托马斯·努南

大约从750年至1050年的3个世纪时间里，斯堪的纳维亚人来到俄罗斯欧洲部分，他们主要来自瑞典，也有的来自丹麦和挪威。他们是探险者、冒险家、统治者、商人、雇佣兵、农民、政治流放者和突袭者，表现异常活跃。一些人永久定居下来，成为后来罗斯国的成员。另一些人继续前行至拜占庭或返回斯堪的纳维亚，讲述他们在“东部”的事迹。要想详细考察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经历，必须考虑他们不同的活动以及随着时间推移而产生的变化。除了这个地区本土社会的发展，还须考虑新来者所处的环境。

人们关于维京、俄罗斯、罗斯和瓦兰吉等词汇的意义有许多讨论。“维京”的意义主要由西部的事件所决定，因此为了避免无休止地讨论“真正”维京的含义，在讨论东部的时候最好使用“斯堪的纳维亚人”这个术语。俄罗斯在维京时代并不存在，现在的俄罗斯也不包括当时斯堪的纳维亚人活跃的所有地方——比如乌克兰的基辅和白俄罗斯的波洛茨克(Polotsk)。也许最好的方式是用“俄罗斯欧洲部分”来定义北极与黑海之间以及波兰与乌拉尔山脉之间的整个地区。

关于“罗斯”这个词的起源也有许多争议。最著名也最有说服力的说法是，这个词源自西芬兰语称呼瑞典的词汇“罗奇”(Ruotsi)。很有可能俄罗斯西北部的芬兰人用这个词语称呼出现在他们领土上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东斯拉夫人把它变为“罗斯”。后来，“罗斯”既被用于指基辅公国，也被用来指称成为统治者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和非斯堪的纳维亚人，最终用来指这个国家的所有人。989年，弗拉基米尔皈依东正教；之后，“罗斯”也开始用来表示东正教教徒。词汇的发展不是步调一致的，因此任何一段时期内它的意义都没有必要一致。词汇“瓦兰吉”“瓦兰吉人”也被用来指代东部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但许多人争辩说它的出现晚于“罗斯”，并且主要用来指那些为罗斯王公和拜占庭皇帝服兵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

深入俄罗斯欧洲部分内地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遭遇了与在西欧海岸抢掠的北方人完全不同的情况。吃水浅的维京船能够轻松攻击和抢劫沿英格兰和法兰西海岸线或河岸分布的富裕城市及修道院，并在当地组织抵抗之前成功逃脱。但是俄罗斯的海岸线上没有可掠夺的城市和修道院，并且内陆航线复杂，需要穿过危险的激流，从一个水系到另一个水系则需要穿越原始森林并横跨遥远的距离。在内海上突袭充满风险，因为当黑海上的拜占庭舰队用希腊火攻打来犯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时，可萨可汗(Khazar khagan)的穆斯林协军会封住里海的退路。

然而，8世纪中期以后，进入俄罗斯西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人遇到的有组织抵抗比西部的维京人要少得多。一方面，芬兰、波罗的海和东斯拉夫的部落有很大差异；另一方面，这里的情况也与盎格鲁-撒克逊和加洛林各公国不相同。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地理位置利于贸易，不利于突袭。西部的维京人仅仅是抢走了城市和修道院积攒的财富；而在俄罗斯欧洲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人需要建立本地组织来收集自然财富，然后建立贸易中心和贸易航线来出售这些商品。

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民族

大约公元500年后，俄罗斯欧洲部分最重要的发展是日益增强的经济多元化和大规模的民族迁移。经济多元化为当地人口带来更多财富以及安稳的环境，反过来又促进了政治稳定和地方上层集团的出现。同时，大规模迁移完全改变了民族分布。冒险进入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发现当地的民族社会是动态的，并且正在经历巨大的变革。

俄罗斯欧洲部分有三个主要地理经济区：干草原区、森林草原和北部森林。在干草原区，游牧制度处于主导，人们主要依赖羊群、马群、牛群和其他动物。高度专业化的游牧制度非常符合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的丰茂草原地貌。然而，它又很容易受到干旱、牲畜流行病和其他自然灾害的侵扰。而且，过度专业化又带来一种危害，即游牧民族会依赖相邻的定居人口来提供那些他们自己不生产的商品，如粮食、工具、珠宝和武器等。

7世纪中期后不久，突厥可萨人(Turkic Khazars)成为高加索山脉至亚速海之间的北部草原的主人。8世纪前半叶，他们的影响力向北延伸到伏尔加河和第聂伯河之间的森林草原，向西越过干草原伸向多瑙河和克里米亚半岛。可萨汗国(Khazaria)布满农业村落和一些手工业中心。这种多元化使可萨王朝统治长达300多年(约650—950年)，创造了被称为“可萨和平”(Pax Khazarica)的繁荣时期，使俄罗斯欧洲部分和伊斯兰国家的巨大贸易来往成为可能。

从公元6世纪开始，斯拉夫移民缓慢地从多瑙河下游和喀尔巴阡山脉低处向北部和东部移动。第二波移民潮使斯拉夫人从现在的波兰向东迁移。进入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拉夫移民被称为东斯拉夫人。在移民的过程中，他们驱逐、灭绝或同化了当地的波罗的人和芬兰人。当斯拉夫人离开俄罗斯南部和乌克兰富饶的黑土地时，他们不得不改变自己的农耕经济。在森林地区仅靠农业是很难生存的，只能依靠火和斧头清除原始森林；土地也不够肥沃，生长季节更短，种子更为低产；冬季寒冷、漫长，而夏季干燥、短暂；冬季不得不停止役畜，又要消耗稀缺的粮食。但是森林也有自身优势。树木提供了建房的材料和取暖的燃料，还有无数的浆果、蘑菇和满是鱼类的溪流。还可猎取动物来食用，并获得用于取暖、交换商品或缴纳贡品的皮毛。事实上，人们所说的东斯拉夫农学家既是农夫也是狩猎者。

同时，大约自750年开始，可萨汗国讲突厥语的民族不断从伏尔加河和乌拉尔草原向北移动，保加尔人(Bulghars)是这次移民的主要群族。10世纪初的时候，他们已经统治了伏尔加河中游和芬兰居住区的许多大面积地盘。他们依托畜牧业、农业、手工制造业，以及与中亚之间蓬勃发展的皮毛国际贸易，很快形成了多元化经济。

在传统意义上，俄罗斯欧洲部分北部的森林区由狩猎采集者占据，大多数人是芬兰-乌戈尔族人(Finnish Ugrians)。大约公元900年前的几个世纪中，农业迅速推广，手工业得到发展，专业工匠出现。这些地区曾经的狩猎者耕种了更多的粮食，制造了更多的工具和武器。卡马-维亚特加地区(Kama-Viatka)的民族同中亚、高加索和拜占庭建立了贸易关系。伊朗、拜占庭和中亚的银器以及钱币流向北方以换取皮毛。到维京时代早期，中亚商人已经成为这种贸易的主要中间商。他们一年一度的车队将花剌子模国(Khwarazm)与伏尔加河中游的保加尔市场连接起来。来到俄罗斯北部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利用了当地人日益增加的财富，也利用他们与南方建立的长期贸易关系来获取资本。

罗斯公国的起源

大约1050年至1120年，基辅修道院的几名僧侣编写了第一部连贯的有关罗斯公国起源和早期历史的著作。这本书被称为《往年纪事》(Russian Primary Chronicle)，包含了生活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官方史说。据这本书记载，859年，一群瓦兰吉人袭击了俄罗斯西北部的芬兰人和东斯拉夫人，强迫他们缴纳贡品。862年，他们被推翻，但是芬兰人和斯拉夫人自己不懂得管理，随后邀请另一群斯堪的纳维亚人来统领他们，这一群族被称为罗斯人，由留里克(Riurik)率领。留里克在诺夫哥罗德立足，开始将势力范围延伸到俄罗斯北部的其他地区。他的几名随从由阿斯科尔德(Askold)和迪尔(Dir)率领前往当时由可萨人控制的基辅。879年留里克死后，他的继承人奥列格(Oleg)率领一支探险队夺取了对基辅的控制权。这样，北部的诺夫哥罗德和南部的基辅就落入同一个罗斯家族即留里克家族的统治，他们进而开展了一系列战事，最终将他们的附属领地范围从波兰边界扩大到伏尔加河上游。

附属领地的管理掌握在基辅的一位大公手中。他领导了一个由同族人和家仆组成的松散组织，征服了当地民众并向其勒索贡品。《往年纪事》生动地描绘了德雷夫利安人(Derevlianians)的灭亡。这是一支东斯拉夫部落，他们在945年杀死伊戈尔大公，因为他企图征收更多的贡品(通常是每家一张皮毛)。伊戈尔大公的遗孀奥尔嘉(Olga)有计划地消灭了德雷夫利安人的大公、其他统治阶层精英还有部落无数的普通民众，然后烧毁了德雷夫利安人的首府。

获胜战役中的数量巨大的战利品同贡品一起成为商品，从10世纪前半叶开始就运往君士坦丁堡。到988年，罗斯和拜占庭的关系已经非常亲密，弗拉基米尔大公决定皈依东正教，并且娶了拜占庭皇帝的妹妹。在他的儿子“智者”雅罗斯拉夫(Iaroslav the Wise)的统治下，罗斯公国达到鼎盛时期。

《往年纪事》是我们了解俄罗斯欧洲部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最重要资料来源，但是远远不够完善。尽管它在罗斯公国起源的描述上比较具有真实性，但也有许多事实被省略、篡改和歪曲。编撰者依靠的是错误或不完善的信息，许多至多能称得上是二手资料。重要的是我们要记住，《往年纪事》是给为作者们居住的修道院提供资助的王公贵族而写。因此僧侣们被委以使留里克王朝统治合法化的重任。比如，基辅大公们没有被描绘成残酷无情、抢夺土地、强征贡品的冒险家，而是传奇人物留里克的后裔，他们被当地人邀请“来吧，来统治我们”。

幸运的是，还存在其他一些书面资料。其他一些有关罗斯的资料包含了重要证据，如都主教伊拉里翁(Hilarion)的布道、类似圣徒故事的《基辅洞穴修道院的帕特里克》、《诺夫哥罗德第一编年史》和《罗斯法典》(俄罗斯法律)。最著名的伊斯兰资料可能是伊本·法德兰(Ibn Fadlan)的《里萨拉》(Risala)，其中记录了922年他从巴格达到伏尔加保加尔途中的见闻，他亲眼见到了罗斯商人。9到11世纪期间的一些地理著作描述了伊斯兰学者已知的包括俄罗斯欧洲部分在内的世界上许多地区，尽管一些作品有些含糊、不太可信。最著名的拜占庭资料是君士坦丁七世的《帝国行政论》，大约写于950年，书中详细描述了每年从基辅来到君士坦丁堡的罗斯贸易船队，以及罗斯内部贡品的征集。不幸的是，主要犹太资料(《可萨通信》和《剑桥文献》)的权威性有些争议。近些年来斯堪的纳维亚萨迦的真实性也被质疑。但是在斯堪的纳维亚不同地方和俄罗斯欧洲部分有一些如尼铭文，记录了前往东方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或证实了他们在那里的存在。最后，一些拉丁文资料——比如《圣伯丁年代记》和克雷莫纳主教利乌普兰德(Liudprand of Cremona)的作品——包含了到访过拜占庭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或罗斯人的重要信息。

考古学家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发掘出几千个定居点和坟墓，它们对了解中世纪早期的方方面面提供了丰富的信息。特别是有超过400个建筑群带有斯堪的纳维亚特征或拥有可以追溯到维京时代的手工艺品。他们还发现大量的斯堪的纳维亚胸针、吊坠、带有雷神锤子形状吊坠的铁质颈圈、刀鞘、刀鞘的金属饰物、矛头、铁盾浮雕、铁匠工具、剑和船葬的遗物等，帮助考古学家追溯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踪迹、他们何时在某一地区活动活跃以及他们参与了哪些活动。另外，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共发现了几万枚伊斯兰、欧洲、拜占庭和罗斯的硬币。这一丰富的钱币证据显示了当时经济和政治的发展。在描述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方面，这些书面资料和实物资料比《往年纪事》提供了更加可信、更加详尽的基础。

维京时代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开启

公元8世纪期间波罗的海和北海沿岸开始出现新的城市中心。这些城市异于稍早的定居点，是国际贸易和工艺品生产的枢纽，最著名的是建于8世纪早期的丹麦城市里伯。一些学者将这些发展同维京时代的出现联系起来，而另一些学者指出，居住在波罗的海南岸的西斯拉夫人中也出现了类似的定居点。因此，他们提出存在一种新的“波罗的海文化”。

750年左右，在沃尔霍夫河左岸的旧拉多加建立了一个小定居点，距离沃尔霍夫河与拉多加湖汇合处13公里。在此之前的一段时间，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商人和袭击者已经造访了波罗的海东南部沿岸和拉多加湖，一些人甚至在现今的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建立了定居点。考古证据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人从一开始就住在拉多加：在8世纪50年代的土层中发掘出一套斯堪的纳维亚-波罗的海铁匠工具，其中有一个奥丁(Odin)头像护身符。一位专家甚至提出它们的主人来自哥特兰岛(Gotland)。这些工具来自一个在8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期间运营的大型锻造—金属制造—珠宝加工建筑群。

到访拉多加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不是来抢劫和袭击的。周边没有其他城镇，修道院也不存在，周围当地人墓地中的随葬品都很朴素，没有什么可偷的有价值财物。建立拉多加的目的是便于进入自然资源丰富的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内陆。行走至此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最初可能是来寻求皮毛，然后再返回波罗的海出售。但是他们很快发现，把在俄罗斯北部获取的皮毛和其他商品带到位于伏尔加河口的可萨首都伊蒂尔(Itil)更有利可图。在那里，可以用皮毛同穆斯林商人交换伊斯兰银币或迪拉姆(Dirham)。随着同可萨人的贸易日益增加，斯堪的纳维亚人发现他们也可以跨过里海，然后骑骆驼沿着著名的陆路到达巴格达。行程虽然艰辛，但收入颇丰，因为俄罗斯欧洲部分和斯堪的纳维亚都缺少本地白银资源，而西方的硬币如加洛林人制造的硬币又非常稀缺。从与“俄罗斯”贸易中获得的白银迪拉姆就成为雄心勃勃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获取财富和权力的途径。

到公元8世纪90年代中期，所有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伊斯兰迪拉姆的最早窖藏都位于拉多加，大约开始于同一时期的另一小部分窖藏则在哥特兰岛。也就是说，拉多加已经成为从波罗的海穿越俄罗斯欧洲部分到达伏尔加河下游再前往伊朗和伊拉克的新兴商路上的关键城镇。随着9世纪斯堪的纳维亚贸易的巨大增长，拉多加也日益扩大。城镇内部或周边拥有更多的迪拉姆窖藏。更多的手工艺作坊涌现，打造铁制、铜制、骨制以及琥珀和玻璃材质的工具、武器和珠宝。这些作坊和一批仓库与拉多加作为东部贸易服务站的功能密切相关。比如，一家玻璃作坊通过制作珠子来换取当地芬兰人的最好皮毛，另一家制作琥珀珠宝的作坊也是基于同样目的。在这一时期建筑的最近发掘中发现了数量相当大的琥珀和许多玻璃珠子。拉多加的手工艺人也建造修补了商人们穿过这个城市使用的海船和河船。由海船从波罗的海运来的木材甚至用于建造拉多加的住宅。

在拉多加，一些最初的斯堪的纳维亚居民有可能只是像候鸟一样的居民，每年贸易结束后就返回家乡。然而随着拉多加的扩大，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人成为永久定居者，虽然大多数人还是选择回迁。到9世纪中期，一个只属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墓地——整个俄罗斯欧洲部分唯一一个，甚至带有一些船葬墓——在沃尔霍夫河右岸、拉多加对面的普拉昆(Plakun)已经开始投入使用。然而，拉多加不是一个纯粹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点。一开始，东斯拉夫人和西芬兰人就是这个城镇人口的重要组成部分。拉多加是手工业生产和国际贸易的跨国中心。

扩张和定居

大约9世纪中期，俄罗斯北部的商路基础设施发生了重要的新变化。比如，这段时间在伊尔门湖北岸兴建了一个名为留里科沃戈罗季谢(Riurikovo Gordishche)的定居点。同后来它的邻居诺夫哥罗德一样，沃尔霍夫河的激流使它免受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突袭。尽管向导可以引导商船安全穿过大瀑布，袭击者却不能发动突然袭击。大约860年的一场大火证明，拉多加的地理位置难以接受自然的挑战。留里科沃比拉多加小，但是同样完成了手工艺品生产和长途贸易服务站的基本功能。并且，它坐落在富饶的土地上，比拉多加周边的土地更适合耕种。人们在13公里以北的科洛匹戈罗多克(Kholopyi Gorodok)的山丘堡垒发现了9世纪的农具，这更加验证了这一看法。

拉多加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也开始深入俄罗斯北部内陆地区。在拉多加湖东南部地区的西芬兰人墓地发现了少量可以追溯到9世纪末到11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手工艺品和坟墓。显然这里的一些斯堪的纳维亚家庭是商人，他们用珠子和其他重要产品从当地人手中换取皮毛。但也有人认为，其他家庭是瑞典农场主，他们移民到俄罗斯寻求土地，适应了当地刀耕火种的农业方式。9世纪60年代初期，拉多加的西南方普斯科夫古城(Pskov)一个芬兰-波罗的海定居点被大火焚毁。9世纪末期和11世纪初期间，人们在它的遗址上兴建了一座城镇，来自多个国家的手工艺人、商人和勇士在此居住。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继续向东推进，进入别洛焦尔斯克湖(Bellozero，即白湖)以南地区，至少有两个手工业和贸易中心兴起。9世纪末至10世纪末，克鲁季科(Krutik)有一个在皮毛贸易方面非常活跃的定居点，它显然接纳了几名斯堪的纳维亚流动的铁匠。别洛焦尔斯克定居点位于北面40公里处，于10世纪前半叶兴起，并在克鲁季科消亡后继续存在。

到9世纪中期，通往可萨汗国的主要路线上或其附近出现了一些基地，主要是斯堪的纳维亚商人所利用的贸易和手工艺品中心。斯堪的纳维亚人途中会在这些地方停留，有些人则作为商人、代理或为途经的商人提供服务而定居下来。这些基地是多民族定居点，斯堪的纳维亚人只占人口的一小部分。第聂伯河上游的本地人口是波罗的人，伏尔加河上游的本地居民是东芬兰人。中世纪早期还出现了斯拉夫人流向俄罗斯中部和北部的重要移民潮。这些贸易中心附近的墓地中发现的斯堪的纳维亚埋葬品通常比较分散，而不是集中在某一区域，这说明斯堪的纳维亚人已经同当地社会融合。他们每天同猎人和商人打交道，同当地部落酋长谈判来保证斯堪的纳维亚商人安全通过并得到当地的商品，死后则同家人一起被葬在这里。

活跃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商人不是守法店主。他们会毫不犹豫地使用武力或恐吓介入当地社区，强迫当地人提供皮毛、奴隶或其他所需的产品。如果当地上层集团拒绝合作，斯堪的纳维亚人就会把他们除掉。但是避免冲突也是可能的：斯堪的纳维亚商人也是代理，他们把当地上层集团从自己人民那里勒索来的商品夺来销售，再将能加强社会地位的进口商品卖给他们。随着时间的推移，斯堪的纳维亚人对当地民众的剥削日臻成熟。对皮毛和其他商品的勒索不再处于无序状态。相反，由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和当地上层集团组成的团队每年冬季会在他们的地区搜集这一年的贡品。因此，贸易和手工艺城镇开始变成从当地民众手中搜集贡品的中心。

这些基地存在的确切时间和其中的民族组成依然值得讨论。大多数基地似乎在9世纪某个时期转型为多民族贸易和手工艺中心，这一趋势在10世纪到达顶峰。其中一个主要基地是伏尔加河上游的萨尔斯科(Sarskoe)，位于罗斯托夫(Rostov)附近。它在6到8世纪本是梅里安人(Merian)的定居点，9世纪发展为一个多民族城镇，到10世纪，它已经成为一个大型贸易和手工艺中心。雅罗斯拉夫尔(Iaroslavl)附近有三个大型墓地，分别在博尔霍伊蒂姆雷沃(Bol’shoe Timerevo)、米哈伊洛夫庄园(Mikhailovskoe)、彼得罗夫(Petrovskoe)，大约有700多座9世纪到11世纪的坟冢或坟墓。附近是一个同时期的多民族村庄，显然是贸易和手工艺制造中心。蒂姆雷沃的发掘人员在一名男子的墓中发现了一把日耳曼“乌尔博特”(Ulfberht)剑，还发现了一个盘底带有阿拉伯刻字的商用折叠式天平。从坟墓的数量和定居点运转的期间来判断，蒂姆雷沃的平均人口大约有130人。比尔卡的平均人口大约有500到600人，海泽比的平均人口大约有1000人。毫无疑问，一些商人选择从伏尔加河上游的基地出发穿过保加尔领土前往可萨汗国，然而主要商路显然是穿过奥卡河(Oka)和顿河流域向南前进。

另一个基地是位于第聂伯河沿岸的斯摩棱斯克以西10到12公里的格涅兹多沃(Gnezdovo)，这是商人们穿过沃尔霍夫河和第聂伯河流域往返于波罗的海和黑海之间的一个大贸易中心。这里的建筑群最初有超过5000座9世纪后半叶至11世纪前半叶的坟冢，还有同一时期的5个定居点(2处有防御工事，3处为手工艺品和贸易中心)。这些定居点的人口总和大约平均为1250至1400人，至少90座坟墓里包含斯堪的纳维亚手工艺品。

东部贸易

拉多加、留里科沃、萨尔斯科、格涅兹多沃和其他地方的基地使斯堪的纳维亚得以经由可萨汗国同伊斯兰世界开展利润非常丰厚的贸易，我们可以从俄罗斯欧洲部分以及波罗的海周边地区的迪拉姆窖藏推测出这种贸易的发展和增长。目前，有信息表明那里藏有5个乃至更多迪拉姆的窖藏地超过了1000个，而硬币总量达22.8万个。因为许多存储在欧洲东部和北部的迪拉姆被熔化，或从未见于记录，或依旧埋在地下，从伊斯兰世界输入的硬币实际数量要远远超过这些。这些迪拉姆尽管不是完美的资料，却也为我们了解维京时代著名的东部贸易历史提供了最好的证据。

硬币证据表明，东部贸易开始于8世纪80年代。9世纪上半叶，贸易范围不大且不稳定，这一时期与拉多加最初的建立及其开始缓慢发展的时间相对应。9世纪60年代至80年代贸易量有了显著增长，贸易上的增长促进了留里科沃的发展、伏尔加河上游和第聂伯河上游内陆基地的形成以及对芬兰腹地的扩张。比如，人们在蒂姆雷沃定居点发掘出一处大型窖藏，在里面发现大约有2700个865年或866年的迪拉姆。更大的贸易量要求形成有组织的皮毛收集体系，还有沿主要水路为商人前往可萨汗国提供给养和服务的站点。

到9世纪晚期，斯堪的纳维亚人已经在俄罗斯欧洲部分活跃了将近150年。定居下来并且同当地人通婚的斯堪的纳维亚人慢慢开始获得一个新身份，“罗斯”这个词最好地表现了这一点。但并非所有罗斯人都是斯堪的纳维亚后裔，这个词所指代的人群还包含许多当地上层集团成员。在距离切尔尼戈夫15公里处的谢斯托维茨塔(Shestovitsa)，考古学家出土了一个包含6个墓地、1处要塞和1个开放定居点的建筑群。谢斯托维茨塔似乎是当地大公随从的一个武装营地，由几名斯堪的纳维亚人和数量较多的东斯拉夫人组成。另外，到945年，与拜占庭的对外贸易几乎全部被斯堪的纳维亚人后裔垄断。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同化速度显然依赖占领期的推移。然而，越来越多的斯堪的纳维亚人被罗斯社会接纳，从这时开始，只有新移民被称为斯堪的纳维亚人。

9世纪末期东部贸易出现短暂的下滑，随之而来的是巨大变化。首先，亚洲中部的萨曼王朝成为向俄罗斯欧洲部分提供迪拉姆的主要国家。其次，贸易量增长极大，迪拉姆窖藏的80%都是在900年至10世纪30年代期间存储的。再次，将迪拉姆运到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路线改变。9世纪时，主要线路是从伊朗和伊拉克出发跨过高加索山脉或里海抵达伏尔加河口的伊蒂尔。10世纪的主要线路是从中亚的花剌子模国和河中地区穿越干草原到达伏尔加保加尔或可萨汗国。最后，斯堪的纳维亚或罗斯商人的作用发生改变。我们了解到，9世纪他们会长途跋涉到达巴格达。10世纪，罗斯和伊斯兰商人在保加尔人和可萨人的伏尔加大型市场会合，他们可以在这里安全的环境下开展生意。

一直到940年，10世纪的贸易才得到适度增长。在拉多加，贸易的稳定增长表现在一处大约修建于894年的大型建筑群，一个拥有10到20名商人的协会将它用作基地和仓库。10世纪20年代末，这个城镇的手工艺区出现了一个具有同样功能的相似建筑。10世纪四五十年代，东部贸易到达鼎盛时期，流入的迪拉姆增长迅猛。在伏尔加上游盆地的穆罗姆(Murom)发现的一处窖藏最初大约有2万迪拉姆，所有流入俄罗斯欧洲部分和波罗的海的迪拉姆中有30%是在这20年中存储的。新迪拉姆的巨大流入最初在10世纪40年代的俄罗斯欧洲部分十分明显，随后其流入量在50年代的波罗的海非常引人注目。因此，10世纪中期是维京时代东部贸易的巅峰，格涅兹多沃、蒂姆雷沃和萨尔斯科都在这一时期达到全盛也就不足为奇了，诺夫哥罗德的最早时期土层也追溯到这一时期。与中亚间蓬勃发展的贸易也促进了市场扩张和主要商路沿线贸易站点的繁荣。

基辅崛起

尽管基辅的小型定居点存在了几个世纪，但它成为大城镇是在9世纪末。基辅主要贸易和手工艺品中心波多尔(Podol)可以追溯到大约887年。坟墓和手工艺品等证据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人占基辅上层集团的一小部分，但极易将两者区分开来。根据《往年纪事》所记，大约880年，奥列格带领他的一伙人离开诺夫哥罗德(留里科沃/拉多加)前往基辅，杀死了更早到达那里的留里克的两名随从阿斯科尔德和迪尔。这样，考古证据和《往年纪事》的描述就吻合了。

基辅留里克王朝的建立使它成为罗斯公国的中心。在奥列格抵达之前，可萨人统治基辅和第聂伯河中游大部分地区。考古证据指向该地区一处建于7世纪末的可萨遗址，人们没能在此处找到迪拉姆窖藏或斯堪的纳维亚工艺品，这表明基辅在9世纪大部分时间内没有起到明显作用。在留里克王朝统治下，基辅很快成为东部贸易的积极参与者。在传统意义上，基辅的优势与第聂伯河到全欧洲最大城市君士坦丁堡的商路开发有关。但是，我们也有充分理由相信东部贸易在10世纪初更为重要。

基辅加入东部贸易之中，这是基于一个多世纪以来斯堪的纳维亚人与可萨人所建立的联系。他们定期穿越可萨人领地，为卖到伊蒂尔的商品向可汗缴纳什一税，同可汗交易，袭击现在阿塞拜疆境内的穆斯林城镇，甚至为可萨人提供服务，正如839年瑞典人作为可萨出使拜占庭的特使一样。从9世纪30年代开始，可萨人开始与干草原上的佩切涅格人(Pechenegs)、马扎尔人(Magyars)和其他敌人产生巨大矛盾，结果便是他们更难在第聂伯河上游维持统治地位。因此，基辅对于雄心勃勃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变得极具吸引力。

在基辅站稳脚跟的留里克家族想必同可萨人达成了妥协，他们名义上承认可汗的领主地位，但他们可能成了事实上基辅和第聂伯河中游的统治者。但是《可萨通信》和《剑桥文献》都提到，到10世纪中期，基辅停止参与东部贸易，这显然是由10世纪40年代基辅和可萨人之间日益紧张的关系造成的。

一个世纪后编写《往年纪事》的时候，留里克王朝和可萨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已经被遗忘，更有可能是为方便起见从记录中省略了。基辅信仰东正教的罗斯大公不愿公开他们与游牧的突厥可萨人的关系，突厥可萨人的上层集团已经皈依犹太教。事实上，罗斯人和可萨人的联系非常紧密，以至于10世纪初，伊斯兰资料把基辅的罗斯统治者称为可汗。基辅大公们无法完全掩盖这一事实，即他们被普遍认为是以可萨可汗合法继承者的身份来统治第聂伯河中游。

在基辅立足后，留里克家族也开始同君士坦丁堡开展贸易。然而，拜占庭人对罗斯人充满怀疑。有几次，尤其是在860年，一些斯堪的纳维亚人攻击君士坦丁堡和其他沿黑海的希腊城镇。奥列格坚持不懈，他对君士坦丁堡的攻击(大约907年至912年)迫使拜占庭人签订条约，明确规定允许罗斯人在君士坦丁堡做贸易。基辅同君士坦丁堡的贸易持续增长，大约到950年，大批装满皮毛、奴隶、蜡和蜂蜜的商船从基辅出发驶向拜占庭首都。941年至945年，一支来自基辅罗斯的舰队突袭黑海上的拜占庭城镇，直至被拜占庭海军消灭。直到现在，对于这次冲突的确切原因依然存在争议。他们签订了一项新的贸易协议，详细规定了开展贸易的条件。拜占庭人依然担心假扮商人的罗斯人会突袭进入君士坦丁堡和周边地区。

750年至1000年，各种斯堪的纳维亚探险者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不同地区立足。留里克后裔只是许多有志于统治当地的斯堪的纳维亚群族中的一个。比如，罗斯-拜占庭贸易条约(909年至912年签订)提到了居住在切尔尼戈夫、波洛茨克、罗斯托夫、柳别奇(Liubech)和其他城镇的大公，这些人应该是受奥列格管辖的。《往年纪事》中没有再提到这些大公，也没有理由认为他们是奥列格的同族人。换言之，在主要水路沿线的重要城镇都有罗斯统治者。尽管在伊戈尔和斯维亚托斯拉夫(Sviatoslav)统治下，留里克王朝的领地得到极大扩张，但10世纪最后25年依然存在独立的罗斯大公。大约980年弗拉基米尔从诺夫哥罗德出发前往基辅时，他绕道想占领罗格沃洛德(Rogvolod)统治的波洛茨克。《往年纪事》记载，“罗格沃洛德来自海外，管理波洛茨克，正如图罗夫人(Turovians)正是从统治图罗夫(Turov)的图里(Tury)那里得名一样”。

留里克家族不属于那些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建立第一批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或创建东部贸易的先驱。他们只是在9世纪中期来到俄罗斯西北部，那时对这一地区的统治是斯堪的纳维亚不同群体之间争夺的主要问题。一群留里克家族击败了其他斯堪的纳维亚人，使当地芬兰和斯拉夫部落臣服，并统治了基辅，创建了罗斯国。一些对手被留里克家族杀死，另有一些离开罗斯领地，或听命于拜占庭，或返回波罗的海。另一些人作为奴仆或家仆服务于留里克家族。《往年纪事》忽略了这段为期250年的权力斗争。

留里克家族最终获胜的主要原因是他们控制了基辅。基辅在第聂伯河畔有一片广阔的商业-工匠区，在河边的高原地区有政治-教会区。峭壁对这个政治中心形成了天然保护。通过左右前往君士坦丁堡的水路交通，基辅还控制了第聂伯河中上游的贸易，因此成为罗斯与拜占庭贸易的南部终点。基辅位于森林区和森林-草原区界限以北10公里处，尽管它难免受到游牧民族的袭击，但首当其冲的是南边的罗斯城镇和定居点。总之，基辅位置理想——足够向南，可以控制同拜占庭的贸易；又足够靠北，不易受袭击，相当安全。

俄罗斯和波罗的海

基辅逐渐成为罗斯国中心之时，俄罗斯西北部正在发生重大变革。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取代拉多加和留里科沃成为罗斯势力在这一地区的核心。在诺夫哥罗德的最早考古发现可以追溯到大约10世纪20年代，亦即大约斯堪的纳维亚人开始出现在拉多加后170年。政治权力的转移很有可能发生在弗拉基米尔皈依之后。拉多加易受攻击，不适合做政治中心，而留里科沃距离佩林(Peryn)的异教徒庇护所较近。因此，毫无疑问，当地第一位主教希望远离这样一个异教徒中心，而把他的教堂建在北部稍远的诺夫哥罗德村落。当地长官和商人紧随其后，到11世纪早期，诺夫哥罗德已经成为俄罗斯西北部的政治、教会和商业中心。

中心城市从留里科沃迁到诺夫哥罗德反映了10世纪末和11世纪初波罗的海和俄罗斯欧洲部分一个更广泛的现象。在俄罗斯欧洲部分，格涅兹多沃让位于斯摩棱斯克，蒂姆雷沃和萨尔斯科分别被雅罗斯拉夫尔和罗斯托夫替代，而在波罗的海，比尔卡被锡格蒂纳取代，海泽比被石勒苏益格取代，帕维肯(Paviken)被维斯比(Visby)取代。我们目前尚不清楚这些变化——有时发生于“成对的”或“姐妹”城市范围内——是否都是由同样的发展造成的。在俄罗斯，有材料显示11世纪初的新城市更深地植根于当地经济和农业腹地，并且充当已具雏形的公国的政治和教会中心。

诺夫哥罗德成为俄罗斯西北部主要中心，是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国际贸易发生大变革的背景下发生的。到10世纪60年代，迪拉姆流入量开始下降，到11世纪，只有少量迪拉姆流入俄罗斯欧洲部分。到11世纪30年代，这种流动完全停止。迪拉姆数量下降的原因是萨曼王朝瓦解，同时伴随着中亚地区白银日益紧缺。大量出口和现有银矿的枯竭导致新迪拉姆质量日益下降：1000年的银含量接近90%，而半个世纪后下降到5%。可以理解为什么罗斯商人不再想要这种硬币。因此，到11世纪初，诺夫哥罗德开始把目光投向波罗的海，把那里当作皮毛的主要市场以及以日耳曼硬币和盎格鲁-撒克逊硬币形式存在的白银的主要提供者。

要想深入理解罗斯和波罗的海的贸易变化，我们需要仔细研究周边地区的迪拉姆窖藏。大约55%流入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迪拉姆被重新输出到波罗的海。从中我们可以了解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人和西斯拉夫人同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贸易来往。在所有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都发现了迪拉姆，来自挪威的迪拉姆相对较少，只有很少一部分来自丹麦。它们大部分存储在瑞典，包括哥特兰岛。事实上，哥特兰岛拥有欧亚大陆西部最大的单一迪拉姆窖藏集中地，这些迪拉姆的发现还需历史学家进行解读。9世纪和10世纪大部分时期，梅拉伦湖畔的比尔拉是瑞典同俄罗斯进行贸易的主要市场，这解释了在俄罗斯欧洲部分发现的如此多的斯堪的纳维亚手工艺品都与瑞典中部有关的原因。目前，还不知道同一时期的哥特兰是否存在可以与之相媲美的中心。

钱币和考古证据清晰表明，瑞典——尤其是瑞典中部——在斯堪的纳维亚与俄罗斯欧洲部分的交往中起了主要作用。9世纪中期之前，贸易相当有限，并且有一些不稳定。9世纪六七十年代期间贸易有了显著增长，但接近9世纪末期又有所下降。之后贸易水平稳定增长，在10世纪50年代达到顶峰。10世纪40年代流入俄罗斯欧洲部分的大量迪拉姆在50年代进入瑞典。从50年代起，瑞典迪拉姆窖藏从时间构成上越来越久远，因为流入瑞典的新迪拉姆越来越少。10世纪后半叶，不知为何流入量开始下降，到11世纪前10年完全停止。正是此时，诺夫哥罗德成为俄罗斯与波罗的海新贸易的中心。

波罗的海地区大约30%的迪拉姆来自现在的德国北部和波兰，也就是维京时代西斯拉夫人占领地区。参与波罗的海同东部贸易的远远不止斯堪的纳维亚人，但关于西斯拉夫人在其中扮演角色的研究相对较少。一个猜想是，斯堪的纳维亚人用迪拉姆购买西斯拉夫人的谷物和其他产品；另一个可能是，波兰北部和德国的迪拉姆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袭击这些地区时丢掉的。然而，西斯拉夫商人很有可能积极参与波罗的海与俄罗斯西北部的贸易，这也可以解释在拉多加-留里科沃地区发现的西斯拉夫物品。换言之，西斯拉夫人与斯堪的纳维亚人争夺俄罗斯欧洲部分的迪拉姆和自然资源，他们在拉多加和留里科沃这样的城镇也有自己的设施。有一段时间，斯堪的纳维亚人做得更加成功，就有更多的迪拉姆流入瑞典。另一段时间，西斯拉夫人效率更高，便有更多的迪拉姆流入波兰北部和德国。平均来说，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波罗的海贸易中所占份额是西斯拉夫人的两倍。想必是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政治结构中影响力更大，因而他们更具竞争力。

随着迪拉姆向西流动，一些商品从波罗的海出口到俄罗斯欧洲部分。考古和书面材料证实，如琥珀、武器(尤其是剑)、锡锭和铅锭、玻璃和葡萄酒这些产品都是从波罗的海进口的。西斯拉夫人也向拉多加出口谷物。进口的琥珀和剑的数量肯定很大，一份伊斯兰材料记录到，除来自俄罗斯北部的皮毛之外，伏尔加保加尔向中亚的花剌子模国提供大量此类商品。当地上层集团的财富日益增长，使东方和欧洲进口商品在俄罗斯欧洲部分非常畅销。迪拉姆和剑之类的产品或在当地使用，或再次出口。

除了同俄罗斯西北部交往外，斯堪的纳维亚人还积极探索白海和科拉半岛(Kola)。到880年，挪威人定期航行到此，通过以物易物或强征贡品从土著萨米人那里收集皮毛和其他当地商品。他们遭遇到了其他来自陆路的斯堪的纳维亚和芬兰商人的竞争。到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还不得不同为寻找皮毛到达北冰洋的伏尔加保加尔人竞争。11世纪，诺夫哥罗德的罗斯人开始在北方的芬兰人、乌克兰人和萨米人中建立附属领地。到维京时代末，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北冰洋贸易中一直面临来自罗斯人和保加尔人的激烈竞争。

维京时代在俄罗斯的结束

随着留里克家族及其同盟确立为罗斯国的统治者，他们对进入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新斯堪的纳维亚人形成一种自相矛盾的态度。许多斯堪的纳维亚人因为各种原因源源不断来到俄罗斯欧洲部分，有些人是受到在拜占庭军队服役的巨大**。自10世纪初，斯堪的纳维亚雇佣军就在拜占庭军队服役。945年，罗斯-拜占庭协议特别规定，如有要求，基辅大公应该向拜占庭派遣斯堪的纳维亚士兵。通过那些由第聂伯河-沃尔霍夫河自君士坦丁堡返回家乡的斯堪的纳维亚雇佣兵，可以解释俄罗斯欧洲部分发现的大多数拜占庭硬币。奥列格、伊戈尔、弗拉基米尔和雅罗斯拉夫都曾邀请来自斯堪的纳维亚的瓦兰吉协军协助抗击拜占庭人，以及在基辅王位的争夺中打击他们的兄弟。然而，这些团伙也对留里克统治的罗斯地区造成了威胁。从弗拉基米尔开始统治时的反应能看出留里克家族对新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态度。作为诺夫哥罗德的统治者，他需要自来国外的斯堪的纳维亚雇佣军来帮助他同兄弟争夺基辅控制权和大公地位。但是，在斯堪的纳维亚人帮助下取得基辅后，弗拉基米尔不希望这些雇佣军抢劫他的首都或威胁到他的统治。因此，他将一些人招募到他的军队，又派遣另一些人前往君士坦丁堡，并告知拜占庭皇帝这些人已经上路了。简言之，此时留里克家族作为罗斯统治者，首先关注的是他们在罗斯地区的地位。他们越来越将斯堪的纳维亚新移民看作外国人，对他们是潜在的威胁。

9世纪和10世纪期间，来到俄罗斯欧洲部分的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地位发生了改变。以前他们是贸易网络和收集贡品的国家创立者，而现在越多新来者成为雇佣兵。他们参与弗拉基米尔成为大公的战役，在雅罗斯拉夫打败兄弟夺取基辅的最初行动中也起到关键作用。但是在1024年的利斯特文(Listven)战役中，雅罗斯拉夫新招募的斯堪的纳维亚雇佣军遭到他的兄弟姆斯蒂斯拉夫(Mstislav)所率领的游牧协军的决定性打击。利斯特文战役展示了移动骑兵超越经验丰富的步兵所具有的优势，标志着游牧协军成为俄罗斯欧洲部分首选雇佣军。

雅罗斯拉夫统治时期，斯堪的纳维亚人迎来了他们在俄罗斯最后的辉煌。雅罗斯拉夫的最著名门客是哈拉尔·哈德拉达，该人于1031年逃离斯堪的纳维亚，他为雅罗斯拉夫服务5年(并娶了他的女儿伊丽莎白)，之后作为士兵在拜占庭获得功名，最终成为挪威国王。更早一些时候，在1029年，雅罗斯拉夫为挪威的圣奥拉夫及其儿子马格努斯提供庇护。雅罗斯拉夫的妻子英格德公主(Ingigerd)是瑞典国王奥洛夫·斯科特科农(Olof Sk?tkonung)的女儿。据萨迦记录，两人结婚后他将拉多加赐给她。她随后指定瑞典的酋伯爵罗根瓦尔德(Rognvald)为那里的长官。在拉多加，考古学家在这座城的墓地中发掘了一些11世纪斯堪的纳维亚基督徒的坟墓，很有可能是死于战斗的贾尔·罗根瓦尔德手下的瑞典士兵。最后，英格瓦(Ingvar)率领斯堪的纳维亚远征队前往黑海探险，这也有可能是在雅罗斯拉夫的许可下进行的。

尽管这些事件经常作为留里克家族与斯堪的纳维亚家乡持久纽带的证据被现代人引用，但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雅罗斯拉夫有步骤地同欧洲许多统治王朝建立亲密关系的努力，这种政策也许受到了他同拜占庭暴风骤雨式的关系的启发。从长期来看，雅罗斯拉夫为数不多的重要拜访者和同族人的重要性，远远不敌俄罗斯欧洲部分斯堪的纳维亚雇佣军的最终失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