作似乎稍有一丝趣味了，却还是被恶心的感觉压制住。
她漫无目的地思考着，要不要试一试拼贴文。她有这样的想象：把离婚的不幸遭遇和为离婚必须进行的生硬谈判，全部都剪成碎片，合成一篇胡说八道的日记，这篇日记搞不好会像算命的水晶球一样，偶尔泄露出天机，比如“我的当事人不照顾这个小孩”之类的谶兆。想象归想象，弗雷德丽卡心中有座天平，所以她不觉得这样的胡思乱想能给她带来任何正义的满足感。问题是，盖伊·泰格先生的当事人非常照顾这个小孩，也愿意照顾这个小孩，这就是症结所在。而除此之外，一个聪明如弗雷德丽卡·波特的女人——准确地说，是曾经聪明如弗雷德丽卡·波特的女人，怎么可能身陷如今这一团泥淖？她自嘲地笑了起来，翻出文学课讲义的复印件，找到论述福斯特和劳伦斯作品中“完整性”和“一体性”的部分。她从讲义中把这几页抽出来，以威廉·柏洛兹可能会称允的方式，切成片状。先是纵切，再是横切，然后重组。这个拼贴方法让弗雷德丽卡对劳伦斯产生了妙趣横生、狂想曲般的新观点：
她渴望在年纪这一点上被关注。在被知识、高度和色彩所取代的她固有的平和感之间，现在是一段死亡的阒然的路程。但是有件事只能被排到第三顺位，因为意识不到，他知道他自己从不是什么一体性，但他说：你的鼻子很漂亮，因为是一个新的鼻子，一个全新的，这听起来像谎言，毕竟她恰恰是二元性的。我怎么能说“我”呢？他问，他默念着将成为真相的话：你在真相面前，已经停止生存了。一切都升华进一个新的一体性里，这个一体性逾越了每个人，因为一体性无须针对任何人的疑问来作答，旧的存在感又如何呢？可是在独立的新世界和未知的一切之间，要怎么行进？这不关他的事，终究每个人都会有完美的宁静感受——无论是这个我，还是这封旧信。
在这个新的、极好的欢悦中，她无法获知——没有我和你的概念，一切只能被崇拜着。这里有奇迹，生存在他们之中的奇迹。他何以能说出我的存在和我的美感的结构性，因为没有什么形状，也没有从奇异的金色光芒中重获的极乐个体。怎么去爱你？当我停止后，只有她的美丽静卧在那里，只为了他。我们都着了迷，而且你的下巴挺可爱，但是在一个所有事物都寂静、失望、受伤的地方，即便一切都极度完美并融为一体。类似于“我爱你、我爱你”的语言，只是一小部分。然而，在一个炫美的整体中，凌驾了狂喜。
弗雷德丽卡又依循旧法，用讲义剩下的部分，完成了另一篇拼贴文：
人们或多或少都在说着以前就说过的原话，带着或多或少相同的节奏，好像所有文字的吐息都是可以互换的。这个福斯特，有着更加牢固的结构，直到他被肢解成分量可观的小块，他才会被解构，在一个有着高与低的特定对比中，抽象和可靠的文字才能派得上用场。
外表上，他是神采奕奕的，只能指出救赎的方法，可是所有的都已经被恢复成混乱状态，植根于每个人的灵魂中。通过她布道内容中不太完整的禁欲部分，只能联结丈夫和鳏夫，他一直都是这样，两个人都扬扬自得。**是腐坏的，信仰占据了制高点，在碎片人生中富有**地活着。宗教也有联结，还有野兽和僧侣在星期天早上被大声诵读，它们对彼此来说，都象征着生命，因为它们都会死。她没有什么天赋，她只求联结!那才是“良好言辞”的形式。散文和**都会被建筑起来，捆缚住人类之爱，但她从来没有奉献出人类之爱的打算。只有联结，他被剥离了孤立感的鲁钝反应再无法展现。它不需要掠夺灵魂，它安静地暗示着：桥上涌动着一段已经达到白热化的恨意，那恨意和美丽共存。亨利的一个品质是能成为圣徒，以及爱到无穷无尽，尽管如此，她再三提醒，他可能有一点羞涩，单纯因为他不能对她所说的话付出任何注意力。他的不留心，让我内心烦扰，这鬼鬼祟祟的信仰——肢体的欲望，只有在受尊重时，才能保持。
弗雷德丽卡把三篇拼贴文——奈杰尔诉状律师的信、对联结的诉求、对一体性的讴歌，全部紧挨着，贴到练习簿上。
弗雷德丽卡很明白：“我这是在胡闹，我没有好好想事情。我不过是将嫁给奈杰尔的过错，归咎于E. M.福斯特和D. H.劳伦斯而已，那明明是我自己对两性结合的某种渴望，是我对联结**和散文的试探。而事实上，或者说某种层面上，我嫁给奈杰尔，是因为恰恰相反的原因，是因为我想让事物保持分离的状态。我能想到**的有益、**的美好，美好比有益要高明多了，我也能想到因为奈杰尔那么富有，所以我大可不必变成像我母亲一样的家庭主妇。我想到：我身体的器官和我心中的想法都能够一如往常地安然运作，嫁给奈杰尔，只需要和他在**，在我拒绝成为家庭主妇这两点上进行商榷……我的确是咎由自取，不管命运将什么加之于我——这也包括了利奥，利奥不是我的负疚，我应该对利奥尽职尽责。”
她的想法延伸着：“但无可否认的是，对‘只有联结’的追求，那种浪漫情怀，即使是一点点，也的确存在于我的心胸中，我们人类本就是凭冲动行事的，所以我的决定中有着随兴的成分。唉，我又绕回这个总是一进来就走不出去的窘境中，我只想着要和约翰·奥托卡尔构筑联结，要和奈杰尔·瑞佛断绝交往。”
她在练习簿上写下一个字，并在字底下画线，像是写了一个书名。她写的是“贴合”，她在脑海里为这个词寻找一个可能的形状，以及这个形状可能存在的空间，然而，她还想不出什么东西来。什么是“贴合”？拼贴文某种程度上就是吧。贴合是一种形式，产生自对剪断、碎裂后，以新形态存在的事物的再度组合。“所有的写作实际上都是拼贴出来的，像是用头脑读取的一幅文字绘成的拼贴画。”威廉·柏洛兹的话像针刺一般，在她脑中搅起一阵狂乱**，让她一刹那间意识到一些事情：文字的核心在于，它们一定得是被使用过的，它们根本不必是全新的文字。要用文字表意，只需把文字重新组合。弗雷德丽卡越想越远了——如果你写下“龙巨”和“蟒大”，也许不会有人知道它们确切的意思，但当你写下“巨龙”和“大蟒”，对“巨龙”和“大蟒”的感受，和围绕着“巨龙”“大蟒”发生过的故事，以及敬畏、穿凿、颜色、恶臭、松软、残暴，还有追到天涯海角也要尾随或捕杀“巨龙”“大蟒”的那些人后，你会立即体会到：文字与人的关系就像庞大的风筝牵连在纤细的风筝线上，或者深海里的恶兽咬住了渔夫的钓鱼线，当然文字是否会受控，得另当别论。弗雷德丽卡的思路再次回到拼贴文，她预见到：拼贴文对作者和读者来说，在几种情况下仍会“出错”，那便是——对原本随意的事物过分高估；对“琐碎事物必定含有其意义”这种人类无谓坚持的过分信赖；大脑在惯性运作时无意识地抛出一些干扰理解的脑内垃圾；有些纸张在剪碎之后才发现纸上仅有的一个字已被剪得无可辨认。弗雷德丽卡急切地想告诉自己：如果你想要获得一个信息，任何事物都可以成为一个信息；但是极目天涯海角，巡弋四面八方的一双无论如何也要寻找到信息的眼睛，只能说那是一双疯狂的眼睛，一双徒劳的眼睛。
弗雷德丽卡在“贴合”两个字下面，缓缓写下：
我发现我有不断增强的一种倾向，这种倾向也不单单在我一人身上被发现，那种倾向就是：把生活万象视为一种文化产品，而这种文化产品的表现形式是：带有神秘感的陈词滥调；另外，我，以及很多人，倾向于引用语录，而拒绝自我创造。(托马斯·曼《浮士德博士创作过程》)
弗雷德丽卡的思索深入着：引用文字是另外一种形式的拼贴文。引用，就如托马斯·曼所说，是从语言文字的网络中捡拾、拼贴过那些老套的文化产品，却反过来能给所谓的文化产品提供一种如纸片般又薄又脆的活力，一种脱离母体文本存在的独立，并赋予文字确切而精准的含义。尽管相较于一般的拼贴文，引用自托马斯·曼的这段话，听起来就庄严肃穆，又充满学术性，而且更有一股激越的生命力，或者说是一股不同的生命力。E. M.福斯特的“只有联结”是一种陈词滥调，D.H.劳伦斯的“一体性”也难以跳脱，另外，“只有联结”和“一体性”在权力关系上也言之不详。“当然也可以引用其他文本。”弗雷德丽卡心想。“贴合”这个概念的形体，时而清晰，时而模糊，在她头脑中恍惚闪现，令她无法集中精力。“也可以引用报纸上的新闻报道，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小说创作就难脱与报纸的关联，不过，即使载体相异，据实以报的内容到底是报纸新闻，还是小说创作呢？如果联系上下文，即使幼稚、率真如‘我做了你也会在洗手间做的事情’这样的文风，都难免隐隐约约地让人读得出引用的意味。引用式的写作在某种程度上，是可被容许的，是受牵制的，是有贴合性的。”她脑中忽然有了一个主意：“我需要的是能记载摘要的索引卡片，而不是一个笔记本或练习簿，我得能够随时检索、查阅。说穿了，我除了可以引用法务信函，也可以引用我自己为文学课写下的关于托马斯·曼或卡夫卡的讲义，换言之，可以引用我自己的人生。未曾加工过的原始素材，有指导意义的人生轨迹。”
同一个星期，弗雷德丽卡又添加了一段摘抄：
詹姆士讲述了自己这样的经历：独自漫步于夏日夜晚的公园里时，看到一对情侣正在欢爱，他突然感觉到自己跟整个世界、跟天空、跟树木、跟花朵、跟草丛，也包括那对情侣，产生了巨大的奥妙的一体性。他急忙冲回家，尽情地沉浸于书海中。他告诉自己：“我本没有任何权利来领受这种经验。”不止如此，他亦感觉到：在自己与整个世界融汇结合时，那种自我身份缺失的威胁感更令他震慑不已。他明白，那个过程中，激烈的孤立状态、自我吸收或被吸收这三者间过渡时，完全不存在任何中途行进阶段，一切在极速中完成。他曾在须臾间担心被吸收进大自然中，被大自然吞噬，导致自己从此消失——这是最令他害怕的，也是最令他期待的。他记得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5]所说：“凡尘之美，最是惊险。”要凡夫俗子听懂杰拉尔德·曼利·霍普金斯的箴言尚且不易，更不用说，践行其博奥真义了，但这就是世俗之人所不能。(R.D.莱因《分裂的自我》，第91页)[6]
接着这一段，弗雷德丽卡又有补充：
在这样一个舞台上，酒神狄奥尼索斯[7]的出现，就像一个挣扎、受苦的人登场一般。他之所以能表现得像一般史诗人物那样拥有着明确、精准的内在与外在，得归功于梦的解析者阿波罗，因为阿波罗通过梦，使用比拟手法对合唱团成员透露了酒神的情态——那个英雄就是秘仪中所崇拜的酒神，是个经历过苦痛的司酒之神。神话传说中，狄奥尼索斯还是孩童时，曾被泰坦[8]神族肢解，四分五裂时被崇奉为匝格瑞俄斯[9]，拥有了完整的身体，狄奥尼索斯现在仍在体尝着生命中一种个人化的痛楚——由此，经由身体的碎裂，狄奥尼索斯的苦难遭遇具有了象征意义：那种痛是身体朝向空气、水、土壤和火的四散、裂化，这种分解状态可以被视为所有折磨和人格价值丧失的本源。(尼采《悲剧的诞生》，第66页)
弗雷德丽卡的增补仍未完结：
世界发出洗一个和平热水澡的倡议!地球上的麻草都是免费的!宇宙级别的诗歌观礼竟如此意外而世俗地举行着!随兴自在的星球歌颂嘉年华!苏联宇航员从诗歌中得到阵地的顿悟，那是纯净无瑕的、超越国界的诗韵受精!皑皑白骨带来爱的集会的佳音，恶鬼也结成阵线，同志、阁下，现在开始精神启发!优良书籍和流转时光的残余猥琐地朝新方向流泻开来，展开充满恶意的新旅程!灵魂革命与城市灯光和替罪风潮一一发生!诗之泉的中心涌动着饥饿的意识，后甲板舱室的时代交替以四十二下为一组的节奏敲击着世界毁灭般的凯旋乐曲!你并非孤单一人!投入神奇的猜想!啊!带着圣洁的心灵加入这场看不见的暴动!阿尔比恩!醒来吧!醒来吧!醒来吧!啊!融进寡廉鲜耻的浪潮中!只有真正**的自我意识才能找到新世界!寰宇一家亲的新形态必定是永恒!没有人将会是疯癫的永生者!地对空导弹、芬莱特、费林盖蒂、费尔南德斯、金斯伯格、保罗·里欧尼、丹尼尔·里克特、特罗基、西蒙·文肯多格、霍罗维茨……齐向国际诗歌盛会乞灵!
弗雷德丽卡的引用源源不绝：
弗拉基米尔：或许它们在喃喃自语。
爱斯特拉冈：它们窃窃私语。
弗：它们沙沙作响。
爱：它们窃窃私语。
(静默)
弗：它们在说什么？
爱：它们在谈论它们的生活。
弗：它们并不满足于仅仅活过一次。
爱：它们也需要谈论生活。
弗：它们也不满足于死亡。
爱：那的确不够。
(静默)
弗：它们发出如羽毛般抖动的动静。
爱：如树叶。
弗：如余烬。
爱：如树叶。(《等待戈多》，第63页)
这是弗雷德丽卡的又一段引用：
庄严为首，凄清于心，性器唯美，手足平衡。
卑鄙之于卑鄙者，正如风之于鸟水之于鱼。
乌鸦宁愿万物皆黑，鸱鸮盼望一切昭然。
勃勃生机何其丰美。
如果虎以狐为谏，它也只会变得诡计多端。
道路修葺后变成坦途，但未经修葺的歧路才是天才之路。
宁可扼杀一个襁褓中的婴儿，也不能唤醒未上演的欲望。
人踪未竟之处，自然一片荒芜。
真理绝不是可言传、可理解，却不可被信仰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