珍妮特·L. 纳尔逊
北方人遇到法兰克人
“845年，北方人的大批军队在基督徒世界的边界打开了一个缺口。这是我们从来没有听说或读到过的。”这是圣热尔曼修道院一位僧侣描述的维京人第一次袭击巴黎地区的情景。先知耶利米(Jeremiah)曾预言，上天对上帝选民的惩罚将来自于北方。教会学者把入侵者称为北方人(这是法兰克人对现代英语中称之为“维京人”的这一群体的通常称呼)，不仅指出了他们聚居地的地理源头，而且赋予了他们先知性的意义。公元840年后，法兰克人的罪孽似乎的确遭到了这样的惩罚。因为随着“虔诚者”路易的死亡，法兰克王国陷入内战。以前针对王国防线之外的敌人所采取的暴力活动现在却在王国内部爆发了。强权者与追随者互相对抗，他们还镇压了君主们无暇保护的弱者。牧师和僧侣也成为牺牲品，因为需要获得支持的国王把修道院分给了非神职人员，并且允许把教堂的土地分给勇士。教士也被无情地卷入军事战斗，他们和信众一样身负罪孽。圣热尔曼修道院的僧侣认为上帝是在用异教徒的手惩罚基督徒。强大的法兰克王国曾经如此善待教会，现在竟然变得“如此低贱，被肮脏的敌人玷污了”。除此之外，一个通晓基督教历史的行家还能怎么解释呢？
尽管教会的这类解释可以理解，但未免缺乏客观的分析，也不被同时代的世俗社会认同。845年北方人的出现不是突如其来的，他们也不是总被扣上“肮脏”的污名。法兰克民众对《圣经》的了解比圣热尔曼修道院的僧侣要少，但是他们了解同北方国家交往的早期历史。8世纪波罗的海和西欧之间的贸易开始发展了起来，斯堪的纳维亚人经常光顾杜里斯特和法兰克王国的其他贸易中心，但没有留下一手书面证据。然而在834年，一个法兰克主教向北逃亡到弗里西亚(Frisia)，“从一些北方人那里得到了帮助，他们熟悉海港和流向大海的河流”。他们了解法兰克王国的海岸线和王国的购买力，这进一步巩固了斯堪的纳维亚人与法兰克人之间的贸易联系。
双方其他的联系源自法兰克军事力量的扩大。中世纪早期国际关系的代名词几乎就是“不断地对立”，因为每个君主都力求扩大地盘，并且跨越边境去掠夺财富。任何成功的王国周围都围绕着一圈卫星国，因为它需要了解边境局势。8世纪法兰克周边的小国流传着这样一句谚语：“如果一个法兰克是你的朋友，那他肯定不是你的邻居。”法兰克人的朋友经常居于邻国之外的国家中，比如法兰克的传统盟友阿博德里特人(Abodrites)，他们是一支移居到萨克森以东的斯拉夫人。到8世纪70年代，随着法兰克人牢牢统治了弗里西亚，查理大帝的军队开始征服萨克森。当萨克森北部的邻居们进入法兰克军队的领地时，“丹麦”和“丹麦人”首次出现在查理大帝时期的《法兰克王室年代记》(Royal Frankish Annals)中。777年，被打败的萨克森首领维杜金德(Widukind)同部下到丹麦国王西格弗雷德(Sigfred)那里寻求庇护。798年查理大帝重新对萨克森人开战，他派了一个使臣前往丹麦国王西格弗雷德那里，很明显他想先发制人，不允许丹麦人为萨克森人提供保护。查理大帝的宫廷学者诺森布里亚人阿尔昆(Alcuin)所写的一封信对793年遭受北方人攻击的修道院僧侣表示了怜悯，也揭示了法兰克王国同丹麦的进一步接触。阿尔昆暗示，查理大帝将救回那些可能作为人质而被送到丹麦的“孩子”(这些孩子可能是被父母送到修道院的贵族)。
804年萨克森被法兰克征服，这无疑勾起了丹麦人的兴趣。居住在易北河以东某个地区的萨克森人被迁往法兰克，腾出的土地则给了阿博德里特人。王室年代记提到，“这时候，丹麦的戈德弗雷德国王(Godfred)率领一支舰队和王国麾下的骑兵到达了位于丹麦和萨克森边境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他答应与查理大帝对话，但是他的手下劝他不要亲自前往，而是派遣使节，他同意了。查理大帝也派出使节以谈判遣返逃亡者的事宜”。随后，戈德弗雷德的丹麦军队攻击了阿博德里特人，逼迫他们缴纳贡品。戈德弗雷德还同维尔茨人(Wilzes)结盟，维尔茨人是一支斯拉夫人，是阿博德里特人的邻居和宿敌。这扰乱了法兰克人在易北河以东精心构建起的外交体系。返回丹麦之前，戈德弗雷德毁掉了阿博德里特人领地中的贸易中心雷里克(Reric)，并且逼迫商人迁往丹麦的海泽比，希望“征收通行费来牟利”。他在海泽比周围修建堡垒，“要求军队指挥官们分担这项任务”。809年，“有许多关于这位傲慢并且喜欢吹嘘的丹麦国王的传闻”，戈德弗雷德的人刺杀了阿博德里特的首领。810年，查理大帝已经在谋划针对戈德弗雷德的远征。这时他听说“一支来自丹麦的200艘船只的舰队袭击了弗里西亚，**了弗里西亚群岛，在三次战斗中击败弗里西亚人，并且强迫纳贡，弗里西亚人已经上缴100镑的白银”。查理大帝召集大批军队准备复仇，这时传来消息，戈德弗雷德被一个随从杀死。他的侄子赫明(Hemming)继位，并与查理大帝达成和解。
戈德弗雷德极大地威胁了法兰克人对萨克森及其同盟的统治。他拥有骑兵，还能够聚集起一支庞大的舰队；他了解商人和通行费的价值，能够把整个贸易中心迁到他的国家；他能开展公共工程建设，动员下属的部队参与进来；他可以向法兰克人发起对阵战。丹麦在中世纪早期还算得上一个王国。但是赫明统治下的王国并没有维持很久，一些“觊觎权力”的王室人员参与了继位争夺，还向勇士们许诺了赏金。戈德弗雷德所培养起的贵族养成了对地位和财富的贪恋，一时得不到满足他们就伺机到其他地方寻求补偿。
哪里还有比法兰克王国更好的地方呢？814年，查理大帝去世。之后的二三十年间，法兰克王国的财富继续显著增长，刺激了商业往来，引进了大量珍贵的商品，为帝国的辉煌、高贵的馈赠、教堂的宏伟和贵族式的炫耀提供了所需资金。货币体制促进了王国进一步的发展。日益增加的造币厂制造出越来越多的货币，这些造币厂通常由皇家负责代理经营和集中管理。查理大帝的继任者“虔诚者”路易设法维护了整个基督教帝国的和平。桑斯(Sens)的大主教拆掉城墙的石头用来重建教堂；越来越多的地主要求农民用货币代替实物交易；高卢各省教会领地和世俗地区一年一度的交易会和每周一次的地方集市数量激增；商人的船只穿梭于河流和内陆之间。百姓对社会治安开始有了信心。然而，在丹麦人眼中“虔诚者”路易不是一个和平使者，而是挑起事端的人。当戈德弗雷德的儿子们将一位叫作哈拉尔的对手驱逐出去时，“虔诚者”路易迎接了这位流亡者，并将他“送”到萨克森。815年，当一支拥有200艘船只的丹麦舰队开向萨克森时，试图支持哈拉尔复辟的活动以失败告终。819年，哈拉尔同戈德弗雷德的两个儿子一起执掌丹麦大权。第二年，王室年代记记录了“来自丹麦的海盗乘坐13艘船只，指挥有方，袭击了位于塞纳河口的佛兰德斯和普瓦图(Poitou)西部”。这些地方都是几十年前丹麦入侵者熟悉的落脚点。不管是之前丹麦王朝斗争中的失败者或胜利者(王室年代记没有说明)，都让这种熟悉性派上了新用场。820年，尽管这支小型舰队在这两个最早袭击的地方遭到了殊死抵抗，海盗们却在阿基坦(Aquitaine)获胜，并“带回大量战利品”。在法兰克人的眼中，北方人由商人变成了好战者。
“虔诚者”路易派兰斯大主教埃博(Ebo)在丹麦边境进行了一次传教动员，但法兰克人依然无法控制丹麦的局势。826年，哈拉尔及其妻子在美因茨附近的英格尔海姆宫殿受到了隆重的款待。丹麦王室接受洗礼，“虔诚者”路易象征性地成为哈拉尔的教父。路易还把弗里西亚东北部的吕斯特林根(Rüstringen)分封给哈拉尔，假如哈拉尔被丹麦驱逐，他可以把这里当作避难之地。827年，这里果然派上了用场。戈德弗雷德的一个儿子霍里克(Horik)成为“丹麦国王”，此后他一直在位，直至854年去世。828年，哈拉尔复辟失败。随后汉堡主教安斯卡尔(Anskar)率领法兰克传教士开展传教活动，但是845年，霍里克袭击汉堡，摧毁了安斯卡尔的大教堂，传教活动几乎遭受致命的挫折。尽管直到9世纪80年代才有了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一行动致使萨克森军队损失惨重，但是这期间丹麦-萨克森边境一直危机重重。有趣的是，9世纪30年代至80年代的法兰克年代记编写者也称这些丹麦本土的丹麦人为“北方人”，和他们那些忙于践踏法兰克王国并使弗里西亚成为可能的永久定居点的同伙一个称呼。
弗里西亚一直是法兰克王国的致命弱点。弗里西亚从丹麦的北海海岸一直延伸到现在的荷兰，如果没有卓有成效的舰队，根本无法巡察或者防御，而弗里西亚恰恰缺少这样一支舰队。戈德弗雷德正是利用这一弱点从海上发起进攻。9世纪30年代初，“虔诚者”路易的儿子们发动叛乱，削弱了他的政权，其他丹麦人也趁机袭击了弗里西亚。根据王室年代记之后的《圣伯丁年代记》记载，尽管“虔诚者”路易在834年重新掌握大权，几周后“丹麦人就袭击了杜里斯特，摧毁一切，进行杀戮，抓走俘虏，烧毁周围地区”。837年，丹麦人再次“光临弗里西亚，屠杀许多瓦尔切伦(Walcheren)居民，掳走了更多居民，强迫他们缴纳贡品。然后他们又以同样的残暴手段突袭杜里斯特，以同样的方式强征贡品”。尽管“虔诚者”路易采取了抵抗措施，839年丹麦人依然对弗里西亚发动了新的攻击。当自称罗斯人的斯韦尔人受拜占庭皇帝派遣来到法兰克宫廷以求借道中转回家时，“虔诚者”路易担心他们是奸细，决定将他们关起来进一步讯问。也许对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普遍担忧能够解释他的这一反应。
袭击弗里西亚的一个海盗头子正是哈拉尔。833年参与叛乱的“虔诚者”路易大儿子罗退尔，显然鼓励哈拉尔袭击弗里西亚以增加“虔诚者”路易的执政难度。哈拉尔甚至在“虔诚者”路易重掌大权后继续偷袭弗里西亚。836年，丹麦国王霍里克一箭双雕，一方面派使者出使法兰克王国，宣称自己同弗里西亚的袭击无关；另一方面声称已经抓捕并杀掉祸乱之人(然而被处死的人中并没有哈拉尔)，并且进一步索要奖赏。838年，霍里克要求“将弗里西亚人归他所有”。“虔诚者”路易对此异常愤怒，并嗤之以鼻。然而在“虔诚者”路易在位最后几年生产量巨增的杜里斯特造币厂也由此遭受了可怕的袭击。这些硬币的最大受益者就是丹麦海盗，但他们给弗里西亚和商人带来了巨大损失。《圣伯丁年代记》记录了834年杜里斯特所遭受的一次毁灭性袭击，又记录下835年杜里斯特被洗劫一空，836年被毁灭。这绝不仅仅是玩弄辞藻：贸易中心至关重要的事情是每年补充货源。尽管有考古证据表明，一场为疏通航线而发动的必败战争即将开始而且注定要失败，杜里斯特还要继续为路易王廷提供重要的给养保障。事实上，弗里西亚的贸易也开始通过其他渠道开展。
弗里西亚通过主干线同法兰克王国的政治中心保持联系，尤其是公元800年左右亚琛(Aachen)成为帝国的实际国都之后。但是还有两个地方为帝国的富足与强大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一个是地处西法兰克地区的纽斯特里亚(Neustria)，它位于卢瓦河与默兹河之间，是墨洛温王朝的古老中心。这里汇聚了卡洛林王朝最富足的修道院和最优良的土地。9世纪初，塞纳河两岸的葡萄酒交易已经非常活跃，从巴黎到海岸之间的这段河岸两侧布满了栈桥和小口岸。自8世纪初至9世纪四五十年代，卡洛林王朝以强力控制巴黎和塞纳河盆地，甚至不惜流血牺牲。另一个关键地区是同样拥有辉煌历史和丰富文化遗产的阿坦基。阿坦基在9世纪时相对独立，政治地位重要，这里为法兰克国王和贵族们提供了到外省捞好处的巨大资源。836年，努瓦尔穆捷岛上的修道院遭到海盗的袭击后，“虔诚者”路易反应迅速，授权修建防御工事。阿坦基西临大西洋，漫长的海岸线使得它很容易受到来自海上的攻击；卢瓦河、沙伦特河(the Charente)、多尔多涅河(the Dordogne)和加龙河(the Garonne)为进入腹地提供了途径。
法兰克分裂，维京人上位
840年6月，“虔诚者”路易死后不久，他的三个儿子——罗退尔、“日耳曼人”路易、“秃头”查理以及他们的侄子阿基坦的丕平二世(Pippin II)随即开始了残酷的继位之争。841年，罗退尔将瓦尔切伦岛和周边地区分封给“海盗哈拉尔”，这一做法激怒了罗退尔弟弟们的支持者——信奉基督教的弗里西亚人竟要被异教徒丹麦人所统治。罗退尔的政策同他父亲无异，代理人甚至还是同一个，然而这标志着丹麦军阀开始了对弗里西亚长达几十年的统治。至于阿基坦，那时有些人认为，841年6月25日丰特努瓦之战(Battle of Fontenoy)中贵族的巨大伤亡对未来几代人的防御能力造成了致命的伤害。简而言之，法兰克王国的财富在增长，丹麦人对这些财富的熟悉程度、欲望及掠夺能力也在相应增长，而法兰克王国保护财富的能力却在日益下降。帝国到了危急时刻。
9世纪30年代法兰克内战之后，北方人就对法兰克王国富裕而又脆弱的地方发动袭击。首当其冲的是840年之后“秃头”查理所统治或占据的西部地区。首先是鲁昂及其附近的圣万德里耶修道院(841年)，然后是昆都维克的贸易中心(842年)，最后是南特(843年)，先后遭到洗劫。之后在843年7月，卡洛林王朝的交战各方和解，同意将法兰克王国一分为三(将阿基坦的丕平二世排除在外)。法兰克的作家们注意到袭击者对于赎金和以白银支付的保护费有着浓厚的兴趣。圣万德里耶支付了6镑白银才使修道院免予遭劫，圣丹尼斯修道院的僧侣用26镑白银作为赎金换回了68名俘虏(僧侣以及其他人，后者也许是圣丹尼斯修道院的朋友)。昆都维克几乎没怎么逃过洗劫，“除了因交了保护费而留下来的建筑”。在南特，袭击发生在圣约翰日，当时城里都是有钱人，许多有钱人被抓走。接着阿基坦地区西部遭到了毁坏。一份阿基坦的材料把这些袭击者称为韦斯特法尔丁吉(Westfaldingi)，即来自奥斯陆峡湾以西的韦斯特福尔(Vestfold)。《圣伯丁年代记》记录，“最后这些北方人在某个岛上(可能是努瓦尔穆捷岛)登陆，把家眷从大陆带来，决定在一个类似永久定居点的地方过冬”。这里成为沿大西洋海岸线进行进一步军事活动的基地。直到9世纪末期及之后，卢瓦河下游一直有北方人。
抓捕俘虏以获取赎金一直是法兰克王国时期斯堪的纳维亚人活动的特点。当时抓获的俘虏包括一位布列塔尼伯爵、几名西法兰克的主教(9世纪80年代，其中一位被带到大海另一边)和圣丹尼斯修道院的院长。圣丹尼斯修道院院长的被俘最为有名，858年，他被赎回时赎金高达686镑黄金和3250镑白银。“为了支付这些赎金，修道院在国王的命令下散尽珍宝。”在其他有可能受到攻击的目标地，人们很快意识到逃跑也是一种勇敢的表现。相应地，一种生动的文学体裁——被称为翻译文体(translatio)，描述了宗教团体如何将他们的圣物移至安全地方。819年至836年，努瓦尔穆捷岛上圣菲利伯特修道院的僧侣每年都会从岛上撤退，背井离乡前往法兰克王国内地的避难所，最终于875年在勃艮第的图尔尼(Tournus)安顿下来。我们通过一位名叫埃门塔尔(Ermentar)的僧侣的生动描述了解了僧侣们的长途跋涉，现代史学研究对圣菲利伯特修道院的最终消逝也非常熟悉，但这依然是一段不同寻常的历史。撤离总归是临时的，一旦北方人离去，僧侣们就会回到修道院。北方人能轻易进入的河流也成为这些潜在受害者的逃生通道。845年，圣热尔曼修道院的一位僧侣写道：“所有圣人遗物和宝物都被设法转移到塞纳河上游。”6周后僧侣们回到修道院，发现修道院只受到了表面上的损坏，仅有几座附属建筑被烧毁。然而(雪上加霜的是)北方人进入了地下室，毁坏了里面的藏品。858年复活节，圣热尔曼修道院再次遭到攻击，事先得到消息的僧侣们已在冬季将圣物、珍宝、档案甚至图书馆都搬走了，只留下了一小批人员藏在地下通道里。懊恼的袭击者杀死了修道院的一些佃农，放火烧了地下室。但是他们很快离开，僧侣们才得以从藏身之地现身，并扑灭大火。
860年，圣伯丁修道院遭到攻击，但是人们已经事先得到多次警告。根据二三十年之后一位作者凭记忆和口头证词撰写的翻译文体作品记录，所有的僧侣都逃跑了，除了四个“除非上帝有别的意志，否则一心殉道的僧侣”。这种略带讽刺的口吻在描述偷袭者——他们希望“抓捕一些僧侣”——用令人难堪的侮辱和愚弄的方式(比如往鼻孔里灌水直至他的肚子胀起来)制服了四个僧侣中“老弱无用”的三位，并试图带走稍微“肥胖的”第四位，显然是为了获得赎金。第四位僧侣是唯一一个被杀死的人。他拒绝安静地跟他们离开，而是扑倒在地上，宁愿死在那里，他可能“被埋在祖先的墓地里，他的名字会记录在教友的名单里”。劫持者被他的冥顽不化激怒，开始“用长矛打他”，然后“用矛尖刺他”，直到这种残忍的把戏完全失控。
学者引用这个故事以证明维京异教徒的好战，并对基督教僧侣殉道感到欣慰，但它恰恰说明北方人的目的显然在于抓获俘虏而不是杀戮。野蛮人的特质不是好战。后续的故事进一步说明他们对基督教的神圣权力心存一种狡诈的敬意：这些北方人的首领“聚集了大量的白银，全部堆在埋葬圣伯丁修道院的教堂祭坛上，并且委托给上面故事中提到的教友看管，以免被人偷去”。当有异心的维京人试图偷盗这些战利品而当场被抓，首领则把他们绞死在修道院大门上。“上帝通过这些异教徒的手进行短暂的惩罚，显示了基督教的力量加在那些亵渎神灵之人身上的永久折磨。”历史记录中有6位西法兰克主教被北方人杀害，可能就是在这样的抓捕过程中死去的。859年，主教努瓦永的伊莫(Immo of Noyon)在“与其他贵族罪犯”一同押解途中被杀。甚至一些地位低微的人也因赎金被俘。866年，“秃头”查理和维京人在塞纳河上签订了一项协议，自这项协议签订起，任何一名被北方人俘获并逃跑的俘虏(不自由的农民)要么被交还，要么以北方人确定的价格赎回。北方人可以利用佃农，令其在被交还之后进行劳动。那么他们还贩卖奴隶吗？也许有时候会。但是在9世纪，对于那些担心食物供给和在吃水较浅的船上航行的勇士来说，这种贸易没有多大的意义。相比之下，从斯拉夫地区到伊斯兰世界的陆地奴隶交易却多有记载。当时法兰克的大量记载中几乎没有维京人在法兰克王国领地内进行海上奴隶贸易的记录。
维京人偶尔会前往卡洛林王朝领地以外很远的地方冒险。844年，加利西亚和安达卢斯遭到袭击。859年，“丹麦海盗经过长距离的海上航行，通过西班牙和非洲之间的海峡，沿着罗讷河向上游行驶”。他们抢劫了一些城镇和修道院，在卡马格岛上建立基地(《圣伯丁年代记》记载)。10世纪和之后穆斯林的一些记载记录了这次航行中的其他事件：安达卢斯首先遭袭，然后是非洲纳库尔地区(Nakur)的小国摩洛哥，那里的王室女眷被掳走，科尔多瓦酋长支付赎金后才被送回；返回途中损失“40多艘船只”。维京人这次远征的最后一次胜利是俘虏了潘普洛纳国王(the king of Pamplona)， 861年国王被以6万枚金币赎回。中世纪后期爱尔兰-斯堪的纳维亚版本的《拉格纳萨迦》(Ragnar’s Saga)曾提到这些地中海之旅，这些历史事实即是这个萨迦的基础。这一切都很神奇但又罕见。在法兰克王国，四个地区是维京人经常袭击的目标，关于这些袭击还需仔细研究。
维京影响种种
首先是塞纳河盆地。841年对圣万德里耶修道院的攻击，以及845年对巴黎和圣热尔曼修道院的攻击，都只是开始。852年或853年，一支维京军队在塞纳河流域过冬；从856年至866年，维京人持续在那里活动。他们从朱夫塞(Jeufosse)和瓦塞勒(Oissel)的基地出发，逐渐深入攻击塞纳河上游，862年到达莫城(Meaux)， 866年到达默伦(Melun)。876年或877年，一支处于法兰克监视下的维京舰队在塞纳河口过冬，除此之外，直到885年，塞纳河及其支流都没有遭到骚扰。随后，巴黎经历了长达一年的围困，其腹地也遭到了大规模的破坏。886年或887年，维京人进入塞纳河支流约纳河(Yonne)，从那里对勃艮第的周边地区进行抢掠，围困桑斯半年；他们还进入马恩河，从那里对特鲁瓦(Troyes)发起陆上袭击，并深入内陆地区凡尔登和图勒。890年，北方人又返回塞纳河，向上游进发，之后进入瓦兹河。
从经济地理角度来看，塞纳河盆地构成了“秃头”查理(843—877年在位)统治下西法兰克王国的核心区域，9世纪一位当地作家称之为“查理的天堂”。查理统治前期，由于受叛乱者和卡洛林王朝内部竞争势力影响，他对维京人的抵抗时断时续。公元9世纪60年代初，他开始致力于保卫他的天堂之地，配合实施了几种措施，包括支付贡银、雇用各种维京军队、修建设防的桥梁。尤其引人注目的是862年至866年间在蓬德拉尔什(Pont de l’Arche)修建的防御桥梁，它位于鲁昂的上游和皮特尔宫下游。866年之后，查理有效地保护了塞纳河盆地。甚至在这之前，他阻止了所有维京人沿着瓦兹河进行的入侵，因为他的两座宫殿，贡比涅宫和奎亚兹宫——就坐落在瓦兹河的岸边。“秃头”查理的儿子和两个孙子相继死去后，只留下一个5岁的孩童继承王位，他被称作“糊涂”查理(Charles the Simple，当时这个绰号的意思是“直来直去”，而不是愚蠢)。885年开始，维京人对巴黎及其周边地区的攻击进入了一个新时代。卡洛林王朝西法兰克王国持续的厄运是其中一个因素，另一个因素是东法兰克国王“胖子”查理(Charles the Fat)在军事上的无能，他从884年至887年统治着重新统一的法兰克王国。公元888年之后，西法兰克王国成为几个国王争夺的目标。其中一个是巴黎伯爵厄德(Odo)，他在885年至886年期间成功地保卫了巴黎。另一个国王是糊涂的查理，他于898年取代了厄德。当地的防御也被组织起来。“海盗头子”罗洛和手下深入塞纳河盆地上游的内陆地区进行抢劫之后，当地贵族联合起来，并于911年在沙特尔(Chartres)彻底击败了这些海盗。“糊涂”查理效仿早期卡洛林王朝曾采用的策略，即招募一支维京军队来击退其他的维京军队，并且要求他们皈依基督教。查理直接让罗洛驻扎在鲁昂以抵御来自海上的海盗。
这就是诺曼底历史的开始。10世纪初，“糊涂”查理和罗洛签订了一份正式协议，据说罗洛被任命为鲁昂伯爵，因此被“正式”编入西法兰克王国，罗洛的地位稳定下来。911年参与袭击的那些海盗可能从来没有公开宣布放弃漂泊的生活，但是袭击也许变得越来越无利可图或充满风险，而历史上饱受侵扰以致人口减少的塞纳河下游地区变得适宜定居。10世纪20年代，西法兰克王国明显衰弱，无法对鲁昂及以西的地区进行有效干涉。罗洛活到927年，足以稳定一片边界确定的领土并且将它传给儿子，也足以改造新的领主以适应鲁昂教会省。法兰克的贵族阶层接受了这一既成事实。人名、地名和语言证据证明此时斯堪的纳维亚定居者数量较少，然而同法兰克人的通婚却是迅速而广泛的。10世纪中期，很难在鲁昂找到讲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人了〔尽管在巴约(Bayeux)还有一些讲古斯堪的纳维亚语的人继续存在了二三十年〕。为数不多的被法语借用的斯堪的纳维亚词汇几乎都保留了下来，尤其是涉及船只和航运的词汇。到11世纪，罗洛的曾孙想创造出一些诺曼传统来娱乐宫廷。Nor(d)mannia，即诺曼底，是一个法国省区；Nor(d)manni，即维京人的后裔，被法兰克文化全部同化。简单地说，他们就是公爵领地上的居民。在代管斯堪的纳维亚人永久定居点这件事上，诺曼底绝对是一个例外。
第二个受斯堪的纳维亚影响较大的主要地区是阿基坦。袭击者们沿着加龙河向上游行进，并在844年到达图卢兹。845年，加斯科涅公爵西格温(Sigwin)试图保护圣特(Saintes)不被抢劫，但是却被北方人杀死。在长期围困之后，波尔多于848年落入维京人之手。梅勒(Melle)是造币厂所在地，也是卡洛林王朝重要的白银产地，也在848年惨遭洗劫。849年，佩里格(Périgueux)遭到洗劫。同时，“秃头”查理和他的侄子阿基坦的丕平二世之间的王室内部矛盾也使这个地区日益脆弱。然而，丕平在保卫波尔多的斗争中失利，这在848年引发了阿基坦地区对于查理的大规模投奔。
有两个地区代表了阿基坦的兴衰与荣辱。一个是普瓦提埃(Poitiers)，卡洛林王朝的要塞，王宫可能就坐落在郊区的圣希拉里修道院。855年，驻扎在卢瓦河的北方人徒步从陆上攻击普瓦提埃，阿基坦人奋起反抗，痛击敌人，大约300名敌人落荒而逃。然而，857年，情况就大相径庭了：还在同查理争权的丕平“同丹麦海盗结盟，并洗劫了普瓦提埃”。863年，北方人被收买，没有洗劫普瓦提埃，但是将圣希拉里修道院付之一炬。865年，当“秃头”查理忙于应付塞纳河上的海盗时，驻扎在卢瓦河的北方人徒步前往普瓦提埃，没有遇到任何抵抗，他们烧毁这座城市，并毫发无损地回到船上。但是868年，“普瓦提埃人向上帝和圣希拉里修道院祈祷，并鼓起勇气向北方人发起攻击，杀死一些北方人，又将其余人赶跑。他们将十分之一的战利品捐赠给圣希拉里修道院”。普瓦提埃幸存下来，在10世纪成为一个公国的中心。沙伦特河沿岸的内地城市昂古莱姆(Angoulème)是卡洛林王朝在阿基坦地区的另一个主要基地。9世纪60年代之前，昂古莱姆一直安然无恙。60年代后，昂古莱姆遭到了维京人的破坏。在当地伯爵的领导下，昂古莱姆一直是当时抵抗的中心。868年，“秃头”查理下令重新加固这座城堡。从此，这一地区就再没有发现斯堪的纳维亚人活动的迹象了。昂古莱姆以及教堂的档案几乎完好无损。
这两个例证充分表明了皇家作为的重要作用。尽管当地人不乏抗击北方人的意愿，但国王把地方性的抗击提升为更广泛的防御战略，他还可以运用对阿基坦教会的影响力。9世纪60年代后期，布尔日大主教成为皇家在这里的关键人物，国王又将得力的波尔多大主教从易受攻击的教区调离。11世纪前，几乎再没有关于波尔多的连续文献记录，同一时期波尔多教区和其他阿基坦教区主教名单也出现了中断。有人认为这些证据证明维京人毁掉了阿基坦。事实上，这些不利的证据只能证明一些教堂损失了大量资料。9世纪，教皇在信件中批评了阿基坦贵族。毫无疑问，维京人的攻击造成了教会中心的变迁，假如波尔多的记录是一片空白，那么9世纪后期的利摩日(Limoges)则记录下一片赞歌。
布列塔尼和纽斯特里亚是维京活动的第三个区域。自9世纪40年代早期开始，北方人就活跃在南特周围。此后，袭击者沿卢瓦河向上游深入，攻击一些富庶的修道院，如图尔的圣马丁修道院(853年)、弗勒里的圣贝诺特修道院(865年)。布列塔尼首领萨洛蒙(Salomon， 857—874年在位)和安茹伯爵罗贝尔各自雇用了一支斯堪的纳维亚小型舰队，罗贝尔支付了6000镑白银。866年，“大约400名同布列塔尼结盟的北方人，他们骑马由卢瓦河而来，洗劫了上游的勒芒(Le Mans)”。他们在返回舰队的路上，在昂热(Angers)附近的布里萨尔特(Brissarthe)遇到罗贝尔和其他三位法兰克伯爵及其军队。消息灵通的编年史家雷吉诺(Regino)这样描述这场遭遇战：北方人寡不敌众，躲进了一座石头修道院中。罗贝尔架起工事围困修道院，他因为自信而变得鲁莽，摘下了头盔，脱掉了锁子甲。北方人立刻冲出来展开攻击，他们杀死了罗贝尔，并将他的尸体一起拉回修道院，显然是想索取赎金。失去首领的法兰克人只能撤退，北方人趁机回到卢瓦河。
9世纪60年代后期，萨洛蒙与“秃头”查理合作，在873年同北方人的战斗中取得明显胜利，这些北方人在此之前就已经躲在昂热一段时间了。根据雷吉诺的描述，布列塔尼人甚至想到了将马耶讷河改道，这样北方人的船只就会搁浅。兰斯的安克马尔(Hincmar of Rheims)在《圣伯丁年代记》中写道：“北方人同意离开昂热且不再返回。他们要求2月之前留在卢瓦河上的一个小岛上，并且保留那里的一个市场。”“秃头”查理同意了他们的要求，条件是1到2月份期间，“他们要么接受洗礼，要么离开他的领地”。同时期的一封信中，安克马尔生动地想象了南特的局面：法兰克的南特主教阿克塔德(Actard)“没必要”迁移到“更安全”的教区了。阿克塔德的职责显然是留下来帮助“这些住在他城里的异教徒皈依基督教”。安克马尔还比较了耶路撒冷和科尔多瓦，这两个地方都仍然有基督主教居住：“伯爵和他的家人都可以与异教徒同住一个城市，一个不需要抚养妻子和孩子的教士为何做不到？”
萨洛蒙的几位继任者有时利用维京人同布列塔尼人争权，但更多的是积极同维京人作战。阿兰伯爵(Count Alan)有效地保卫了布列塔尼。890年，“从塞纳河”来到布列塔尼-弗里西亚边界城市圣洛的“北方人”被赶走了。但是其他维京人还留在卢瓦河下游。阿兰伯爵死后，布列塔尼的抵制就瓦解了。阿兰伯爵的女婿和孙子逃往英格兰。随后20年间，维京人辖制了布列塔尼。直到阿兰的孙子阿兰二世(死于952年)返回并将他们永远驱逐。有趣的是，北方人在欧洲大陆活动最重要的考古证据——异教的船莽——是在布列塔尼的格鲁瓦岛发现的，然而布列塔尼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点几乎没有留下地名之类的证据。阿兰二世还恢复了受到极大影响的教会组织。
默兹河下游到莱茵河区域是第四个应该关注的地区。随着盎格鲁-撒克逊人及欧洲大陆作家所谓的“庞大军队”从英格兰来到这里，879年维京人在这一地区的活动加剧。圣瓦斯特修道院(St. Vaast)的编年史撰写者记载：“北方人听到法兰克王国的内部纷争就横跨大海来到此地。”“纷争”是在西法兰克国王死后和王国分裂之后发生的。虽然881年西法兰克人在索库尔(Saucourt)大败北方人，但西法兰克几位国王不久之后也都死去了。东法兰克国王路易三世于880年在蒂梅翁(Thiméon)“杀死5000多名北方人”，但是他的儿子也被杀死。882年国王路易三世病死之后，“派去攻打北方人的军队停止了攻击”，“大部分士兵”因为这一戏剧性的反转得以幸存。
9世纪80年代，法兰克王国遭到了史无前例的严重破坏，当时的年代记做了详细记录。880年或881年，北方人在奈梅亨增强防御工事并在那里过冬。之后，他们洗劫了列日、乌得勒支、通格尔、科隆、波恩、曲尔皮希、于利希、诺伊斯、亚琛宫(“北方人曾在这里的皇家礼拜堂养马”)等地以及因登、马尔梅迪和斯塔沃洛的修道院。在戈德弗雷德和西格弗雷德两位“国王”的领导下，这些北方人在默兹河上的阿塞尔特(Asselt)建立了坚固的防御工事。法兰克国王“胖子”查理集结军队围攻，随后同戈德弗雷德达成协议。戈德弗雷德在收到一笔钱并得到弗里西亚的几个地区后同意皈依基督教。据《富尔达年代记》(Annals of Fulda)记载，谈判期间，一些法兰克人未经允许进入阿塞尔特城，“一些人去经商，一些人去探查防御工事”，他们“或被处死，或被扣留以获得赎金”。西格弗雷德同另一个维京首领高姆(Gorm)得到了2000镑黄金和白银。然而，这并没有终结883年维京人对莱茵河上游的一系列袭击，因为一支新的维京小队得到了戈德弗雷德的默许，他们穿过了弗里西亚南部，在杜伊斯堡(Duisburg)建筑防御工事以便在那里过冬。
同一年，国王“胖子”查理的堂弟，也就是罗退尔二世的私生子休(Hugh)希望能在中弗里西亚得到一些利益，他安排妹妹吉塞拉(Gisela)嫁给戈雷弗雷德。这直接威胁到“胖子”查理的权威，也激怒了他。“胖子”查理试图要回戈雷弗雷德的新娘。885年，戈雷弗雷德被骗去参加一次国王的会议，然后被杀。吉塞拉也被迫与准新郎分开，科隆主教欺骗她说这是一次和谈。在经历多次防御失败后，887年“胖子”查理被废黜。“北方人听说法兰克王国内部不和，国王被废，导致他们以前从未能得手的土地变得空虚了”。但是也有证据显示当地的反抗更加有效了。在圣伯丁修道院这一地区的勇士就在保护那些手无寸铁的人。法兰克王国的重新划分使东法兰克王国一位有能力的国王阿努尔夫(Arnulf)成功加冕。891年，阿努尔夫在鲁汶的维京城堡附近的戴尔河打败了那支“庞大军队”的余部。这一年底，维京人“庞大军队”离开法兰克前往英格兰。他们在布洛涅“得到船只(法兰克人提供？)，带上马匹及所有财物，全部穿过大海”(《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
为何9世纪80年代维京人的攻击如此激烈？越来越多的攻击都至关重要，同样关键的是他们对中部洛塔林吉亚王国的专注程度。由于卡洛林王朝的继任问题变化莫测，且罗退尔二世的私生子休被排除在王位继承人之外，中部王国在870年灭亡，分裂为东西法兰克。结果是，尽管继承者想得到洛塔林吉亚的资源，但这里并没有被当作任何一个王国的核心区域。北方人在该地(亚琛、奈梅亨)的王宫的逗留独一无二。洛塔林吉亚不是任何人的“天堂”，它只是休梦想中的天堂，他一直准备同戈德弗雷德结盟以恢复他父亲的王国。这也许说明了为什么罗退尔二世的女儿吉塞拉愿意嫁给戈德弗雷德，以延续她这一支卡洛林家族的地位。
为什么维京人源源不断而来
关于这个问题，想要从众多的材料中概括出原因并不容易。当时的资料并不平均，有的试图进行较全面的记录，有的只是记录本地情况，还有的只关注教会。对于斯堪的纳维亚人活动的地点、规模及速度的记载有明显差异。现代历史学家将编年史中记录的“Nordmanni”或“Dani”翻译为北方人或丹麦人，好像他们对等的样子。其中的差异因此就被掩盖起来。在这些标签下，一些明显不同的少数群体就无法辨别。《圣万德里耶修道院编年史》记载了841年至856年间的历史，介绍了一系列曾率领舰队进入塞纳河的“海盗首领”：奥斯卡、西德洛茨(Sidroc)、戈德弗雷德和比约恩(Bj?rn)。要不是有一些独立的首领会率领一些战队单独行动，“秃头”查理钟爱的战术(招募一支维京部队用以抵挡其他维京人)根本无法运用。同样，维京人的成功也归功于他们在必要的时候愿意合作。
这两点都能从维京首领韦兰(Weland)的经历中得出来，通过《圣伯丁年代记》，我们也可以将其重现。860年，“秃头”查理同韦兰在索姆河会晤，韦兰同意攻击驻扎在塞纳河上的瓦塞勒的一支维京人，条件是收取“在严格监督下称量的3000镑白银”。由于支付延迟，韦兰离开并前往英格兰，861年，他率领200艘船只返回法兰克。“秃头”查理答应支付5000镑白银和缴纳大量的牲畜和谷物。韦兰按照约定包围了瓦塞勒的维京人，但他却收到了这些维京人支付的6000镑黄金和白银，韦兰最终同意与他们合兵一处。之后韦兰使“秃头”查理同意他规模硕大的舰队(以兄弟会为单位分成几个不同的子舰队)在塞纳河沿岸的各个港口过冬，甚至包括远在内地的圣莫尔-德·福塞斯。862年初，这些维京人离开塞纳河：“当他们到达海上，就分为不同的舰队，朝不同方向驶去。”韦兰自己却没有离开，他宣誓效忠“秃头”查理，同他的妻子、儿子及一些手下一起皈依了基督教。第二年，韦兰的两个手下人向查理指控韦兰不忠。在随后的一次“根据他们习俗”而进行的决斗中，韦兰当着“秃头”查理的面被杀死。同维京人过于密切的接触对于法兰克国王来说是充满危险的，但对于维京人也同样危险。
维京人会被可以搬走的财富吸引。他们获得的一些收入是雇佣费，比如861年支付给韦兰的那笔钱。另一些收入包括保护费，比如857年巴黎的三大教堂——圣史蒂芬修道院、圣丹尼斯修道院和圣热尔曼修道院的教堂——支付给北方人的费用，以避免遭到毁坏。882年，“胖子”查理支付给西格弗雷德和高姆几千镑黄金和白银，“以便他们继续**西法兰克王国”。有时候这些钱是由地方筹集的，比如841年塞纳河下游修道院所筹集的钱。845年之后，贡金通常是由国王募集的。884年，西法兰克国王卡洛曼(Carloman)同意支付1.2万镑黄金和白银。他死后，西法兰克王国权贵试图重新谈判，北方人回复：“这笔钱是国王答应的，不管谁继任，如果想要和平安静地统治的话，就必须支付这笔钱。”
据说捐资通常全部或大部分是来自修道院的财富。然而，866年和877年，整个西法兰克王国都捐资了：皇家全面提前征税，影响了农民的储蓄、贵族囤积的财富、修道院的财富和商人的保险柜。866年，北方人也许是担心货币贬值，他们“根据各自的规模”将收款具体化。当时年代记记载的数据表明，西法兰克国大约支付了3万镑白银，大部分是以现金的形式，大约为700万便士。从供应方来说，这是可行的，因为“秃头”查理执政时期造币厂的产量超过5000万便士。这些钱币后来的去向呢？为什么只有不足100便士出现在斯堪的纳维亚人的窖藏中？大多数白银去了不列颠东北部岛屿(见第十一章)。到达斯堪的纳维亚的钱币都被熔掉，重新用来修饰建筑、船只和武器，以及用于个性化展示和装饰的物件。这些物品有时也是北方人的战利品。法兰克王国对剑十分珍视，864年，“秃头”查理禁止将剑出售给北方人，违者将被处死。据《圣伯丁年代记》记载，“剑带以及男子马匹的装饰性装备上的小金属配件”也标明了价格。想象一把法兰克宝剑的剑具皮带上的顶端装饰，你可以感受到偷窃而来的精致宝物闪闪发光的样子，这也是权力货币——展示显赫身份、拥有皇家勇士并使他们妻子美丽动人的资金来源。
表一 9世纪的贡金和赎金
维京人作为胜利的勇士得到了这些战利品，但是他们相对于法兰克人的优势不是在所有方面都显而易见。在武器方面，维京人处于劣势：他们有很好的斧子，却觊觎法兰克人的剑；维京人没有防身盔甲，同穿着盔甲的法兰克人相比形同**；维京人会使用围城机械，法兰克人也会；维京人的机动性有其局限性，大船可以载着他们从斯堪的纳维亚出发，随后在英吉利海峡中穿梭，从一处海岸或河口向另一处运动，然而沿河道向法兰克王国中心前进就需要人工划船，即使顺风，前进速度也相对缓慢。修道院通常能够较早得到北方人来袭的警报，也就有充足的时间将文物和珍宝转移至安全地带。正如857年维京人攻击普瓦提埃的情况，步行前进对于维京人而言充满了风险。关于丹麦铁骑兵的记录最早见于810年，但到了法兰克王国，丹麦人首先得找到马匹。
在某些军事技巧方面，维京人技高一筹。第一，他们有很好的情报。维京人常常能够提前得知法兰克人的行动，并且对法兰克内部的政治变化反应迅速，尤其在878年和887年。第二，他们适应能力强。“不同的兄弟会”能够组成一支庞大的军队，也能够再次分散为不同的群体。维京人愿意离开船只，通过骑马或步行在陆地到处游走。他们能够穿越森林区袭击圣伯丁修道院，法兰克人却不愿意穿越森林。被困于布里萨尔特的维京人则利用一个石头教堂作为临时堡垒。885年，巴黎外的维京人挖了一个暗坑，用来抓捕毫无防范的法兰克骑手。第三，时机得当。选择节庆的日子攻击意味着能够抓到聚集的人群，并将他们作为俘虏(法兰克人后来识破了此战术)。维京人有时在晚上攻击。第四，航行技术高超。比起法兰克人，北方人毫无疑问是更优秀的水手。他们可以驾驶着长长的船只穿梭于岛屿之间，娴熟地利用岛屿作为堡垒。第五，他们懂得选择并修建有利的防御工事，这也许是最重要的一点。法兰克的资料多次证明了这些技巧，尤其是在9世纪80年代。情况也许是这样，与法兰克贵族不同，北方人不介意弄脏他们的双手，他们齐心协力挖壕沟、修城墙。当然，他们有极强的动机来迅速行动，因为这些要塞能够让他们在敌对国家的土地上过冬、守卫战利品以及补充人员。
表二 9世纪维京船只及船员人数
表注：唯一的盎格鲁-撒克逊资料是《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它是874年至896年期间最全面的，但是几乎没有提及人数。内容最为丰富的法兰克资料《圣伯丁年代记》尤其提供了9世纪60年代的详细资料。845年、880年和881年的维京伤亡数字则来自其他不太确定的资料。
最后一点是有争议的。我们很难估计斯堪的纳维亚军队的力量：相比人员的数量，船只的数量更具体可感。因为船只大小各异，搭乘人员的数量从10人到60人不等。中世纪早期的作者们在运用数字方面比较主观，他们通常使用整数，这显然不太可信。但更精确的数字可能又缺乏依据。总体来说，有证据表明战斗小队通常有几百人，由此可以推论当时所谓的“庞大军队”人数大概有几千人。9世纪80年代之前，法兰克人遇到的敌军人数相对较少，但同时他们自己的军队人数也不多。查理大帝的军队保守估计在5000人左右。
本章开始讲述了845年北方人对巴黎的攻击。圣热尔曼修道院的僧侣形容拉格纳(Ragnar)从天而降，其中的原因和动机有待进一步讨论。我们从当时一位圣人的生平中恰好可以发现，拉格纳曾经到过法兰克：大约在841年，“秃头”查理曾分给他位于弗里西亚的图尔霍尔特(Turholt)附近的土地，但他最终失去了土地和“秃头”查理的青睐。从这个角度来看，拉格纳的袭击更像是报复，“秃头”查理给他的7000镑白银更像是补偿，但拉格纳心里还有另一个人选。这位僧侣描述了拉格纳是如何收下这笔财富后返回丹麦的：
“拉格纳觐见国王霍里克，并向国王、要员和贵族展示他从法兰克带回的金银。他说自己已经控制了巴黎，进入了圣热尔曼修道院，征服了查理的整个王国。他还展示了修道院的一根横梁和巴黎城门的门闩，接着又吹嘘法兰克王国惊人的财富，以及得到这些财富轻而易举。他说从来没有见过如此肥沃富饶的土地，也从没见过如此懦弱的人民。”
圣热尔曼修道院的翻译文体的作者如何知晓发生在霍里克宫廷里的事？来龙去脉是这样的。恰巧国王日耳曼人路易派遣由科博伯爵(Count Cobbo)所率领的使团前往霍里克宫廷，拜访结束后他们又前往圣热尔曼修道院朝拜。显然科博伯爵向这位僧侣提供了信息，进一步的细节描述证明了这个故事的可信度。另一个证据指出拉格纳尔德于845年去世。这个翻译文体作品自圆其说地描述这一事实：“拉格纳尔德说法兰克唯一英勇的人是一位叫热尔曼的老人。那一时刻，他像伟人一样轰然倒下。他的身体开始膨胀，直至爆裂死去。”翻译文体作品以冰冷的口吻补充：“国王霍里克担心法兰克王国的神灵惩罚他的子民，下令处死拉格纳的所有随同。”其他证据证实了霍里克急于通过严惩袭击者来同法兰克人讲和。
拉格纳企图打动丹麦宫廷里的人，并由此招募人手，这让国王霍里克感到了威胁。9世纪中叶维京军阀在国内的活动目标明显指向诺曼底。丹麦王国的组织和军事力量使其具有吸引力，是值得为之奋战的一种奖励。丹麦内战爆发，在法兰克边界横行了20年之久的军阀们终于在854年返回国内，还有一些于855年返回，他们“希望得到王权”。9世纪后期，另外一些衣锦还乡的北方人打算依靠他们在法兰克王国所获得的收益过上大贵族的生活。882年，西格弗雷德和高姆将“载满金银财宝和俘虏(从法兰克抢掳而来)的船只派遣回国”。对于法兰克战利品的需求与对国内权力和地位的追逐密不可分。从抢劫中获益的军阀越多，效仿者也就越多。
在某些情况下，北方人明显希望在法兰克统治者分封给他们的领地内定居下来。弗里西亚对于斯堪的纳维亚的军阀尤其具有吸引力，而法兰克人并没有把弗里西亚视为帝国整体的一部分。826年，哈拉尔得到吕斯特林根；841年，他又得到瓦尔切伦。852年，哈拉尔的法兰克靠山认为他“有可能背叛”而将他处死，哈拉尔在北部边境的活动戛然而止。850年，哈拉尔的弟弟罗里克(Rorik)攻占了杜里斯特之后，法兰克皇帝罗退尔决定让他“统治”弗里西亚南部，“条件是他要忠诚地向帝国纳税，以及其他财政方面的约定，并且抵制丹麦海盗的袭击”。罗里克在政治舞台上的地位由此确立下来。861年，“秃头”查理的女儿朱迪斯(Judith)和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Count Baldwin of Flanders)私奔，他们向罗里克寻求庇护，但大主教安克马尔代表皇帝致信罗里克，警告他不能接纳这对任性鲁莽的情侣。
卢瓦河谷一直被认为是9世纪时期北方人几乎成功定居的一个地区。9世纪30年代起的一个世纪，各路军阀活跃在这个地方。到868年，当地人口已经建立起了互惠互利的关系。法兰克军队抓捕到一个僧侣，声称“他离开基督教居住区，而同北方人住在一起”。萨洛蒙以500头牛的代价同盘踞在昂热的北方人达成协议，以便他和他的布列塔尼人可以酿造葡萄酒。“秃头”查理下令修建图尔和勒芒的防御工事，北方人听说之后，“强行向当地居民征缴大量的银币、谷物、葡萄酒、牲畜，作为讲和的条件”。但是这基本上同9世纪60年代中期发生在塞纳河上的几次事件没有本质区别。那时禁止皮特尔周边的居民向北方人出售武器和马匹，违令者处死。另一次是北方人派遣大约200人到巴黎地区索要葡萄酒。864年，在莱茵河，罗退尔二世向维京人首领罗杜夫(Rodulf)率领的北方人提供“大量面粉、牲畜、葡萄酒和苹果酒”。北方人需要食品和酒，而他们自己不生产这些东西。维京人在卢瓦河上盘踞的时间比在塞纳河或莱茵河的时间都长一些。一个北方首领黑斯廷于9世纪60年代末就在卢瓦河上活动，882年他依然在此，尽管他可能不是持续待在那里。更重要的是，卢瓦河一带没有像弗里西亚那样官方分封的土地或爵位。另外，在这里盘踞时间较长的维京人主要居住在城市，比如南特和昂热，也许主要靠做贸易谋生。最后，没有考古和地名证据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地主身份，而他们在这片土地上耕作的证据——像是后来在诺曼底幸存下来的这类证据，就更少了。9世纪70年代之后，英格兰人详细记录下了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活动。而维京人在法兰克王国的活动记录则大为不同，只有弗里西亚是例外。这显然说明法兰克人成功地(大部分情况如此)消除了维京人在他们的领土上定居的想法，因此没有了维京人定居的现象。
接触的影响
一些现代学者认为，有段时期法兰克人抱着听天由命的消极状态，之后开启了成功抵抗的新阶段。然而最早期的维京人袭击记录就表明抵抗和赔款是同步的：同一时期可能存在不同的反应，抵抗者也形形色色。9世纪30年代，贵族为保卫阿基坦而战；841年，一位王室家臣试图保卫塞纳河下游；864年，佛兰德斯的“当地百姓”参与抵抗；每个时期皇家任命的边境指挥官和伯爵都发挥了突出作用。一些主教也许在率领抵抗时被维京人杀死，因为这些主教本身就是好战者。854年，奥尔良和沙特尔的主教“准备好船只和士兵抵抗维京人”，盘踞在卢瓦河上的丹麦人被迫放弃了攻击奥尔良及其腹地的计划。880年，在东法兰克王国，当北方人打击一支萨克森军队时，有两位主教被杀。在中法兰克王国，列日主教的英勇行为受到爱尔兰诗人塞杜里乌斯(Sedulius)的称颂：“当不怀好意的北方人看到您穿着白色战袍的士兵时，难道他不会颤抖吗？他逃回船上，不再敢有攻击法兰克王国的念头!”882年，莱茵兰地区，由平民和包括梅斯主教瓦拉在内的教会重要人物组成了一支联军，并击退了北方人。瓦拉被杀，但他的追随者继续战斗。修道院领袖甚至有时出于责任会表现出强悍的一面。年轻的科尔比修道院院长有“一个令人担心的习惯”。他的忘年之交费里耶尔修道院院长卢普斯(Lupus)这样形容他：“手无寸铁、不顾一切地加入战斗，追求胜利的欲望控制了年轻、精力旺盛的你。克制一下自己吧。我恳求你，调动你的军队，让士兵拿着武器去战斗吧!”农民也自发参与抵抗。882年，普鲁姆修道院的佃农组织了一次未能成功的抵抗：“与其说他们失败的原因是没有武器，不如说他们缺乏纪律性……他们像牛一样被屠杀。”859年，纽斯特里亚的农民发誓联合起来抵抗北方人。当时的一段墓志铭用冷酷的语气写道：“因为掉以轻心，他们被更加强大的敌人杀害。”法兰克精英们选择保卫自己的社会地位而不是他们的子民，因此农民们自然认为最保险的抵抗就是逃亡。
抵抗本身并不是第二阶段才出现的，但是系统地组织全民抵抗需要时间。“秃头”查理在西法兰克王国修建的桥梁和城镇防御工事、修道院和宫殿就是最好的例证。但是“秃头”查理或许轻视了贵族的付出，他称这些人修建的“未经许可的矮墙”只是用来压制本国人的。但是矮墙也可以保卫他们，9世纪60年代修建的矮墙就起到了双重作用。90年代，圣伯丁修道院的作者记录了佛兰德斯和弗里西亚南部“新修建的矮墙”，显然是由佛兰德斯伯爵鲍德温一手策划的。圣伯丁修道院也同圣瓦斯特修道院一样修建了防御工事，在主教的倡议下建造了一座高耸的塔楼。巴黎的圣热尔曼修道院保存下来的10世纪塔楼让人们对于当时这一新的防御能力有了认识，拆除防御工事的时代结束，直至17世纪才又重新开始。这期间公共权力依赖于防御和反击的能力。
要想评价维京人对法兰克的经济所带来的影响，我们需要先把细节放在一边，用更广阔的视角来看。直到20世纪60年代，11世纪和12世纪维京人破坏修道院的恐怖故事才被历史地解构。就当今比利时所辖之地而言，这些故事被证明是不真实的；阿基坦地区恐怕也是如此。一些历史学家认为维京人的活动对于法兰克经济起了积极的刺激作用。这可能过于弱化维京人造成的短期破坏，也可能夸大了他们造成的影响。赔款的需求似乎促使囤积的财富在中短期内得以释放出来，然而这对于一个部分货币化的经济体系的影响程度却不得而知。10世纪，佛兰德斯的货币流通原始且规模小，我们无法证明或反驳维京人的活动与商业的联系，因为贸易不一定以现金的形式进行。北方人在法兰克可能使用过钱币，他们参与当地市场的活动，购买法兰克的剑、马匹，以及苹果酒和葡萄酒之类的加工食物。南特和昂热的北方人肯定也有类似的需求。873年被驱逐出南特的北方人试图得到开办市场的许可。当阿塞尔特的北方人打开他们的市场大门后，法兰克人迫不及待地涌入并与之进行交易。9世纪末期至10世纪早期，沿海和沿岸地区主要进行城镇建设。9世纪80年代，莱茵河上的科隆和梅因茨重新修建防御工事。这一时期，默兹河上的于伊(Huy)、迪南(Dinant)、那慕尔(Namur)、马斯特里赫特(Maastricht)首次作为“要塞”和“城堡”得到实践检验。10世纪前后的几十年，佛兰德斯地区的根特、布鲁日、安特卫普掀开了商业的新篇章。9世纪中叶，昆都维克依然是(圣万德里耶修道院的)僧侣们选择逃亡的地方，也拥有盛产钱币的造币厂。塞纳河畔，鲁昂的商业地位重新恢复，并且自10世纪早期开始变得日益重要。卢瓦河及支流上的南特、昂热、图尔及奥尔良亦是如此。这一切与北方人在这些地方的活动不无关系，但这种联系也许同样受到更深层的经济增长推动力的影响。
劳动人口在一些农村地区得到重新分配。比如，从塞纳河下游河谷逃亡的农民增加了香槟地区的劳动力人口，从而增加了葡萄园的带薪岗位。为了吸引这些农民移民返乡，“秃头”查理于864年颁布法令，允许他们保留作为劳工时所挣的薪水。这使得地主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天平稍微向农民倾斜。许多农民可能并没有返乡，10世纪勃艮第的富足有部分要归功于这些农民在此定居。维京人的到来造成了短期影响，这对于逃亡的人来说显然是极其艰难的，不管他们是贵族、僧侣还是农民。人们将可带走的物品和牲畜全部带走。与小物件不同，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建筑物遭到毁坏。修道院的书籍和档案同金银财宝及圣骨一起被搬到安全地带，之后又被送回原处。这就是为什么卡洛林王朝的文化中心几乎毫无例外地依然得以履行其使命，比如巴黎的圣热尔曼修道院；有些则保存了重要手稿，后来它们被转移到新的文化中心，比如图尔的马丁修道院的手稿在10世纪时转移到了克吕尼。鉴于农业生产的周期性以及法兰克人对袭击时机的逐渐掌握，维京人似乎不可能毁掉太多的收成。据说北方人从来没有像8世纪的法兰克人那样毁坏阿基坦的葡萄园。掠夺性消费者不是帝国主义者。
大部分情况下，北方人似乎同法兰克人没有太大的差异，卡洛林王朝的证据不能说明北方人更加残暴。圣热尔曼修道院的僧侣提到，在“秃头”查理和军队的目睹下，来自塞纳河对岸的圣丹尼斯的北方人绞死了111名俘虏。但另一方面，782年查理大帝在费尔登(Verden)杀死4500名撒克逊人。北方人扣留或提供人质，订立条约，并“以他们的方式”发誓。北方人是异教徒，但没有证据表明法兰克人认为他们好战，或将他们的行为归为宗教狂热。相反，在教会的记录中，北方人对圣徒表现出崇敬之情。与基督教不同，异教宽容而兼收并蓄。哈拉尔、韦兰、戈德弗雷德和罗洛都心甘情愿皈依基督教。作为定居点，诺曼底也是文化快速适应的一个实例。
妇女是检验文化兼容性的试金石之一。皮特尔附近发现了一处据称是“维京人”的墓地。墓地主人究竟是维京人还是法兰克人？我们只能说她戴着维京风格的珠宝。她也许是一位皈依基督教的丹麦人(是否就是韦兰的妻子)，也许是信奉丹麦宗教的法兰克人。一些北方人的确带着妻子随行(后来的萨迦证明他们对胸有城府的妻子怀有敬意)，有一些人却想娶法兰克新娘，10世纪时在诺曼底的确有人这么做。《圣伯丁年代记》所有关于维京人抢劫的资料中没有提到任何强奸的事例，这相当重要，因为同一年代记中两次提到信奉基督教的卡洛林王朝国王下属实施了强奸，其中一次是强奸修女。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北方人从来没有强奸过妇女，只是说明他们并不是臭名昭著的强奸者。两位出身高贵的法兰克女子(其中一位是王后)考虑要投靠维京人，因为她们认为法兰克丈夫要杀死自己。朱迪斯公主为躲避盛怒的父王，向北方人罗里克寻求庇护。戈德弗雷德的法兰克新娘吉塞拉被设计参加“和谈”，无意间成为杀害丈夫的同谋。但是她的悲剧也暗示在诺曼底和其他地方将会出现较为乐观的可能性：妇女对和平产生了推动作用，维京人定居下来和她们共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