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戈尔·舍甫琴科

尽管晚期拜占庭国家疆域狭小、政治衰败、持续贫困，但是其分散各地的希腊城市仍然绽放出绚丽多彩的文化之花。如果像某些学者说的那样将这个现象称为“文艺复兴”的话，就有可能混淆它与15世纪发生在西欧的那场真正的文艺复兴运动之间深刻的区别。如果将这个时期或者其他任何时期的类似现象说成拜占庭人文主义的话，那么也会造成认识混乱。帕列奥列格时代(1261—1453年)的文化复兴应当被看作此前拜占庭文化复兴，特别是9—10世纪(参见第八章)和11—12世纪期间文化复兴的延续，尽管这次文化复兴比其前辈更为突出。确实，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更重要的是，疆域大大缩小的拜占庭世界已不再是以前那个幅员广阔的多民族国家：这个时期的拜占庭几乎是单一的希腊世界，基于这个事实，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将其重新定义为对古代希腊的尊崇。另外，拜占庭与西方密切的关系虽然并非总是友好的，但还是意味着拉丁文学和哲学文化(无论是起源于拉丁、阿拉伯还是希伯来)不可能再遭到像9世纪的佛提乌或11世纪的普塞罗斯时期那种程度的忽视。

情况变化的明显标志可以从“Hellene”(希腊人)这个词汇反映出来，早在13世纪以前，这个词确定无疑是指“异教”，这个贬义词来自各种《旧约全书》和《新约全书》，包括伪经和次经。这些书中的“Hellene”就是指非犹太的，即异教的。“Hellene”的贬义解释在拜占庭早期几个世纪里逐渐被教会和世俗精英接受，几乎完全消解了它的中性用法。然而到13世纪，知识分子开始自豪地认定，他们就是“希腊民族”的成员。在亲缘民族认同和某些排斥“非我族类”的新背景下，对祖先的追寻促使他们追溯到古希腊光荣的过去。许多知识分子都是如此，但不是所有人都抱同样态度：当迪米特里·基多尼斯(Demetrius Kydones)于1354年将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Summa dontra gentiles)翻译为希腊文时，他仍然将该书称为《反希腊人书》(Book against the Hellenes)。

帕列奥列格时代的文学作品非常丰富，大部分都属于成熟的拜占庭文学类型，除了那些使用民族语言写作的作品，例如骑士浪漫传奇，当然这类作品比较少。这个时期的文学代表作是三部长篇历史作品，它们涉及当时的历史事件，但是文风倾向于仿古特别是修昔底德的风格；还有数量浩繁的书信，其风格通常极为复杂难辨；韵律散文体的演讲相当冗长；以及大量的抑扬格诗歌和很少见的六步格诗歌；数量相当多的圣徒传记风格典雅；特别是两部百科全书式作品，一部是药书，另一部涉及从修辞学到“四艺”(quadrivium)的各个学科；还有一系列神学论战作品，驳斥了拉丁人、不利于东正教的异端邪说〔可能就是指帕拉米特派(Palamite)或反帕拉米特派，视情况而定〕以及伊斯兰教。最后这两类文学作品引起了狂热的信徒们最大的关注。

当时完成的作品少有遗失，多亏有了这些种类多样的作品，人们才有可能描绘出一幅相当完整的图画，反映出形成这些文学作品的文化氛围。我们确认1261—1453年两个世纪期间的文人大约有150人，既包括世俗作家也包括教会作家，他们大多活动在君士坦丁堡，但是也涉足尼西亚、阿尔塔、塞萨洛尼基、特拉布宗和米斯特拉斯等地。这些作者的通信显示出大量姓名的交错混杂，以至于好像所有的人都认识其他所有的人，并相互通信。在这个狭小的群体中，小团体聚集在几个强大的中心周围，那里能够为他们提供物质保障。按照重要程度排序，赞助资金来自皇帝宫廷，特别是在14世纪20年代爆发内战以前；其次来自周边的小宫廷；再就是来自个别贵族和富有的市民，他们各自举办“沙龙”；还有的来自牧首；最后来自大都城的大主教。举个例子来说，博学多才的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Nikephoros Gregoras，大约1290—1360年)的学术生涯主要是靠赞助维持的。在他年轻时，曾受到担任其所在城市希拉克利亚一本都卡(Heraclea Pontica)主教的叔父的资助。后来他前往君士坦丁堡定居，并得到牧首约翰十三世(John Ⅷ)和皇帝安德罗尼卡二世的资助，但是最为重要的是他得到宰相狄奥多尔·梅托希提斯(Theodore Metochites)提供的保护，后者公开宣称，格里高拉斯是其信仰上的继承人，并派他担任其修复的霍拉(Chora)修道院一个收入丰厚的肥缺。

书籍和文献是知识分子活动的主要物质条件。作为拉丁骑士征服活动的后果，究竟有多少历代积累的古籍文献遭到毁坏，这个问题始终模糊不清，但是可以肯定的是，帕列奥列格时代的突出特点是迫切需求古代文献文本及其抄写本和注释本。今天的古典学者们应该衷心地感谢帕列奥列格时代的前辈们所做的努力，例如迪米特里·崔克林纽斯(Demetrius Triklinios)、曼努埃尔·莫斯科波洛斯(Manuel Moschopulos)、托马斯·麦吉斯特(Thomas Magister)、马克西莫斯·普兰努底斯等人。这些学者完成了阿提卡(Attic)语言词典；整理了像赫西俄德和品达(Pindar)这类诗人作品的新版本，重新构建起具有约束性的诗歌规范要求；还整理出索福克勒斯和欧里庇得斯(Euripides)这些悲剧作家作品的新版本。他们为品达、悲剧作家和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作品做注释；他们整理的大量阅读物如索福克勒斯和狄奥克利图斯(Theocritus)的作品至今仍是公认的最经典的读物。他们重新发现了许多古代作家，数百年来的传统一直没有关注过这些作家，例如马克西莫斯·普兰努底斯就重新发现了托勒密(Ptolemy)的《地理学》(Geography)和潘诺堡人诺努斯(Nonnus of Panopolis)的《狄俄尼索斯》(Dionysiaca)。他们整理出的许多作家作品的完整文本至今仍然是我们知识的基础。还是这个普兰努底斯编辑(部分是重新发现)整理出了普罗塔克(Plutarch)的作品和《希腊警句格言文集》(Greek Anthology of epigrams)，后面这个版本我们现在还称为“普兰努底斯文本”。古代警句格言中下流的“黄段子”，特别是那些同性恋的内容，都被这个版本删除了；他留给我们大约400句其他作品中找不到的警句。学者和貌似有学问的贵族妇女争相收集古代文献，相互传阅古代手抄本，当他们有能力时，就建立了包括世俗和宗教作品的图书馆。14世纪前二十五年，在霍拉修道院收藏的狄奥多尔的图书一直珍藏到1453年，那时它仍然是君士坦丁堡最大的图书馆。霍拉修道院收藏的某些文本或部分图书至今仍保存在伊斯坦布尔、牛津、梵蒂冈、维也纳和巴黎的图书馆里。

拜占庭的文学活动并不是件新鲜事，我们承认在帕列奥列格时代其文学活动无论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达到特别高的水平，矫揉造作的阿提卡风格从来也没有超越清新质朴的风格。我们要提出的问题是，帕列奥列格时代文化复兴究竟是否在与其相关的古典遗产方面开拓出新的领域，是否扩大了其旨趣的范围，最后是否摆脱了传统的拜占庭模式的束缚。在所有这三方面，我们都可以给出大体肯定性的回答。

在本书行文中，我们一再强调拜占庭文学文化主要是建立在古代晚期基础上，也就是我们称之为的“第二博学时代”(Second Sophistic)。最广受追捧的作家不是今天古典系中研究的那些人物，而是像卢西恩、亚里斯泰迪德、里巴尼乌斯、西奈修斯(Synesius)及其基督教同仁，如卡帕多西亚的教父们，纳西盎的格里高利和圣巴西尔这样一些作家。注重文学风格而不注重思想意识形态上的可疑内容，意味着这些作家偏离他们各自所处的历史环境，恰如其表现的那样，按照永恒不朽的文学杰作的标准创作，成为一批卓越的作家。修辞学家的影响在帕列奥列格时代并没有降低，而这个时期古代的影响首次在三个而非两个方面兴盛起来。狄奥多尔在其分析评价德摩斯梯尼和亚里斯泰迪德的论文中，把他们不同类型的演讲术之间的区别归因于他们生活在不同的时代。德摩斯梯尼发表演讲的时代正是民主制的盛期，当时人们必须提出论点并就质疑的问题做出回答；而亚里斯泰迪德则生活在君主专制时代，当时的环境倾向于赞美称颂，倡导冗长的演讲。这对我们来说似乎是老生常谈，但是它确实是个关于历史理解的程度的问题。

至于我们提到的第二个方面，我们注意到人们对科学的兴趣不断增长，例如数学(这里要再度提到博学多才的普兰努底斯)、医学，特别是天文学。早在9世纪，相关的古代文献〔尤其是托勒密和西昂(Theon)的《实用天文表》(Handy Tables)〕就得到重新抄写，但是这个时期一直没有关于古籍的原创性作品。狄奥多尔在不进行直接观察的情况下，依据托勒密的《天文学大成》(Almagest)就完成了新版的《天文学概论》(Introduction to Astronomy)，并且于1283年(安德罗尼卡二世统治元年)重新计算古代的数据，以便确定历法起点。其后有一批学者追随他，其中就包括尼基弗鲁斯·格里高拉斯。他注释整理了现存至今最完整的托勒密作品的手抄本，还因为提出修订历法而受到赞誉，并且成为格里高利历法改革的先驱。

格里高拉斯显然了解阿拉伯天文学，但是却没有公开利用它。对托勒密的严格遵循逐渐走入了死胡同。阿拉伯和波斯天文学家在天文表和论文中取得的真正进步直到公元1300年前后才传到希腊世界，首先是通过下层社会渠道，主要是那些游走于首都君士坦丁堡和东方城市特拉布宗之间的人将波斯和阿拉伯文本翻译成希腊文，例如乔治-格里高利·奇奥尼亚德斯(George-Gregory Chioniades)，他曾前往波斯的大不里士(Tabriz)学习东方科技，后来还有他的追随者。到14世纪中期，托勒密的数据就被专业天文学家批评为不合时宜，“波斯”天文表于是取代了托勒密表，或者是不同的天文学书籍中各自使用托勒密的天文表或“波斯”的天文表。1352年前后，狄奥多尔一世完成的《三书》(Three Books)就属于后一种情况。其实早在1309年的君士坦丁堡，一篇关于星盘使用的论文就通过拉丁文翻译过来了，而其原本是阿拉伯语文本。15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期间，成书于14世纪的一本天文学作品《六翼》(Six Wings)就被翻译为希腊文，而这本书的原本是希伯来语文本。这里我们还是要谈到西方的多种影响：《六翼》的作者是来自法国南部的犹太人，而该作品本身可能是通过威尼斯人或书的主人带到拜占庭来的。尽管新天文学具有非希腊和非基督教起源，但却主要是由希腊东正教教会人士发展起来的。这样，格里高利最终就成为大不里士的主教，而狄奥多尔则成为牧首学院的首脑。

另外一个扩大发展的领域是翻译拉丁语作品(主要是普兰努底斯完成的)，但是这个领域特别突出地反映了中世纪的旨趣范围：如奥维德(Ovid)的作品，西塞罗的《西庇阿之梦》(Dream of Scipio)——该书带有马克罗比乌斯(Macrobius)的注释，还有多纳图斯(Donatus)的《语法》(Grammar)，波埃修斯(Boethius)的《哲学的慰藉》(Consolation of Philosophy)，以及圣奥古斯丁的作品。对当时人们思考的宗教问题更有煽动性影响的是在14世纪后半期，由德米特里厄斯(Demetrius)和普罗克洛斯·基德尼斯(Prochoros Kydones)两兄弟翻译的托马斯·阿奎那的《神学大全》和他的其他作品。

思想的原创性只能在很少几个例子中得到证明。在这方面的考察中，我们还要再次提到狄奥多尔。他非常敏锐地认识到其所在时代的衰败和他自己的文学命运处于风雨飘摇中，因此首先对拜占庭文化的一个确定原则提出了问题，主要是说帝国在现世舞台上扮演着中心角色，因而注定将一直存在到世界末日。在狄奥多尔看来，帝国就是另一种政治实体，其即将到来的灭亡无非证明了创造和毁灭的宇宙法则。狄奥多尔不像其前辈，他认为拜占庭文明既非独一无二也不比其他文明高超。作为历史相对主义者，他甚至认为异教的鞑靼贵族在某些方面比其拜占庭基督教同胞还要高尚，特别是在道德行为方面。

帕列奥列格时代的另一个怪才是新柏拉图主义者乔治·格弥斯托士(George Gemistos，约1360—1452年)，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作卜列东(Plethon)。他也编撰过一本天文学著作，其中引用“波斯”天文表，可能还用了希伯来天文表，但是作为原创性思想家，他的主张表现在其他方面。虽然他编纂的天文学书籍对确定复活节的日期非常有用，虽然他还在费拉拉-佛罗伦萨大公会议(1438—1439年)上为东正教事业辩护，但是卜列东在晚年却陷入新异教学说，也可能是受了意大利人文主义者的影响。他在一篇类似柏拉图论文的文章《法则》(The Laws)中，创造出了有些像变种的希腊神谱的神系，以宙斯为首，波塞冬(竟与赫拉结婚!)伴其左右，四种类型的众神依据权能的大小顺序排列。卜列东青睐一种奇特的信仰，混杂着琐罗亚斯德(Zoroaster)的主要思想和(柏拉图提出的)“七贤人”(Seven Wise Men)思想，并设想灵魂坠入肉体以前是永恒不灭的。他还笃信宿命论，这可能是受了伊斯兰教的影响。因此毫不奇怪，在他去世以后某个时间，《法则》一书的权威版本流传到君士坦丁堡牧首金纳迪乌斯·斯科拉里奥斯(Gennadios Scholarios)手里时，后者立即下令烧掉了它。结果，我们只能从这位牧首批驳卜列东的文章中，从卜列东追随者们抄录的大量残缺语录中，从卜列东自己的一两篇手稿中了解他的宗教思想体系。他一定在其意大利拥趸中产生过某些影响，但是在本国的同胞中却没有几个拥护者。他的骨灰被非常恰当地埋在了里米尼的马拉泰斯塔(Tempio Malatestiano of Rimini)这个最具异教色彩的文艺复兴教堂里。

到14世纪中期，能够提供给拜占庭知识分子衣食住行的赞助资源开始越来越少。极为幸运的是，他们的技巧和能力在意大利受到越来越热烈的追捧，主要是因为他们谙熟希腊语、通晓古代文献的知识，并且拥有阅读古代手抄本的能力。移民确实是艰难的选择，因为这通常意味着要皈依罗马天主教信仰，但是有些人还是准备离开正在沉没的船只。起初，就像德米图斯·西多内斯(Demetrios Kydones)那样，他们先到威尼斯住上几年，而后回国或者中途停留，定居在威尼斯人控制的克里特岛上，从这个世纪末以后，他们开始永久定居下来。这些学者的故事众所周知，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历史的一部分。这里有两个最重要的移民还是值得一提的。曼努埃尔·赫里索洛拉斯(Manuel Chrysoloras)于1415年死于康斯坦茨(Constance)，而约翰·阿伊罗普洛斯(John Argyropoulos)于1487年在罗马去世，他们都在帕多瓦(Padua)、罗马、米兰、帕维亚，特别是在佛罗伦萨教过书。他们将拜占庭教学方法，可能还有课程，尤其是文学技巧介绍给意大利，并逐字逐句将亚里士多德的作品和柏拉图的《理想国》(Republic)翻译为拉丁文，他们教导并影响着这样一批杰出的人文主义者，如莱奥纳尔多·布鲁尼(Leonardo Bruni)、维洛那的里诺(Guarino of Verona)、马尔西利奥·斐奇诺(Marsilio Ficino)和佛罗伦萨人波焦·布拉乔利尼(Poggio Bracciolini)、约翰·卢希林(John Reuchlin)等。他们在其新家园工作良好，但是都赶不上特拉布宗人贝萨隆(Bessarion of Trebizond)，后者被任命为枢机主教和名义上的君士坦丁堡牧首，还差一点当上教宗。

我们可以暂时想象一下，年迈的卜列东在君士坦丁堡陷落前一年去世，在此之前，他呆坐在米斯特拉斯的小山丘上，远眺着古代斯巴达的遗址，冥想着他的“希腊神学”，构思完善着它的礼仪，劝导祈祷者崇拜众神。虽然他越来越衰老，但是非常可能的是，他确实看透了11个世纪以前早就昭示给“背教者”尤里安的那些东西，这主要是指基督教虽然极大地受惠于希腊文明，但是到头来还是不能与它和谐相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