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尔斯·隆罗特

首先记录维京人活动的中世纪作家是从受害者角度来看待维京人的，因此很自然没有对维京人给予好感。一些早期作家理所当然地认为维京人野蛮、残暴，在西欧尤其如此。阿拉伯人也把斯堪的纳维亚人看作野蛮人，从伊本·法德兰超然但可怕的见证人角度的描述可见一斑。他描述了大约930年时伏尔加河上的一处维京船葬，生动地描绘了当时的暴力、肮脏、酗酒和无礼的性行为。

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时代

然而当斯堪的纳维亚人自己开始记录维京祖先的英雄行为时，他们描绘了一幅非常辉煌的图景——作为勇士、水手、定居者和外国地区的拓荒者的所有成就。12、13世纪，当古典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萨迦和吟唱诗歌写在羊皮纸上时，维京时代开始被看作斯堪的纳维亚的英雄时代。令人着迷的文学发展起来，尤其是在冰岛，某种程度上也出现在挪威和丹麦。与其说是其他事物，不如说是文学塑造了后来直至现在人们对维京生活的概念，远不仅仅在斯堪的纳维亚是如此。

实际上我们不可能在早期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文本中清楚地区分“历史”和“小说”，因为大多数都相互蕴含、无法分割。在这方面，可以把它们比作关于杰西·詹姆斯(Jesse James)或美国西部神枪手比尔·希科克(Wild Bill Hickock)等传奇英雄的美国西部影片。在大多数情况下，很难确定有多少叙事成分是基于真正的口述传统，有多少是“重新建构”或由中世纪作家创作的。实际上，这才是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学者面临的主要问题之一。

但大多数专家同意这样一种说法，即吟唱诗歌包含了最早和最可信的证词，其中一些毫无疑问源自维京时代，因为它们似乎被非常认真地记了下来，并且多少以文字的形式保留了大约几代人的时间。这类诗歌按照非常复杂的格律创作，语言华丽，充满比喻，只能由少数知识分子精英掌握。诗歌创作的目的是以配得上他们英雄事迹的华美修辞来赞美某些国王或酋长。尽管这些充满艺术气息的诗行中的复杂文字游戏对于内行来说赏心悦目，但它们所传达出来的事实性信息却少得令人失望。通常情况下，在理清楚倒装句法、破解复杂的比喻后，我们只能得知，某一个伟大的统治者在英勇的勇士陪伴下，在某一个地方击败了他的敌人，从而使食尸的狼和渡鸦获得了略微愉悦的生活。

萨迦史诗般的叙事在表现方式上似乎更加直接、真实、“客观”，但是从现代历史学家的角度来看，它更容易受到怀疑，因为尽管一些萨迦明显基于古老的吟唱诗歌和口述故事，但是直到12世纪才出现以现在形式书写或编撰的萨迦。国王萨迦首先(自大约1150年)被记录下来，呈现了最宏大的重要历史事件，涉及挪威、丹麦和瑞典国王。家族萨迦通常出现时间稍晚(13世纪)；它们因其戏剧化而又令人惊奇的真实故事而著名，这些故事涉及冰岛农场主和家庭这样普通维京人之间的恩怨，深受文学评论家和人类学家的赞赏。另外，大多写于14世纪之后的传奇萨迦更加毫不避讳地进行虚构，显然是基于民间传说、浪漫故事和埃达体的传奇诗歌。尽管现在民俗学家和文学学者而不是历史学家对这些后来撰写的萨迦研究更多，但是17世纪的瑞典民族主义古文物研究者却把它们作为重要历史资料。

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和斯诺里·斯图鲁松

在中世纪所有关于斯堪的纳维亚的文本中，有两部里程碑式的史学作品比其他作品获得了更多的权威认可，从而在北欧传统中更有影响力。这两部作品就是丹麦神职人员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死于约1220年)用拉丁文书写的丹麦历史《丹麦人的业绩》，以及冰岛酋长斯诺里·斯图鲁松(死于1241年)以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撰写的国王萨迦集《海姆斯克林拉》。两部作品都是基于更早(一部分已遗失)的诗歌和萨迦散文材料，并成书于13世纪上半叶。斯堪的纳维亚后人讲述的关于维京人的许多传奇故事都可以追溯到这两部闻名遐迩的作品，几个世纪以来它们都被视作是基于相似的叙事材料，但萨克索和斯诺里的风格和历史哲学却相差甚远，由此吸引了不同类型的读者。萨克索是出色的拉丁文学家，通晓如何运用古典修辞规则和罗马模式的英雄行为使一个粗野的维京首领看起来像一个地位非凡的贵族领袖。他的目标是使欧洲学界相信，丹麦早期的国王可以同罗马帝国统治者中的楷模相媲美。他以浮夸的、充满感情的语言来描述他们的美德，当然也包括敌人的恶行，并通过强调他讲述的每一个故事的寓意来达到宣教的目的。16世纪和17世纪，《丹麦人的业绩》一书尤其受到推崇，为莎士比亚提供了哈姆雷特戏剧性的故事，也为丹麦和瑞典王室史学家的爱国式炫耀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材料。

另一方面，斯诺里完全致力于一种简洁、看似客观的冰岛萨迦风格。他是含蓄式描写的大师，很少给出自己的观点或直接表达价值判断，尽管他明显同萨克索一样崇拜一些著名的维京首领。他不仅仅为有学问的神职人员写作，也为未受过教育的平信徒写作。他没有向读者说教，而是通过巧妙地构建一系列的戏剧化场景来设置悬念，令人信服地展现维京时代的英雄主义。最初他的作品《海姆斯克林拉》被认为不如萨克索的作品典雅，但是自19世纪以来，他逐渐被视为成就更高的作家。通过翻译，他的挪威国王萨迦在现代有了更广泛的读者。

斯诺里书写的国王奥拉夫一世(死于1000年)萨迦可作为关于维京统治者的典型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故事，直到现在也备受推崇，是这一类故事中最有影响的一个。在奥拉夫还是孩子的时候，他的父亲国王特里格维(Tryggvi)遇害，母亲不得不带他离开这个国家，躲避特里格维的敌人冈尼希尔德王后和酋伯爵哈康的谋杀阴谋。在波罗的海，海盗登上他们的船，将少年奥拉夫和他的母亲分开，并把他卖到爱沙尼亚做奴隶。他从小就表现勇猛，杀死了贩卖他的海盗，之后很快就被罗斯国王收养。他在那里长大，做出许多非凡的事迹，以他的勇敢、英俊和魅力吸引着周围的每一个人。换句话说，他是典型的“幸运儿”，是萨迦所要呈现的注定成功的那类英雄。

后来，奥拉夫成功地召集到一批猛士，和他们航行到德意志和不列颠群岛。他在那里进行大规模维京式征服，赢得无数财富，迎娶了几个美丽的外国女子(一个接一个地适时死去)。尽管他是异教徒，但是他不想祭拜异教神，不久之后，在决定返回挪威前他成为一个虔诚的基督徒。巧得出奇，特隆赫姆的挪威农场主此时决定除掉他们当时的统治者酋伯爵哈康，奥拉夫就被立为新的国王。然后他顺利地统治挪威许多年，并且使他的国民信奉新的信仰。

在这个成功故事之后，萨迦的第二部分着重描写奥拉夫悲剧式的没落，他的运数改变，命运与他作对。没落始于他生气地抽打并侮辱他最新结交的女性朋友——高傲的瑞典女王西格丽德(Sigrid)，原因是她不想成为基督徒。之后她联合瑞典和丹麦的国王以及哈康伯爵的儿子密谋反对奥拉夫。当奥拉夫乘坐著名的龙船“长蛇号”从温德人的领土视察返回时，在波罗的海南部的斯沃尔德遭到一支巨大船队的埋伏。奥拉夫和手下寡不敌众，然而尽管胜算概率很小，他们仍英勇地防卫。“长蛇号”上著名弓箭手埃尔纳(Einar)的弓弦最终被敌人毁坏。当奥拉夫问：“什么东西断了？”艾尔纳回答：“是您手中的江山，陛下!”——这个简洁的回答标志着奥拉夫的统治以那类最出色萨迦中典型的含蓄方式终结。奥拉夫意识到自己的大限已到，纵身跳入水中，再也没人见过他。据说，一些人证实他在这场战斗中幸存并逃到国外。但是斯诺里自己则相信当时的吟唱诗歌，说奥拉夫的确葬身于斯沃尔德的大海中。

尽管这个萨迦中有许多神话的因素——一些因素显然从民间故事、英雄诗歌甚至国外的浪漫故事中借鉴而来——但斯诺里以如此真实、令人信服的方式讲述这个故事，以至于长达几个世纪人们一直把它当作历史。它的许多基本文学主旨，如英雄早期的流亡、童年时的英雄行为、运气极佳、富有魅力、能够忍受艰难困苦、拒绝祭拜异教神、表达简单而风趣以及命中注定最终在大战中阵亡，都成为解读伟大维京领袖生平的既定模式。萨迦中这类领袖的重要特征通常是克制、理智、公正、风趣幽默，他们受到手下人的尊敬，事业上幸运，直到他们被不公正的同族人或爱人激怒而开始鲁莽行事。混乱和悲剧总是由这类情绪方面的错误而引发。

英雄和恶棍

然而一个有趣的事实是，萨迦从来不把这些尊贵的维京英雄称为“维京人”。这个称呼似乎因一些反对的声音而被玷污，通常只用来指鲁莽、令人不快的人物，如狂暴的恶棍或将年幼的奥拉夫卖作奴隶的那类无情海盗。另一方面，进行维京式的探险不仅被认为是一个真正萨迦英雄合情合理且必须有的经历，而且前提是这一经历发生在他的事业早期，之后他应该在农场安顿下来，过着平静而受人尊敬的生活。

由此萨迦对于维京人的呈现就出现了内在矛盾，甚至到如今这个矛盾依然在文学叙事中盛行。一方面，他们是最伟大的英雄；另一方面，如果他们的一生中过多时间花在典型的维京活动(如战争、海盗和抢劫)上的话，那么他们就又不是英雄，而是麻烦的制造者——甚至恶棍。这个矛盾在一些萨迦人物充满矛盾的表现中尤其明显，比如最具现实主义的家族萨迦之一——《埃吉尔萨迦》中有争议的冰岛吟唱诗人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埃吉尔在人生的不同阶段(有时甚至同时)，既忠于家庭，又疯癫狂妄；既悲情，又诙谐、粗俗，善于蛊惑人心；既是高尚价值的捍卫者，又是无情的复仇者。

据说他12岁时创作了一首诗，表达了他想成为一名维京人的愿望，其中的几行诗成为表达“维京心态”的经典：

我的母亲向我提到

给我买一艘船，

航行迅速、船桨漂亮；

站在船首，

在亲爱的大海上纵横，

守护她的避风港，

砍死这个人，劈死那个人。

(格温·琼斯 译)

这首短诗开端质朴而浪漫，结尾突然扭转，变得非常残暴。它的结构反映了整个萨迦的面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埃吉尔的后半生有时就处于这样的局面：他向一个敌人泼啤酒，挖出另一个敌人的眼睛，咬断第三个敌人的脖子。这些事情发生在他远离家乡进行一次传奇式探险的时候。另一方面，在冰岛的农场家里，他通常被描绘得拥有同情心、受人尊敬，比如他捍卫家族荣誉或为儿子的死而悲痛。但到了老年，他会突然在家里表现出维京心态，甚至在阿尔庭上令同族人讨厌，比如他提议抛撒从英格兰带回的金银财宝，只为了看人们争抢财富的乐趣。

如果说奥拉夫一世和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代表了萨迦中维京硬汉英雄的两种主要类型——超凡魅力的领袖和粗俗、狂野、不那么高贵的斗士，那么《鲑鱼河谷萨迦》（Laxdoela Saga）里的古德隆恩·奥斯维夫斯多蒂尔（Guerún ósvífrsdóttir）或许可以代表典型的维京女英雄。她是非常骄傲、健壮、美丽的女子，结过几次婚，还有情人，但是在独立、坚忍和权威方面绝不比何一位男人逊色。她想同情人克雅丹（Kjartan）一起离开冰岛，但克雅丹拒绝她上船，因为她还要照顾年幼的弟弟，克雅丹要她等待三年时间。古德隆恩不想做任何承诺，当克雅丹返回时，她嫁给了他最好的朋友波利（Bolli）。克雅丹就娶了另一位女子，并且安顿下来。很快，克雅丹就成为冰岛最了不起的人之一，尽管古德隆恩依然偷偷地爱着他，但是她因自尊心作祟而不愿承认，她开始变得嫉妒并对自己的婚姻不满。

这时两个家庭之间结下了悲剧性的仇恨，全因古德隆恩而引起，她最后怂恿丈夫波利杀死克雅丹。当波利杀死克雅丹回来时，她以轻描淡写的口吻迎接他：“我们早晨完成了不同的任务。我织了12埃尔的布，你杀死了克雅丹。”当她所有的男人都死后，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她才做好准备说出她对克雅丹的炽热情感：“我对我最深爱的男人最坏。”

13世纪冰岛最杰出的作家编写了许多类似的故事，它们影响后来受过教育的读者并形成他们对维京时代生活的看法。尽管如此，它们最初只在斯堪的纳维亚西部有名。甚至在斯堪的纳维亚世界最偏远的冰岛，到中世纪末这些故事也似乎被忘记了，而骑士传奇和民谣取代萨迦成为上层社会最喜爱的文学形式。16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再次掀起对维京的兴趣，主要是丹麦和瑞典新兴民族国家的知识分子领袖鼓励爱国主义式的古文物研究兴趣。他们希望向世界展示，他们国家的历史比欧洲大多数国家的历史更加长久、更加辉煌。

哥特复兴

为了达到此目的，几位斯堪的纳维亚历史学家感到他们必须回到比维京时代更早的历史，以表示他们的国家在希腊和罗马时代就神圣且令人敬仰，在瑞典尤其如此。他们还试图将论点建立在欧洲学界了解并且通常认为可信的拉丁语权威资料上。因此，像1514年在巴黎首次出版的萨克索的《丹麦人的业绩》这样的历史书籍而不是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文本首先引起了爱国古文物学家的兴趣，后者尚未出版，当时也很少有人能够阅读或理解。

其中最有影响力的古文物学家是瑞典兄弟约翰纳斯·马格努斯(Johannes Magnus)和奥拉夫斯·马格努斯(Olavus Magnus)，他们自宗教改革后就居住在罗马，由于拒绝放弃其天主教信仰而改信路德宗，他们被国王古斯塔夫·瓦萨驱逐。受到萨克索非凡成就的激励，兄长约翰纳斯(1488—1544)写下了《所有哥特和瑞典国王的历史》一书(在他死后于1554年出版)。他在书中提出，有着“早期欧洲人”美誉的哥特人实际上来自瑞典，由此使瑞典人成为比丹麦人更加辉煌的民族，而维京时代只不过是复兴了罗马时期所成功实施的军事政策。弟弟奥拉夫斯(1490—1557)写了《北欧民族史》(1555年)，他满怀**地描述了斯堪的纳维亚古老而高贵的文化，以及事无巨细的日常生活，这些内容一部分来自拉丁权威学者(包括萨克索)，一部分来自他自己的经历。

在17世纪，萨克索和马格努斯兄弟充满爱国情感的史学由一些学者进一步发扬光大，如丹麦的奥利·沃姆(Ole Worm， 1588—1654)和托马斯·巴托林(Thomas Bartholin， 1659—1690)，瑞典的奥洛夫·鲁德贝克(Olof Rudbeck， 1630—1702)。丹麦人和瑞典人之间激烈且有时又令人不快的竞争使得双方都极力利用各自的历史。这段时期，维京时代的如尼铭文更加频繁地被用作历史资料，最终被印在学术书籍上，并且被译成拉丁文。斯诺里的《海姆斯克林拉》和其他萨迦文本的中世纪早期手稿从冰岛农场转移到哥本哈根和斯德哥尔摩的档案馆。它们与拉丁文本相媲美，常常被极富想象力地解读，让丹麦和瑞典的过去更加辉煌。这些学术努力最终以奥洛夫·鲁德贝克臭名远扬的四卷本《亚特兰提卡》(Atlantica， 1679—1704年)收场。博学的作者在这套书中试图证明瑞典不仅仅是希腊和罗马文化的摇篮，而且就是亚特兰蒂斯(Atlantis)，即柏拉图讲述的神话中提到的那个沉入大海的神奇岛屿。

然而应该注意的是，尽管鲁德贝克和17世纪其他古文物学家受到维京时代或大篇幅描绘那个时期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资料的极大启发，他们对粗鲁和野蛮的海上勇士这种意义上的“维京人”一点儿也不感兴趣。相反，这些饱学之士希望向世界表明他们的祖先根本不是野蛮人，而是睿智、高贵的人，拥有比维京时代早几个世纪的伟大文明。无可否认，这些祖先适应严酷的北方气候下艰苦而简朴的生活，这样，当环境迫使他们离开家园前往欧洲其他地区时，他们才能极具坚韧性且善于克服各种困难。但是同时他们也是把文明带到所到国家的文化英雄。

启蒙运动和北欧文艺复兴

开明的18世纪(短暂)中止了这种史学以及瑞典和丹麦的强国地位。诸如历史学家丹麦人路德维格·霍尔伯格(Ludvig Holberg， 1684—1754)或瑞典人奥洛夫·达林(Olov Dalin， 1708—1763)的著作中体现的史学研究变得更加理智、务实，他们倾向于把文明等同于自己所处时代的启蒙运动。无论维京人还是哥特征服者都不是他们特别的英雄，奥洛夫·鲁德贝克的沙文主义理论很快被摒弃。冰岛萨迦依然被作为最早期的重要历史证据，但维京时代不再被看作黄金时代，而是北欧国家历史上一段野蛮、未开化的时期。

然而，18世纪后半叶维京人再一次成为时尚，这次不是作为文化英雄，而恰恰是因为他们的野蛮人身份——对现代文明和启蒙文化充满敌意。卢梭和“高贵野蛮人”的时代到来，维京人因令人着迷的狂野和浪漫受到推崇。他们拥有崇高的**，而这正是启蒙运动中儒雅的理想主义者所忽略的。这种崇拜推动了所谓的“北欧文艺复兴”，但它不是开始于斯堪的纳维亚，而是欧洲大陆和英格兰，尤其吸引艺术和文学界年轻的学术叛逆者。

这些年轻叛逆者将崇高艺术定义为违背和谐、正确判断和平衡等传统规则的艺术。艺术应该如同暴风雨、巨大阴沉的山脉、茫茫大漠、噩梦、疯狂、神的启示和地狱一般可怕、暴力、令人敬畏。所以最崇高的艺术是野蛮而古老的诗歌，是关于诸如凯尔特人、斯基泰人、斯堪的纳维亚维京人等狂放而原始的民族的诗歌。这些人自然淳朴，未经驯服，也没有被现代文明玷污。为了体验这种高尚艺术，上层社会的人要离开舒适、高雅和文明的环境，去寻求古老狂野的自然，重新发现他们的原始情感。简单来说，一个人要回归过去，回到最初人类的真正状态。

受到这些观念的启发，北欧文艺复兴运动将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埃达诗歌和冰岛萨迦介绍到西欧的文坛。但是我们不能把这次文艺复兴理解为真正北欧理想的复兴，它其实是从新美学理论的角度对这些理想进行的一次系统修改或重新解读，并在部分程度上进行了歪曲。这个过程的结果是，埃达诗歌中的神话叙事诗——以及凯尔特人关于莪相(Ossian)的诗歌，斯堪的纳维亚民谣和其他多种被认为起源于野蛮人的神话文本，它们被认为拥有能够摧毁一切的特别及神秘的力量，这种力量来自大自然，来自狂野、没有文化的诗人，而不是来自受过良好的教育诗人所创作的文明艺术。

第一位北欧文艺复兴重要人物是保罗·亨利·马利特(Paul Henri Mallet， 1730—1807)，他是来自日内瓦的瑞士公民，18世纪50年代被哥本哈根大学聘为法语教授。1775年，他出版了《丹麦史导论》。他在一定程度上认为古斯堪的纳维亚语诗歌的特点与奥利·沃姆以及其他17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古文物学家的观点一致：艺术形式极其复杂，有严格的规则，对读者来说令人费解，如同智力难题。但是，在1763年日内瓦出版的第二版中，为了顺应崇高诗歌的新思想，马利特改变了他对这种诗歌的描述，使之更吸引紧跟风潮的欧洲年轻文人。现在他认为埃达诗歌和冰岛吟唱诗歌“崇高但是晦涩”，他写道：

异想天开的翅膀可能只属于粗犷、未经开化的民族，而不是文明民族。伟大的自然事物对粗犷的想象更有感触。他们的情感没有因律条和教育而受损，思想的匮乏和语言的贫瘠迫使他们从大自然借取一切能够给他们的认知披上外衣的形象。那么，使我们的诗歌衰弱无力的抽象术语和本能想法怎么从他们的诗歌中发现呢？如果有人问，古人赋予艺术的这种神奇力量现在怎么样了？可以说它已经不复存在了。现代语言的诗歌只不过是有押韵的推理，回应了认知，而不是人心。它不再与宗教、政治或道德在本质上相关，我认为它现在只不过是一种个人艺术，通过获得一些上流评判者的冷漠认可而达到目标的一种取悦，如果可以这么说的话。

〔托马斯·帕西(Thomas Percy) 译，1770年〕

这个陈述坚持认为崇高诗歌情绪化、不合逻辑、野蛮且具有充满魔力的意象，这是对崇高诗歌新美学的典型看法。正是通过这类煽动性的呼吁，马利特对古冰岛诗歌的描述对整个欧洲的年轻学者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像英格兰的托马斯·格雷(Thomas Gray， 1717—1771)和托马斯·帕西(1729—1811)，苏格兰的詹姆斯·麦克佛森(James Macpherson， 1736—1796年)、德国的哥特弗雷德·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 1744—1803年)，这些学者都被这种诗歌的魅力所感染，他们进行收集、翻译、模仿，并将其这样展现给世人：它是高贵的、爱国主义的，可以替代古典诗学中的教育。对淳朴祖先原始但高贵灵魂的崇拜成为出发点，是新的、更加浪漫的民族主义的源泉，它强调自然和“平民精神”而不是文明或武力征服。

几十年后，这种思想才传到斯堪的纳维亚。但是当它于18世纪末传到斯堪的纳维亚时，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引发了对维京时代的重新评估。维京时代现在似乎成了所有北欧国家的真正黄金时期，那时斯堪的纳维亚文化与大自然和平民精神处于完美的和谐状态中。尽管北欧文艺复兴的意识形态在很大程度上是平民化的，但最初接受它的只是一小批文化精英，他们把自己当作这种平民精神的选定代表。这种思想从德意志传播到哥本哈根、乌普萨拉和斯德哥尔摩的学术界，然后从那里再传播到斯堪的纳维亚中产阶级中的大部分人。

对维京人的新热潮在丹麦和瑞典尤其强烈，特别是在19世纪第一个10年两个国家经历了令人耻辱的军事失败之后。1807年丹麦经历了英格兰对哥本哈根的炮击，1809年瑞典在对俄国的战争中丢掉了芬兰。两国接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相信，是时候恢复斯堪的纳维亚人在维京时代所拥有的影响力、活力和自尊了。北欧文艺复兴逐渐从主要在知识分子中盛行的美学潮流演变成一个更加广泛的、带有政治含义的民族主义复兴运动。

丹麦作家亚当·欧兰施拉尔(Adam Oehlenschl?ger， 1779—1850)和格伦特维(N. F. S. Grundtvig， 1783—1872)基于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和深奥的德意志哲学的结合，为一小群文学仰慕者写下了他们最早的诗歌。但是他们二人都成为在政治意识形态方面有着重要影响力的民族人物。欧兰施拉尔的诗歌《金号角》(Guldhornene， 1803年)赞颂了来自古丹麦的两件珍贵手工艺品，把它们作为由诸神赐予但又消失的神秘荣耀的象征。尽管这首诗最初无意以这种方式来阅读，但它还是被丹麦一代代的学生从民族主义的角度来解读。格伦特维对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神话的诗歌式解读，最终为斯堪的纳维亚民众高中的思想意识形态奠定了基础。

哥特协会、耶耶尔和泰格纳尔

瑞典民族主义情绪与对维京时代和古斯堪的纳维亚语文学的兴趣相结合，导致1811年追崇爱国主义的“哥特协会”成立。这个协会由斯德哥尔摩的一群年轻院士和官员建立，他们喜欢用牛角饮蜂蜜酒，用古萨迦的名字互相称呼，背诵埃达诗歌中的内容，举行维京仪式，乐观地希望这些活动能够使他们的国家恢复活力，并且在今后同俄国的冲突中提高国家力量。协会的学术领袖是埃里克·古斯塔夫·耶耶尔(Erik Gustaf Geijer，1783—1874)，他后来成为瑞典最有影响力的历史学家和最受人崇拜的诗人。他编辑了协会杂志《伊都娜》(Iduna，根据古斯堪的纳维亚女神命名，她向瓦尔哈拉提供了“青春之苹果”)，不仅发表了有关维京文化不同方面的古文物研究文章，还有爱国主义的社论和(有较大变化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风格的诗歌。

杂志出版的第一年，耶耶尔发表了两首诗《维京人》(Vikingen)和《自耕农》(Odalbonden)，这两首诗很快就被认为是真正“维京精神”的经典表述，常常在爱国集会和后来的许多瑞典学校被诵读或歌唱。在《维京人》一诗中，我们听到一条失事船只上的海上勇士讲述他年轻时疯狂的故事：他在15岁时逃离家乡，不停地在海上游**，拼命冒险和寻找荣耀，又丢失了所得的一切，最后20岁时准备英雄般地死在冰冷的海上。第二首《自耕农》巧妙地同第一首诗形成对比，我们听到一个农场主留在家里捍卫同样英勇的生活方式：

尽管没有被名誉的名义所**，

我心中清楚它的价值。

我不是在名利的田地上收割，

而是在自己的沃土上收获。

我不爱嘈杂和虚荣的炫耀，

伟大的行为从来不花哨。

燃烧的云彩退去时，

暴风雨没有留下踪迹。

每一个病人都在不同地哀号，

但健康的人不需要如此吵闹。

因此没人提及我，

也没人想到我。

在尖叫和呻吟中，

强大的贵族到处播撒毁灭；

沉默的农夫和他的儿子，

在红土地上耕作。

〔C. W. 斯多克(C. W. Stock) 译〕

通过展示维京人和农场主这两种古斯堪的纳维亚社会同时存在而又截然相反的生活角色——从斯诺里·斯图鲁松《海姆斯克林拉》学来的戏剧性技巧，耶耶尔让维京时代对不同政治信仰的人产生了吸引力。将两种英雄对比，争论孰好孰坏，一时成为瑞典教室中最常见的练习。这种学术练习的预期结果通常是两种英雄对国家同样必要和有利，尽管自耕农在瑞典现代福利国家以牺牲维京人为代价获得了政治权力。

在《丹麦民族史》(1832—1836年)一书和其他历史著作中，耶耶尔运用了相似的对比来表现作为社会典范的维京时代的斯堪的纳维亚。在他看来，这个社会的和谐一方面依赖于伟大君主间的微妙平衡，另一方面依赖于自由农场主的农村庭或大会。维京国王提供了领导和军事实力，大会保障了正确的判断、民间常识和一定程度的民主。真正意义上的贵族的缺失使民众同国王、国王同子民得以接近。根据耶耶尔的观点，中世纪时期这种平衡被天主教会和封建贵族破坏，大会失去了权力，农场主也失去了大部分的古老自由。在他看来，像瑞典这样强大、自由、独立的斯堪的纳维亚国家不应该在中世纪寻根而是应该去异教的维京时代以及古斯堪的纳维亚习俗和制度中寻根。这种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发展观对19世纪瑞典的新教徒和爱国主义精神极具吸引力，并且在长达一个世纪的时间里或多或少被民族主义历史学家接受。我们在19世纪其他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作品中能够发现非常相似的观点：维京时代由自由、骄傲的农场主主宰，他们在当地大会上对国王直言不讳。比如鲁道夫·凯瑟(Rudolph Keyser， 1803—1864)和P. A. 蒙克(P. A. Munch， 1820—1863)撰写的挪威历史。这种观点可以最终追溯到斯诺里·斯图鲁松，但是它非常好地适应了19世纪的政治环境——农场主为争取更多权力而斗争。

尽管耶耶尔是他那个时代“哥特协会”中最具影响力的一员，但另一位成员埃萨亚斯·泰格纳尔主教(Esaias Tegnér， 1782—1846)因出版了《福瑞特约夫的传说》(Frithiofs Saga， 1825年)而在瑞典以外的地区更加广为人知。这部作品基于冰岛传奇萨迦而创作，是一部关于一位维京英雄和他的情人的浪漫史诗，总共有24首诗。通过将拜伦式诗歌、浪漫主义和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神话精彩地融合，《福瑞特约夫的传说》成为瑞典第一部在国际文学市场上获得成功的重要作品，被翻译成多种外语，包括英语、法语、德语、俄语、匈牙利语和克罗地亚语等。可以说，泰格纳尔对维京时代的解读在欧洲学术阶层最为知名。他作品中的英雄像许多之前的冰岛萨迦英雄一样，在维京人和自耕农的角色之间摇摆。在年少轻狂时，福瑞特约夫失去真爱英格博格(Ingeborg)。之后，他行为处事就像拜伦式的维京英雄，他的“维京准则”是埃达诗歌中一些对女人表示厌恶的著名诗节的19世纪浪漫版：

他一会儿跨越大海，一会儿四处游**，像雄鹰翱翔在它广阔的家园中一样——

他为船上的勇士立下规则和律条。要我来告诉你流浪者的准则吗？

“不要在船上搭帐篷，不要在屋子里睡觉：敌人会站在大厅里；

以苍穹为篷，让维京勇士手持利剑，

倚在盾上睡眠……

“当暴风雨变得猛烈，将帆升到最顶端，狂风大作，

这是多么令人愉快：

随它去吧，随它去吧，蜷缩的人是懦夫，宁可沉没，

也不要收帆。

“把姑娘留在岸上，不要让她上船，假如她是弗蕾亚，

她会欺骗；

因为她的酒窝是陷阱，她的搂抱是张网，相信她的笑容

会使你遭殃。”

〔L. A. 谢尔曼(L. A. Sherman) 译，1877年〕

但是，当福瑞特约夫最终与英格博格团聚时(毫无疑问，英格博格一直坚贞不渝地爱着他)，他成为一个安分负责的自耕农：

他维京式的生活像一个血影一样消失，

随之而去的是所有的怨怼和疯狂冒险。

泰格纳尔以此把维京经历按照德国的成长小说模式调整。在这类小说中，未成年的主人公在青年漫游时期过着坎坷、悲伤的生活。但是他逐渐成熟，为衣锦还乡做好了准备，最终成为睿智、顺从、有教养的社会成功人士。这可能是《福瑞特约夫的传说》能够成功的原因之一，不仅瑞典教育家让所有学校的学生都必须阅读这部作品，而且它也在英国维多利亚时代包括维多利亚女王本人在内的虔诚的宫廷圈子获得成功，其中一个英译版本就是献给女王的。正如一位英国学者所说：“斯堪的纳维亚故事鼓舞了维多利亚时代的妇女，她们被莎拉·贝恩哈特(Sarah Bernhardt)扮演的克利奥帕特拉(Cleopatra)所震惊，惊呼‘和我们亲爱的女王的家庭生活多么相似!’”

格伦特维的维京文艺复兴

尽管哥特协会在几十年后解散，但它的思想持续了一个多世纪，启迪了大批教育家、艺术家、诗人和政治家。但是影响更大的是向丹麦的学校体系注入大剂量维京精神的格伦特维的活动，追随者视他为先知。19世纪30年代，这位魅力非凡的教士和远见卓识的诗人提出了一项将基督教复兴主义和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结合的新教育项目。格伦特维极其反对学究似的学习，厌恶传统的学术教育。他希望宣扬“生动的话语”，即不仅仅是福音书里上帝的话语，还有埃达诗歌中的诗歌和被常规学校体系忽略的一切形式的口述民间传统。他想为平民建立一种崭新、自由、人道而且自愿的学校体系，在这种乌托邦式的体系中“生动的话语”胜过死气沉沉的学习。这种理想激发了丹麦农场主反对保守的上层社会并最终取得胜利的斗争运动。在农场主的协助下，19世纪60年代格伦特维的追随者建立了第一批民众高中，学生们可以听讲关于瓦尔哈拉的虔诚布道，学唱关于维京祖先的爱国歌曲。

民众高中运动很快推广到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尽管最终缩小了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在课程中的比重，但是至少由于这些新学校的出现，19世纪后半叶维京人不仅是民族主义精英，也是许多普通农场主、(一定程度上)城市自由资产阶级的主要关注对象。维京人的商业价值第一次被许多斯堪的纳维亚公司利用，它们使用古斯堪的纳维亚神族和萨迦英雄的名字作为商标。非常古老但充满浪漫气息的“维京风格”一度成为家具、设计和室内装潢以及社交集会及各类社会活动中的时尚。画家描绘古斯堪的纳维亚神族和著名萨迦英雄的浪漫图画；政治家试图像维京国王那样向选民演讲；餐馆提供牛角杯来饮用蜂蜜酒，以及组织维京派对，而人们参加时则戴着角状头盔，挥舞着玩具武器；公共建筑、船只、家具和家用物品都被装饰以精美的龙头、如尼文字和其他维京时代的符号。

对维京人的兴趣也以稍小的规模波及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泰格纳尔主教的《福瑞特约夫的传说》和更多真正的冰岛萨迦被译成英文，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开始开展宏伟的古斯堪的纳维亚语项目。更重要的是，英国一些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学者和萨迦译者是全国知名的人物，如塞缪尔·拉宁(Samuel Laing， 1810—1897)和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1834—1896)。拉宁的兴趣(和其他一些苏格兰学者的兴趣一样)显然和他认为自己是定居在奥克尼的维京人的后裔这个事实有关。另一方面，威廉·莫里斯的热情似乎是从他对维京时代艺术和工艺品更广泛的兴趣发展而来。第三位知名的英国萨迦译者是乔治·韦伯·达森特(George Webbe Dasent)，他讨好似的把维京人和维多利亚时代他的同时代人比较：

他们(维京人)同19世纪的英格兰一样：在制造和商业方面比世界上其他所有地方都先进50年，——在铁路方面先进20年。他们在文明和进步的竞赛中名列前茅，在其他人还没有想到跑步的时候他们已经出发了。难怪双方都是胜者。

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也在进行维京精神和现代企业家、旅行者、科学家、政治家等人的进取精神之间的类似比较。艺术、文学、商业和室内装潢方面都在模仿“维京风格”，背后的思想显然是要将1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提升到维京人后裔的高度。但是如此骄傲的比较和浮华的模仿很快就遭到城市许多年轻知识分子的嘲讽，因为城市里的现代生活与维京时代几乎毫无共同之处。19世纪的最后几十年通常被视为斯堪的纳维亚艺术、文学和工业的“现代突破”运动时期，也被看作社会民主的开端。这几十年中，前几代对维京人的**再次被排斥，有时甚至被激进的学术领袖公开嗤之以鼻，比如丹麦评论家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 1842—1927)或瑞典戏剧家和小说家奥古斯特·斯特林堡(August Strindberg， 1849—1912)。这两个国家的历史学家在对待萨迦中维京英雄故事的态度上也变得更具批判性，格伦特维式的民众高中不得不收敛起一些对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浪漫**。

然而，在挪威、冰岛和法罗群岛，地方文化一直保留了一些真正的古斯堪的纳维亚时期的特征。维京人也同这些西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独立于丹麦和瑞典的时期联系起来。尤其是冰岛人和法罗群岛人，也有一些挪威人，他们的语言类似古斯堪的纳维亚语，从埃达诗歌和萨迦中流传下来的传统在当地民俗中依然存在。另一方面，这些被称为北欧文艺复兴或格伦特维维京复兴的学院派学术思潮在较长时间之后才从哥本哈根传入这些偏远而保守的地区。最终传到那里时，恰好与民族独立运动的兴起同时发生。对于这三个国家的任何一个爱国公民来说，回归维京时代或多或少等同于回归政治独立。因此，维京人逐渐成为西斯堪的纳维亚民主主义者的主要关注，并在“现代突破”运动后长期存在。

但即使在民族独立斗争期间，吸引挪威、冰岛或法罗群岛读者的也不是最具浪漫色彩的故事或“崇高”的维京人故事，而是家族萨迦或斯诺里的《海姆斯克林拉》中的粗鲁而低调的英雄。其特点之一是，斯诺里创作的关于挪威国王的冰岛萨迦不仅在冰岛，而且（尤其）在挪威成为19世纪主要的民族经典，之后它被不断地翻译重印。书中精彩的木刻插图由“现代突破”运动中一些最著名的挪威现实主义画家创作，如克里斯蒂安·克罗格（Christian Krohg，1852—1925），埃里克·维伦斯基奥尔德（Erik Werenskiold，1855—1938年）等画家。特点之二是，这些插画往往不是强调杰出维京首领的气势、魅力和财富，而是强调贫穷而坚强的挪威人为在冰冷的峡湾和高山这样恶劣的环境下生存而苦苦奋争。受冰岛家族萨迦启发，有关维京时代的一些早期故事和剧本中也展现了类似的现实主义精神，如亨里克·易卜生（Hnrik Ibsen，1828—1906）、比昂斯滕·比昂松（Bj?rnstjerne Bj?rnson，1832—1910）、奥古斯特·斯特林堡以及其他一些“现代突破”运动中的作家，典型的例子就是易卜生的《海尔格兰的海盗》（Hoermoendene p? Helgeland，1858年）。

19世纪末，人们在奥斯陆湾发现一处大型墓地并发掘了两艘宏伟的维京船只——1880年的科克斯塔德船和1904年的奥斯伯格船，由此挪威人对维京人的兴趣有了极大提高。这些发现不仅本身令人赞叹，船只被发现的盛况在许多方面也引起巨大轰动，而且当时正是挪威为独立而奋斗的最后阶段。挪威在1905年取得独立。因此，这些船只自然成为珍贵的民族象征，在挪威新首都奥斯陆中心的醒目位置进行展示。

维京人在美洲

对于19世纪期间移民到北美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来说，维京遗产也具有重要的民族意义，尤其当他们在与美国和加拿大其他移民群体的关系中树立自己的地位时。移民中的许多人——其中一些人定居在西北部如明尼苏达州或威斯康星州——极其认同萨迦中生动描绘的曾经生活在北大西洋诸岛和文兰定居点的维京农场主。美洲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必然选择传奇式的挪威维京人莱夫·埃里克松(Leif Eriksson)为他们的特别英雄，他被认为在哥伦布之前发现了美洲大陆。他们也必然会在他们的民族出版物(甚至一些以古斯堪的纳维亚语命名)中撰写有关维京人的事——不管是事实还是虚构，并且急切地欢迎任何能够向世界证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确是首先到达美洲的证据。这为赝品的出现提供了动机，比如肯辛顿石碑(Kensington Stone)，据称是1898年在明尼苏达州的地下被“发现”，上面刻着被认为是出自14世纪维京定居者的业余杜撰水准铭文。事实上，肯辛顿石碑在至少半个世纪内成为主要的民族象征，直到现在依然有一些明尼苏达人相信它的真实性。然而，从长期看，它更重要的意义是美国的斯堪的纳维亚群体鼓励一些美国大学开启了宏伟的维京历史和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化学术研究计划。

瓦格纳和纳粹

与此同时在德国，人们对维京人的兴趣经历了一个更浪漫、更极端，最终也更危险的过程。这个基调是由理查德·瓦格纳(Richard Wagner，1813—1883)在《尼伯龙根的指环》(Ring des Nibelungen)中定下的，这是基于古斯堪的纳维亚和早期日耳曼神话创作的一部令人赞叹的歌剧盛宴。瓦格纳对这些神话进行了戏剧和音乐再创作，从美妙但晦涩的德国哲学角度进行解读。它们对整个日耳曼民族有了新的宗教意义。齐格弗里德(Siegfried)作为悲剧式的日耳曼英雄，在其将诸神和世界从贪婪、邪恶、毁灭性的宇宙中拯救出来时注定会失败。他和热烈但自毁的情人女武神伯伦希尔(Brünnhilde)逐渐得知他们是沃坦(Wotan)选定的继承人，而沃坦既是世界精神的化身又是神圣自然的地球母亲的化身。在观众看来，《尼伯龙根的指环》的整个表演是日耳曼精神的崇高展现，由巴伐利亚国王资助该剧在拜罗伊特剧院上演，一时成为盛况空前的神圣民族仪式。

19世纪末期瓦格纳式的神秘性与尼采的超人精英哲学、帝国主义野心以及新兴的日耳曼种族至上思想相结合，不久之后一些德国人开始认为自己是统治民族，维京人是自己种族的祖先和楷模，注定要打败其他国家的劣等民族。20世纪第一个10年，这些种族主义思想引发了一场日耳曼人对维京时代和古斯堪的纳维亚文学不加以任何批判的欣赏热潮，这些作品的文本被当作纯粹日耳曼“热血和土地”哲学思想的神圣表达，它们植根于家乡的故土以及从英勇的维京祖先那里承袭的血统。这些半宗教的思想也进入英格兰和斯堪的纳维亚，尽管它们没有像在德国那样有影响力或激进。

几十年后，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遭到惨败之后，这些思想变成了阿道夫·希特勒及其追随者的政党政治。1933年民族社会主义者执政时，他们开始了对“堕落的”现代文化的反对运动，有步骤地用他们自己基于维京、古斯堪的纳维亚神话、瓦格纳及日耳曼农民文化的“雅利安”(Aryan)文化加以取代。纳粹尤其鼓励一种新型的、据说是日耳曼形式的戏剧，被称作“庭剧”(Dingspiel)。这是一种展示民族精神的大规模集体表演，表演者游行并集体唱诵政治口号，在看起来很像萨迦里北欧农场主举行“庭”会议地方的宏伟户外剧场演出。在德国占领挪威和丹麦期间(1940—1945年)，纳粹尤其急切地把维京人用在他们的政治宣传中，比如，一支在挪威志愿者中招募的臭名昭著的纳粹士兵军团就取了“维京人”的名称，这个军团在战争末期被派遣到东部前线来对抗苏联。这段时期一份典型的海报上画着一名党卫军士兵同一位年轻的金发挪威人站在一艘巨大的维京船前握手，上面写着下面的信息：“党卫军和挪威军团反对共同的敌人……布尔什维克主义。”

这种纳粹政治宣传似乎对普通斯堪的纳维亚人没有多大影响。事实上，维京符号还用在反对德国占领的地下抵抗运动中。比如，丹麦南部的一个传奇抵抗组织根据一位著名古斯堪的纳维亚萨迦英雄命名为“丹麦人霍尔格”。它的成员主要由在格伦特维民众高中传统中成长的农场主组成，因此在反抗德国敌人的斗争中，他们很自然被斯堪的纳维亚神话所激励，他们在日常对话中随意地(或开玩笑式地)把德国敌人称为“魔狼芬里斯”(Fenriswolf)或“尘世巨蟒”(Midgard Serpent)。

现代人的态度

1945年战争结束时，纳粹式的维京兴趣至少暂时走到了尽头。总体来说，维京遗产在德国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失去了大部分吸引力，尤其是在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中间。20世纪初，由诸如瑞典的劳里茨·威布尔(Lauritz Weibull)这样的历史学家致力于推广对古斯堪的纳维亚资料进行更加理智的批判，这一态度最终在大多数斯堪的纳维亚和英国的大学中盛行，使针对早期维京历史的民族浪漫主义遭到淘汰。现代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通常不会把维京人作为伟大的民族英雄或富有刺激性的军事冒险的光荣领袖，而是有能力但比较乏味的商人、殖民者、造船者、工匠、雇佣兵，或劫掠者。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维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再受欢迎。相反，他们在全世界越来越流行，尤其是在大众媒介中，甚至在一些以前只把他们看作劫掠者和恶棍的国家。然而我们可以说，在过去的50年，他们已经从“高文化”降到“低文化”。现在他们很少是严肃小说或恢弘诗歌中的主人公，而是像《高卢英雄传》(Asterix)或《恐怖的夏甲》(Hagar the Horrible)之类流行连环画中的反正统主角。他们的龙船和角形头盔拥有吸引大批人群的商业价值和能力，但是如今这些维京文化符号通常被认为是有趣的而不是浪漫或英勇的。现在真正的维京迷更多是没有受过良好教育的足球迷，而不是先锋派知识分子。

最受欢迎的有关维京的现代小说也许就是瑞典作家弗朗斯·G. 本特松(Frans G. Bengtsson， 1894—1955)创作的《长船》(R?de Orm，1941—1945年)。它被译为包括英语在内的多种语言，还被改编为音乐剧和好莱坞电影。由于具有扣人心弦的冒险、绝妙的讽刺风格和许多有趣的插曲，这部小说依然值得广泛阅读。从文学史家的角度来看，这部小说最吸引人的地方是它代表了对维京的理解从比较古老的方式转变到了更加现代的方式。一方面，本特松是旧式维京生活的欣赏者，他从萨迦和依然将维京人刻画为英雄的保守历史中学到了很多；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位现代知识分子，用大量讽刺对待所有的崇高英雄主义和浪漫的忸怩作态(尤其是瓦格纳或纳粹之流)。这个故事中的男主人公们是维京伙伴奥姆(Orm)和托克(Toke)，他们在对待敌人时表现得像真正的英雄，但是在平时却既有趣又不知羞耻，也充满人情味，他俩会在意像啤酒和猪肉这样简单的物质快乐。他们在西班牙被穆斯林监禁许多年之后逃了出来。两个伙伴设法受到邀请参加丹麦“蓝牙王”哈拉尔的尤尔节庆典，他们在同尤其粗鲁的维京暴徒之间的战斗中表现出高超的本领。但是，当国王的仆人奉献食物时，他们突然表现出被小心翼翼地隐藏在粗犷外表之下的柔情：

当仆人将一块块美味的猪肩肉放在他们的盘子里时，他们幸福地感叹，彼此提醒多久没有吃到这样的晚餐了，感慨他们居然在不允许吃猪肉的国家生存了那么多年。但是当血肠端上来时，他们的眼睛湿润了。他们声称，自从和克罗克一起远航以来，从来没有吃过一顿像样的饭菜。

“这是最好的味道。”奥姆小声说。

“说得太有道理了。”托克声音沙哑地说。

〔迈克尔·麦尔(Michael Meyer) 译〕

是这些场景而非传统的维京式探险和战斗使《长船》成为现代的维京经典。正如《恐怖的夏甲》一样，奥姆和托克似乎是因为毫不斯文和世故而成为受欢迎的喜剧英雄。他们绝不会成为泰格纳尔作品中福瑞特约夫那样受过教育并有教养的人。这些维京人像现代工人阶级的英雄一样，把品位简单、粗犷外表和粗鲁举止变成了美德。自然，他们的心灵是由纯金做成的。

20世纪最后几十年，维京人再度受到比之前更热烈的欢迎。斯堪的纳维亚各国家、英国、德国和美国每年夏季都会举行维京集市，庆祝维京节日。这时通常会卖出大量的蜂蜜酒和角形头盔，还有维京首饰，如托尔之锤、维京面包、维京宝剑、维京房屋模型和其他许多奇异的产品。年轻人学习建造维京船只，并且驾船出海。他们还上演维京戏剧，模拟维京战斗以纪念马尔登战役、斯坦福桥战役、斯迪克勒斯塔德战役以及维京时代的各种著名事件。一些狂热者甚至为庆祝古斯堪的纳维亚诸神而建立新的教派。但是，似乎只有少数群体完全认真地对待维京人。事实上，有一些人使用维京符号来模仿纳粹并试图传播种族主义思想，以至于有些好心的教育家声明是时候让我们将维京人全部忘记了，因为他们与现代斯堪的纳维亚福利国家的进步、自由和多元化理想不能完全兼容。然而，历史应该告诉我们，维京人既可以从多种方式被理解，也可以被善或恶所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