皇帝和王朝
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继承了罗马帝国的朝廷官吏、个人与皇帝家族之间深刻的区别。一个成功而且在政治上狡诈的将军极有可能夺取软弱而不得人心的皇帝的权力，而后证明其篡位是秉承神意的委托，因为“没有比继位更显示成功的了”。780—1204年在位的39个皇帝中，有19位被暴力废黜，有6位被当场刺杀，另2位因被刺瞎而丧命，瞽目刑罚是废除皇帝资格的通常做法。还有至少3个皇帝的死因被怀疑是邪恶手段造成的，另有数百起流产的宫廷阴谋和叛乱，其中至少8起对在位皇帝形成了主要的军事威胁。另外，拜占庭帝国像古代罗马一样，承认皇家的特殊地位和每个在位皇帝为稳定统治而任命其继承人的原则。最成功的篡位者大多处于皇帝亲信助手的范围，他们几乎都千方百计通过与前任皇帝家族建立婚姻关系而稳固其夺取的权力。
到8世纪时，王朝继承尚未正常化，此后四百年，这一点注定还要继续下去。这个发展过程中的重要一步显然是由伊苏里亚(Isaurian)王朝迈出的：大概根据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在位)确定的惯例，其孙子君士坦丁六世(780—797年在位)“生于紫色寝宫”中，也就是说生在特殊的皇宫产房中，该寝室内墙壁都用罕见的紫色大理石做贴面装饰。“生于紫色寝宫”的人(porphyrogenitus)将在竞争皇位的任何斗争中享有特权式的开端。如果君士坦丁六世没有被自己的母亲伊琳妮废黜的话，那么伊苏里亚王朝还将继续统治，而伊琳妮自己后来也招致罢废的下场。那个废黜了她的人叫尼基弗鲁斯一世(802—811年在位)，他和儿子斯塔乌拉乔斯(Stavrakios， 811年在位)及女婿米海尔一世·朗加贝(Michael Rhangabe，811—813年在位)没能建立一个重要的王朝，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在与保加利亚人的战争中遭到失败。“亚美尼亚人”利奥五世(813—820年在位)废黜了米海尔一世，他的统治更加成功，但是他却成了皇位觊觎者阿莫利翁的米海尔二世(Michael of Amorium， 820—829年在位)的牺牲品，后者羡慕他继承皇位，不久就杀害了他。然而很快，米海尔二世就面临另一位篡位者“斯拉夫人”托马斯(Thomas the Slav)领导的重大叛乱。只是米海尔二世最终击溃了托马斯，他还通过迎娶君士坦丁六世的女儿尤弗罗西尼(Euphrosyne)作为其第二任妻子而赢得帝王的荣耀。后来皇位被其子狄奥菲鲁斯(829—842年在位)继承，而后者又将皇权留给自己年幼的儿子米海尔三世(842—867年在位)。米海尔三世的垮台不是因为他年少的时间过长，而是因为他任命为次级共治皇帝的那个局外人，即“马其顿人”巴西尔(Basil the Macedonian)。巴西尔一世(Basil Ⅰ， 867—886年在位)创立的这个王朝持续了两个多世纪，米海尔·普塞罗斯就这个王朝写道：“我认为没有任何其他家族像他们这个家族一样受到上帝的眷顾。”此后确实出现了一些令人震撼的时期。利奥六世在经历三次婚姻后，因为与最终为他生下男性继承人的女子结婚而惹恼教会。年轻的君士坦丁七世(913[3]—959年在位)的年幼无知被几个野心勃勃的机会主义者利用，开始是他的叔叔亚历山大(Alexander， 912—913年在位)，最后是帝国海军舰队司令罗曼努斯·利卡潘努斯(Romanos Lekapenos)，后者不仅巧妙地使自己担任了最高皇帝的角色，并设法使君士坦丁七世和自己的女儿海伦(Helen)结婚，而且还为自己的两个儿子加冕为帝，并且使他们的地位高于君士坦丁七世。但这两个愚蠢的儿子推翻了他们的父亲，并邀请君士坦丁七世和他们一起(944年)阻止利卡潘努斯王朝的建立。然而，君士坦丁之子罗曼努斯二世(959—963年[4]在位)的英年早逝激发了军事将领夺取最高皇权的斗争，他们以其年少的儿子巴西尔和君士坦丁八世为牺牲品。尼基弗鲁斯二世·福卡斯(963—969年在位)及其谋杀者和继承人约翰一世·齐米斯基斯(969—976年在位)将巴西尔和君士坦丁八世的地位贬低到傀儡的角色，尽管他们的统治都很短暂，但他们还是在自己的亲戚和同伙中留下野心勃勃的遗产。巴西尔二世(976—1025年在位)花费十三年时间平息贼心不死的巴尔达斯·斯科莱罗(Bardas Skleros)和巴尔达斯·福卡斯(Bardas Phokas)的篡位活动。而巴西尔二世本人也因为未婚给王朝造成一连串新的难题，因为在他去世时，王朝继承权只能传给其年迈的哥哥君士坦丁八世(1025—1028年在位)和君士坦丁八世的两个女儿邹伊(Zoe， 1028—1052年在位)和狄奥多拉(1042—1056年在位)。此后的四位皇帝都是通过与邹伊联盟而执掌皇权的：罗曼努斯三世·阿吉罗斯(Romanos Ⅲ Argyros， 1028—1034年在位)、米海尔四世(1034—1041年在位)和君士坦丁九世(1042—1055年在位)先后成为她的丈夫；而米海尔五世(1041—1042年在位[5]是她的义子。这种安排远不能使皇后感到满意，因为她们被排斥在朝廷之外——除了在1042年短暂且不成功的联合执政。同样，皇帝也不满意，因为他们的权力都依赖于邹伊。还有，到了她第二次结婚时，她不能怀孕生育的事实就变得明朗了。
但是，最终突显出来的是王朝世袭原则的强大力量，它使马其顿王朝能够在所有这些兴衰变迁中幸存下来，它也阻止了篡位者杀害继承皇位的幼子和女性继承人的企图。在该王朝统治末年，对王朝的尊崇如此强烈，以至于在邹伊及其最后一任丈夫君士坦丁九世去世后，狄奥多拉可以单独统治且没有遭遇反叛(1055—1056年)。
拜占庭帝国经过25年才弥补上马其顿王朝留下的皇位世袭断档期，这个时期发生过几场外部危机。狄奥多拉任命的年迈官僚米海尔六世(1056—1057年在位)只是暂时中止了世袭，而伊萨克一世·科穆宁(1057—1059年在位)更胜他一筹，他在逊位时将皇位传给君士坦丁十世·杜卡斯，而没有传给自己家族的成员。君士坦丁十世(1059—1067年在位)及其兄弟、恺撒约翰·杜卡斯(John Doukas)尽最大的努力去开创一个新王朝，但是君士坦丁十世的儿子米海尔七世在极为关键的时刻却是块毫无希望的材料。罗曼努斯四世迎娶君士坦丁十世的遗孀，并养育了君士坦丁十世与她生下的两个儿子，而推翻米海尔七世的尼基弗鲁斯三世·博坦尼亚提斯(Nikephoros Ⅲ Botaneiates， 1078—1081年在位)却没有子嗣。尽管约翰·杜卡斯确信曼济科特战役终结了罗曼努斯四世建立王朝的野心，但是他只有通过与下一个成功篡位的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1081—1118年在位)合作，才能使杜卡斯家族继续发展成为拜占庭历史上最杰出的皇室家族之一。
自阿莱克修斯一世开始的王朝男性血统世袭制延续了一个多世纪。科穆宁家族还是拜占庭历代皇朝中延续时间最长的皇族，因为1118—1461年相继为帝的所有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拜占庭皇位继承者几乎没有例外地都源自阿莱克修斯一世，并且使用“科穆宁”(Komnenos)的名号；使用这一姓氏是对前朝先例的重要背离。拜占庭帝国最后几个世纪出现的这种异乎寻常的变化，原因不仅在于阿莱克修斯一世及其继承者长时间的统治——他们有效地应付外部敌人和外部阴谋，而且在于他把皇室建设纳入帝国中央朝廷制度框架的系统政策。其王朝世袭继承的基础是王朝的统治，其中皇帝的身份并不仅仅是垂直地代代相传，而且还横向扩展到他的整个亲族和相互联姻的各个家族，首先和最重要的是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妻子伊琳妮的杜卡斯家族。马其顿王朝没有寻求与其他家族建立联姻关系，或至少没有区分各家族的等级次序，但是阿莱克修斯一世却精心经营着这些关系。结果，一代人以后就形成一个完整的新贵族，他们拥有大量财富，生活方式典雅尊贵，占据军界要职，均为皇帝的亲戚，具有贵族“塞巴斯多”(sebastos)以上的高等级头衔，这个希腊语头衔相当于“奥古斯都”。阿莱克修斯一世及其子约翰二世(1118—1143年在位)因此能够顺利地进行帝位交接，而没有受到来自皇家以外的挑战。然而，越来越多的挑战却来自日益膨胀的皇室内部，最终当曼努埃尔一世(1143—1180年在位)去世并留下个11岁大的儿子阿莱克修斯二世(1180—1183年在位)时，这种挑战便具有破坏性。曼努埃尔一世的堂兄安德罗尼卡一世(1183—1185年在位)废黜并杀害阿莱克修斯二世，这使得他本人或者在他以后轮番夺取皇权的皇帝都不可能确保皇室贵族的忠诚，例如伊萨克二世(1185—1195年在位)、伊萨克的兄弟阿莱克修斯三世(1195—1203年在位)、伊萨克的儿子阿莱克修斯四世，以及杀害后者的凶手“阴暗者”阿莱克修斯五世·杜卡斯(Alexios Ⅴ Doukas “Mourtzouphlos”， 1204年在位)，这样也就不能阻止第四次东征的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
最近，学术界越来越多地关注研究拜占庭帝国的皇后，在中世纪，同样在古代晚期，宫廷中的妇女群体显然在皇帝和王朝政治舞台背后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样明显的是，皇后作为妻子和母亲的重要性，只有当她们的儿子尚且年幼(例如伊琳妮之于君士坦丁六世、狄奥多拉之于米海尔三世、邹伊之于君士坦丁七世、狄奥发诺之于巴西尔二世和君士坦丁八世、尤多西亚之于米海尔七世、玛丽亚之于阿莱克修斯二世)或者当男性继承人死光了的时候(如同马其顿王朝末期在邹伊和狄奥多拉身上所出现的情况)，她们才会出现在舞台中央。但是，阿莱克修斯一世的寡居母亲安娜·道塞娜(Anna Dalssena)在建立与其他家族关系方面的确是个不可或缺的人物，这些关系有助于科穆宁王朝的崛起和团结。同样，她对于阿莱克修斯一世初期的成功统治也非常重要，因为他能够委托她负责君士坦丁堡的国务管理，而放心离开首都前去迎战帝国的敌人。在其统治末年，阿莱克修斯一世越来越依赖其妻子伊琳妮·杜卡斯来稳定国内局势。这两个妇女对其统治的贡献也越来越多地为阿莱克修斯一世的长女所记载，她在关于其父亲的传记《阿莱克修斯传》(Alexiad)一书中描述了这些内容，这部书不仅是无与伦比的拜占庭女性文学的杰作，而且是一个认为自己就是为皇权而生的女性对其屡受挫折的抱负的申述。
教会和国家
拜占庭帝国被人们正确地描述成神权政治国家：包括皇帝在内的所有拜占庭人都认为其最高统治者是万王之王基督。基督说过的话广为人知，“我的王国并不在这个世界”，他还使用带有皇帝胸像的罗马钱币，来强调恺撒和上帝完全不同的权力。拜占庭基督徒根据《圣经》中这些和其他的说法，认同其帝国和基督王国之间的明显区别。按照基督王国仍在未来、基督复临和末日审判的说法，基督王国应该高居于所有现世帝国之上，包括罗马这个《但以理书》(Daniel)中预言相继出现的四大帝国中最后的帝国在内。依据天国就存在于当下的现实中、是基督在人间服事的结果的说法，天国由教会代表，是由过着隐居生活或集体禁欲修道生活的圣徒构成的，是所有行圣餐礼的信徒都能够感受到的。他们聚集在装饰着天国小宇宙、天使和圣徒神圣绘画的建筑中，而明显不穿戴帝王大礼服的基督画像则高居所有天使和圣徒之上。教会有自己的空间、自己的教阶等级、自己的法规、自己的大量财富、自己的选举程序和议事大会；其完善性就存在于保持这些自由，不受世俗权力的干涉，并匡正统治者道义上的过度行为。在这些基本原则方面，拜占庭帝国与西方基督教世界完全一样。的确，帝王尊崇教士权威的举动正是从西方学来的，比如有关教宗斯尔维斯特一世(Silvester Ⅰ)接受君士坦丁的忏悔并为他洗礼的传说，以及圣安布罗斯(St Ambrose)在狄奥多西一世下令屠杀塞萨洛尼基竞技党民众之后，拒绝这位皇帝进入教堂圣地的传说。
但是，拜占庭帝国以不同于西方的方式，认定基督时代的罗马帝国并不是人间四大帝国的最后一个，而是基督的“第五王国”，皇帝和基督据说是“共同统治”，这种说法使人想到了《启示录》(Revelation)中预言的圣徒的千年统治。皇帝参与统治圣徒国度的思想有多种表达方式：君士坦丁大帝被封圣为“第十三使徒”；在位皇帝正式采用“神圣”或“圣人”的称号；皇帝在圣礼仪式开始进入教堂圣地时，或为人民祈祷时，或发表特别布道演说(silentia)时，就获得了准教士的身份；692年铸造的金币在毁坏圣像运动之后得到恢复，金币正面(也就是“头像”一面)印制基督像，而皇帝像则印制在背面；教会法这类大部头正典法律来源于帝国立法。在皇宫宏伟的教堂中能够最清楚地看到教会和国家的融合。这里有他们自己的教士群体，能够被说服来为皇帝举行典礼仪式，例如未经牧首批准的非法婚姻。皇宫大教堂也典藏有一些最为珍贵的圣物，君士坦丁堡因此而闻名天下；圣母教堂供奉着被认为是基督受难的“真十字架”的主要圣物。第四次十字军东征之后，这些圣物通过各种渠道流入巴黎，它们都被收藏在路易九世(Louis Ⅸ，即St Louis)特地修建的教堂里，他也因此把天主教与国家之间的融合具体落实在法国的古代统治(ancien regime)中。
路易九世适合11世纪格里高利改革确定的政治和宗教文化，这种文化清晰地表达出罗马教宗为首的普世教阶制度和世俗国家君王统治之间明确的区别。这样一种区别在拜占庭帝国是难以理解的，在君士坦丁堡，皇宫就位于牧首主教堂的下个街区。拜占庭帝国有自己的改革运动，以及其认定的宗教领袖，其中最著名的就是9世纪伟大的佛提乌和11世纪的米海尔·克洛拉里奥斯(Michael Keroularios)，他们提升了教会权威的优先地位。然而特别重要的是，这两个人都是从世俗政治官职上转入教会职位的。毁坏圣像派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是教会对皇帝“残暴统治”的胜利，但是皇帝继续强制任免教会人选并安插他们希望的代表，他们受到的批评只是死后盖棺论定的名声而已。无论如何，最倾向于干预教会事务的皇帝也是最勤勉亲政的改革者。当西方的格里高利改革从教会管辖权中排斥君主的时候，11—12世纪拜占庭教会的改革则促使皇帝采用教会上位者(Churchs epistemonarches)这个正式名号，也就是教会纪律的最高立法者。
[1] 英文原版误作1042年。本书第167页的相同更改不再出注。
[2] 英文原版误作1033。
[3] 英文原版误作912年。
[4] 英文原版误作962年。
[5] 英文原版误作1042年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