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790—1016年)
西蒙·凯恩斯
在诺森布里亚王国的林迪斯法恩岛上发现了一块9世纪的墓碑，墓碑圆顶的一面刻画了七位勇士，他们挥舞着斧头和剑，明显具有敌意的暗示。另一面刻画了一个位于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十字，十字下面是两个朝它哀悼或鞠躬的人。这块石碑无疑是想传达审判日的到来，那时国家将要对抗国家，太阳和月亮将要被天堂的十字遮蔽，所有的人类都要哀悼(《马太福音》24:7， 29—30)。因此，脱离末世论来看待这块墓碑，并且把这些勇士视作劫掠林迪斯法恩的一群维京人，恐怕是错误的。尽管如此，这块石碑依然能够说明当时人们对于维京人突袭英格兰的基本看法。诺森布里亚的学者阿尔昆对于来自大海另一边的异教徒亵渎圣卡斯伯特的圣地感到极其愤怒，认为这是天神对不列颠人的罪恶和极端习俗的惩罚，借此督促他们改正出格行为。百年后的9世纪末，国王阿尔弗雷德以同样的方式来对待维京人，他认为这是天神借维京人之手来惩罚他们。他试图面对这些威胁，不仅加强了防御体系，并且重塑了基督教信仰，增加了民众对其的了解。11世纪早期，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二世(Wulfstan II)延续了这一传统，在演说中面对教堂会众他痛斥不列颠民众的罪恶、罪行和不公正的行为，他认为这些已经招致天神的不悦，而降临到他们身上的惩罚则是维京人空前残暴的入侵。在盎格鲁-撒克逊人的意识中，神圣审判的构想同维京人的入侵不可分割。因此，毋庸置疑，这块林迪斯法恩墓碑的雕刻者头脑中可能呈现了维京人突袭的主题。
现代人对于维京人的认识来自彼时欧洲人对斯堪的纳维亚各国人民的更多了解，以及对于活跃在英格兰的维京人的更深入了解。如果说人们曾一度将维京人在的海外扩张传奇化，那如今则有一些更加时髦的想法，就是把他们看作被基督教舆论中伤的受害者，或者不过是那一时代的创造者，延续了黑暗时代的正常人类活动，抑或是拥有高尚思想或意图的有教养的人。我们对书面材料持进一步的怀疑态度，考虑地名证据，聆听斯堪的纳维亚诗歌，研究古代北欧铭文。我们鉴赏船只、雕塑、金属制品，观察农场和城市里人们活动的形式，从堤道、土木工事、修筑防御工事的营地中得出恰当的结论。人们经常把9世纪末活跃的维京军队与10世纪末、11世纪初期活跃的维京军队在构成和组织方面做比较，并且做出了重要的区分。我们讨论维京人对英国教会制度、宗教生活和文化的影响，试图理解他们是如何推动英格兰人形成其共同身份认同。我们对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东部和北部的影响性质和范围或许会感到很震惊，抑或是不那么惊讶。我们试图从斯堪的纳维亚农民大规模移民的角度来解释我们看到的一切，或者从那些站稳脚跟的征服者军队成员的视角来看待。我们研究10世纪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点是如何被纳入皇家统治之下的；丹麦区的丹麦人是否还保留着一种身份认同，会在某种情况下威胁到名义上已统一的王国的完整。我们评估那些关于11世纪早期丹麦如何征服英格兰的描述，判断它是否因为应对所有挑战的失败，或者可以从其他角度来理解。在讨论790年至1016年间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英格兰的活动时，有个问题是必须提出来的：阿尔昆所提出的“天神惩罚”被现代历史学家视作社会和政治变革的推动力。
8世纪和9世纪维京人的突袭
西撒克逊国王贝奥赫特里克(786—802年在位)统治期间，三艘北方人的船只抵达多塞特沿岸的波特兰岛。当地治安官(名叫比杜赫德)可能认为这些来访者是来进行贸易的商客，将他们带到附近的一个皇家庄园(可能位于多切斯特)；但这些所谓的商人其实是袭击者，他们杀死了治安官以及所有随从。这个事件的重要性被9世纪末期西撒克逊编年史学家记录下来，事后来看这件事情自然有其优势，“这是到达英格兰领土上的第一批丹麦人的船只”。在英格兰北部，对于维京时代的记录方式似乎强调袭击的主要目标是修道院和圣地。当然，人们不会认为这些袭击者真的如此挑剔。根据《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的北部修订版，793年6月8日，“洗劫的异教徒残暴地毁灭了林迪斯法恩修道院，烧杀抢劫”；第二年，异教徒又抢夺了诺森布里亚，洗劫了位于唐河河口的先王埃格弗里德的修道院，明显借鉴了对诺森伯兰的贾罗或约克郡唐卡斯特(Doncaster)附近的哈特菲尔德(Hatfield)的做法。阿尔昆感到极其震惊，他认为这是异教徒对信仰基督教的民族的大屠杀。作为一名移居国外的观察者，他迸发出极大的爱国热忱，呼吁他的同胞们保持秩序。事实上，通过他的话语我们可以感受到当时那些遭到敌对军队攻击的人们的恐惧，这支军队来自大海另一端的不知名的地方，除了抢劫别无他求，倏忽而来，倏忽而去。
不幸的是，我们对于这些袭击者为何离开家乡以及他们为何在海外实施残暴手段都知之甚少。最早的几次袭击发生在8世纪末期，袭击者似乎是来自挪威，但是毋庸置疑的是，丹麦人从一开始就卷入进来。因此我们可以假设，从790年开始，成队的袭击者分别跟随自己的首领从斯堪的纳维亚出发，沿北海海岸而下，冒险去寻找名利和财富；一些袭击者跨洋后到达了英格兰，另一些人出没于欧洲大陆的河流上，或者绕过英格兰西南部进入爱尔兰海。也许有一些袭击者在袭掳之后返回斯堪的纳维亚，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的人准备在海外停留更久，甚至定居。小股袭击者有可能为了获得人员优势或袭击某一个目标而一次次地合并成更大的队伍；袭击目标被攻下或打败后，某些首领或许会设法阻止大队伍再次分裂。有个问题总是在文献中被提及，比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就经常讨论某一次袭击是来自斯堪的纳维亚，还是来自驻扎在欧洲大陆或爱尔兰的维京人。我们要牢记一点，爱尔兰、英格兰和欧洲大陆上的维京人的活动是互为补充的，任何一次袭击都可能是一个更大行动的组成部分。假如没有频繁参考欧洲大陆和爱尔兰的年代记(尤其是《圣伯丁年代记》《圣瓦斯特年代记》和《阿尔斯特年代记》)，我们就无法了解维京人袭击英格兰的过程和方式。这些年代记从不同的角度展现了袭击所造成的影响以及抵抗的程度，这是最具启发性的。
维京人对英格兰的袭击发生在8世纪末和9世纪上半叶，也许这些袭击仅是偶尔发生，因此当时的人们不认为袭击会对他们的生活产生威胁。的确，从编年史家们的沉默中可以判断，9世纪前二十五年英格兰没有被维京人过多骚扰。但到了9世纪30年代，沿北海海岸的袭击开始变得频繁，随后则更加深入和持久。更重要的是，这些变化是和受害国家不断加剧的社会政治动**同时发生的。835年异教徒重创了谢佩岛，标志着丹麦人恢复了他们在英格兰南部各地的活动。836年，西撒克逊国王爱格伯特(Ecgberht)在卡汉普顿(Carhampton，位于萨默塞特的北部沿海)抗击一支拥有35艘船只的舰队，838年又在下辛斯顿(Hingston Down)抗击一支由维京人和康沃尔人组成的联合部队；更重要的是，9世纪40年代初，位于南安普顿的西撒克逊行政和贸易中心至少遭到了一次袭击。然而，或许直到850年前后，袭击的猛烈程度日益加剧持久，才让所有英格兰人感到震惊。“异教徒”在850年或851年首次在萨尼特岛过冬，854年或855年在谢佩岛首次过冬，编年史家对这些事情的影响进行了评论。回顾起来，这些事件标志着维京人的活动开始在英格兰升级。据说一支规模前所未有的部队集结了450艘船只，在851年突袭了坎特伯雷和伦敦，迫使麦西亚国王贝尔特武夫(Berhtwulf)及其军队逃往他处。不久之后，西撒克逊人在阿克莱亚(Aclea，位于萨里)遭遇同一支维京部队。如果说西撒克逊的编年史家在记录国王埃塞尔沃夫和军队“给予异教徒的军队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屠杀”时带着想当然的偏袒，那么另一位欧洲大陆编年史家就不那么有偏见，他记录的可能是同一事件。“英格兰人在耶稣基督的帮助下打败了”袭击不列颠的一些北方人。859年，一支海军突然出现在索姆河上，并在860年跨过英吉利海峡，突袭了温切斯特，但随后被驱赶。有意思的是，还是这位欧洲大陆的编年史家注意到了这次事件，并补充说这支军队在861年返回欧洲大陆。因此，维京人在英格兰南部活动的加剧不仅反映了直接从斯堪的纳维亚到达英格兰的人数增多，也反映了英吉利海峡两岸开始出现联合行动的趋势。
865年或866年，“一支庞大的异教徒军队”在东盎格利亚过冬，维京人对英格兰的袭击进一步加剧。我们有理由假设这支军队来自斯堪的纳维亚，但是它也有可能是一支混杂部队，带有活跃在欧洲大陆和爱尔兰的维京人的特点。我们得不到任何关于这支军队规模的线索(除了它很庞大)，只能通过历史记载的实力凝聚和成功袭击例子，揣测它或许有两三千人之众。首领中除了有一个叫巴格赛格(Bagsecg)的“国王”和几位“酋伯爵”，似乎还包括“无骨者”伊瓦尔(Ivar the Boneless)和他的兄弟哈夫丹(Halfdan)，他们是传奇首领拉格纳·洛德布罗克(Ragnar Lothbrok)的儿子。假如此伊瓦尔就是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横行爱尔兰的那位伊马尔(ímar)，似乎他能够和他的兄弟会合，并在抵达英格兰后共同领导这支军队。
《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的年代记对于这支军队在9世纪60年代的活动经历做了很合理的解释。这支军队于866年由东盎格利亚进入诺森布里亚，867年由诺森布里亚进入麦西亚，又于868年向北回到诺森布里亚，然后于869年由麦西亚返回东盎格利亚。在早期阶段，维京人似乎很乐意同东盎格利亚人、诺森布里亚人和麦西亚人“讲和”(用编年史家的话来说)，显然是想从英格兰人那里带走钱财和补给，而条件是他们承诺离开英格兰。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除了867年，诺森布里亚人损失尤为惨重，尤其是这年春天国王埃伊拉(?lla)死于约克。869年维京人回到东盎格利亚，他们杀死了东盎格利亚国王埃德蒙，“征服”了该国，表明他们已经替代原有的管理形式，直接接管了这片土地〔也许授予当地国王埃塞尔雷德(?thelred)和奥斯瓦尔德(Oswald)一些权力，我们只能从当时的硬币上知道这两个人〕。假如伊瓦尔就是伊马尔，他似乎在这段时期返回诺森布里亚，并且自870年起一直活跃在爱尔兰海两岸，直到873年他死去。
871年的最初几周，维京人从他们在东盎格利亚的据点对威塞克斯发动了进攻，很快就有一支“夏季大部队”在雷丁(Reading)加入他们。经过一番苦战，西撒克逊人被说服“讲和”。随后维京人继续活跃在麦西亚王国的广大区域，相继在伦敦(871年或872年)、托克西(Torksey，873年或874年)、雷普顿(Repton， 873年或874年)过冬。从雷普顿大撤退可以看出，这支部队曾在特伦特河(Trent River)旁的营地采取防守姿态，把一座古老的修道院当作出入门户。同时，大约有250人在873年或874年被埋葬，这一大规模死亡与一位领导者有密切关系。874年，维京人从位于雷普顿的基地出发，将国王伯雷德(Burgred)流放，“征服”了麦西亚王国，并扶持一位叫西奥沃尔夫(Ceolwulf)的人接替伯雷德的王位。他们随后分裂成两部分。哈夫丹接管了或许是那支865年“庞大军队”的余部，率领他们进入诺森布里亚，为度过874年或875年的冬天，他们在泰恩河(Tyne River)河畔建立了基地。这支军队很快就“征服了这个国度”，并且还对更远的区域进行了探索。但是大约一年后的876年，哈夫丹和他的士兵“分享诺森布里亚人的土地，开始通过耕种来自给自足”。这表明斯堪的纳维亚人在这片被后世称作“丹麦区”的地区北部建立了定居点。其他三位国王——古斯鲁姆(Guthrum)、奥塞克特尔(Oscetel)和安文德(Anwend)，于874年率领“一支大部队”离开雷普顿向剑桥进发，这支军队或许与871年的“夏季大部队”一样易于辨认。
874年或875年，这支维京军队在剑桥建立营地过冬，第二年他们在那里滞留了大半年。875年末，这支军队再次对威塞克斯发动进攻，并且在之后两年一直保持这种态势。877或878年，这支军队开始把格洛斯特(Gloucester)作为过冬营地。自此格洛斯特开始成为麦西亚王国西南部的重要政治中心。877年，麦西亚的维京军队“拿出一些地盘给了西奥沃尔夫”，这意味着斯堪的纳维亚人在中东部建立了定居点，确立了西奥沃尔夫作为英格兰麦西亚国王的地位。这一地区的重心本在中西部，但后来开始沿泰晤士河向牛津和伦敦拓展。因此，这支军队应该是古斯鲁姆率领的一支残部，在878年对威塞克斯发动了第三次进攻。尽管丹麦人一开始取胜，占领土地，并将国王阿尔弗雷德赶进了萨默塞特沼泽地，但是几周之后国王阿尔弗雷德就集合了军队发起战役，最终在威尔特郡的埃丁顿战役中打败丹麦人。古斯鲁姆和30位首领随即在阿塞尔纳附近的阿勒(Aller)和萨默塞特的韦德莫尔皇家庄园(Wedmore)举行的盛大仪式上接受洗礼皈依基督教。丹麦人退出纷争，首先于878年或879年前往赛伦塞斯特(Cirencester)，然后于879年末进入东盎格利亚，在那里他们“定居下来并分得土地”。编年史家的记录展现了在未来丹麦区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的建立。879年或880年古斯鲁姆在东盎格利亚建立了定居点，很快“英格兰区”和“丹麦区”的边界被正式认可，国王阿尔弗雷德和国王古斯鲁姆签订协议将其确定下来。边界将伦敦划归英格兰一方，当国王阿尔弗雷德于886年“占领”这个城市后，习惯上以此作为“占领”时间。尽管如此，发掘出的古钱币可以证明，自874年伯雷德国王死后，伦敦一直名义上处于英格兰控制。然而，890年国王古斯鲁姆死后协议里确定的边界没有长期存在，边界在事件的不断发展中被迅速跨越。
878年底，第三支维京军队集结并在泰晤士河畔的富勒姆(Fulham)扎营，但是他们似乎对古斯鲁姆的失败感到非常灰心，因此于879年离开英格兰，将注意力转向欧洲大陆。9世纪80年代，当这支军队在法兰克和低地国家横行猖狂的时候，国王阿尔弗雷德正采取各种精心策划的措施以保证他的王国和子民能够挺过更多的攻击。他本可以汲取西撒克逊、麦西亚和肯特先辈们的经验和做法，也可以参考欧洲大陆法兰克国王和其他统治者的抵御措施。但他也可以依靠自己的信仰，或许尤其从《旧约》中国王大卫和所罗门的故事对他的启示中获得力量和激励。国王阿尔弗雷德在全国范围修建要塞和设防城镇，做好必要的维护和防御，同时他将军队分为两组，“这样总有一组军队留守，另一组执勤”；除此之外，他制订了一个从宫廷开始复兴宗教和文化的计划，意图确保从此之后上帝能够护佑英格兰人民。
892年，由“250艘”船只和那支显然曾于878年或879年在富勒姆过冬并在欧洲大陆横行十年的军队组成了一支“庞大的丹麦军队”。他们渡过英吉利海峡返回英格兰，并在肯特的阿普尔多尔(Appledore)驻扎下来。很快，另一支由经验丰富的著名首领黑斯廷(Hasting)所率领的拥有80艘船只的舰队进入泰晤士河口，并在米尔顿驻扎。英格兰人民陷入了似乎难以度过的危急时刻。然而从893年至896年的《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中对这场战争的详细记载来判断，维京人所面对的是团结一致的坚决抵抗，被侵犯者没有对他们产生深刻印象。于是他们在896年又分道扬镳，“一支部队进入东盎格利亚，一支部队进入诺森布里亚，那些没钱的士兵则占据了船只，向南渡海前往塞纳河”。这与865年至880年间维京人所获得的成功形成鲜明对比，彼时的维京人通过劫掠、征服并以各种方式在英格兰各地定居下来。从英格兰的角度来看，这一回的胜利要归功于国王阿尔弗雷德。
当国王阿尔弗雷德思考9世纪文化的衰落时，他认为“在英格兰的一切被洗劫烧毁之前，教堂里满是珍宝和书籍”。事实上，他的话正是唯一明白无误的证据，表明维京人对英格兰的袭击通常伴随着大规模破坏。在那些受到维京袭击直接影响的地区，教会组织无疑遭到了破坏；比如，我们了解到9世纪末林赛(Lindsey)、埃尔姆汉(Elmham)、邓尼奇(Dunwich)的主教继任被中断，中东部的莱斯特(Leicester)教区则搬迁到泰晤士河畔的多切斯特(Dorchester)。但是人们通常认为(也不无道理)许多久负盛名、分散在全国各地的修道院被猖狂的维京军队毁坏：他们屠杀信徒，分裂宗教社团，焚烧书籍和文献，掠夺珍宝，强行将教会多年来所获赠的土地世俗化，用武力或用违约的方式将土地收归国王所有。然而令人惊讶的是，很难通过某一个修道院的命运来证实这种推断。肯特的大教堂一定从8世纪末开始就遭到攻击了，9世纪中叶尤其不堪一击。当然，人们一定认为坎特伯雷的修道院在851年的维京袭击中被洗劫一空。9世纪60年代诺森布里亚的一些教堂或许向那支“庞大军队”屈服，尽管这里的修道院在867年被维京人洗劫的看法不一定正确，但是约克郡惠特比镇(Whitby)民众的撤退和东北部雅罗地区民众的撤退表明，在9世纪后期这些地点的确被废弃了。维京人在875年至876年征服诺森布里亚并在那里居住后，其他修道院可能屈服了。据说最有名的就是875年圣卡斯伯特教区及其主教放弃林迪斯法恩，开始了一场长达7年的流浪，最终于9世纪80年代到达了达勒姆郡的切斯特勒斯特里特。据推测，869年至870年间东英格兰包括伊利(Ely)、梅得舍姆斯特德〔edeshamstede，即彼德伯勒(Peterborough)〕和克罗兰(Crowland)的修道院沦为这支“庞大军队”的猎物，尽管我们尚不清楚能不能得到比假设更多一点的证据。
即使带有最具9世纪维京人掠夺象征意义的证据也缺乏适当的历史语境。9世纪中期后不久，在一本8世纪中期的福音书〔即《奥利斯法典》(Codex Aureus)〕的空白上出现一段题词，表明这本书是由郡长阿尔弗雷德(和妻子维尔堡)从一支“异教徒军队”手中发现的。他们用金子从这支军队中换得这本书，并且为了拯救自己的灵魂而把书献给坎特伯雷的基督教教会。遗憾的是，我们却无从知晓这本书在何时、何地，以及如何落入异教徒之手。但是阿尔弗雷德大帝曾经于9世纪50至80年代在萨里设立郡长，并且在肯特享有极大的利益，人们可以假设这本书是9世纪50年代维京人对萨里和肯特的袭击中从教堂抢劫的，不久后就被郡长收回。或许人们应该在这个关联中注意到，贝奥卡院长(Abbot Beocca)、大祭司埃德多(Edor the mass-priest)和90位僧侣在萨里的彻特西修道院被杀。这大约发生在9世纪后半期，贝奥卡和埃德多很快就被当作殉道者被人纪念(并且被写入11世纪早期关于“圣徒安息处”的小册子)。这件事发生在9世纪50年代初还是871年或872年已无从知晓。〔维京军队曾于871年或872年在伦敦过冬，并且其中一位维京人在萨里的克罗伊登(Croydon)的一处庄园中囤积了一大笔银币，这座庄园随后被大主教埃塞尔雷德交给郡长阿尔弗雷德。〕然而有趣的是，当阿尔弗雷德在大约80年代立下遗嘱时，彻特西修道院似乎再一次繁荣起来。
当然，如果把维京袭击作为影响9世纪英国宗教活动水平的唯一因素，那就错了。以国王阿尔弗雷德的观点来看，袭击不是原因，而是宗教被忽视和教会衰落的结果，或者(他也许会说)这是上帝对于英格兰人民不满的表现。兰斯大主教福尔科(Fulco)曾于9世纪80年代中给国王阿尔弗雷德写信询问，教会秩序的衰落是由“维京人频繁入侵和杀戮，还是由于腐朽，抑或主教们或手下人的大意”造成的，似乎袭击加剧了源于英格兰人自身的变革过程。同样，当国王阿尔弗雷德的传记作者阿瑟(Asser)考虑正常宗教生活热情衰减的时候，他想知道“(我怀疑)是那些频繁从海上和陆地洗劫英格兰的外国敌人，或者是人民财富的极度富足，造成了修道活动越来越不受重视”。这些话表明，忽视和自满与造成国王阿尔弗雷德登基伊始困境的维京军队大规模掠夺一样，会对英格兰宗教生活的质量产生影响。由于种种原因，坎特伯雷大主教西奥尔诺思(Ceolnoth， 833年至870年)好像在英格兰南部放弃了召开教会例会的早期做法；从这一教会系统中所传递的态度来看，已经开始的衰败就毫不令人惊讶了。如果那些位于权威地位的人缺乏能力或意愿来保证宗教生活的标准，或面对世俗权力侵占教会特权时，他们缺乏反抗的精神，那么正如阿尔弗雷德大帝在他所译的《司牧训话》(Cura Pastoralis，教皇格里高利一世所作)一书的序言中提及的：必然会带来持续的衰落。坎特伯雷自身的衰败表现在9世纪五六十年代基督教会制定的糟糕章程；在其他地方，衰落表现在各个方面，如无法理解拉丁文的祈祷书，也无意严格按照宗教规定组织教区的活动。后来，修道院的生活也受到了英格兰人民自身活动的影响。一旦有必要提高赎金金额来同敌人“讲和”，教堂宝藏中的金银就大大减少。教堂的土地不是被卖掉用来筹资，就是以任何压倒一切的利益为借口被世俗权力接管。就阿尔弗雷德来讲，他似乎向埃塞尔雷德大主教提出了一个令后者不快的要求，甚至招致教皇约翰八世的一封批评信。尤其在阿宾登(Abingdon)，人们认为阿尔弗雷德侵占修道院的土地，并为其所用。然而不应忘记的是，在9世纪末和10世纪初英格兰圣公会教堂，还有数目不详的修道院和女修道院生存了下来。不管后人的说法为何与此相反，英格兰的宗教生活从来没有被扼杀过。
既然当时人们认为维京人袭击是异教徒对于一个基督教民族的攻击，那么我们也可以合理推测，在某些方面这种看法被用来加强一种观念，即统治者有义不容辞的责任寻求上帝支持以抵抗入侵者。例证就是西撒克逊和肯特国王埃塞尔沃夫(839—858年在位)惹眼的做法。853年，他向罗马派出一支代表团(其中有他的小儿子阿尔弗雷德)；854年至855年，他为了“上帝的表扬和他自己永远的救赎”而分封了他自己十分之一的土地；855年，他以“一种大胸怀”亲赴罗马(随行带着阿尔弗雷德)，一年之后经“秃头”查理的宫廷返回；在他858年去世之前不久，他起草了一份遗嘱，包括为穷人提供食物和每年向罗马支付费用。埃塞尔沃夫的表率作用或许在某一方面影响了他的儿子埃塞尔伯特(860—865年在位)和埃塞尔雷德(865—871年在位)。871年，埃塞尔雷德将军队投入阿什当(Ashdown)战役前，下定决心来完成他的宗教敬拜，并因此赢得声望。然而，最重要的是国王阿尔弗雷德(871—899年在位)进行了最持久、最精心、最顽强的努力，来赢得上帝对英格兰人民对抗维京人的支持。也许是受到9世纪50年代两次罗马之行的激励，阿尔弗雷德同教皇马里努斯(Marinus)建立了尤其亲密的关系，他许诺给予捐赠(883年赠送第一批)，并说服教皇免除罗马在英格兰区的税赋；“善良的教皇”马里努斯(885年的年代记如此记录)去世后，阿尔弗雷德认真履行了他的许诺，保证每年把他和子民的捐赠送到罗马(887年、888年和889年记录)。9世纪80年代，阿尔弗雷德亲自制订并实施计划来复兴宗教和学术，他这样做尤其是希望上帝支持英格兰人民。这项计划的最佳代表成就是将一系列“所有人最需要读懂”的书译成了英语，另一个则是阿尔弗雷德为王国内的贵族青年建立了一所学校。同样，富勒胸针、阿尔弗雷德珠宝饰物、阿宾登之剑都以不同形式象征了阿尔弗雷德领导的王国重塑基督教信仰。
然而，9世纪维京人对英格兰造成的最大影响，是袭击给英格兰人民提供了寻找身份认同的推动力，以及为从886年到927年长达四十年的阿尔弗雷德式政治秩序提供了大背景。870年东盎格利亚王国被“征服”， 874年麦西亚王国被“征服”， 875年诺森布里亚王国被“征服”。878年，西撒克逊王国曾短暂屈服，但是在阿尔弗雷德取得埃丁顿战役胜利后的几年，“英格兰人”的英格兰政局彻底改变。阿尔弗雷德基于9世纪五六十年代威塞克斯与麦西亚之间建立起来的同盟关系，并充分利用他自己的功绩和声望，似乎能够在9世纪80年代初期将他的政权扩展到“英格兰人”的麦西亚；886年阿尔弗雷德正式占领并恢复伦敦，“所有没有受制于丹麦人的英格兰人都顺从于他”。因此，他被誉为“盎格鲁人和撒克逊人的国王”或“盎格鲁-撒克逊人的国王”，确认了他作为一个新建政权的统治者地位，这个新政权包含“英格兰”的麦西亚和威塞克斯(以及向东延伸的部分)；正因为此，阿尔弗雷德死后，他被确切地描述为“除丹麦统治外所有英格兰人的国王”。毫无疑问，可能许多人有理由厌恶他在政治上的自我扩张，正如许多人厌恶强加在人民身上的重负，或厌恶王权(王室贵族)对世俗社会结构的一点一点侵蚀。阿尔弗雷德具有许多胜于其他国王的品质，作为一位出色的国王，他看到并抓住了机遇。
丹麦区的斯堪的纳维亚人定居点
虽然《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没有记录，但可以判断，在英格兰经年作战的维京士兵决定放弃之前的征战而从事另一种活动时，斯堪的纳维亚人在后来成为“丹麦区”的地方定居就此开始。我们了解到，876年，哈夫丹和他的手下“分享诺森布里亚的土地，并开始耕作、自给自足”；877年，另一支军队的士兵“前往麦西亚，取得一些土地，并分给西奥沃尔夫一部分”；880年，古斯鲁姆的军队进入东盎格利亚，“定居于此，分享土地”。这一地区的英格兰人受到了很大影响，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受到丹麦人的控制。同样，当892年至896年间活跃在英格兰的一些维京军队随后在东盎格利亚或诺森布里亚定居时，没有确凿证据能够表明9世纪末或10世纪初有大批人直接从斯堪的纳维亚来到英格兰并加入丹麦人之中。另一方面，从编年史上清晰地看到，某些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的政治权力不属于任何公认的国王，而是属于另外一种政体——以自治市镇或人称“酋伯爵”的单人或多人为中心。当然，10世纪前25年这些自治市镇所供养的军队中不可能包括9世纪六七十年代活跃的维京军队余部。因此人们可以假设，或许他们构成了新的士兵定居热潮，或许他们是第一代定居者的子女。
那些在回顾时被视作丹麦区鲜明特色的证据拥有各种形式，每一种都被解读上的问题所困扰。然而一般来说，我们要避免仅仅关注“丹麦人”在某个方面的影响，或脱离大环境来判断。也就是说，我们要牢记自己研究的是在“英格兰”背景下的“丹麦人”定居点，以及两个民族之间相互影响的实质从一开始就依赖许多因素。例如，一个群体对另一个群体在社会、经济和政治上的依赖程度，人们学说另一种语言后所产生的交流能力，通婚以及社会、文化和宗教同化带来的影响，集体身份认同的变化等。同时，我们不应忘记，证据从整体来讲是一个长期和复杂过程的结果，带有本土变化特征，与9世纪末那些最初定居点的情况没有直接关系。
如果仅仅从影响最广泛的角度看，斯堪的纳维亚人对丹麦区的影响中，语言证据最为重要。13世纪前期，冰岛作家斯诺里·斯图鲁松(Snorri Sturluson)首先观察到东英格兰一些地方有斯堪的纳维亚式名字；之后随着有人更细致地研究这个问题，一个简单的观察变成了一种深入的理解。“斯堪的纳维亚”地名的主要分类有：混合语(一个斯堪的纳维亚词元素加上一个英语词元素)；带有“by”的名称(带有古丹麦语by，意为农庄或村子)；带有“thorpe”的名称(带有在大多数情况下被认为是古丹麦语的thorpe，意为第二个定居点或小村庄)；大量带有其他斯堪的纳维亚语色彩的名称；还有大量受斯堪的纳维亚语发音影响的名称。但是我们还应该考虑基督教教区内部少量具有斯堪的纳维亚元素的名字，比如地名，这可以有助于了解某些地方的整体情况。名称的主要分类可以按照各自的情况(如把斯堪的纳维亚人名与英语人名的比例作为评估的重要因素)来研究，也可以参考其与土壤性质的关系、位置的战略重要性、周边地区中其他斯堪的纳维亚地名的分布等因素；也可以在此基础上，对英格兰东部或北部某个地方的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的影响范围、密度和相应年代表形成一种看法。然而，重要的是要记住这些“斯堪的纳维亚”名字是长期形成的(贯穿10世纪和11世纪，甚至更久)；作为一个大类，它们肯定是在同一地区幸存“英语”名字的模式下拥有了自己的地位。另外，地名证据只是更大的语言学图景的一部分；尽管这一大图景展示了斯堪的纳维亚对东英格兰口头语言影响之广、程度之深，新出现的语言仍然被认为是英语。
物质文化的证据更加难寻，这也说明在某些方面移民很快就同其他人融为一体，这反映出他们融入大环境的能力。然而，英格兰北部的教堂保存了被认为是“维京”雕塑的例证；对于胸针和其他一些小物件的分析显示，整个10世纪丹麦区的一些居民同斯堪的纳维亚保持了一定程度的联系。约克镇的发掘结果展示了丹麦区北部主要贸易中心的物质和经济生活，尽管它不如我们想象中的爱尔兰-挪威(Hiberno-Norse)统治者所认可的那座城市，也非游吟诗人埃吉尔·斯卡拉格里姆松在拜访“血斧”埃里克的宫廷时所赞颂的那样。从丹麦区东部和北部的最早统治者所发行的硬币可以看出，他们渴望用象征王室的物品装饰自身；同时这也正好提供了他们迅速皈依基督教的证据(也许为同化过程提供了便利条件)。同样，以约克的斯堪的纳维亚和英格兰统治者继承者的名义铸造的货币对于重塑一个如此复杂的政权是至关重要的。以国王埃德加、国王埃塞尔雷德和国王克努特名义发布的法律有助于区分“英格兰人”的英格兰和丹麦区的具体司法实践；在东英格兰如彼得伯勒、拉姆西(Ramsey)、索尼(Thorney)、伊利、贝里圣埃德蒙兹(Bury St. Edmunds)，一些经过改革的修道院留下了记录，使我们能够了解这些修道院周边的盎格鲁-斯堪的纳维亚群体。最后，《末日审判书》证据(以后的章程作为补充证据)成为了解社会、农业和经济模式的基础。11世纪后半叶，这些模式在英格兰东部和北部盛行，构建起了一幅完整的图画——包括被称为“索克曼”的佃户、“自由人”和其他类别的人群，他们遵循的惯例明显区别于英格兰其他地区。当然，问题在于，这是丹麦区带有明显“丹麦”特色社会的证据，抑或只是受9世纪末期骚扰和定居直接影响的大多数地区在于10世纪和11世纪出现的特殊群体的特征。
毋庸置疑，这一证据可以有多种解释。但是，尽管存在对复杂假设误读的风险，这依然有助于减少对于一组模式相互矛盾的解释，它们有重合之处，又强调不同的因素。我们可以简单地假设一下，大规模维京部队征服英格兰东部和北部并在那里建立首批定居点，紧随其后的(9世纪末)是从丹麦移民到英格兰东部和北部的真正农民，他们在规模上足以超过当地人，产生了特色鲜明的“丹麦”群体。或许我们也可以假设，这些定居点是由相对较小的维京部队的余部建立的，他们的政治统治使他们能够(不仅在语言上，而且在地名上)施加与他们人数不成比例的影响。10世纪，这些士兵的后代通过内部殖民的过程逐渐从最初的定居点向外拓展。我们还可以假设，首批定居点规模较小，由那些获得优势的维京军队建立；9世纪末和10世纪初，在这个保护屏障之后出现了更大规模的进一步开拓，后来发展为从斯堪的纳维亚到英格兰东部的第二次移民潮。或许我们还能假设，9世纪末的定居点是由规模相对较大且占据政治统治地位的维京部队余部建立的；这些移民从一开始就与当地英格兰人融合、通婚，接受他们的一些习俗，并且影响或传播其他习俗；我们甚至没有必要介绍从斯堪的纳维亚前来此地的其他移民来佐证这个证据，因为自10世纪初，接连不断的一代代人越来越融入当地社会和经济扩张过程，产生了“盎格鲁-丹麦人”群体，但是这个群体仍然在名义上保留了“丹麦人”的身份。既然适用于一个区域的模式不一定适用于另一个区域，我们也就没有必要在表达上更倾向于其中一个模式；毕竟，不同的地方是在不同的情况下成为定居点的，并且每个地区10世纪的历史也不尽相同。然而，我们应该注意到一个重要的因素，10世纪的定居不是865年和871年“庞大军队”(不论是几百人或几千人)的规模，也非9世纪末期定居点的规模。对我们理解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点，重要的一点是明白定居者处于政治统治地位，同时假设他们有足够的理由自第一代起就同英格兰人融合，并且在经历了200年的社会经济发展后才形成了11世纪后半叶《末日审判书》里所描述的局面。正如F. W. 梅特兰(F. W. Maitland)所说：“我们要谨慎使用丹麦人这个身份。”
如果说维京人的突袭推动了英格兰人民在国王阿尔弗雷德领导下反抗共同敌人，而且实现了统一，那我们就应该把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定居点视为最终促成英格兰政治统一的实际过程中的一个主要的复杂因素。899年，“长者”王爱德华(King Edward the Elder)继承父亲的王位，他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国王”。他很快发动了一场运动，目的是把权力延伸到丹麦人控制区。毫无疑问，他和他的姐夫埃塞尔雷德、姐姐埃塞尔弗莱德(?thelred)密切配合，两人都是麦西亚的统治者，并且从一开始就承认爱德华至高无上的权力。但也毋庸奇怪，《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不同版本虽都包含了“西撒克逊”和“麦西亚”对这一运动的描述，却以不同的角度呈现。西撒克逊编年史家记述了丹麦人和居住在亨伯河南面的英格兰人向“长者”爱德华屈服的不同阶段，从中可以看出丹麦人是如何因为缺乏政治一致性而处于劣势。920年，“苏格兰和苏格兰人民的国王，约克国王拉格纳尔德、埃德武夫的诸子，居住在诺森布里亚的所有英格兰、丹麦子民、北方人以及其他人，斯特拉思克莱德威尔士(Strathclyde Welsh)国王和所有斯特拉思克莱德威尔士子民选择向他臣服”，表明各方都承认爱德华的领主地位，但是他显然没有能够直接统治亨伯河以北地区。埃塞尔斯坦(Athlstan， 924—939年在位)继位后，我们在其统治早期发布的宪章中发现他被称为“盎格鲁-撒克逊人和丹麦人的国王”，事实上也代表了其父爱德华在亨伯河以南地区建立的政权。但是，当埃塞尔斯坦在927年“继承了”诺森布里亚王国并有资格被称“英格兰人的国王”甚至“整个不列颠的国王”时，这一政权随即被取代。928年至934年，无数位拥有斯堪的纳维亚名字的酋伯爵参与国王会议，他们也许是丹麦区不同区域的代表。但是，唉，我们还不了解埃塞尔斯坦是如何将这些人纳入麾下，以及如何以他的名义行使王权的细节的。奇怪的是，在他统治的最后5年，这些“斯堪的纳维亚”酋伯爵不再出现在国王宪章的见证人名单中，或许是因为这些伯爵不再参加国王会议，又或是他们被位置较高的“英格兰”郡长取代，或许起草这些宪章的书吏认为他们的地位不足以被纳入以国王郡长为主的机构中。
939年国王埃塞尔斯坦去世，959年国王埃德维格(Eadwig)去世，我们很难理解这20年间丹麦区的政治变化，不仅仅因为涉及许多相互竞争的派系和人物。作为在都柏林和约克有利益关系的爱尔兰-挪威王朝一员，奥拉夫·古特夫里特松(Olaf Guthfrithsson)在埃塞尔斯坦死后抓住主动权，自立为约克王，把王国南面的边界向南推移至惠特灵大道(Watling Street)。941年，他的表弟奥拉夫·西特里克松(Olaf Sihtricsson)继承王位。942年，国王埃德蒙(King Edmund， 939—946年在位)收回五个城市的主权，包括林肯、德比、诺丁汉、莱斯特和斯坦福德。当时的编年史家认为这一行动将“丹麦人”从异教徒“斯堪的纳维亚人”的压迫下解放了出来。944年，国王埃德蒙将奥拉夫·西特里克松和拉格纳尔德·古特夫里特松(Ragnald Guthfrithsson)赶出约克，继而将诺森布里亚全部纳入自己统治范围。几乎毫无疑问，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一世(931—956年在位)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他没有见证大约是935年(这看上去时间相当“早”)至941年期间的国王宪章，却在942年(埃德蒙收回诺森布里亚之前)为埃德蒙的一些宪章做了见证，似乎他已经参与国王的朝廷事务，但943年他再次“消失”。一位编年史者没有将驱逐北欧人国王的功绩归功于国王埃德蒙，而是归功于“伍尔夫斯坦主教和麦西亚的郡长们”，似乎伍尔夫斯坦本人在挫败北方人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因此得以在944年重返埃德蒙宫廷。946年5月26日埃德蒙死后，国王埃德雷德(Eadred， 946—955年在位)立即“将全部诺森布里亚纳入自己的统治”，并写进了一系列风格独特的“头韵体”宪章中，其中之一就是他于946年8月16日在泰晤士河畔的金斯顿加冕典礼上颁布的宪章。他的王国由四部分组成，包括“盎格鲁-撒克逊人”(似乎这个说法宽泛地包括了所有居住在亨伯河南面的人)、“诺森布里亚人”(可能指居住在北方的英格兰人以及约克郡的盎格鲁-丹麦居民)、“异教徒”(约克的爱尔兰-挪威人)和“不列颠人”(大概是居住在斯特拉思克莱德王国的不列颠人)。10世纪40年代末和50年代发生的事件很容易产生不同的解释，这里只叙述一个事件。947年，伍尔夫斯坦大主教和“诺森布里亚人”似乎已经接受来自挪威的“血斧”埃里克成为国王，但是在948年诺森布里亚被迫抛弃了埃里克，而是屈服于国王埃德雷德。埃德雷德在948年的某一时间到950年的某一时间之内统治了整个英格兰。在949年和950年颁布的“头韵体”宪章中，他被尊为盎格鲁-撒克逊人(或“英格兰人”)、诺森布里亚人、异教徒和不列颠人的国王。伍尔夫斯坦大主教、切斯特勒斯特里特主教埃尔德雷德(Bishop Ealdred)、一些“斯堪的纳维亚”酋伯爵和班堡城长官奥斯伍尔夫(Oswulf)共同见证了同一批宪章的签署。诺森布里亚人似乎在950年重新获得政治独立，先尊奥拉夫·西特里克松为王，随后再次尊“血斧”埃里克为王。令人感到惊奇的是，诺森布里亚人似乎天生具有废立国王的能力，好像他们一直在试图寻找他们的最大利益。951年，大主教伍尔夫斯坦和其他北方人(恰如其分地)未出现在国王埃德雷德的宪章中，并且据说伍尔夫斯坦在952年被国王囚禁。如此说来，伍尔夫斯坦依旧在这一系列复杂事件背后的政局中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953年，伍尔夫斯坦似乎已经恢复旧日其在宫廷中的地位。同年或第二年，诺森布里亚人又擅自驱逐了“血斧”埃里克，随即埃德雷德“成功地继承诺森布里亚王国王位”。“头韵体”宪章起草者故意在951年颁布的宪章中将埃德雷德混淆为“英格兰国王”，并于955年适时地将“盎格鲁-撒克逊人、诺森布里亚人、异教徒和不列颠人的国王”这一头衔归还给他。
955年政权依然能够以这种方式建立，说明了英格兰王国政权的统一不是想当然的(尽管，从各种意义上来说，“英格兰国王”是大多数宪章中的一种惯例称呼)。因此，考虑其他人如何看待整个王国的各个组成部分能为我们带来启发。出于各种原因，957年国王埃德维格(Edawig，955—959年在位)和国王埃德加以泰晤士河为界将英格兰王国分裂。国王埃德加在958年颁布的一份宪章中被称为“麦西亚、诺森布里亚和不列颠人的国王”，似乎丹麦人作为一个整体并没有在王国中占有重要地位。959年埃德维格国王去世，埃德加(959—975年在位)重新统一王国。在他作为“英格兰国王”统治期间，英格兰王国保持了长久统一的政治局面。大约在962年至963年，也可能在10世纪70年代初，以埃德加名义颁布的一部法典可以为解释表面统一背后的复杂性提供一些启示。法典的起草者显然认可“英格兰人”中适用的习俗或权力与“丹麦人”中适用的习俗或权力的基本区别。但是，尽管一些措施“对全国适用，在我统治的每一个省份，不论英格兰人、丹麦人或不列颠人都须遵循”，埃德加甘愿让丹麦人自行处理事务，补充说“因为你们对我表示忠诚，我已经允许如此，并终生允许如此”。我们或许可以认为，国王埃德加是出于957年丹麦人的支持而对他们做出奖赏，给予他们表面上的法律自制。在这个意义上，也可能是埃德加使丹麦区成为现实。但是，更自然的猜想可能是埃德加意识到自己在王国的“丹麦”地区立法能力有限，认为承认不同民族已有习俗多样性这一做法可以最大限度地维持整个王国表面的统一。30年后，埃德加的儿子“仓促王”埃塞尔雷德(978—1016年在位)(在伍德斯托克)颁布了一部打算在“英格兰”法律区使用的法典，(又在旺蒂奇)颁布了另一部计划在五个自治市镇使用的法典。旺蒂奇法典充满“斯堪的纳维亚”词汇，反映了10世纪的丹麦区盛行的习俗受到9世纪末斯堪的纳维亚定居点特殊环境的影响程度。然而事实是，这部法典代表了盎格鲁-丹麦社会的皇家立法。我们可以假设，埃塞尔雷德试图将丹麦区一个地区的惯例与“英格兰人”英格兰的惯例统一起来，法典代表了在国王埃德加所偏爱并给予自治的地方实行一致管理的尝试，因此埃塞尔雷德遭到丹麦区的仇视。虽然这个法典可以被解读为比国王埃德加进行的皇家治理更进一步的行动，但是没有任何理由把它视作阴险的行为。它只不过是政府行使职能的一个证据，我们也没有理由认为它是用来对抗丹麦区盎格鲁-丹麦居民的。
我们可以从一份地方宪章中的一个方案了解到10世纪末人们对于国家的认识，其中提到“从四面八方会聚来的所有乡绅，既有西撒克逊人和麦西亚人，也有英格兰人和丹麦人”。这可能是想区分西撒克逊人、麦西亚人、(诺森布里亚的)英格兰人和丹麦区的居民，但是更有可能的是，它的目的仅仅在于一方面区分西撒克逊人和麦西亚人(英格兰人)，另一方面区分丹麦人(丹麦区居民)。不论是哪种情况，这种表述都在提醒人们，丹麦区居民拥有“丹麦人”这样一个集体身份，尽管到这个阶段他们肯定已经是混血群体，并且这个身份也不大可能再具有任何政治意义。作为11世纪前25年一位多产的皇家法典起草者，约克大主教伍尔夫斯坦二世(1002—1023年)为整个英格兰制定法律，同样认可“英格兰”法律区(覆盖“西撒克逊”和“麦西亚”法律)和“丹麦”法律区的区别，尊重因此而产生的差异。然而到了12世纪这些差异被人为强化。当时法律学者构想出这样的理念，英格兰法律可以根据王国划分的三个部分(威塞克斯、麦西亚和丹麦区)来区分，并且自娱自乐地列出各地区的所有郡。这样丹麦区被定义为包括萨福克郡(Suffolk)、诺福克郡(Norfolk)、剑桥郡、林肯郡、约克郡、诺丁汉郡、德比郡(Derbyshire)、斯塔福德郡(Staffordshire)、柴郡(Cheshire)和什罗普郡(Shropshire)。当然，对于这个定义我们不必太当真。
埃塞尔雷德统治时期维京人的突袭
为了方便起见，“仓促王”埃塞尔雷德执政时期(978—1016年)维京人对英格兰人民发动的突袭可以被分为四个连续的阶段。
第一阶段从980年到991年，见证了10世纪早期一段较长间歇期之后突袭活动的复苏。有些突袭似乎源自爱尔兰海，另一些源自斯堪的纳维亚。虽然这些突袭的规模同本地维京人的骚扰相差无几，但是相当受到重视。990年至991年，英格兰同诺曼底突然达成了和平协议，这可能表明一些袭击者在利用诺曼底作为避风港。第二阶段从991年至1005年。若只是粗略地阅读《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无法把这几年发生的事件以明确的阶段区分开来，但是有证据表明，这些事件可理解为来自一支军队的持续威胁。尽管军队首领更换，他们的核心队伍似乎在英格兰停留了几年，这意味着他们对王国的威胁可以同865年至880年那支在英格兰的“庞大军队”带来的威胁相提并论。991年，一支拥有九十多艘船只、两三千人的维京军队抵达福克斯通附近海域，首领似乎包括(挪威的)奥拉夫一世和(丹麦的)“八字胡”斯文。二者显然是来寻求名利以便帮助他们达到各自在斯堪的纳维亚的目的。这支军队沿东南海岸线行进，在马尔登战役中(991年8月10日或11日)击败英格兰军队，“因为他们沿海岸造成了巨大恐慌”，(可能以黄金和白银形式)收到支付给他们的1万镑。991年至992年，这支军队似乎一直滞留在东南部，然后在993年向北航行去洗劫诺森布里亚，并在994年9月向南折回袭击伦敦，并以失败告终，接着沿南部海岸进行了几次严重的破坏。英格兰人决定讲和，允许维京人在994年或995年到南安普敦过冬，并且提供所有生活必需品，包括一笔1.6万镑的支付款。在这个阶段，奥拉夫一世和斯文似乎分道扬镳了，但是维京军队的大部仍然留在英格兰(可能依旧以南安普敦及附近为基地)，他们承诺保护英格兰不受其他维京军队的突袭。重要的是，995年和996年没有维京人活动的记录。之后维京人又重拾其先前所偏好的侵占方式，在997年、998年和999年突袭了英格兰的不同地区，在1000年或1001年跨过海峡到达诺曼底，然后返回英格兰继续发动新一轮突袭。在这之前，他们于1002年收到更多的给养物资和2.4万镑的支付款。1003年，“八字胡”斯文似乎得到机会加入了横行在英格兰的维京军队，首先率领手下参加威塞克斯的战役，之后参加东盎格利亚的战役。但是在1005年，一场席卷英格兰的饥荒迫使维京人返回丹麦。
埃塞尔雷德时期维京活动的第三个阶段为1006年至1012年，包括两次侵犯，每一次都对英格兰人民造成了毁灭性的后果。可能是由托斯蒂格(Tostig)率领的一支“庞大舰队”于1006年7月抵达桑维奇，所到之处一片狼藉，他们利用怀特岛(Isle of Wight)作为1006或1007年冬季在威塞克斯实施进一步行动的基地。英格兰人提出讲和，并于1007年支付给这支军队一笔价值3.6万镑的金钱。随后维京军队似乎返回了原来的地方。但这似乎还不够，由“高个子”托鲁克尔(Thorkell the Tall)率领的“一支巨大突袭军队”于1009年8月初抵达桑维奇，继而横扫了英格兰南部的大部地区。1011年的这次活动以围困坎特伯雷结束，大主教埃尔夫赫亚克(?lfheah)被捕，并于1012年4月19日在格林尼治殉教。之后维京军队很快得到一笔价值4.8万镑的贡金，但军队很快就将这笔财富散尽。
第四个阶段自1013年至1016年，同样英格兰经历了两次侵犯。每一次侵犯都毫无疑问地如预期那样，以维京人征服英格兰而结束。1013年夏季，丹麦国王“八字胡”斯文带领丹麦舰队抵达桑维奇，之后立即北上前往丹麦区，也许期望能得到行动所需的支持和补给。结果没有让他失望，他又能够南下攻击，最终被接纳为“全英格兰的国王”，埃塞尔雷德被迫于1013至1014年到诺曼底短暂流亡。1014年2月3日胡子斯文死后，他的儿子克努特继续同丹麦军队在丹麦区的中心(位于林赛的盖恩斯伯勒)滞留了一段时间。但是他很快被国王埃塞尔雷德赶走，返回丹麦。克努特既不想被他父亲比下去，又急于超越他的哥哥(丹麦国王哈拉尔)，他于1015年率领舰队抵达桑维奇，立即采用了与他父亲两年前不一样的战略。他向西航行，在圣诞节期间洗劫威塞克斯，然后深入中西部。1016年开始几个月，克努特向东、向北稳步推进，进入丹麦区，最远到达约克。之后他们向南返回，准备攻击伦敦。《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记录了后面的战役、埃塞尔雷德死后“铁甲王”埃德蒙(King Edmund Ironside)精心策划的奋勇抵抗，以及1016年11月30日埃德蒙死后克努特登基的情况。
为了解维京人突袭对于埃塞尔雷德统治时期历史进程的影响，我们有必要将每个活动时期与同时期英格兰国内政局的变化联系起来。人们可能会说这没有什么启发作用。我们有充足的理由为眼前的研究目的而将注意力集中在英国人对于维京威胁的几种反应，但是对于以下问题我们还不能急于下结论：这些反应如何反映出国王和谋士的无能，英格兰首领们在有效抵抗方面的无力，当时的社会政治局势，或丹麦人的强大。
埃塞尔雷德统治时期英格兰防御战略中最独特的一面(看似很确凿)源自991年英格兰在马尔登战役中失败的直接后果，表现在向991年至1012年活跃在英格兰的维京军队连续支付贡金(贡税)。这一政策被E. A. 弗里曼指责为“指望依靠黄金来代替兵器，并相信那些从不守信用的野蛮人，这是愚蠢、致命的制度”。即便如此，贡金的数目还是节节攀升，从(991年的)1万镑增长到(1012年的)4.8万镑，这不仅反映出收买的军队规模增加，也反映出他们要求的不断提高以及英格兰人民日趋严峻的处境。因为情况各异，向国王“八字胡”斯文和国王克努特军队提供贡金的方式不同，在1016年竟分别高达7.2万镑和1.05万镑(于1018年支付)。贡金以黄金和白银支付，当然也包括珠宝、教堂的奉献盘、其他珍贵物品以及硬币，这些东西可能被维京军队的首领分给随从了。显然几个丹麦和瑞典维京人将他们分得的财富带回家乡，认为这是奇功伟绩，应该用如尼文记录下来，以示后人。这些珠宝的下落是另一个问题：许多珍贵的金属肯定已经被当地匠人熔化再利用，可以看到一些硬币被制成项链(可能是刻意显示对英格兰国王的蔑视)。但是许多战利品很快易手，以至于在斯堪的纳维亚发现的珠宝零件都远离它们最初的储藏地。
英格兰防御战略的第二个方面涉及雇用维京人为正式雇佣兵来抵御其他前来掠劫的维京人。这项政策可能是在994年(埃塞尔雷德统治时期)首次实施，并写进了与维京军队签订的条约中。国王埃塞尔雷德可能出于同样的原因向一位叫帕利格(Pallig)的人提供了一份包括“庄园、黄金和白银”在内的“大礼”，显然是对他宣誓忠诚而给予的奖励。然而雇佣兵在有利可图的情况下也会攻击自己的雇主。994年一批维京人被收买并为国王服务，却在995年至996年销声匿迹，这些人可能于997年与英格兰人反目。1001年，帕利格本人召集了几艘船只，背叛国王，加入了可能是他以前同伙的军队；1002年同维京人签署的条约或许更新了雇佣军的条款，又或许没有。不管是哪种情况，在同年的圣布里斯节(11月13日)，“国王下令杀死所有在英格兰的丹麦人……因为国王得到消息，他们要施诡计谋杀他和他的朝臣，然后霸占他的王国”。这项极端措施计划杀死的不可能是丹麦区的“丹麦人”。1004年的一份宪章提到了国王的法令，“所有在这个岛上出现的丹麦人，就像麦田中的杂草一样出现，都应该被灭绝，这非常合理”。因为这份宪章表明了对居住在牛津的丹麦人采取的措施，我们可以假设这些有意消除的对象是雇佣兵的残部，或是已经支付或接受补给但是停留时间过长、令人生厌的军队成员。所谓的圣布里斯节大屠杀是一场残酷的行动，但是鉴于前些年丹麦人的活动以及他们的阴谋，不难理解国王宫廷和英格兰人民反丹麦情绪的力量。10年之后的1012年，雇佣兵政策被重新采纳。45艘船只(由托鲁克尔率领)来到国王的宫廷，“向国王承诺保卫这个国家，国王负责提供衣食”。显然，国王于1012年开始实行被称为“军税”的土地年税制度，主要用于支付丹麦雇佣兵(用于区分贡税或贡金)。尽管据说1051年(实施39年后)军队税被废除，政治局势的变化又使得这项赋税被恢复，这笔税款后来被称作丹麦金。1013年至1014年间，托鲁克尔的雇佣军对国王埃塞尔雷德表现出极度的忠诚，在抵抗“八字胡”斯文的军队中尤其如此。但是斯文死后，效忠的矛盾浮出水面，使得局势日趋复杂。1015年，这支军队的余部(托鲁克尔参加与否已无从知晓)似乎投靠了克努特。
英格兰防御战略的第三个方面在994年得到了最明显的展示，这一年奥拉夫一世被隆重地从南安普敦的基地接到了(汉普郡的)安多佛(Andover)。国王埃塞尔雷德“亲自为他主持坚信礼，并赠予大批礼物”。这可能只是同敌人妥协的一贯做法的延续，也提醒人们这是基督教被用于军事和政治目的的一种做法。
第四个方面的标志性事件是1002年国王埃塞尔雷德同诺曼底公爵理查德二世的妹妹埃玛结婚。1000年，一支丹麦军队在夏季前往“理查德的王国”并于次年返回英格兰。我们不很清楚他们是因为由于无视991年的条约而到诺曼底寻求庇护，还是到那里进一步掠夺。但是假设这次联姻是出于政治利益，大概同承诺采取行动抵抗丹麦人有关；也不清楚在今后几年的创伤性事件中英格兰人对这个假定的联盟欠下了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当1013年至1014年期间“八字胡”斯文占上风的时候，埃塞尔雷德、埃玛及埃德加王子、阿尔弗雷德王子能够在诺曼底避难。
英格兰防御战略的第五个方面由于1006年一支维京军队的活动而加速。1007年，这支军队被遣散；同年伊德里克·斯特奥纳(Eadric Streona)被任命为“全麦西亚王国的长官”，表明行政结构重组，之后第五个方面防御战略开始实施。1008年5月中旬，国王和他的议员在汉普郡(国王的)埃纳姆(Enham)召开会议，决定所有的自治市镇和桥梁都必须处于完好状态；若有需要，则全民服兵役；船只必须供给充足，“以便每年复活节后可以立刻装备每一艘船”。按照编年史家的话，可能是在1008年5月召开的同一次会议上，国王“命令在全国不停歇地造船，每310或300海德(hide，一海德等于120英亩。译者注)提供一艘战船，每8海德提供一个头盔和一副盔甲”。这项举措可能产生了一支大约有150至250艘船的全新舰队，(似乎)每一只船配备40人左右。1009年这些船只齐备，“数量前所未有……较之英格兰任何一位国王在任时期，集中在桑维奇，准备停靠在那里并抵御任何一支来犯的军队”。可惜的是，这项壮举由于国王手下大乡绅之间的竞争而流产，大部分船只在一次风暴中葬身大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