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丽莎白·杰弗里斯(Elizabeth Jeffreys)和西里尔曼戈

君士坦丁堡陷落后几年内，莫利亚专制君主国也被征服(1460年)，土耳其人还兵不血刃地吞并了特拉布宗帝国(1461年)。当征服者穆罕默德于1481年去世时，讲希腊语的大部分地区都置于奥斯曼统治之下，除了那些后来被逐渐吞并的岛屿：1522年罗德岛被吞并，1566年希俄斯岛被吞并，1570—1571年塞浦路斯岛被吞并，1579年基克拉底群岛被吞并，最后，1645—1669年克里特岛被吞并。只有爱奥尼亚群岛一直没有被土耳其占领。

以前一度隶属于拜占庭帝国的大部分希腊居民都经历了或长或短的土耳其统治时期，他们此前的命运也都因为所处地区不同而有所区别。我们可以把那些11世纪末被塞尔柱突厥人征服的地区，特别是卡帕多西亚地区，和因为各种原因从历史上消失的地区暂时放在一旁。在那些可以观察到的地区中，黑海沿岸直接从希腊自治过渡到奥斯曼统治下。君士坦丁堡、塞萨洛尼基王国、伊庇鲁斯和莫利亚专制君主国在恢复希腊统治前都经历过相对短暂的拉丁人占领时期。另一方面，爱琴海诸岛以及塞浦路斯和克里特在屈服于土耳其人之前都被拉丁人统治了几个世纪。政治地位的多样化导致文化影响结果的不同，这一点直到今天仍然可以感受到。

强制推行奥斯曼统治意味着坚持拜占庭文化。无论希腊人还是斯拉夫人，这些东正教民众大部分都与其穆斯林邻居相互隔离，他们被编制在单一的“族群”(millet)中，置于君士坦丁堡牧首的管辖下。这样一来，牧首及其管辖下的城市主教就因为这种安排获得了相当大的好处。特别是当奥斯曼人吞并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1516—1517年)后，他们进一步得到更多难以估价的好处，因为亚历山大里亚、耶路撒冷和安条克的牧首，以及圣地和西奈各地的独立朝圣地都尽数纳入希腊人管辖的网络之中。如果希腊等级教会不能发展得比以前更为兴盛的话，那只是因为他们持续不断的争执，以及他们对其穆斯林领主愈发频繁的贿赂。牧首毫无疑问都可以看到的一项限制性条款规定，教会应保持对苏丹的忠诚。而效忠首先意味着敌视西方，这也是顺理成章的。君士坦丁堡一直将教宗视为主要敌人，同时它还要通过痛苦的经历学会与新型的基督教强国保持距离。为了保持东正教未受污染的纯洁性，就必须将教育限定在中世纪的语法、修辞、神学和亚里士多德哲学课程的范围内。同时，教会及其修道院为有文化的希腊人提供了就业的方法和普遍的机会，使他们能够迅速进入等级社会。他们还保留着拜占庭传统的文学遗产，现在这种遗产也落上了一层厚厚的灰尘。

在那些被拉丁人统治的土地上，情况有很大的区别。当然，我们还不能说当地人就欢迎这些殖民者，甚至在塞浦路斯也是同样，“狮心王”理查一世的到访显然受到了热烈的欢迎(1191年)。对于地位较高的农民来说情况有些不同，他们肯定对新主人强加给东正教教士的那些限制和羞辱感到愤怒。在克里特就爆发过好几次反抗威尼斯人的起义。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法兰克人”和更富裕的希腊人之间的关系越来越融洽。西方的服装时尚、骑士的风度和理想、各种形式的休闲娱乐在当地人中流行，而第三、第四代法兰克人中讲希腊语的人也比讲意大利语和法语的更多，他们更加尊重那些当地的圣徒。

这里，我们必须回顾一下以前的情况。拜占庭帝国和西方之间的文化联系显然从来也没有完全中断，但是在十字军时代以前却在持续削弱。只有意大利是个例外，拜占庭帝国势力在那里一直存在到1071年巴里陷落为止。意大利商人，首先是比萨和阿马尔菲的商人于10世纪开启在君士坦丁堡的贸易活动。威尼斯名义上是拜占庭帝国的臣属，它按照拜占庭风格建造和装饰其圣马可大教堂。1066—1071年重建的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大教堂的装饰(不是其建筑)主要倚赖拜占庭艺术家。但是，当意大利大量接受拜占庭影响的同时，这些影响却很少扩展到阿尔卑斯山以北地区，也很少向南方传播。自古代晚期直到公元1300年前后，在文学领域，除了几部圣徒传记外，事实上没有拉丁作品被翻译为希腊文。地中海东西区域之间的文化差异不断缩小，这一点特别清楚地表现在13世纪以后的文学发展上。例如，这个时期之后出现的浪漫文学作品都是最能吸引今天读者的拜占庭文学，它们也是现代希腊文学的先驱作品。

大部分拜占庭时期的文学作品都具有特殊的写作风格，这是处于其文化环境之外的人很难欣赏的：它们大多是神学的，很多是遵循特定的语言规则写做出来的，这就要求多年的学习，而这些规则越来越远离口头语言。然而，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的时期，前几代人的语言习惯越来越被人们忘却，特别是在那些帝国边缘地区，新的文学话题更加吸引作家的注意力。

新的文学题材包括刚刚提到的浪漫传奇。尽管出现了对爱情故事短暂的兴趣，这类题材的小说在拉丁东方地区非常流行，却从来没有在拜占庭文学领域占据主流地位，它们是在12世纪中期时用极为典雅的语言写成的。这一时期，出现了一系列重要的爱情小说，涉及那些倒霉的情侣，例如名为沃山多罗斯(Velthandros)和赫里桑查(Chrysantza)，或者里维斯特罗斯(Livistros)和罗丹妮(Rodamni)等人的故事。他们通常龟缩在城堡中，还会碰上怪兽妖魔和女巫神汉，以及来自民间故事的种种灾祸，或者是海岛和狂暴愤怒的父母，这些是来自古典希腊的传统神话。在这样一个混合文化的背景下，这些文本非常受欢迎，这一点可以从其中几个特点得到说明。有些文本就是不同的翻译版本，其中最突出的是《特洛伊战争》(War of Troy)和《弗罗留斯和普拉齐亚-弗罗拉》(Phlorios and Platzia-Phlora)，前者是法文本，而后者是意大利文本。还有一些，譬如《阿奇里斯》(Achilleis)，在发式和服装时尚方面可能表现出的是法兰克文化特征。在所有对这些作品的分析中，还有一种极具争议的意见是，它们表现的宫廷文化更多属于西方封建习俗，而不是拜占庭的等级制度。另外还有一个包括所有术语的用词表，其中许多词汇借用了法语、意大利语和拉丁语。而且，这些情侣之间的关系被描写成西方流行的方式，确定无疑属于西方的爱情习俗(amour courtois)。

也许与浪漫传奇中隐含的对个人关系的关注有关，显然个人的自我感觉以及他(而从未有过“她”)对周围环境的反应也重新引起了人们的兴趣。就此而言，我们发现有斯提凡诺斯·萨奇里基斯(Stephanos Sachlikis)这类陷于雷西穆诺(Rethymnon)之夜众多女士热烈追求中的人物，也有在牢狱中苦思冥想，反思因其粗心大意铸成大错从而改变其命运的莱奥纳尔多·德拉伯塔斯(Leonardo Dellaportas)，还有可以讲述其梦境的马里诺·法雷尔(Marino Falier)。所有这些作者都来自15世纪初克里特岛的威尼斯-希腊城市。在此地，外来的威尼斯贵族非常有效地吸收当地希腊的“权威”(archontes)因素从而发展出一种特殊的文化，带有浓厚的意大利和希腊特点。由此，又发展出戏剧，例如赫尔塔奇斯(Chortatsis)那些戏剧，都是用16世纪末年雷西穆诺和干尼亚(Chania)之“学院式”文学语言写作的。

历史写作肯定不是一种新的题材，因为它是拜占庭文学传统最突出的特征之一，我们发现这个时期的叙述文学较多关注地方史，而不关注以君士坦丁堡为舞台的皇帝活动。这些叙述文学记载的都是法兰克人社区建立的历史。因此，从14世纪末以后，出现了《莫利亚编年史》(Chronicle of Morea)，记述尚普利特的威廉和杰弗里·维利哈登如何用骑士方式于1205年控制整个伯罗奔尼撒半岛，使这段历史在此后一百多年继续流传，并以多种版本保存至今。这段历史以(意大利语、加泰罗尼亚语、阿拉贡语、法语和希腊语)多种版本保存下来也说明，当时不断发展的社会具有多元文化的特点，这一点也反映在持续争论的问题上，即这部编年史最初究竟是用法语还是希腊语写作的。《托科编年史》(Chronicle of Tocco)的情况就更为清晰，该书没有使用其他语言而是使用希腊语写作，尽管它涉及的是统治盖法罗尼亚(Kephallonia)的意大利-希腊人王朝的历史。这部由利奥条斯·马克海拉斯(Leontios Makhairas，约1380—1432年)撰写的关于卢斯格南(Lusignan)君主的历史叙述生动，具有明显的塞浦路斯经典语言规范和用词特征。其中描画宫廷生活的小插图给人留下了混杂社区浓厚的地方特征的深刻印象。

上述所有作品都具有一个鲜明的共同特征，即它们都是由希腊裔作家写作的。这种书写方式与那种一落笔就能想象得出来的正式的古希腊语言风格相去甚远。据说曼努埃尔·莫斯科波洛斯(1265—1316年)和托马斯·麦吉斯特(1270—1347/1348年)就是用前者练习语法的。这些出自法兰克人所定居的拜占庭世界各地的文本，使用的都是当时的希腊口语形式。在马克海拉斯的作品中，这一点特别突出，因为他使用的是塞浦路斯方言。在其他作品中，没有出现使用地方方言的现象，但是都具有规范的语言格式和句法结构，预示着现代希腊语的特点。对于这种现象最合理的解释是，这些作品产生自多种语言环境，而拜占庭语言传统在这些地方正逐渐消失。读者群体包括那些希腊口语能力非常好但对纯正希腊语不太清楚的人群，他们可能没有办法理解希腊官方语的复杂性。君士坦丁堡严格的审查制度和教育也不断地清除着书面希腊语中的外来新词汇。上述情况在这些地区都不存在。毫无疑问，多种文化的混杂一定会促进对欧洲其他地区文学时尚的了解，正如那些翻译文本所表明的那样。我们应该记住，13世纪和14世纪欧洲法兰克文学最鲜明的特色之一就是使用各民族语言写作成为主流，使用法语和意大利地方俚语是新的创举。

使用民族语言写作还必然造成一种现象，这是上述提及的所有作品之诸多特征中都具有的另一个共同特色，即它们都以韵文的形式写成，除了马克海拉斯外。当时采用的规范是十五音节韵律散文诗，它最早出现在10世纪，是否有古典和古代的来源还不清楚。古典范式的缺失意味着它们没有形成固定的使用规则。因此，对于作者和读者而言，就很容易采用日常生活用语的模式，其韵律和形式都很适合。十五音节韵律散文诗与日常生活用语方式结合得相当融洽，以至于它在事实上成为现代希腊语言文学的国家标准。它与早期出现的文本还是存在一些细微的差别，科那罗斯(Cornaros)浪漫传奇史诗《埃罗托克里托斯》(Erotokritos， 1590—1610年)就缺少一些灵活变通的形式，不像浓缩了克里特威尼斯人社会和文学焦点问题的赫尔塔奇斯的戏剧。在此后几个世纪，作家们自觉地创作十五音节韵律散文诗，形式多种多样，例如索罗莫斯(Solomos， 1798—1857年)、帕拉马斯(Palamas， 1859—1943年)、里特索斯(Ritsos， 1909—1990年)，甚至还有埃利提斯(Elytis，1911—1996年)。他们写出了史诗和传统风格的民谣。尽管我们无法确切地知道这些作品所继承的古代遗产，但无疑这些作品具有的口头文学传统接收了来自这一时期法兰克-希腊社会的冲击。

在很多情况下，创做出这些文本的地区可以从文本自身的内容反映出来：比如塞浦路斯(马克海拉斯)、克里特(萨奇里基斯、德拉伯塔斯)、伯罗奔尼撒(《莫利亚编年史》)。还有的像《特洛伊战争》这种情况，文本本身显示不出其地区，这就迫使人们不得不陷入争论，这样一部长篇且与法兰克生活有密切关系的作品大概率出自一位资助人的赞助，而他也一定生活在与法国和希腊有密切联系的地区，这样的地区可能就只有处于14世纪末代安茹王朝统治下的莫利亚地区了。当然还有这样的情况，作者极有可能常年定居在君士坦丁堡城里，因为这个城市也不能免除多元文化的强大影响。在这个城市里，多年来一直存在好几个拥有意大利读者的庞大社区，其中最突出的是加拉塔地区的热那亚人，而帝国皇室自12世纪开始就一直致力于与西方家族联姻。例如安德罗尼卡二世的儿子狄奥多尔·帕列奥列格(Theodore Palaiologos)，这位蒙费拉侯爵事实上很难与其他意大利贵族相区别，而他本人于1327年在君士坦丁堡撰写出拉丁文本的有关政府的论著。

狄奥多尔的表兄安德罗尼卡·帕列奥列格(Andronikos Palaiologos)的文学创作活动可能揭示出这个时期这些文本中出现的许多问题。这位安德罗尼卡被公认为是浪漫史诗《卡利马豪斯和赫利索尔伊》(Kallimachos and Chrysorrhoi)的作者，该作品是否以他本人的浪漫故事为基础从行文中看还不十分确定。我们一直认为卡利马豪斯在文本中处于被描写的边缘，而不是主要角色。从语言学的角度看，作品属于希腊语规范的较低层次，但还可以接受。其中充满了民间传说的成分，还有些许的法兰克特色。而这个文本是唯一一部我们从一开始就确信能够确定其作者的浪漫传奇作品。

匿名作家的法兰克-希腊作品数量真是多得惊人。实际上，除马克海拉斯的作品外，所有的浪漫传奇和历史作品都属于此类，尽管没有一部克里特人的诗歌归属于此。再度成为这个领域写作规范的诗歌风格可能就是许多业已规范模式化的作品，其表现形式应该最好说成是传统的口语风格，而这种诗歌确实应该采取匿名形式，以便提升作者的社会地位。

在造型艺术领域，我们也看到自12—13世纪以后，拜占庭因素和拉丁因素的融合。最明显的是体现西方风格的建筑物在拉丁人控制的各大城市和殖民区里拔地而起，不仅有城堡，还有教堂、修道院和私人宅第。在君士坦丁堡的意大利商业殖民区，意大利人似乎早在公元1204年以前就开始建造他们自己的教堂，而在拉丁帝国时期，这里肯定进行过许多建设活动。1303年，在面对着金角湾北面的地方建立起的热那亚人的商业殖民区，都是意大利风格。莫利亚专制君主国的首府米斯特拉斯则开始修建法兰克建筑物，专制君主的多层宫殿更显西方风格而非拜占庭风格。在塞浦路斯，精致的尼科西亚(Nicosia)大教堂和法马古斯塔(Famagusta)大教堂就是由法国建筑师按照哥特风格建造的，更不用说其他大量的重要建筑。希腊人因此开始逐渐密切接触他们以前从未见过、且在技术上更为先进的建筑传统。他们采取有选择的学习借鉴表明他们愿意学习，比如钟楼、高耸的拱顶、突出的堞眼，可能还有彩色玻璃窗。人物雕像除了那些浅浮雕圣像外，一直遵循着拜占庭传统发展，此时则受到了更占主导地位的法兰克风格影响，例如墓地纪念碑——虽然不全是雕像。

在绘画这个拜占庭艺术最为突出的神学艺术形式，也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领域中，拜占庭的影响显然超过了西方的影响。当雨果·布克哈尔(Hugo Buchthal)打算重新建立手抄本插图画家学校时，他发现这些法国和意大利艺术家正在模仿或者接受拜占庭圣像绘画的模式，同时还保持着典型的西方绘画特点，比如对封面做整页的装饰——他们都是活跃在12—13世纪耶路撒冷和阿卡(Acre)的艺术家。最近，一大批“十字军圣像”在西奈山圣凯瑟琳修道院这个当时的朝拜中心被发现和确认，它们是由西方画家按照拜占庭圣像画习惯完成的。这所修道院与西方的联系比与君士坦丁堡的联系还要密切。令人印象最深刻的是，君士坦丁堡的一所教堂内发现了有关圣方济各13世纪40年代或50年代生活片段的壁画，它们的画法肯定已经转向拉丁风格了。

帕列奥列格王朝统治时期，尽管其政治经济持续衰落，但是出现了风格独特的宗教画极为繁盛的现象，大约在一百年前吸引了欧洲学者的关注。米斯特拉斯的壁画和君士坦丁堡霍拉修道院的镶嵌画，都被认为是与意大利早期艺术家如比埃特罗·卡瓦里尼(Pietro Cavallini)、西马布(Cimabue)和杜乔(Duccio)的作品极为相似的绘画。人们就究竟谁是第一位的问题一直争论不休，没有形成最终的答案。我们现在知道帕列奥列格风格大约形成于1260年：我们首先能够在塞尔维亚所伯卡尼(Sopocani)圣三一修道院看到这种风格的壁画，而同一时期特拉布宗的圣索菲亚教堂里的那些壁画也不能说不带有这种风格。我们在缺乏有力证据的情况下推断，这两个处于拜占庭世界东西两端的建筑装饰壁画都是由来自“中心地区”的艺术家完成的，但是这个中心在13世纪60年代究竟位于何处？流行的观点认为，帕列奥列格风格虽然借鉴了某些西方的圣像画法〔例如《耶西之树》(Tree of Jesse)〕，但是源自拜占庭艺术，可以上溯到非常古老的画法，特别是10世纪手写本插图画技术。如果这种意见成立的话，我们就可以将其看作一种自觉的努力，他们试图建立以古代画法为基础的东正教宗教画画派，以便满足更丰满更具图景式叙事风格的新品位。这种风格显然出现在东西方艺术传统融合的大背景下。

帕列奥列格风格尽管失去了它最初的新鲜感，但是一直到最后都是拜占庭绘画的主流风格。它并没有促成我们在意大利看到的那种快速发展。到乔托(Giotto)为阿雷那教堂(Arena Chapel，约1306年)装饰绘画时，也就是霍拉镶嵌画完成的10年前，意大利已经远远地走在前面，没有什么可以向拜占庭艺术学习的了。至14世纪中期，无论如何，君士坦丁堡的艺术品订单肯定已经几近枯竭，这就迫使艺术家到其他地方寻找活路。他们中间最著名的是希腊人狄奥发尼斯(Theophanes)，他移居莫斯科，在那里培养了许多弟子，其中包括安德烈·卢比烈夫(Andrei Rublev)。其他人则移居克里特，当时这个地方逐渐发展成为拜占庭绘画最活跃的中心，直到土耳其人征服该岛为止。最近几年从威尼斯档案馆发现，百余位有名有姓的画家极为活跃，他们完成了大量圣像画，偶尔还绘制壁画。他们按照准工业方式工作，满足国内外消费者的需要，他们使用蜡纸刻版，代代相传。特别令人感兴趣的是，他们能够根据客户的要求从拜占庭风格变为哥特式风格。换言之，他们的东正教客户可以避开西方的圣像，反之亦然。两种传统在各自虔诚信仰的基础上依旧保持着鲜明的区别。

然而，意大利绘画最终广泛流行。16世纪时，主要通过刻版版画形式渗透的西方影响还只是偶尔看到。画家克里特人狄奥发尼斯于1527—1546年在迈特奥拉(Meteora)和阿索斯圣山建立了几个大的画家圈子，他们遵循拜占庭传统绘画，但是也通过版画模仿拉斐尔(Raphael)之后的画，譬如马坎托尼奥·雷蒙迪(Marcantonio Raimondi)完成的《杀戮无辜者》(Massacre of the Innocents)。同样，在阿索斯圣山，大拉夫拉修道院和狄欧尼修(Dionysiou)修道院活跃着的“天启”画派(Apocalypse)接受了杜雷(Durer)木版画的灵感。到公元1600年，拜占庭风格走到了尽头。最著名的希腊画家多梅尼科·狄奥托克布罗斯(Domenico Theotokopoulos)离开克里特，开始其从事意大利风格圣像绘画的生涯，后来完全被当时的风格主义绘画所征服。尽管他否认这一点，但是其著名作品中的拜占庭因素只剩他的希腊文签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