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斯·隆德

丹麦人和邻国

尽管我们对11世纪之前的斯堪的纳维亚不完全了解，但有很好的证据表明，这一地区的大片区域在维京时代很长一段时间内被丹麦国王控制。比如，813年，丹麦人前往挪威南部的韦斯特福尔去恢复丹麦在那里的权力。《法兰克王室年代记》把韦斯特福尔描绘成“帝国的最远端”。810年丹麦国王戈德弗雷德遇害后，内战开始，丹麦在那里的势力明显颓败。在一定程度上，丹麦国王很有可能是挪威西部和北部当地统治者的领主。

维京人在西欧的活动在多大的范围和以什么方式受到斯堪的纳维亚王权变迁的影响？大家可以任凭猜测。一方面，有明显证据表明一些维京探险队首领是流放者，以被更强大的对手驱逐出家乡的王室成员为主；另一方面，也有明显迹象表明，9世纪前半叶统治丹麦的国王比之前更多地投入到对法兰克王国的袭击——至少法兰克国王认为他们是罪魁祸首。虽然，9世纪下半叶几支维京军队洗劫了法兰克王国和不列颠，但是我们对于丹麦国王的势力知之甚少。这些军队的首领可能是被强大国王驱逐的流放者，也可能是在无权势的国王的统治时期获得独立行动权的一些人。我们无从知晓。

但我们清楚的是，到9世纪末，丹麦国王的势力被大大削弱，原因之一是从维京远征胜利归来的对手。比如854年，霍里克一世被他侄子杀害，后者曾遭到驱逐并求助于海盗。不来梅的亚当在11世纪后半叶撰写了汉堡-不来梅大主教史，他将这种权力的丧失归因于一次标志性失败，据说在892年由国王阿尔努夫率领的一支东法兰克军队在戴尔河击败维京军队。这表明，丹麦国王和活跃在西欧的维京军队之间有紧密的联系。但是亚当和其他作者夸大了这次战斗的重要性，它其实只涉及一支维京军队中正在前往冬季宿营地途中的一部分人。这次失利也没能阻止他们依照计划前去过冬。

但是衰落的确是现实，流放者向往着归乡之途。一个在瑞典停留过一段时间的王室返回，设法立足了几十年，结果又被另一个从国外返回的王室取代。公元900年前，一位在波罗的海游历的英格兰人伍尔夫斯坦观察到，博恩霍尔姆岛(Bornholm)有自己的国王，它既不属于丹麦人，也不属于斯韦尔人。这可能表明之前丹麦国王所拥有的领主地位已经衰落了。

衰落最明显的标志可能体现在挪威发生的事件中。与丹麦不同，挪威不曾由一个本地国王统一过。然而，到9世纪末的时候，在挪威西部拥有领地的“金发王”哈拉尔试图将势力延伸到全国。根据传统，他被安置在奥斯陆峡湾以西的韦斯特福尔。但是这种传统形成于12、13世纪，那时丹麦国王再次强行声明拥有这一地区，而挪威方面的宣传自然是希望它能代表挪威王国的中心。从传统意义上，著名的哈夫斯峡湾之战也被视作哈拉尔为统一挪威而付出的极大努力。事实上，通过这场战役，哈拉尔将其势力从位于卑尔根(Bergen)的领地向南扩展到哈夫斯湾以外。他不大可能曾经统治过整个挪威。

耶灵王朝

恢复丹麦在斯堪的纳维亚领导地位的国王都属于耶灵王朝。耶灵王朝在耶灵修建了重要纪念石碑，上面刻有如尼铭文。有一块碑文上记录到，“蓝牙王”哈拉尔炫耀自己赢得了整个丹麦和挪威，并且使丹麦人皈依基督教。尽管人们试图解读这段碑文，但目前我们仍然不清楚哈拉尔在统一丹麦方面有何成就，甚至对于“丹麦”所包含的意思也有争议。

这个名称首次出现的时间，我们可以追溯到挪威酋长奥塔对从斯林格斯海尔(Sciringesheal)前往日德兰南部的海泽比的旅途描述中。他告诉威塞克斯的国王阿尔弗雷德和他博学的臣子，“当他从斯林格斯海尔航行到那里(即海泽比)时，他能够在丹麦停泊三天，右侧就是广阔的大海。到达海泽比的两天前，他的右侧是日德兰半岛和施莱湾(Sillende)以及许多岛屿。在港口一侧，他连续两天看到属于丹麦的岛屿。”奥塔的描述被收录在奥罗修斯《反对异教徒的历史七书》的古英语翻译版本中，它区分了“丹麦”(Denemearc)和属于它的岛屿，也区分了日德兰岛和施莱峡湾(日德兰南边)以及附属岛屿，这个区分同这部译作中另一处区分吻合，即“南部丹麦人”居住在施莱峡湾和日德兰岛，“北部丹麦人”居住在现在挪威东南、瑞典西部和大多数丹麦岛屿等沿海地区。从表面来看，“丹麦”这个名字只适用于丹麦人居住和被丹麦国王统治的地区。因此，哈拉尔的父亲高姆(Gorm)娶了号称“丹麦之骄傲”的翠拉(Thyre)就显得非常重要。这表明，根基在日德兰的高姆想必是“南部丹麦人”，他娶了来自于“丹麦”的“北部丹麦人”，这为日后他的儿子“蓝牙王”哈拉尔统一这两个地区铺平了道路。

“蓝牙王”哈拉尔统治时期的考古记录极其令人震撼。耶灵如尼文石碑是为纪念其父母而修建，却专门用来记录他自己的功绩。除此之外，他修建了两个坟冢和一个巨大的木质教堂。他于958年将其父亲埋葬在北面坟冢的一个木屋里。哈拉尔执政开始的这一时间对后来历史资料中记载他统治了40年的传统说法提出了质疑。哈拉尔的死亡时间不晚于987年，如果他在958年之前就成为国王的话，他肯定是他父亲的联合执政者。南面的坟冢修建于十多年之后，里面没有发现坟墓，这可能是哈拉尔为自己修建的，但最终并没有用于此用途，因为哈拉尔成了基督徒，或者也可能是为他的母亲翠拉修建的。根据耶灵稍小的石碑记载，翠拉先于她的丈夫高姆去世，理当由高姆来安葬。然而，在耶灵附近的三处碑文上，拉文(Rarn)的儿子图厄(Tue)声称自己修建了翠拉的坟冢，这不太可能是耶灵南面的坟冢。因此，翠拉葬在何处、由谁埋葬还是个谜，都只能靠猜测。大约在965年，哈拉尔皈依基督教，之后将他父亲的遗骨从坟冢中迁出，重新葬入两个坟冢之间的木质教堂之内。

哈拉尔统治时期修建了许多防御工事，在海泽比、里伯可能还有奥胡斯(?rhus)修建了城墙进行防御。在丹内维尔克，公元700年前就开始修建堤岸、河沟来保护边界不受日耳曼人侵犯，在10世纪50年代又重修加固，60年代则修建新的城墙将主城墙与围绕海泽比的半圆形城墙连接起来。然而，哈拉尔统治时期留下的最壮观的纪念物是大约980年建造的环形堡垒，比如在西兰岛西部的特瑞堡、日德兰半岛东部的费尔卡特(Frykat)、日德兰半岛北部的阿格斯堡(Aggersborg)、菲英岛(Fyn)的欧登塞，可能还有斯科纳(Sk?ne)的特瑞堡都建有环形堡垒。以前它们被认为可以追溯到“八字胡”斯文统治时期，而且是在斯文征服英格兰的背景下出现的。然而，树木年代测算将这些堡垒的年代确定在哈拉尔统治时期：用来建造特瑞堡的木材是在980年9月至981年5月间采伐的。这使得人们重新开始讨论建造这些堡垒的目的。一些人认为它们是哈拉尔统一丹麦的胁迫手段；另一些人把它们看作服务于王国的皇家要塞，以便更加紧密地管理国家。阿格斯堡的大小是其他堡垒的4倍，旨在控制挪威。堡垒和房屋内的发掘物品支持了这种解释，因为只有少数房屋有壁炉，所以它们不太可能作为过冬地，甚至对于最强壮的勇士来说也不可能。在一些房屋内发现了银匠或金匠等手工艺人留下的制品。这里给人的一般印象不像是驻军的房屋，也有人认为它们是用来抵御日耳曼人侵犯的流动中心。不管是出于什么目的，从任何方面来看它们都很奇特。环形的布局似乎并不能起到任何实际作用，也没有找到它们的参考模型。在特瑞堡，人们不知何故费了很大工夫来平整土地、建造堡垒。这些堡垒的目的也是短暂的：没有任何一个堡垒有过修补的痕迹，在费尔卡特甚至有一段墙在修建期间就倒塌了，而且没有再修复。

除了这些建筑外，哈拉尔统治时期还修建了许多道路和桥梁。人们在瓦埃勒(Vejle)南部的拉文宁恩格(Ravning Enge)发掘出一座巨大的木桥，跨度为700米，根据树木年代测算它建于978年；在西兰岛还发现了那个时期令人惊叹的道路工程。

这些工程都表明哈拉尔是新一代丹麦统治者，立志利用全部资源将他的意志不断推向扩大了的王国。当人们把环形堡垒归功于“八字胡”斯文时，认为从英格兰获得的战利品为建设提供了资金——事实上，英格兰自己为征服买了单。据了解，哈拉尔没有利用外国资源，因此他肯定在丹麦人中进行了大量勒索。后来的资料暗示，丹麦人痛恨哈拉尔强加给他们的强迫劳动，但是也可能只是后来基于他儿子的叛乱和为纪念他统治时期的宏大建筑工程所做的一种合理化解释。

8世纪初欧洲人就开始了把基督教带到丹麦的尝试。这一时期，鉴于丹麦和欧洲其他地区的紧密联系，基督教在丹麦广为人知。10世纪后半叶的一位观察者的确声称过，尽管丹麦人依然举行异教徒仪式，但是他们已经成为基督徒很久了。9世纪中期，海泽比和里伯修建了教堂，但是这一时期基督教在丹麦还没有被正式或永久确立。

斯堪的纳维亚基督教化的责任落在汉堡-不来梅的大主教安斯卡尔的继任者们身上。这个大主教区于832年建立于汉堡。在一次丹麦人袭击汉堡后，845年不来梅大主教区和汉堡大主教区合并，这令科隆的甘瑟(Gunther)大主教和之后的大主教们非常沮丧，因为不来梅从他们教省划分出去了。一个世纪后依然没有什么进展，汉堡-不来梅大主教在丹麦或其他地方没有副主教，因此他的教区无法严格按照规范运行。它的存在很难合理化，而且科隆想要回不来梅。

阿达尔达戈(Adaldag)大主教终于迎来了好运，德意志的国王和皇帝们重新恢复了对传教的兴趣，将它与帝国扩张相结合。据说，934年“捕鸟者”亨利(Henry Fowler)击败了丹麦人，迫使他们接受洗礼。这件事似乎可能性很小，但即使它是真的，这次皈依并没有产生持久的影响。948年，奥托大帝(Otto the Great， 936—973年在位)为丹麦三个大主教区——石勒苏益格、里伯和奥胡斯指定了主教。这些主教可能从来没有踏足过丹麦，但是他们的任命为阿达尔达戈提供了急需的副主教。阿达尔达戈起初在奥托大帝的文书处任职，大约在937年至988年期间担任大主教。毫无疑问，他督促国王支持以向斯拉夫人传福音的同样方式进行传教。日耳曼人在斯拉夫人中的传教与帝国扩张密不可分，归顺基督就是归顺皇帝，皇帝为信仰所付出的努力为他带来相当可观的世俗回报。

这个教训对丹麦人来说肯定印象深刻。哈拉尔皈依最可能的解释是他无法抵制德意志的基督教捍卫者，因此决定皈依基督教。这样皇帝就找不出征服丹麦的借口了。事实与不来梅的亚当试图让我们相信的相反，这并非意味着丹麦与汉堡建立了密切关系，或者948年所任命的主教真的被允许前往丹麦的教区。相反，哈拉尔更可能希望自己指定主教。

据说哈拉尔被一名叫作波波的传教士说服，认为基督是唯一真正的神。据说波波经历了火烤的考验。同影响哈拉尔的政治因素相比，关于这一故事对皈依的影响程度人们只能任凭猜测。但重要的是，波波同汉堡没有明显的联系。这对于不来梅的亚当来说非常尴尬，以至于他把波波接受考验的故事嫁接到他对瑞典国王“胜利者”埃里克(Erik the Victorious)皈依的描述中。当然汉堡是日耳曼人的帝国教会的一部分，它向帝国负责，皇帝不仅对汉堡-不来梅，也对附属教区拥有权利。

同考古证据相比，哈拉尔统治的历史记录寥寥无几。11世纪后半叶之前的书面记录非常少，那时不来梅的亚当提供了一些信息，据说是来自与他同时期的丹麦国王斯文·埃斯特里德松(1047—1076年在位)。亚当把哈拉尔描述为基督教国王的典范，说他极其虔诚，是汉堡-不来梅大主教的伟大朋友和丹麦教会的支持者。他让丹麦拥有许多神父和教堂。亚当希望，在哈拉尔作为异教徒叛乱的牺牲者结束统治后，他还能够被封为殉道者。然而亚当的描述带有偏见，不足为信。他的目的是使他的教区的存在和地位合理化，为达到这个目的他毫不犹豫地歪曲了事实。

把哈拉尔的皈依归功于一个来自汉堡之外的传教士——遗憾的是我们也不知道波波来自哪里——反映出人们因丹麦同帝国的关系而对这个教区产生了消极态度。这样的态度也在随后的发展中得到合理印证。哈拉尔在965年前皈依基督教，那时皇帝颁布了一份宪章，放弃对于丹麦大主教区的帝国权利，从而承认了丹麦拥有一位基督教统治者。但是奥托大帝的姿态并没有让哈拉尔相信日耳曼人的意图是完全友善的。他继续重新加固丹内维尔克，968年，他开始了把丹内维尔克与海泽比周围城墙连接起来的巨大工程。在奥托二世继位后，哈拉尔甚至在974年攻击了日耳曼人。他战败了，而且可能不得不向胜利者割让土地。但是当奥托二世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败给萨拉森人(Saracens)之后，983年，哈拉尔再次打败日耳曼人，并趁机收回了这些土地。在这样的形势下，如果汉堡副主教被允许前往丹麦，哈拉尔可能会像一个世纪后的斯文·埃斯特里德松一样阻止他们参加德意志的教会会议。不来梅的亚当对哈拉尔对待汉堡-不来梅态度的描述是他那个时代的政治宣传需要，因为斯文·埃斯特里德松正在同教皇谈判建立丹麦独立大主教区。亚当急于强调汉堡不来梅的古老权利，并证明它的大主教在斯堪的纳维亚基督化过程中的领导作用。

丹麦、挪威和英格兰

“蓝牙王”哈拉尔恢复丹麦在挪威的势力可能意味着他直接统治了维肯地区，并被挪威其他大多数地区接受为领主。挪威国王“金发王”哈拉尔可能死于10世纪30年代，他的儿子“血斧”埃里克继位。埃里克像他的父亲一样，试图从特伦德拉格(Tr?ndelag)开始将他的统治延伸到挪威的其他地方。但是，很快他不得不面对一个对手，外号“善良王”的弟弟哈康(H?kon)，哈康在英格兰国王埃塞尔斯坦(924—939年在位)的宫廷里接受教育。哈康同埃塞尔斯坦宫廷的附属关系可能表明，“金发王”哈拉尔曾经向英格兰国王寻求帮助来抗击丹麦人。尽管英格兰在埃塞尔斯坦统治时期似乎没有受到丹麦维京人的骚扰，但是有证据表明埃塞尔斯坦同奥托大帝形成了抗击丹麦的同盟。当“血斧”埃里克被哈康从挪威驱逐后，他在特伦德地人及其酋伯爵拉德的西格德(Sigurd of Lade)支持下到达了诺森布里亚，在那里他被立为约克国王。但是后来他又被驱逐，在954或952年被杀。

当埃里克的儿子们——如果母系关系正确的话，他们就是“蓝牙王”哈拉尔的表兄弟——反叛“善良王”哈康的时候，哈拉尔支持并帮助其中的“灰袍者”哈拉尔(Harald Greycloak)掌权。然而不久后，他就开始独立行事，超出丹麦国王能够接受的程度，并遭到丹麦人和特伦德人的联合反对。“灰袍者”哈拉尔在利姆海峡战败后，“蓝牙王”哈拉尔被接受为挪威的领主，通过拉德的酋伯爵行使权力。

据不来梅的亚当所说，在“蓝牙王”哈拉尔统治后期，哈拉尔的儿子“八字胡”斯文起兵反叛。亚当记载，斯文成为丹麦那些心怀不满的人的领导，其中一些是被迫接受基督教的大人物。斯文甚至领导了一次异教徒反抗行动，将忠于汉堡的主教从丹麦驱逐出去。“蓝牙王”哈拉尔在战斗中受伤后，向居住在奥德河口朱姆内(Jumne)的温德人寻求庇护。他在那里因伤去世，遗体被带到罗斯基勒，并被安葬在他亲自建立的教堂内。根据亚当所述，斯文因为反叛受到了神的惩罚，被他父亲的朋友——他们居住在波美拉尼亚(Pomerania)的朱姆内——抓为俘虏，然后被丹麦人花重金赎回，之后被瑞典国王“胜利者”埃里克从他那取之不义的王国赶走。英格兰拒绝对其给予庇护，他被迫在苏格兰流亡14年。在之后的其他资料中，关于斯文的被俘和被赎出现两次甚至三次。

这个故事难以令人信服。根据亚当所言，斯文尚在艰难的流亡中时，他就实际上领导了维京人对英格兰的突袭，他父亲的温德朋友们是被虚构出来的。“蓝牙王”哈拉尔有一个温德妻子，她是阿博德里特大公米斯蒂沃伊(Mistivoi)的女儿，这反映出两个大公之间的政治关系。他们共同的敌人是日耳曼人，并在983年联合起来反对日耳曼人。哈拉尔面对丹麦的反叛，寻求阿博德里特人的庇护是合理的，但尚不清楚朱姆内在这段时期是波兰王国的一部分还是独立的地区。无论哪种情况，哈拉尔在那里寻求庇护都会因距离波兰人太近而极其危险。那时波兰人同日耳曼人关系友好，因此也成为阿博德里特人和丹麦人的共同敌人。瑞典国王“胜利者”埃里克为表示友好而娶了波兰公主，显然是希望寻求支持以抵抗丹麦人。而且，哈拉尔的朋友——阿博德里特人、波美拉尼亚人或波兰人——不会把他的遗体交给反叛者来埋葬。

“八字胡”斯文：最幸运的国王

虽然仍然带有偏见，但是佛兰德斯的一位匿名僧侣大约于1040年写作的《诺曼底埃玛王后颂》中对“八字胡”斯文生涯的描述带着较多的同情。他把斯文描述为“他那个时期实际上最幸运的国王”，不应当是他父亲嫉妒和仇恨的牺牲品。当他的父亲公开剥夺他的继承权时，军队聚集在他的身边保护他。这位奉承者接着描述斯文后来是怎样和平又令人满意地统治他的国家。

我们对斯文在国内的统治知之甚少，同样对他袭击英格兰的原因也了解甚少。人们提出过几种解释，其中之一是他向斯拉夫人支付了一次或多次赎金后变得穷困潦倒。但是因为有理由怀疑他是否曾被斯拉夫人俘虏，所以这个解释不能令人信服。另一种解释认为，当他继承父亲的王位时，通过俄罗斯河流进入波罗的海的阿拉伯白银枯竭，他失去了一个重要收入来源。然而，白银的流入在之前的10世纪中期就停止了，而且没有证据表明这是丹麦国王的一个重要收入来源。更有可能的是，斯文的动机是在英格兰为自己聚敛财富，以便更有能力抵抗来自其他袭击英格兰的维京首领的威胁。斯文不想遭受同霍里克一世一样的命运。与他的父亲不同，他之所以能够在海外开展袭击是因为他不必担心日耳曼人的威胁。

然而对于他在1013年最终得以征服英格兰却存在另一种解释。这位僧侣奉承者声称，斯文此次远征的目的是惩罚“高个子”托鲁克尔，因为他同一部分丹麦皇家舰队投靠了英格兰国王埃塞尔雷德。托鲁克尔是1009年抵达英格兰的一支维京队伍首领。三年内他们在就像其他维京人一样抢劫、放火、向英格兰人索取贡金和赎金。1012年，坎特伯雷大主教埃尔夫赫亚克(?lfheah)因为拒绝被赎回而被他们杀害，这支维京队伍以此来显示英勇。此后，托鲁克尔带领大约45艘船只投靠埃塞尔雷德，解散了余下军队。

这位僧侣奉承者显然想把斯文描绘成受害方，在袭击英格兰这件事上毫无过错，他强调托鲁克尔在丹麦国王宫廷中的地位，指责他携部分皇家舰队背叛的行为。然而其他一些资料对于两人的关系描述更加模棱两可。后来托鲁克尔同传说中的约姆斯维京人(Joms vikings)联系起来，这是一支纪律严明的勇士队伍，应该是以波罗的海南部海岸线上的约姆斯堡(Jomsborg)为基地。据说这个被不来梅的亚当称为约姆内的要塞是由“蓝牙王”哈拉尔建立的，他曾在儿子叛乱后在此避难。关于约姆斯维京人的描述可能在12、13世纪得到详述，但是这种联系可能是真实的：作为波罗的海一支维京人的首领，托鲁克尔可能被约姆内统治者所雇佣。考古发掘表明，约姆内不是堡垒，而是奥德河口的一个大城镇，通常被称作沃林(Wolin)，大约有一万名居民。这时独立的维京团伙非常活跃，瑞典如尼铭文提到了一些用英格兰货币奖励其手下的酋长名字。托鲁克尔有可能在某段时期被迫承认斯文为领主，但是他自1012年至国王埃塞尔雷德亡故，一直为埃塞尔雷德服务，这说明他从来不是斯文的人。

994年，斯文率军突袭英格兰，未能对伦敦进行成功袭击，但是洗劫了英格兰南部。此战季后期，这支军队在南安普顿过冬。在此宿营时，埃塞尔雷德派人去请军队的首领之一奥拉夫一世，单独向他议和，并提出雇佣他和他的手下当雇佣兵。奥拉夫接受了条件，通过签订条约来规范他的军队和英格兰百姓的关系。为埃塞尔雷德服务了一段时期后，奥拉夫利用在英格兰获得的资金返回征服挪威。特伦德拉格酋伯爵哈康·西格森(H?kon Sigurdsson)被谋杀后，奥拉夫被拥立为特伦德拉格的国王。

这毫无疑问是有预谋的，对于斯文是极大的挑衅。斯文继承了其父亲挪威领主的地位，当奥拉夫开始攫取政权时，斯文必定会强势反击。至于英格兰那边，他们明显是蓄意让斯文忙于斯堪的纳维亚事务，这步棋显然获得了成功：直到公元1000年斯文在斯沃尔德岛(Svold)之战中打败并杀死奥拉夫后，他才返回英格兰。

奥拉夫一世作为挪威的缔造者被载入挪威史册。后来的历史学家把他归为“金发王”哈拉尔的后代，使得他登上王位的理由变得无可挑剔。但是他们对奥拉夫童年和青年时期近乎圣徒式的描述，说明他们对奥拉夫的祖先一无所知。显然当奥拉夫跟随领主前往英格兰时，他在挪威众多酋长中占有一席之地，但是他对于继承王位的要求与其他酋长没什么不同。

斯文在斯沃尔德岛之战中获得了斯韦尔国王奥洛夫·斯科特科农(“胜利者”埃里克和波兰王后的儿子)的支持。大约993年，埃里克死后，斯文娶了这位波兰王后，由此斯文成为奥洛夫的继父，奥洛夫的姓氏“斯科特科农”意为“附属国王”，可能暗示着他同丹麦国王是一种附属关系。

不来梅的亚当认为斯文是一次异教徒叛乱的领导者，他把主教从丹麦驱逐出去。毫无疑问，斯文像他父亲一样不欢迎德意志主教，但是没有证据表明他是叛教者。相反，在位期间，他修建了罗斯基勒和隆德的教堂，而英格兰传教士则得以在挪威和丹麦传教。但是，亚当认为将英格兰教士带入他的王国比叛教更糟糕。

维京军队和雷当制

13世纪丹麦的省级法律中描述了一种称为“雷当”(leding)的军队体制，丹麦人民必须为战舰提供给养和水手。这种体制基于土地所有制，从理论上来讲，可以集结一支大约3000艘船的舰队，每艘船上配备大约40名水手。有人声称，“八字胡”斯文必定是依靠这种体制来集结必要的军队以征服英格兰，正如他在1013年迅速而令人心服口服地征服英格兰那样。斯文的指挥才能应该受到钦佩，但是13世纪记载的体制在10世纪不太可能存在，实际上这种体制可能在12世纪后半叶之前都没有传入丹麦。

斯文军队的招募方式是维京时代的习惯做法，许多人迫切想加入军队是因为打了胜仗可以赢得许多奖励。领主希望他的手下加入他的军队参战或独立战斗，其中一些人本身可能就是国王。拉德酋伯爵为哈康“蓝牙王”哈拉尔对抗日耳曼人的战争派遣了一个小分队，哈拉尔对约塔兰甚至俄罗斯的突袭可能都是代表丹麦领主实施的。这位僧侣奉承者强调斯文“通过加倍的慷慨使他们屈服并忠诚于他”。他们形成了传统的军事拥护者，并期望领主加以奖赏和善待。几处如尼铭文反映了这种典型的态度，这些铭文还表明有一些人来自不归斯文直接管辖的斯堪的纳维亚地区。几处瑞典铭文纪念了一些瑞典人，他们参与了斯文儿子克努特率领的远征。如尼石刻还记载了独自率领西进和东进远征队的酋长。在政权顶峰时期，斯文的帝国控制了大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但是这些石刻提醒我们，尽管一些西进的酋长承认斯文的权威，丹麦国王却不是唯一的维京指挥官。这也许是我们应该看待“高个子”托鲁克尔的视角，而不是把他作为丹麦“雷当制”的一位指挥官。10世纪80年代他站在“蓝牙王”哈拉尔一边反对斯文，他所属的军队可能是独立行动的，也很可能参与了在霍伦加瓦格(Hj?rungav?g)与拉德的哈康伯爵的战斗，这是对哈康支持斯文而进行的报复。

克努特大帝登基

1014年2月3日，“八字胡”斯文死在盖恩斯伯勒(Gainsborough)，之后出现了复杂的继承问题。1013年圣诞节前不久，斯文被英格兰权贵拥立为英格兰国王，那时埃塞尔雷德已经去诺曼底避难。斯文去世后，英格兰人选择召回他们先前的国王，而不是拥戴斯文的儿子克努特为王，但是克努特在盖恩斯伯勒被丹麦军队推举为斯文继承人。然而，这并没有让克努特成为丹麦国王。克努特的哥哥哈拉尔成为丹麦国王，斯文前往英格兰时可能将国家交与他管理。局面对于克努特来说相当捉摸不定，克努特在英格兰打造了模具，好像希望立刻在丹麦以他的名义铸造硬币。据那位僧侣奉承者所说，他也享有权利获得丹麦王权，但是哈拉尔剥夺了他的这一权利。

这种情况下克努特可能有两种选择：要么为争夺丹麦同其兄长作战，从英格兰角度来看这是理想的选择；要么返回索取对英格兰的权力。他选择了后者，并像他父亲那样从整个斯堪的纳维亚招募了一支新的军队，于1015年返回英格兰。然而，此时的情况对丹麦人来说有着巨大的潜在危险。斯文对斯堪的纳维亚的控制在他儿子们的手中瓦解了。首先，英格兰人再次支持一位挪威酋长在他所属的丹麦帝国地区挑起事端。与“高个子”托鲁克尔一同留在英格兰的奥拉夫·哈拉尔松在英格兰的支持下前往挪威，意在夺取政权，并且攻击拉德酋伯爵，即埃里克·哈康森和斯文·哈康森兄弟，他们一直是“八字胡”斯文的忠实支持者。酋伯爵斯文在内斯贾尔(Nesjar)战败，很快就死去，而埃里克则加入克努特军队。奥拉夫·哈拉尔松开始了征服挪威其他地区的征程。

丹麦在瑞典的影响也受到削弱。奥洛夫·斯科特科农没有将对继父“八字胡”斯文的忠诚自动转移到同母异父的兄弟哈拉尔身上。他似乎利用这个时机将自己从丹麦的羁绊中解脱出来，将一个女儿嫁给了挪威的奥拉夫，请来汉堡-不来梅的主教，试图在丹麦国王的敌人中寻求朋友。有个故事讲述了克努特派“铁甲王”埃德蒙的儿子们前往瑞典的奥洛夫之处，意图让奥洛夫谋害他们。奥洛夫拒绝遵从克努特的命令，将这些孩子送到俄罗斯和匈牙利。这个故事说明，克努特期望瑞典对他忠诚。大约1022年奥洛夫的儿子阿农德·雅各布(Anund Jacob)继承他的地位，也采取了类似的反丹麦路线。

我们对克努特兄长哈拉尔的统治以及他可能参与克努特争夺英格兰战斗的情况知之甚少。没有关于他的死亡记载，但是在1019年，克努特被正式立为英格兰国王，同时也前往丹麦，可能是去那里接管政权。克努特后来被称为“大帝”，这是对他最终建立帝国的认可。然而，这个帝国不如他父亲的帝国那样广大。尽管如此，他作为英格兰国王，仍是个富有的统治者。尽管他在斯堪的纳维亚拥有重要的地位，但那里不是他首要关注的问题。

英格兰国王克努特

克努特征服英格兰之后，只留下威塞克斯作为自己的领地，并派遣酋伯爵来管理其他地区。拉德的埃里克·哈康森被授予诺森布里亚酋伯爵称号；伊德里克·斯特奥纳的变节确保了克努特的胜利，他保留了对麦西亚的控制，但是很快被处死。“高个子”托鲁克尔被封为东盎格利亚酋伯爵。

我们尚不清楚托鲁克尔何时到达克努特那里。“八字胡”斯文死后，国王埃塞尔雷德从诺曼底被召回，那时托鲁克尔还在为国王服务。但是在克努特统治的最初几年，托鲁克尔在英格兰极受信任。1020年，克努特从丹麦写给英格兰臣民的一封信表明，克努特不在英格兰期间托鲁克尔实际上是摄政王。这很有意思，要知道托鲁克尔曾经非常激烈地反对克努特的父亲。他似乎的确太有权势了，克努特无法忽视他。尽管1021年他被流放，但是几年后就又重新获得信任。

克努特作为英格兰国王，首要关注之一是保护新王国不受新的维京袭击。这些攻击可能来自他自己以前的军队，那些人被他用钱打发并回到了斯堪的纳维亚。他保留了40艘船，并在1018年成功地摧毁了一支袭击英格兰的30艘船的舰队。两年后，克努特向英格兰人保证，他已经采取了预防措施以抵御来自丹麦的威胁，只要英格兰人效忠于他，他们就是安全的。我们不确定这些预防措施是什么，其中之一可能是任命他的姐(妹)夫乌尔夫作为他在丹麦的摄政王，乌尔夫是一个强大丹麦家族的一员。大约1022年，乌尔夫见证了两份英格兰宪章的签署，这可能是在他短暂访问英格兰期间发生的。

登基后，克努特显然做出了几项管理英格兰的承诺，随后颁布了一项关于教会和世俗事务的法令。这项法令的大部分内容是重复早先的英格兰法律，受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二世影响很大，也可能是由大主教亲自编撰。伍尔夫斯坦二世曾为埃塞尔雷德起草过几部法律，他在1023年去世前一直担任克努特的法律顾问。

这件事与克努特明显地急于接受并履行一个基督教国王的角色共同形成了一种观念，即他的征服并没有切断英格兰同过去的联系，一切都是延续的。然而，并不是所有方面都是这样。首先，克努特的战斗太残忍，夺取了许多英格兰郡长和乡绅的性命；其次，克努特的宪章见证人名单表明，英格兰上层阶级大多数被新人取代，包括无数被称为“国王的乡绅”的丹麦人。许多土地肯定也更换了主人，因为新主人接管了死去权贵的土地，可能还包括一些没能在战争中幸存下来的教会机构的土地。克努特保留了一些船只和船员为他服务，并拥有一支侍卫队，其中一些人被授予田地，成为乡绅阶层。尽管新丹麦移民人数不多，但非常欣赏克努特所鼓励的这种新盎格鲁-丹麦风格的模式，典型的例子是在温切斯特。

克努特的斯堪的纳维亚帝国

作为丹麦国王，克努特的影响只在两方面比较显著。第一，他试图按照英格兰模式引入硬币体制，于是开始依照他自己和前人在英格兰的硬币模板造币。人们怀疑硬币类型是否同英格兰一样定期改变，但克努特本意是希望如此。

另一方面是教会政策。克努特最初对汉堡-不来梅持有与其父亲和祖父相同的态度。他从英格兰而非德意志带来神职人员，鼓励丹麦神职人员去英格兰接受教育。事实上，教会组织可能是克努特真正寻求将管辖权融入他的帝国的唯一领域。据不来梅的亚当记载，汉堡-不来梅大主教恩万(Unwan)俘虏了正在从英格兰返回丹麦的罗斯基勒主教赫布兰德(Gerbrand)，将他关押起来，直至他向恩万表示顺从和忠诚。赫布兰德曾在坎特伯雷接受埃塞尔诺斯(?thelnoth)大主教祝圣，克努特有可能正在谋划提升罗斯基勒为直接受坎特伯雷管辖的大主教区。这解释了恩万的过激行动，恩万同时还向德意志国王康拉德二世(Conrad II)请求帮助。这也可能解释了为什么罗斯基勒主教似乎在克努特统治时期接受了大量土地。那时罗斯基勒还修建了一座石头教堂，尽管什么痕迹也没有留下。1030年的同一批建筑者又在罗斯基勒修建了另一座教堂，即圣克莱门斯教堂(St. Clemens)，显然是英格兰石匠的杰作。

到1027年克努特在罗马参加康拉德二世加冕为帝的典礼时，他可能已经放弃了对汉堡-不来梅的政策。这次访问期间，他为了自己的臣民而在谈判中做了一些让步，并且安排他的女儿和皇帝的儿子在成年后结婚。

克努特前往罗马之前，斯堪的纳维亚爆发了一场严重危机。1026年，他面临挪威国王奥拉夫·哈拉尔松和瑞典国王阿农德·雅各布的结盟。显然克努特的姐(妹)夫乌尔夫也加入了他们，而乌尔夫在叛乱前似乎一直代表克努特的小儿子哈德克努特统治丹麦。克努特从英格兰率领一支军队到达斯堪的纳维亚，同敌人作战，而战斗的结果一直存在争议。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克努特的对手一直在战场上占有主动权，然而当时的诗歌被引用来证明克努特大获全胜，这一引用也可能有误。不管结果怎样，克努特还是能够在一年后访问罗马。给英格兰臣民的第二封信写于克努特从罗马返回斯堪的纳维亚途中，他在信中清晰地表明他的敌人没能夺走他的统治权，但是显然他不能自行制定协议条款，返回英格兰前他不得不与对方进行谈判。

乌尔夫在叛乱中扮演的角色让他付出了生命的代价。对于当时的环境有着相互矛盾的传言，但是毫无疑问克努特将他清算了。重要的是乌尔夫被施以除忆诅咒：他的儿子几乎不被称为斯文·乌尔夫松(Seven Ulfsson)，而是通常根据母系姓氏被称作埃斯特里德松(Estridsson)。

经历这些事件之后，克努特与挪威反目，挪威的奥拉夫·哈拉尔松通过武力以及与当地强大的酋长结盟，极大地扩大了政权。但是克努特把奥拉夫视作篡位者。在1028年之前，奥拉夫就自称挪威国王。这一年克努特终于将奥拉夫驱逐出去。他不是通过激烈战斗做到这一点，而是通过说服或贿赂挪威酋长背弃奥拉夫，因为奥拉夫是一个暴君。由于失去了支持，奥拉夫向丹麦的另一个宿敌诺夫哥罗德大公寻求庇护。

克努特指定埃里克·哈康森的儿子哈康·埃里克森作为他在挪威的代理人。埃里克在“八字胡”斯文统治时期担任拉德酋伯爵，后来克努特统治时期担任诺森布里亚酋伯爵，这样就恢复了由本地酋长代替丹麦领主在挪威执行权力的传统做法。不幸的是，他在从英格兰迎接新娘返回挪威的途中死去，这诱使奥拉夫·哈拉尔松在俄罗斯和瑞典的支持下返回挪威，但是1030年6月30日他在斯迪克勒斯塔德战役中被挪威反对者杀死。克努特这时犯了一个关键性的错误。他没有选择另一个本地代理人，而是派北安普敦的艾尔夫吉福(?lfgifu)为他生的儿子斯文和艾尔夫吉福本人去统治挪威。他们的统治可能没有奥拉夫那样严苛，但是外国人的统治很快就不被欢迎。不久奥拉夫被尊为圣徒，他的儿子马格努斯从俄罗斯返回时，挪威人集合在他的周围——可能在1035年克努特死之前就这样做了——赶走了斯文和他的母亲，斯文不久之后死去。

克努特不仅宣称自己为挪威国王，而且还是“一部分瑞典人”的国王。他通过各种方式来佐证以他为王的瑞典人的身份。锡格蒂纳硬币是以他的名义铸造的，这经常被认为是斯韦尔人接受克努特作为国王的证据。这些硬币实际上都是从复制了同一枚克努特硬币的同一种模具中铸造的，其他锡格蒂纳硬币是以英格兰国王埃塞尔雷德的名义铸造的。因此这些硬币不能作为克努特统治斯韦尔人的证据。然而一些纪念约塔兰乡绅和年轻战士的如尼铭文，的确表明了为“八字胡”斯文或许也为克努特服务的瑞典人身份。克努特有可能希望像在挪威一样，试图通过获取尽可能多的权贵的忠心而在瑞典重建丹麦政权。

克努特之死揭示了帝国的脆弱。没有迹象显示，克努特和他的顾问有意把他的统治看作一个统一体。唯一佐证这种想法的是人们对于计划在罗斯基勒建立直接归坎特伯雷管辖的大主教区的猜测。比如，似乎没有召开过丹麦和英格兰权贵的联合大会。

克努特成为英格兰国王之前，同麦西亚长官艾尔夫海尔姆(?lfhelm)的女儿，北安普顿的艾尔夫吉福产生感情，艾尔夫吉福为他生了两个儿子，哈拉尔和斯文。然而征服英格兰后，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克努特又娶了埃塞尔雷德的遗孀诺曼底的埃玛为妻子。他们签订协议，只有他俩共同的儿子才能继承王位，这样就将埃玛与埃塞尔雷德的儿子和艾尔夫吉福与克努特所生的儿子都排除在王位继承之外。根据这个协定，克努特与埃玛的儿子哈德克努特应该继承英格兰王位。但是克努特死时，哈德克努特正在丹麦，受到挪威的马格努斯的极大威胁，至少四年无法继承英格兰的政权。由于他的缺席，外号“飞毛腿”的同父异母兄弟哈拉尔在强大的英格兰同族人支持下被拥立为英格兰国王，尽管他本人有些不太情愿。埃玛则到佛兰德斯寻求庇护。只有在1040年哈拉尔死后，哈德克努特才得以前往英格兰索取王权。

哈德克努特在英格兰的统治是短暂的。他死于1042年，英格兰人又回到他们的旧王朝，推举埃塞尔雷德和埃玛的儿子爱德华为国王。克努特的侄子斯文·埃斯特里德松声称自己拥有丹麦王位，但是丹麦人承认挪威的马格努斯为国王。1047年马格努斯死后，斯文·埃斯特里德松才被承认为全丹麦的国王。但是许多年内他不得不同哈拉尔·哈德拉达斗争，后者是马格努斯的叔叔，也是马格努斯在挪威的继任者。丹麦的帝国野心暂时搁置，但是并没有被遗忘。诺曼底的威廉征服英格兰后，将英格兰和丹麦统一在一个王国之下的梦想又复苏了。

哈拉尔·哈德拉达：最后的维京人

斯文·埃斯特里德松可能比较珍惜他对英格兰的权利，但是在“忏悔者”爱德华统治期间或爱德华刚刚死后，他没有试图坚持自己的权利。那时哈罗德·戈德温森被推举为英格兰国王。下一个声称对英格兰拥有权利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是挪威国王哈拉尔·哈德拉达。他与诺森布里亚的流放酋伯爵托斯蒂格(Tostig)——哈罗德·戈德温森的兄弟——结盟，1066年他入侵诺森布里亚，但是在同哈罗德·戈德温森对抗的斯坦福桥之战中战死。

诺曼底的威廉更成功，但是他的征服没有被所有英格兰人或斯文·埃斯特里德松接受为最终事实。斯文·埃斯特里德松作为克努特的侄子同威廉一样拥有权利，甚至更多。

1069年，英格兰叛乱首领请求丹麦帮助，斯文·埃斯特里德松派遣了一支据说有240艘船的舰队，由他的三个儿子和弟弟奥斯本率领。尽管他们也抢劫，但这次行动不仅仅是旧式维京袭击。它的重要目的在于将威廉赶出英格兰。

英格兰和丹麦联军攻占了约克，但是丹麦人不愿意迎击威廉的主力军队。当威廉逼近约克时，丹麦人却撤退了，并在亨伯河过冬，用当时一位编年史家的话说，“在那里国王抓不到他们”。然而他们总归是破坏稳定的因素，威廉同意向他们支付贡金。他们最终撤走，放弃了英格兰盟友。1075年，威廉的两位诺曼伯爵发动叛乱，并向丹麦人求援。但是当丹麦舰队抵达时，叛乱已被平息，这支舰队只能洗劫约克。

圣克努特征服英格兰的计划

10年后，威廉面临一个更加严重的威胁。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载，1085年英格兰民众“传言并相信，国王斯文的儿子丹麦国王克努特正出发前来英格兰，有意在佛兰德斯伯爵罗贝尔的帮助下征服这个国家，因为克努特娶了罗贝尔的女儿”。尽管这经常被认为只不过是一种浪漫的期望，试图复兴维京时代的昔日美好，但是威廉在诺曼底听到这些谣言时，却认真对待这次威胁。他招募了一支极其庞大的雇佣军，将他们驻扎在附属国，“空置海边土地，当敌人登陆时，他们无法快速获取任何东西”。他们匆忙在科尔切斯特城堡(Colchester Castle)上开凿比原来计划低一层的垛口。威廉显然对这次谋划入侵的消息十分担心。1084年，他在英格兰征收高额的丹麦金，有可能是袭击威胁促使他采取这个措施。这种规模的入侵必定需要长期谋划和筹备，而大约在1085年前谣言可能传到了威廉那里。

入侵从未发生，第二年克努特被叛乱的丹麦人杀死。导致这次叛乱的原因是人们长期争论的话题。当时一些人认为他的死乃是暴君的命运，克努特侵犯自由农民的自由，向臣民施加不公正的重负；另一些人谴责这次谋杀是对圣洁国王、基督教信念以及教会虔诚拥护者的最无耻背叛。现代历史学家仍然在讨论这位丹麦唯一的圣徒国王的真正特点是什么。但是可以认为，这次起兵实际上是由国王向丹麦人初次施加一种被称为派遣(expeditio)的义务而引起的，这是一项对民众服兵役的要求，也可以通过付钱来代替兵役，被称为罚金(lethang wite)，相当于法兰克的“传唤令”(herebannus)。

1085年计划的袭击不是克努特第一次被卷入同征服者威廉的敌对行动，克努特还是1075年远征军的首领之一。这也不是威廉第一次面临丹麦人和弗兰芒人的结盟。《编年史》记载，1075年，丹麦舰队离开英格兰，前往佛兰德斯。克努特的弗兰芒王后阿黛拉(Adela)为他生了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因此这段婚姻不太可能在他1080年继位后很久才确立。1075年，克努特访问佛兰德斯的时候可能的确讨论过这个问题，可想而知在他成为国王前就订立了婚约。

克努特的岳父罗贝尔是征服者威廉的王后莫德(Maud)的兄弟，但是罗贝尔和威廉的关系在1071年的卡塞尔(Cassel)战役后恶化。通过此次战役，罗贝尔篡取了佛兰德斯的政权，他的侄子阿诺尔夫(Arnulf)付出了生命代价。卡塞尔战役后罗贝尔很快与法国国王腓力一世和解，之后忠诚地支持他压制强大的属国诺曼，佛兰德斯和诺曼底统治者之间的关系自然充满敌意。英格兰王子埃德加是反对诺曼征服者的焦点。1072年，当威廉要求苏格兰人将埃德加驱逐时，他在佛兰德斯获得了庇护。1079年，罗贝尔为威廉叛乱的儿子“短袜”罗贝尔(Robert Courtheuse)提供庇护。当克努特不管出于什么动机谋划入侵英格兰时，罗贝尔伯爵显然都是盟友。

克努特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国王。他的联姻比任何前人都有着更加宏大的目标，但克努特大帝除外。他的儿子——后来被称为“好人”查理的佛兰德斯伯爵——以查理大帝的名字命名也绝非偶然。他是丹麦王室第一位取此名的成员，查理大帝是他母亲家族最著名的成员。克努特的野心可能让他的弟弟们担忧，甚至导致他们强烈反对威胁到他们登上国王宝座的政策。

在克努特短暂的统治时期，他试图极力强化王室在丹麦的权力。他声称王室拥有前所未有的特权，包括有权拥有公共土地和沉船，有权成为外地人和无同族人人员的继承人。与当时欧洲王公一样，他也试图强制维持和平。一旦有人破坏和平，就会遭到重罚。他还是教会的热忱支持者；不能全信圣徒传记作家的夸大其词，但没有理由怀疑克努特颁布了法律保护弱者、孤儿、寡妇和外来人，这是基督教的理想。他也试图强制实施什一税。

克努特的舰队在出发前往英格兰之前就解散了。他想加入北方利姆海峡的舰队时，却被滞留在了日德兰半岛南部。当时的资料对这次滞留进行了矛盾且不可信的解释，但是克努特有可能担心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亨利四世的干涉。克努特似乎支持亨利的敌人——与亨利对立的国王萨尔姆的赫尔曼(Herman of Salm)。教皇格里高利七世反对由亨利资助的对立教皇克莱门特三世(Clement III)，克努特向支持格里高利七世的主教提供了庇护。这足以给亨利理由来向克努特施压，但是这位皇帝也可能忌惮克努特与敌人佛兰德斯的罗贝尔之间的结盟。卡塞尔战役后，并且在罗贝尔与法国国王腓力一世和解后，亨利支持埃诺特伯爵鲍德温成为佛兰德斯伯爵。人们不禁推测，亨利有意阻止克努特入侵英格兰。假如罗贝尔和克努特取得胜利，亨利就要在佛兰德斯和丹麦面对更加难以对付的敌人，因此他完全有理由阻挠入侵的计划。

然而，亨利所起到的作用是臆想出来的。众所周知，克努特被阻止离开石勒苏益格以前往加入利姆海峡的舰队。当舰队越来越失去耐心，他们派使者劝说克努特加入，或指定他的弟弟奥拉夫作为首领。因为奥拉夫自己就是使者之一，所以克努特担心有阴谋，将他逮捕并送到佛兰德斯。随后克努特允许舰队解散，首领们向他承诺一年后将再次集结。

然而，集结还未实现，日德兰就爆发了叛乱。叛乱在1086年7月10日结束，克努特在欧登塞被愤怒的臣民杀死，倒在圣奥尔本教堂(St. Alban)的圣坛前。

克努特的失败标志着维京时代的终结，再也没有斯堪的纳维亚人抢劫或入侵不列颠、法国和德意志地区。然而，典型的维京活动——如袭击、收取贡金甚至征服王国，以及一切正常的外交形式——并没有停止。12世纪，在波罗的海进行了无数反对温德人的探险，其中一些打着十字军的旗号。温德人自己也曾利用丹麦人的弱点和内战来洗劫丹麦沿海地区。这些战斗的首领之一是任罗斯基勒主教(1158—1191年)和隆德大主教(1177—1202年)的阿布萨隆(Absalon)。据当时的历史学家萨克索(Saxo)记载，他刚被任命，就既从事了主教的职业，也开始了一份维京人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