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雷本·梅夫伦格拉希特·索伦森

不来梅的亚当

“一些非常残暴的民族”。这是不来梅的亚当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描述，也是欧洲大陆基督教教会对于基督教传入前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看法。这种看法一直到不久之前还很盛行，甚至在斯堪的纳维亚也是如此。然而，如果我们想了解基督传入之前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本身，那么只把它看作一个逐渐开化的原始社会形态是不够的。尽管斯堪的纳维亚异教文化与基督教文化完全不同，但我们必须将二者一视同仁。

在斯堪的纳维亚官方接纳基督教之后不久，亚当在大约1070年撰写了《汉堡大主教史》。10世纪后半叶丹麦皈依基督教，冰岛在1000年、挪威在11世纪初、瑞典在几十年后、芬兰更晚一些也都皈依基督教。汉堡大主教区(后来将不来梅教区并入)成立于832年，目的在于向北边和东边的异教徒区域传播福音。在亚当所处的时期，整个斯堪的纳维亚依旧属于这个德意志北部教省。

亚当有大量工作是研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历史，最后的第四卷书《北方岛屿描述》详细描绘了那里的地理和民族情况，因此成为维京时代最有趣的历史和文化资料。但是需要谨慎对待这些信息，因为亚当对斯堪的纳维亚缺乏同情和容忍。

尽管斯堪的纳维亚人信奉基督教，他们在这个博学的日耳曼人眼中依然是怪异的。他通常把他那个时期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描述为野蛮人，甚至异教徒。他这样记录，在博恩霍尔姆岛和斯科纳岛还存在神像崇拜，在斯科纳岛主教埃吉纳(Egino)就打碎了弗雷(Freyr)的著名神像。瑞典的情况尤其糟糕，大约1066年发生了对基督教的残酷镇压。在乌普萨拉，供奉奥丁、弗雷和托尔等神的圣殿依然繁荣。每一位神都有与众不同的特征：弗雷拥有巨大的阴茎，给男人带来和平与快乐，婚礼上会祭祀他；奥丁是战神，通常携带武器；托尔拿着的锤子，被亚当描绘成权杖，他是雷电、风雨之神，掌管风调雨顺和丰收，异教徒会在饥荒和疾病时祭祀他。根据向亚当提供信息的人所描述，每9年在这里举行一次盛大祭祀活动：杀死所有已知物种的9个雄性，包括动物和人，他们的尸体被挂在小树林里。每个人都要参与这些庆祝活动，基督教徒要付费才能豁免。

尽管亚当是基于道听途说写下了这段关于异教徒的著名文字，但他还是像一个目击者一样展示了这一活动。这似乎合理而真实可信，对于众神和他们各自职责的描述与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中的信息一致。然而，当亚当描绘越加偏远的地区时，他的民族志描述变得越来越富于想象。他描绘的最东方地区居住着各种想象中的生物，如亚马孙人、独眼巨人、狗头人和食人族。

我们要相信亚当试图尽可能真实地描述，但是他的著作不仅反映了那个时代基督教的思想意识，也反映了他自己的倾向和欧洲大陆的教会政治。这在他对待那些推动盎格鲁-撒克逊教会对王国影响力的统治者态度上尤为明显。亚当告诉我们，征服英格兰并且偏袒英格兰传教士的丹麦国王“八字胡”斯文实际上镇压了丹麦的基督徒。奥拉夫一世在斯堪的纳维亚萨迦中是挪威和冰岛伟大的传播福音者，但是在亚当的描述中实际上是一个异教徒。奥拉夫可能是在英格兰接受洗礼，他在英格兰神职人员的陪伴下从异教徒拉德酋伯爵哈康手中接管了挪威，这使他与汉堡的传教政策发生冲突。亚当这样记录：有人说他是叛教者，所有人都认为他施行巫术，用鸟来占卜。他没有给奥拉夫一世留一丝情面。

亚当描述了斯堪的纳维亚的宗教情况，为我们提供了一幅异教徒和基督徒共处的过渡时期画面。基督教作为新宗教，在斯堪的纳维亚经历了一些挫折，主教和传教士要同异教斗争。但是在大多数地方，从一个宗教过渡到另一个宗教的漫长转型期间通常是平稳的。早在维京时代开始之前，在欧洲旅行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必定已经开始熟悉基督教了，甚至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中斯堪的纳维亚和罗马也有往来，尽管我们对确切的过程和地点并不太了解。

异教徒和基督徒

早在公元1世纪或2世纪，可能是受地中海尤其是意大利的字母启发，斯堪的纳维亚就有了最初的字母——如尼文。如尼文字母在北欧、可能也在斯堪的纳维亚南部新发展起来，但是在北方没能创始出一种与南方经典文化相媲美的合适的书面文化。然而一个被忽视的事实是，不管谁创造了这种字母，他肯定熟知对其形成启发的字母表，因此也熟悉以这种字母写作的文献。如尼文的创始人肯定能够用拉丁文或其他书面语言读写。

他们肯定还能够将经典文化和基督教的思想传递到北方的口述文化，未来几个世纪这一文化保留了它的口述传统。那时斯堪的纳维亚人没有更多地利用书面材料，但绝不是因为他们没有这个能力。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们学习使用羊皮纸和墨水，或雇用能够使用这些工具的人。他们之所以保留了口述文化是因为它适合他们的生活方式。我们完全可以假设，在早期阶段基督教的思想和主旨被借鉴，我们还应该假设它们被用在了纯粹的异教语境中。直到公元后的第一个千年接近尾声时，我们才能观察到基督教对斯堪的纳维亚的仪式、道德或社会组织的主要影响。

公元9、10世纪期间，定居于基督教国家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皈依新宗教。异教徒和基督徒之间必定存在着活跃的思想和观念交流。基督徒必须不折不扣地接受教会的教义和命令，如果异教徒认为基督教的思想、仪式和神化要素在他们自己宗教中有用的话，则可以随意采纳。然而，这些借鉴并没有将异教变成基督教。我们应该讨论的是借鉴，而不是基督教对异教的影响。只要基督教与异教共存，它就会受到异教徒解读的影响。两种宗教和它们各自从属的社会一样，从根本上是不同的；如果异教徒将基督教元素融入他们的信仰或神话中，这些元素就需要改变，并且在完全不同的背景下寻求认可。只有当基督教作为官方宗教胜利之后，情况才发生巨大的改变。各种异教思想、习俗和概念都因被妖魔化而被禁止，尽管有一些以基督教的形式幸存下来。

对后人来说，教会禁止异教的所有东西意味着知识的丧失。基督教带来了罗马字母和一种新的书写技术。长期以来，教会决定这种书写的用途，不想保留异教知识。亚当的著作反映了这种态度。作为不来梅的主教座堂教士团成员，他肯定有关于教区内依然盛行的异教的一手资料。但是除了在描述乌普萨拉神庙时为我们举了一个令人生厌的例子之外，实际上他没有记录任何关于异教信仰和习俗的内容。按照教会的观点，异教在历史上没有位置；亚当在描述乌普萨拉神庙的时候表达了这种观念——在描述的最后，他提到祭祀过程中唱了许多污秽的歌曲，还是“不提为好”。

除此之外，我们对旧北欧宗教尤其是神话还是有相对全面的了解，部分归因于考古发现、如尼铭文、地名和外国游客评论中保留下来的维京时代证据，部分归因于中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作家们书写的关于斯堪的纳维亚过去的文献。从这些作品中我们找到了那些解读和系统评价，它们使我们能够将其他证据一同置于当时的环境。

诗歌和斯诺里《埃达》中的神话

一些同时形成的有利环境催生了这部文学作品。12世纪的欧洲对过去产生了新的兴趣，尤其是对诗歌和语言。这一早期的复兴对斯堪的纳维亚产生了重大影响，基督教在那里才传了几代人，维京时代的诗歌和故事依然通过口述保留。这种兴趣以及相伴而来的自由主义精神鼓励学者们将这些口述传统记录下来。在挪威和丹麦都是如此，但是最早和最重要的书面记录出现在冰岛，一种新的散文形式“萨迦”构成了中世纪学者记录过去和自身创作的主要框架。

埃达诗歌和吟唱诗歌是维京时代的两种主要诗歌形式，在冰岛的一些手稿中得以保留。众所周知，这种诗歌在基督教传入前的口述社会所起的作用比文学在现今社会所起作用重要许多：它是斯堪的纳维亚社会传播道德、宗教、历史和政治意识形态的主要途径。

埃达诗歌是从大约写于1270年的《皇家手稿》(Codex Regius)中发现的，其中包含了10首关于诸神的诗歌和19首关于英雄的诗歌，另有3首关于诸神的诗歌保留在其他文本中。一些诗歌是解释知识的说教式对话，一些诗歌则完全讲述神话。但是大多数情况下，神话知识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被用在诗歌更为宽泛的语境中。《皇家手稿》编者用宏大的场面，以末世论《西比尔的预言》(V?luspá)开篇，描述了世界的创造、诸神的黄昏(Ragnar?k，众神灭绝)到新世界再生的历史。

关于诸神的埃达诗歌是独特的，欧洲文学中没有可与之相比的内容。它们存在的时代是有争论的，也许在口述传播的过程中经历了改变和再创作。但是我们可以认为，它们的内容叙述的是真正基督教传入之前的斯堪的纳维亚社会。

第一批吟唱诗歌大约是在维京时代初期在挪威创作的，但11至13世纪末期是这种诗歌题材的衰落期间，而最开始则主要是冰岛吟唱诗人发展起来的。这是一种高度发达、复杂、巧妙的艺术形式，首先主要吸引了国王和他们的随从。吟唱诗人甚至最大限度地运用了许多基于神话的委婉说法，也就是比喻。因此，了解神话对了解他们的诗歌而言非常必要，这可能是在基督教到来两三百年后，神话以及保留这些神话的诗歌依然被记住的主要原因之一。12世纪的复兴唤起了人们对冰岛、挪威和奥克尼吟唱诗歌的新兴趣，因为它们被认为是基督教传入前斯堪的纳维亚语言和世界观的最好表达。重拾古老的吟唱传统成为时尚，在冰岛，斯诺里·斯图鲁松在大约1220年创作了吟唱诗体诗歌《埃达》，以完整的神话形式重新讲述斯堪的纳维亚神话。斯诺里的《埃达》同埃达诗歌和吟唱诗歌一起构成了我们了解北欧神话的最重要资料。

大约在1200年，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在丹麦写成了他的名作《丹麦人的业绩》(Gesta Danorum)。他巧妙地将关于英雄和众神的丹麦诗歌译成拉丁语，将神话改写成最古老时期的历史记录；斯诺里用同样的方式将神话运用在他的《海姆斯克林拉》(Heimskringla)中，讲述从大约1230年开始的挪威历史。

这些书面资料可信吗？长久以来学者们一直对此持怀疑态度，认为中世纪作者向我们所传递的关于基督教传入之前的北欧宗教信息包含了学界的建构，没有可靠的基础。基督教文学和已经辨认出来的基督教传入之前的神话与礼仪之间有相似性，人们认为这表明了像斯诺里这样的基督教历史学家和神话学家依照基督教模式塑造了异教。基于这个假设，雷神托尔同“世界之蛇”战斗的神话是基于基督与海怪利维坦(Leviathan)之间战斗的描述得来的；光明神巴尔德(Baldr)是基于基督的形象，异教圣殿和祭祀的描述也是根据基督教和犹太教的礼仪。显然中世纪的作者们根据他们自己的经验来解读异教，正如我们根据我们的经验来解读一样。但是如果认为与基督教的所有相似之处只是基督教的重构，就夸大其词了。

中世纪作者显然十分了解异教与基督教世界观之间的关系。斯诺里在他所著的埃达诗歌中描述了基督教传入之前的宇宙学和神话，他在序言中解释了这种关系。与他的时代的神学一致，他说，上帝创造天地后，人类忘了上帝的名字和真理，但是上帝让他们保留了智慧。然后他们开始思考自然现象，创造了自己的诸神来解释所看到的一切。斯诺里说：“他们以一种世俗的观念理解一切，因为上帝没有赐予他们灵性。”斯诺里和中世纪中期那些像他一样的人都是基于此来描述基督教传入之前的宗教。这当然是偶像崇拜，但是只要记住这点，基督徒就可以没有任何风险或不带任何偏见地把它作为祖先文化的一部分来研究。

欧洲只有两种基督教传入前的神话——希腊神话和北欧神话——作为连贯的思想体系保留下来。北欧神话作为一个整体出现，主要归功于斯诺里的描述，已知的大多数神话只在他的复述中作为独立完整的一体而保留。埃达诗歌中的神话遵循《西比尔的预言》的主要脉络，但是与这首诗形成对比的是，斯诺里的表述富有逻辑而且成体系。这反映了基督教传入之前和中世纪时期的描述方式显著不同。同现代结构主义者一样，斯诺里希望将异教世界观描绘成一个结构连贯的体系，一个能够与基督教相媲美的教义主体。维京时代的诗歌从来没有这样尝试过，那时诗歌里的神话都是支离破碎、令人费解和千变万化的。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维京时代的宗教晦涩、“原始”，它只是基于与我们不同的假设和形式。这些诗歌以普遍接受的对世界的认识为前提，即诸神的力量有特定的性质和功能，通过故事和图画来展现行为和活动的神话模式，或通过吟唱诗歌比喻中的关键词语来唤起，或在艺术家和工匠作品的肖像特征中得到体现。在口述传统中，神话没有像斯诺里的埃达诗歌中那样得到最终的定义。常见的人物和物体元素被创造性地结合在一起，表达了构成北欧世界观的想法和方式。维京时代诗歌不断变化和重复的是这些想法和思想，而不是神话本身。诗人和其他阐释者努力将神话转化成能够理解生活及其问题的概念。

这暗示了寻求一个神话最古老或最初版本的意图不一定是有意义的。其中一个例子就是光明神巴尔德之死的神话，这是关于诸神世界毁灭的最重要的表述。众神无法阻止巴尔德之死，因为他们自己的生活包含了欺骗和毁灭的因素，集中表现在洛基这样一个骗子和周旋者身上。洛基的父亲是巨人，母亲是女神。他是北欧神话二元性的缩影：他是奥丁的结拜兄弟，但是在“诸神的黄昏”时却与混沌之力站在一起；他制造麻烦，又解决麻烦。是他用聪明的计谋一手造成了巴尔德之死。

这个神话在《西比尔的预言》中短暂出现，女预言家西比尔(女巫)用一系列震撼的形象讲述了这个故事：残暴的神；一棵槲寄生变成的致命利箭，黑暗之神霍德尔(H?er)用这支箭射死了他的兄弟；第三个兄弟“一生下来”就为巴尔德复仇；巴尔德那伤心哭泣的母亲弗丽嘉(Frigg)；最后，西比尔描述了在一个邪恶的地方有一个被捆绑的人，“看起来像洛基”。

斯诺里非常详细地讲述了这个神话。在他的版本中，弗丽嘉让世上万物发誓不伤害光明神巴尔德，只有一棵弱小的槲寄生没有被要求立誓。然后众神认为没有什么能够伤害巴尔德，就向巴尔德投掷各种武器。洛基把槲寄生变成一支箭交给盲眼的黑暗之神霍德尔，霍德尔用它杀死了自己的兄弟巴尔德。斯诺里添加了对巴尔德葬礼的精彩描述。他借鉴了创作于980年左右的吟唱诗歌《家庭诗歌》(House Poem)，诗中描述了在一个冰岛酋长大厅里的神话画面。斯诺里继续讲述赫尔默德(Hermóer)前往冥土向冥王赫尔(Hel)请求放回巴尔德，但是狡诈的洛基阻挠了此事。故事的结局是，众神捉住洛基，将他绑在尖利的石头上，在他的头上悬挂了一条毒蛇。他原本应该在这里躺到世界末日，然而他的妻子西格恩(Sigyn)用碗接住滴下的毒液，只有当她去倒掉毒液时，滴下的毒液才会掉在洛基的脸上。毒液使洛基浑身发颤，以至于整个地球都在颤抖。这解释了地震的原因。

萨克索所著的《丹麦人的业绩》一书提供了第三个版本。萨克索将霍德尔和巴尔德融入丹麦历史，将这一神话改编成对于巴尔德妻子南娜(Nanna)的情杀。如同《西比尔的预言》一样，萨克索也收录了第三个兄弟生下来就为巴尔德复仇的故事，他说奥丁用计谋同一位俄罗斯公主生下了第三子。冰岛吟唱诗人也了解这个故事，但是在他们的讲述中，来自远方的公主是一位巨人的女儿。

维京时代的几首诗歌提到了巴尔德之死，但是如果没有斯诺里的解读，我们很难把这个神话作为一个连贯的故事来理解。每一份基督教传入前的资料都使用了故事的一部分。仅《西比尔的预言》有完整的顺序，但依然带有维京时代神话支离破碎和令人费解的特点。吟唱诗人将这些神话编织进令人费解的晦涩语言中：在埃达诗歌中，巨人们和西比尔揭示了世界起源和末日的秘密，但是它们被讲得极其隐晦和不完整。维京时代的人们能够非常理性地运用技能，组织复杂的探险，建立新的社会，他们同样也明白，人生最深刻的道理和目的都蕴含在神话和艺术之中。

我们对北欧神话的了解显然不如对维京时代本身的了解那样完善，因为各种资料只能提供有限的信息，还因为我们截然不同的思维模式使我们很难理解神话中的概念。它们可能在基督教传入前形成了相对可信的世界观和众神图景，否认这个可能性是幼稚的，其幼稚程度不亚于认为所有书面资料都向我们展示了一个真实的维京时代。困难在于我们的理解能力不足，而不在于材料本身。下面的描述就是基于这个假设。

神话

基督教传入之前的维京人认为他们居住在世界的中心。神话中的世界是农民土地和水手眼界的映射。有人居住的地方是被称为“中央之地”的米德加德(Miegarer)，众神的世界阿斯加德(ásgarer，亚瑟神族的封闭之地)就位于此处。每位神都有各自的宫殿：托尔住在毕尔斯基尔尼尔(trúeheimr，力量之殿)，奥丁居住在瓦尔哈拉(Valh?ll，英灵殿)，弗蕾雅住在福克旺加(Folkvangr，战场原野)，弗丽嘉住在芬撒里尔(Fensalir，雾海之宫)，巴尔德住在布列达布利克(Breieablik，辉耀宫)，海姆达尔住在希敏约格(Himinbi?rg，天卫之宫)。

阿斯加德的中央生长着宇宙之树伊格德拉西尔(Yggdrasill)，它的顶端直穿天际，三支大根包含着整个世界：一支根上住着人类，另一支根是巨人的世界，第三支根下是冥界(Otherworld)。伊格德拉西尔是时间和空间之轴。宇宙之树长在乌尔达泉(Urer’s Well)旁边。乌尔达与维尔丹迪(Vereandi)、斯考尔德(Skuld)一起决定命运，即决定时间能带来什么。维尔丹迪和斯考尔德的名字来自动词，分别代表“是”(be)和“必须”(must)。这三位女神将人类的命运刻在木棒上，或者编织命运之网。在人类的农场中央有一棵可以同宇宙之树相媲美的大树，它使一代又一代延续下去。

有人居住的世界秩序井然，人们耕种农田，在此之外是充满危险的荒野。神话中，这是巨人族的世界。斯诺里使用了乌塔加尔(útgarer，外面世界)来描述这些地方，而在埃达诗歌中，它们仅被称为约顿海姆(J?tunheimar，巨人世界)。这样看来，以斯诺里的观点，异教的世界图景是环形的，神族在中央，巨人族在周边近海的地方。他就像研究神话的现代学生一样，试图认为这个世界图景与《圣经》及古代所描述的同心宇宙是平行的。然而，异教宇宙是基于由近及远的纬度。它从人类居住的任何地方出发；与荒野的距离——不管在现实中它是海洋、山脉还是森林，暗示了从安全到危险的过渡。以神话的角度来看，它意味着受神族保护的世界与神族和人类的敌人所控制的世界不同。神话中，这些敌人通常住在遥远的东方和北方。

在基督教传入前的北欧世界中，不管是在大自然还是家庭生活中，有许多不同的政权。但宇宙是由神族和巨人族对立统治。亚瑟神族身份高贵，具有创造文明、保护生命的权力；而巨人族是危险的，巨大而又粗鲁，但同样具有智慧和知识。然而，这两种对立的权力关系比秩序与混乱、文明与自然或基督教观点中的善与恶之间的对比更加复杂和微妙。世界在这两种力量的斗争和相互影响中诞生并泯灭。

异教思想尤其强调时间，甚至宇宙之树都被描绘成是多变而易逝的。命运三女神坐在大树脚下，一同编织着未来。一只虫子咬了命运之树的根，四只小鹿吃了它的叶子。西比尔在《西比尔的预言》中开篇说道，她记得宇宙之树伊格德拉西尔还是地下一粒种子的那个时候。诸神创造世界后，她说：“露水从它(高大的树)上面滴下，落入山谷。它屹立在乌尔达泉旁，万年长青。”但是她在“诸神的黄昏”的想象中提到了“一棵古老的树”在颤抖和怒号。在诗的结尾，世界获得重生，诸神的儿子们选择了一棵新的宇宙之树。

《西比尔的预言》从四个阶段描绘了宇宙序列，即创世、世界末日前的时期、诸神的黄昏和新世界。创世前万物并不存在，只存在一个极大的鸿沟金恩加格(Ginnungagap)。不来梅的亚当在大约发现于1430年的一份手稿中描绘了北方，这个名字被用来指希腊学者称为极北之地中一个被雾气笼罩的冰冻海洋。北方人到这些地方的航行经历也许得以帮助他们理解创世前的世界。金恩加格可以被理解为“一片广漠太空”或“一个充满各种能量的巨大空间”。两种解释都可以与神话中最初的混沌相契合。

按照《西比尔的预言》，神族将地球从金恩加格鸿沟托起来。然而在这之前，鸿沟中的力量制造了伊密尔(Ymir，咆哮者)。这个原始生物可以在其他文化的神话中找到对照，如印度的阎罗王(Yama)、伊朗的伊玛(Yima)。在斯堪的纳维亚，它是雌雄同体的巨人，是从混沌中出生的生物。它的腋下生出了一子一女，它的两只脚**生出了孩子。另一个原始生物是一头叫奥德姆拉(Auehumbla)的牛，它的乳汁喂养了伊密尔。这头牛舔食岩石上的盐，三天后舔出了一个人形的动物勃利(Búri)，勃利生了儿子勃尔(Borr)。

这些创世神话带有基督教传入之前北欧认知的特点，即把历史看作对立面的碰撞。两个原始群族被勃尔和巨人女儿贝丝特拉(Bestla)的婚姻联系起来，他们生下了几个儿子，奥丁、维利(Vili)和伟(Vé)，象征着“精神”“意志”和“神圣”。他们是第一代亚瑟神族，并且创造了宇宙。他们杀死了伊密尔，用它的身体塑造了世界。它的肉变成大地，骨头变成山脉，血液变成大海，颅骨成为苍穹，脑子变成云。伊密尔的巨人家族即神族的母系家族成为他们的敌人。神族创建了秩序。太阳、月亮和星辰有了永恒的轨道，时间有了昼夜之分，神族还发明了工具，建造了铁匠铺和寺庙。

《西比尔的预言》说，“他们不乏黄金”。这是创世描述的结束。神族创建了一个理想的环境，可以同希腊的黄金时代和犹太-基督教的伊甸园相媲美。但是人类还没有被造出来。序列的第二部分解释了当三位年轻的巨人女子入侵神族时，原始静止的宇宙是如何变成动态的。女性和巨大权力的双重因素开始了全新的活动。现代研究经常从基督教的角度把这三位巨人女子解释为毁灭性的“邪恶”力量，能够毁灭神族的理想世界。但是在诗中，她们的到来除了伴随着命运和死亡之外，还伴随着创造力。人被创造出来，时间开始运转，迈向“诸神的黄昏”的整个过程开始了。

在“诸神的黄昏”中，一切事物分崩瓦解。兄弟相残，诸神同来自混乱世界的怪兽开战，之后消失；世界陷入火海，地球被大海吞没，苍穹塌裂。但在《西比尔的预言》的结尾有一个愿景，从宇宙的海洋中诞生了新世界。新世界将由新一代神族统治，人类幸福地生活在其中。斯诺里在他散文式的神话中接受了这一结局。在现代，这被解释为富有基督教色彩的永恒生命的愿景。然而，宗教历史的最新研究提供了很好的理由，让我们把重新创造地球的神话看作是真正接受基督教之前的社会的结晶。

在北欧神话中不难找到与基督教世界观相似的观点，尤其是《西比尔的预言》，它似乎借鉴了基督教的观点。但是，这些观点以一种本质上完全不同的对生命和世界的解读融入神话之中。在现代人看来，这种解读从某种意义上说与基督教同样高级，尤其表现在把宇宙的所有事物都视为必要的一部分这一观点上。这种智慧的典型代表就是“世界之蛇”这个巨大的海怪。在“诸神的黄昏”中，它爬上岸，杀死了被诗歌称颂为“人类保护神”的雷神托尔。但是在这之前，它一直躺在大海深处，环绕大地，形成一体，是宇宙的一部分。它立刻变得必不可少，又具有毁灭性。

异教神话与基督教神话之间的相似性不应该作为证据来解读，我们不应该相信在正式皈依之前基督教和它的世界观就已经逐渐在斯堪的纳维亚立足。基督教观点被吸收进了北欧世界图景，但并未改变它的基础。尤其在维京时代，基督教肯定是激发那些身为北欧神话保管者的诗人们的源泉。

宗教习俗与象征

我们对维京人接受基督教之前宗教习俗的了解远低于对其神话的了解。基督教教会视异教仪式为邪恶，中世纪的作者们很难对它们产生与神话同样的兴趣。当时外国作家的作品中——不管是基督徒还是穆斯林——或是中世纪的历史文献中，都有异教礼仪的描述。这些资料很重要，但是也提出了如何解读的难题。此外，地名和考古发现也提供了有价值的证据。

异教崇拜和基督教崇拜的最重要区别是，异教的宗教习俗不像基督教会那样正式组织。宗教不是拥有特定寺庙和教士的独立机构，它是普通生活的一部分，由社会中的个体来维护，也就是由自由民和家庭主妇来维护，并且在农场主和酋长的家中举行。圣奥拉夫的吟唱诗人西格瓦特(Siggvattr)创作的几行诗中提到了一个真实的异教礼仪。根据斯诺里所记，1019年这位国王派遣西格瓦特前往西约特兰的斯卡拉酋伯爵那里执行外交公务。行程中的一个晚上，他和同伴想在一个农场借住却被拒绝，原因是农场正在祭祀精灵。据我们所知，这是一场向与先祖和丰收有关的神灵的献祭。在几行描述这次遭遇的诗句里，西格瓦特讲述了他如何需要低头进门，但是被农场的妇人拒绝入内：

“不许再前进一步，

你这个恶人，”妇人说，

“我害怕奥丁的震怒，

我们是这儿的异教徒。”

这个可憎的妇人，

坚决地拒绝我进入，

好像我是一只狼。

她正在祭祀农场的精灵。

这给人们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一个小农场和一个由妇人主持的仪式。当地肯定是以此种方式拜祭诸神，但是也有报告记载了主要的公共仪式。我前面曾提及不来梅的亚当描述过乌普萨拉的祭奠。德意志主教蒂特马尔(Thietmar)编写的11世纪初编年史中有一段相似的描述，记载了100年前在丹麦西兰岛的莱杰尔(Lejre)如何将人和动物献祭给神灵。

这段描述被渲染为基督教反对异教的政治宣传，萨迦里有对于酋长大堂中进行的祭祀中立且详细的描述。这种祭祀被称为“布拉特”(blót)，可以译为“加强”。这种祭献意在增进与诸神的关系，以使他们对人类施以恩惠。根据萨迦所记，动物尤其是马和猪被献祭：它们被杀死，然后在一个深坑中被煮熟，血洒在墙上和神像上。作为仪式的一部分，参与者会吃肉，并且饮用圣酒。这就是斯诺里·斯图鲁松在《海姆斯克林拉》中对于10世纪中期在特伦德拉格举行的祭祀筵席的描述。斯诺里还讲述了酋长为酒和食物祝圣。参加者向奥丁敬酒，为国王的胜利和权力祝愿，然后向尼约德(Njord)敬酒，最后向弗雷敬酒，祈求富饶与和平。之后，他们为坟墓中的祖先敬酒。

现代学者对这些萨迦的描述表示怀疑，指责它们是中世纪的奇幻故事。然而我们知道，像斯诺里这样有学识的历史学家对基督教传入之前的社会有较全面的了解，我们没有理由怀疑他们希望尽可能真实描述的愿望。这些描述完全有可能是对口述传统的自由演绎，否则我们根本无从知晓这些口述传统。

考古证据和地名则表现出完全不同的特点，为了解接受基督教之前的时期提供了直接、真实的信息。然而，在文化和宗教历史语境下解释这一信息通常又很困难。地名能够在宗教习俗的广泛程度和社会重要性方面提供一些想法，考古则不总是支持文本的证据。比如，没有找到能够证实不来梅的亚当所描述的乌普萨拉神庙的考古证据。

当考古发现能够以诗歌和中世纪历史作品的角度被解读时，它们才能够被最好地理解，偶尔赋予我们一些有关不同类型证据之间联系的想法。在斯堪的纳维亚的许多地方出土了一种小而薄的金片，它们很好地说明了将实物发现和文学证据结合起来的潜在价值。它们通常不超过一立方厘米，上面印着一两个人物的浮雕。由于太轻又易碎，它们不能用作货币，因而它们应该具有象征性和宗教性的意义。常见的图案是一男一女面对面相互拥抱——一个相爱的场景。这种纪念金片曾在丹麦、挪威和瑞典被发现，但没有在斯堪的纳维亚之外的地方被发现。这种金片被大量发现于人们居住的房屋内，位于柱子之下或其附近，在一些地方这个柱子用来支撑国王或酋长大厅内的高座。它们曾在权力中心所在地被发现，如丹麦的古默、挪威的迈尔和伯格、瑞典的黑尔格。也许它们是在国王或酋长的结婚典礼上被存于高座之下的，因此可能象征着家庭和农场与诸神和巨人宇宙的神话起源之间的联系。金片上的夫妇同埃达诗歌《斯基尼尔之歌》(Skírnismál)有关联，诗中描述了弗雷对巨人少女葛德(Gerer)的爱慕，并试图通过礼物、威胁，最后是法术来赢得她的芳心。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这对夫妇的确代表了那一对恋人，因此象征着神圣婚礼，《斯基尼尔之歌》是婚礼的序曲。

北欧神话的特点是婚姻将对立的双方——神和巨人——联系起来，因此包含了整个宇宙。宗教历史学家格罗·斯泰因斯兰德(Gro Steinsland)曾表示，神圣婚礼对于神话和仪式而言是最基本的部分，其对基督教传入之前的社会意识形态同样也是基本的。斯诺里·斯图鲁松在《海姆斯克林拉》中声称，神和巨人女子的婚姻是传说中瑞典尹格林王族(Ynglings)的起源，中世纪挪威的国王也是他们的后裔。神族是国王的祖先这一思想在许多宗教中是相似的，但是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众王朝的第一位女祖先却出乎意料地来自巨人族。正如我们所见，宇宙对立的运用在北欧世界观中是基本的。《西比尔的预言》将命运、人类生活和世界进程置于动态之中。

弗雷和葛德的故事是神话在历史中实现的一个例子。在斯堪的纳维亚宗教改变之前与之后，历史都是根据神话模式来解读的。在基督教史学中，《圣经》就是模板，基督的出生和死亡是每个王国和国王的历史上不断重复的分界线。基督教传入前的人也使用其他模式，最重要的一个就是神注定遇到一位巨人女子。中世纪的历史作品中不断重复描写国王与一位遥远而神秘的女子结合。因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国王萨迦讲述了挪威国王“血斧”埃里克娶了美丽的冈尼希尔德(Gunnhild)，她同精通魔法的人们住在极北地区。在另一个传说中，据说冈尼希尔德是丹麦国王高姆的女儿。

死亡和安葬

死亡是生命的一个事实，它显然是我们在维京时代的资料中面对最多的一个事实。在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文学中，死亡是生命的目的，这与之后的基督教思想完全不同。在基督教传入之前，活着是为了获得死后的声誉，这点非常重要。因此他们很看重死亡的方式：最糟糕的便是可耻的死亡。“牛死了，同族人死了，像他一样死去的男子/我知道永不会死亡的一件事就是：对一个死人的判决。”埃达诗歌《哈瓦玛尔》(Hávamál)中的著名诗句这样写道，是以奥丁的话呈现出来的。良好的尘世名声，而不是天堂的救赎，才是生与死的最深刻目的。

墓地中的发现表明人们相信死后仍有生命。富裕的家庭通常会为死者陪葬物品；男子以武器或工具陪葬，女子以珠宝和器皿陪葬。坟墓中还发现了食物和饮料残渣。

坟墓中的这些食物有何意义？神话提到了死者之地，这里是阴暗的，是黑暗的冥界(在基督教时期被解读为地狱、“死神的惩罚”)。萨迦谈及死后的生活，死者由死去的同族人陪伴住在圣山之中。一首埃达诗歌指出，死者之地属于女神弗蕾雅，在维京时代末我们听说了奥丁的瓦尔哈拉，即“英灵殿”。10世纪，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以马和骑具陪葬。这些发现可以用瓦尔哈拉神话来解释，这些战斗中死去的人住在奥丁的宫殿直到“诸神的黄昏”，他们将同神族一起与混乱之地的强大力量战斗。一些人在这个神话中发现了基督教的天堂观念。这可能(尽管是推测的)就像认为它受穆斯林的天堂思想启发一样，因为斯堪的纳维亚人熟悉近东的思想。

在斯堪的纳维亚发掘的装饰最豪华的坟墓位于挪威南部奥斯伯格墓地，墓内有两个妇女，可能分别是王后和侍女，被埋葬在一艘长21米的装饰华丽的维京船只内。船上有死者需要的所有物品，就好像她们还活着一样，有做家务和烹饪的器皿、床和**用品、织布机、锅和容器，以及使我们困惑的艺术品。还有马车和雪橇，13匹马、6条狗和2头牛。毫无疑问，坟墓里还应包括珠宝首饰和其他珍品，但是已经被盗墓者拿走了。

我们应该这样解读这个坟墓以及其他类似但不那么豪华的坟墓：它们暗示死者被象征性地送上一段旅程。还存在其他的船葬，但通常是以石头象征性地表示逝者船只的轮廓。在一些地方，比如位于奥尔堡(Aalborg)附近的林霍尔姆(Lindholm H?je)，就有用无数石头摆放成这种形状的大型墓地。在瑞典的古乌普萨拉和挪威的伯雷，有大量的大型坟墓被认为是身份和王朝延续的标志。在丹麦，“蓝牙王”哈拉尔大约于960年在王室中心耶灵建造了一个纪念碑和两个坟墓。这两个坟墓建在一个更古老的船型结构之上，因此标志着打破了更早的安葬习俗。然而，纪念碑建成后不久，哈拉尔皈依基督教，在两个坟墓之间修建了一座教堂。考古发掘显示，北边坟墓的墓穴在葬礼后很快就被清空，一位男子的骨骼被安葬在木质教堂的唱经楼。这里显然有一个暗示，哈拉尔在受洗后，他将父亲高姆的遗骸移入教堂，给予他一个基督教式的安葬。教堂前刻有如尼文的大石碑上刻有一个野兽和耶稣受难像的图案，碑文记录了哈拉尔为纪念父亲高姆和母亲翠拉，以及哈拉尔自己“使丹麦人接受基督教”而修建此碑。耶灵石因此是见证丹麦宗教变迁的宏伟纪念碑。

皈依中的政治

斯堪的纳维亚的宗教变迁在每个国家都有不同的政治背景。它与社会和政治组织的巨大变迁同时发生，本身也充满一系列变化：首先，当王国统一时，新的政权结构和新的管理形式就会发展起来；其次，基督教与交流方式的变革有密切联系，从以口述为主到书面文化的转变使新的权力体制成为可能；最后，教会实施了综合措施，包括道德、文化和宗教教育，来教育民众了解他们在新的集权化秩序中的位置。

基督教传入斯堪的纳维亚比爱尔兰、英格兰和欧洲大陆晚几个世纪，这反映了欧洲不同地区的情况存在较大差异。对基督教统治者来说，他们的子民理所当然应该是基督徒，但是罗马人和法兰克人都没有能够征服斯堪的纳维亚的任何一个地区。查理曼的帝国止于丹麦南部边境，他的基督教化计划没有进一步延伸。他的儿子“虔诚者”路易首先派遣传教士，试图向丹麦人施加法兰克的霸权。路易支持流亡的丹麦国王哈拉尔，哈拉尔也向路易效忠，并且依靠法兰克人的帮助，重新登上王位。823年，兰斯大主教埃博在丹麦传播福音，3年后哈拉尔成为第一位接受洗礼的丹麦国王。在美因茨举行典礼后，哈拉尔由教会人士安斯卡尔陪同返回丹麦。然而，1年后他又被迫流亡，20年后安斯卡尔才得以在丹麦正式重新执行他的使命。

大约830年，安斯卡尔抵达瑞典的比尔卡，他后来被任命为汉堡大主教。9世纪70年代，林贝特(Rimbert)撰写了安斯卡尔的履历。根据他的记载，安斯卡尔在那里修建了教堂。9世纪中期，他还在丹麦南部的海泽比和里伯修建了教堂。据林贝特记载，他买下丹麦男孩，教育他们笃信基督教。除此之外，安斯卡尔没有获得永久性成果。

尽管我们对基督教在斯堪的纳维亚传播的第一阶段没有多少证据，但是有足够证据说明英格兰传教士同日耳曼人一起起了重要作用。有两个关于“蓝牙王”哈拉尔皈依的版本，最古老的版本是大约970年维杜金德(Widukind)在《萨克森编年史》中的描述。据他记载，一位名为波波的教士通过一个奇迹让国王信服基督教上帝的力量。他经历了火烤的考验，像国王所希望的那样他长时间手握一块烧红的铁块，却没有受伤。大约一个世纪后，不来梅的亚当声称，哈拉尔的皈依是迫于日耳曼皇帝的压力。这是典型的教会政治宣传。如果日耳曼皇帝将基督教传入丹麦，那么根据基督教帝国的想法，即暗示丹麦国王已向日耳曼皇帝屈服。但是面对这样一个威胁，哈拉尔在耶灵石碑上刻上声明“他使丹麦人接受基督教”，这是一个政治宣言，是丹麦独立的宣称。在哈拉尔继承者“八字胡”斯文和克努特大帝的统治下，英格兰教会在丹麦获得了更大的影响。但是从长期来看，丹麦同汉堡-不来梅的联系更紧密。

挪威的皈依经历了几个阶段，都有英格兰传教士的参与。根据萨迦记载，第一位统一挪威的异教国王“金发王”哈拉尔派他的儿子哈康前往英格兰，并将其交给基督教国王埃塞尔斯坦(924—939年在位)培养。这个故事虽然不同寻常，但也许是可信的。它不仅表明挪威的第一位国王希望同西方建立外交联系，也表明他具有远见卓识，意识到基督教思想会为新王国提供有力支持。

哈康没能使挪威皈依基督教。他被当作一个叛教者，于960年去世。斯诺里在《海姆斯克林拉》中高明地解释了当时的背景，用两个片段举例说明了国王和挪威农场主之间的冲突。首先是前文提到过的描述特伦德拉格的祭祀仪式，国王被迫参加异教礼仪。第二个是在大会或庭上，一位农场主首领在一次演讲中把权力和宗教联系在一起，提出他们的要求。他辩论说，如果挪威人同意国王的信仰，那么他们就要服从于一个新的政权形式，并声称国王的宗教会使他们成为奴隶。半个世纪后，奥拉夫一世率领船队从英格兰向挪威出发，试图用武器使挪威皈依。他把基督教作为征服民众的权力政治工具。但是在任务远没有完成之时，他就死了。二三十年后，圣奥拉夫通过基督教化、武力和立法有效完成了挪威的宗教变革。他在1030年的斯迪克勒斯塔德战役战死后，挪威不再出现针对新信仰的强烈反对。

第三个宗教变化的类型出现在冰岛。我们同样可以在这里观察到宗教是如何适应已有秩序的。当时冰岛没有国王，由大型农场主和酋长组成的寡头集团统治。这些首领通过阿尔庭的多数投票决定让冰岛信奉基督教。关于这件事的最重要资料是学者阿里·索吉尔松写于12世纪30年代的《冰岛人之书》。书中写道，奥拉夫一世派遣传教士唐布兰德(Thangbrand)前往冰岛，但是没能使冰岛人皈依。像耶灵石上“蓝牙王”哈拉尔所声称的那样，阿里强调改变宗教的决定是由冰岛人自己的合法代表决定的，而不是外国统治者强迫的。阿里以此宣称了这个国家的独立性。

异教徒的反应

基督教的传入引起了异教徒的反应。阿里写道，阿尔庭的决定伴随着特定的例外，其中包括允许私下向异教神祭祀。10世纪末期，酋伯爵哈康领导了一次异教复兴，尽管他已经在丹麦接受了洗礼。洗礼后，他承认了“蓝牙王”哈拉尔的领主地位，哈拉尔才得以在耶灵石上宣告“赢得了整个丹麦和挪威”。哈康通过叛教，宣布政治独立。

基督教大约于1000年在瑞典立足，在随后的一个世纪里，许多权贵信奉了新的信仰。但是这一进展中也有挫折，因为异教信仰深深扎根在瑞典的许多地区。

一般来说，年轻的基督教会在较长一段时期内都比较弱小，不得不谨慎地开展工作。大约1120年，出身盎格鲁-撒克逊的一位欧登塞教士埃尔诺斯(?lnoth)围绕圣克努特的生平撰写了一部丹麦史书，在前言中他评论了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地区的宗教：

斯韦尔人和戈塔尔人(G?tar)似乎只有在事情如他们所愿及拥有好运时才信奉基督教信仰。但是如果暴风雨违背他们的意愿，如果土地由于干旱而贫瘠或因大雨而遭受洪灾，如果敌人威胁要进攻或焚烧，他们就会责怪他们声称信仰的基督教，并且威胁和不公地对待那些忠诚的信徒，要把他们赶出国家。

在斯堪的纳维亚其他地区，局面也好不到哪里。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在写给丹麦国王哈拉尔三世(1076—1080年在位)的信中，不得不告诫他要保护可怜的寡妇、孤儿和教士。在1080年的一封信中，教皇对丹麦人“因无常的天气、暴风雨造成的毁坏和各种身体疾病而责怪神职人员”提出严厉批评。六年后，叛乱的农场主在欧登塞的圣奥尔本教堂杀死了哈拉尔的继承者克努特(1080—1086年在位)。

教会和国王相互支持，双方的力量都逐渐增强。整个斯堪的纳维亚都建起了教堂，最初是木制的教堂，但是自12世纪开始在丹麦和瑞典一些地区用石头修建了教堂。教会的精神力量和组织都得到了加强。从政治角度来看，教会与王室政权的新联盟最明显的表现就是1103年或1104年时，在当时还属于丹麦的隆德设立了大主教区。在此之前，斯堪的纳维亚教会归属汉堡-不来梅大主教区。斯文·埃斯特里德松试图摆脱德意志教会的控制，并且在11世纪70年代几乎成功。但是在他的儿子埃里克一世统治时期，教皇承认了这个教区，并随后承认斯堪的纳维亚在同德意志的关系中保持政治独立。

信仰改变和文化变革

在丹麦、挪威和瑞典，宗教变化是由王室领导自上而下进行的，并且经常使用暴力。在冰岛，信仰的改变是酋长们迫于挪威国王的压力而做出的决定。这主要是一个政治变革，但信仰改变对个人来说意味着什么？又是如何发生的？

有人声称，这种变化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异教已经过时，当遇到基督教这样一个有着更强的组织性和思想性的宗教时就由于内部原因而衰落。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维京时代的宗教不重要或不能一直起作用，或它的生命观和相关的道德不足以在非基督教社会中存在。

在北欧语中表示宗教变化的单词是“sieaskipti”，这个词说明了当时的人们如何理解信仰变化。单词的第二个词素与英语单词“变迁”(shift)同根，“sier”意思是“方式和习俗”，和我们所说的“文化”(culture)类似。这个单词也有宗教层面的含义。基督教的传入也意味着文化的全面变化，即使这不是一夜之间发生的。整个生活方式被改变。基督教传入前的宗教是社会和各方面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宗教和社会是融合在一起的，只有在社会发生了变化时这个宗教才会衰落。政权的改变需要一个新宗教，它要有一种能够使集权政权合法化的思想，而基督教教会正好提供了这种思想。

教会最重要的工具就是书籍。这是颠覆性的变化，因为它可以保留和传播遥远地区或年代久远的知识。知识不再依赖于个人的理解和记忆，口述传统中的多变性不再是交流中的一个自然后果。教会是一个强大的国际组织，随着书写的普及，斯堪的纳维亚的欧洲化开始了。书籍使人们接触到外国诗歌、哲学和历史的丰富宝库，北欧文化接受了这些，并且被其所改变。书写还引起了人们对当地诗歌和传统的兴趣。它们开始被记载下来，人们意识到基督教传入之前的时期与中世纪截然不同。

拉丁文字受到了与异教的如尼文字同等的尊敬。如尼文起源神圣，是奥丁赐给人类的礼物。而基督教则不同，它与拉丁文字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是基于《圣经》的有文化的宗教。教会所传达的信息，以及它的思想和道德信条，都深深植根于书面文字。

新文字创造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因为书面文化意味着一种新的历史概念。以前时间是以代来计算的，普通人很难对两三代人之前的时间有具体概念，而现在引入了长久的历史年代序列。人们可以看到自己同久远到亚当夏娃时期的过去的关系，也要接受在同样遥远的未来出现世界末日。在这一长久的视角中，个人和王国都有各自的位置。重心从同族人和家庭转移出去，农场主和他们大会的权力被剥夺。

尽管我们可以追溯宗教变化在政治、文化和社会方面的重要作用，但是很难了解其对个人的思想产生了什么影响。教会号召个人敬畏上帝，并虔诚修行。基督教中，人死后会在天堂获得永生并由此得到救赎，或受到地狱之火的诅咒。它要求人们无条件地只服务并敬拜一位神，只能期待上帝的恩典。这彻底颠覆了传统宗教和道德准则。

同异教神的关系则类似于友谊，是人向神祭祀、从而获得神的保护的一种契约。对没有提供足够保护的神，人可以放弃对其忠诚。因此，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在《亡子挽歌》(Sonatorrek)一诗中因为他的儿子溺亡而斥责奥丁：他将这件事视作与神之间友谊的终止。基督教传入前的斯堪的纳维亚崇尚多神，所以基督可以被接纳进来，不会立刻产生问题。这解释了为什么维京时代的人们允许安斯卡尔在一些城镇修建教堂。在那里，基督只不过是众神之一。冰岛的《定居者之书》讲述了海尔吉·因恩·玛格瑞(Helgi inn Magri)在大约公元900年踏上冰岛，他信仰基督，但是在大海上遇到危难时却向雷神托尔祷告。他还祈求托尔指明哪里可以建新的农场，最后却以基督的名字给农场命名。

基督教意味着民众与上帝间的距离更远以及一种新道德。它影响了各行各业，它的道德信条反映在规定日常习惯的教会立法，尤其是与饮食和**有关的方面。斋戒的时间固定了下来，马肉被禁止食用。婚姻的规定也被引入，一夫多妻制和婚外性行为被禁止。教会还介入婚后生活。挪威的《管制法》(Gulating Law)禁止周日、周三、周五以及斋戒日和教会节日前的晚上有性行为。

现在，罪孽的后果开始影响生活了。大多数教会法律不是基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而是基于人与看不见的上帝之间的关系的确立。上帝是受害方，惩罚是属于他的权力。孽罪的概念是新的。在基督教传入前，人们相互负责，行为受荣辱标准支配；判决和复仇在于其他人。而现在对耻辱的恐惧被罪孽所带来的恐惧替代，异教社会的权利和义务——首要的是复仇——现在变成对上帝和国王的冒犯。更有甚者，教会引入了迄今为止他们从未知晓的“原罪”概念，意味着所有人都欠上帝的债，所有人都害怕永恒的诅咒。

对于整个社会和个人而言，宗教的变化暗示距离的产生。世界变大，权力更加遥远。权力在许多方面，从农场、家庭和当地大会转移到国王和神职人员。宗教活动从农场大厅转移到上帝的专用房子里。上帝本身是遥远的，而且奇怪的是，生命的意义从生命本身转移到死亡。对妇女而言，这种变化是巨大的。教会视她们为男子的附属品，把她们与不能永生和罪孽联系在一起。基督教传入前，她们可以主持宗教习俗活动，但是现在领导权是男子的专属，女子则处于监护之下。另外，教会坚持一个原则，女子有权利不违背其意愿而结婚。教会把贞洁提升到理想的高度，为女子提供了作为修女而生活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