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里尔·曼戈

学术界一直对我们说，8世纪之初，君士坦丁堡的文化教育陷入衰落，原因是帝国皇帝的统治不稳定。无论这种说法究竟意味着什么，事实仍然是首都的文学创作确实中断了。这一现象与毁坏圣像运动并无关系，虽然这样的观点是真实的，即毁坏圣像运动第一阶段的时期(739—780年)对应的就是拜占庭历史上最没有文化的时期。

矛盾的是，希腊文学传统与此同时却在阿拉伯人统治下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保持活跃。这个时期最伟大的学者和祈祷书诗人、绰号为“胜利者”(Mansūr)的大马士革的约翰(John Damascene)是个信仰基督教的阿拉伯人(749年前后去世)。另一位著名的诗人科斯马斯(Cosmas)是迈乌马(Maiuma，加沙的港口城市)的主教，据说他们是同时代人。更年长一些的有克里特主教安德烈(Andrew，之所以这样称呼他是因为他在这个岛上以都主教身份结束职业生涯)，他是大马士革当地人，也是祈祷书诗人和许多布道词的作家。稍晚一些，还有历史学家乔治·辛斯勒(George Syncellus， 811年前后去世)；神学家迪奥多鲁斯·阿布·库拉(Theodore Abu Qurra)，他是埃德萨人；“刺青文身”的哥俩狄奥发尼斯和圣狄奥多尔是摩押人(Moab)；还有语法学家和圣徒传记作家米沙勒·辛斯勒(Michael Syncellus)，他是来自耶路撒冷的阿拉伯人。我们确实不了解这个时期文学活动的背景，但是可以推测，阿拉伯人对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迅速征服并没有破坏当地知识分子的生活，而倭马亚王朝的统治为基督教知识精英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这种局面并没有延续很久：9—10世纪期间，事实上正是在哈里发统治时期，希腊语已停止使用。

我们已经提到的一些近东地区的知识分子逐渐迁居到君士坦丁堡，并对文化复兴做出很大贡献，这一复兴的开端可以上溯到780年前后。拜占庭文化复兴与西欧发生的同样事件即我们所谓“加洛林文艺复兴”大体同期，还有哈伦(786—809年在位)和马蒙(al-Mamun， 813—833年在位)统治下的巴格达，阿拔斯王朝的宫廷也出现了文化活动的**，这种时间上的巧合绝非偶然。当我们观察欧洲这两次复兴运动，就会发现非常相似的情况：两者都是为复兴罗马国家的梦想而激发起来，不是指异教的罗马国家而是指君士坦丁皇帝及其继承者的基督教帝国；两者都促进了对正确的、古老的语言习语的培育，这一方面需要用于模仿学习目的的“古典”文学作品的积累，另一方面需要手抄本、概要和其他有助于学术的文献的编纂整理；两者都采用更为简洁的字体，即用于书籍制作的文字；两者都见证了宫廷学校的建立；两者也都扩展到视觉艺术领域，特别突出的是珍贵材料艺术品加工。当然也有不同点：加洛林文艺复兴特别强**士的改革和教育，而这并没有成为拜占庭帝国主要的考虑。即便如此，相似之处非常明显，以至于它们本身就提出某些相互影响的可能性。然而，这个课题尚未引起学术界足够的重视。

当我们更为仔细地考察那些可以确定在8世纪君士坦丁堡能够看到的少量图书时，可能会看到，这里的学术复兴不是源于教会或修道院学校——事实上我们也不了解当时这类学校的情况，而是源于朝廷秘书部。在这次复兴中表现特别突出的人物中，许多人都有这个背景，即使他们后来有些担任主教或当了修道士。塔拉修斯(Tarasius)被说成是极有学问的人，谙熟古代诗词格律，他在50岁时被任命为君士坦丁堡牧首(784—806年在任)，在此之前他就曾担任首席秘书(该部门总管)。尼基弗鲁斯也是一位宫廷秘书的儿子，他后来还继承了这一职位，最后于806—815年间担任君士坦丁堡牧首。当他还年轻时就试图复兴古希腊的历史编纂传统，自7世纪初以后这个传统就中断了。佛提乌是他所在时代最伟大的学者，与塔拉修斯有亲戚关系，他在858年被委任为君士坦丁堡牧首之前担任首席秘书。圣狄奥多尔(759—826年)是富有的国库长官的儿子，他的学问不是从修道院学来的。他的叔叔圣柏拉图(St Plato，约735—814年)属于同样富有的社会阶层：他受训成为皇帝幕僚中的公证员，投身修道后，又成为抄书员。我们实在找不到教会学校的案例。

有三位首席秘书相继被任命为牧首，他们都是普通的基督教信徒，这种提拔多少有些不合常理，显然，这说明中央政府非常清楚，这个职位需要受过良好教育、才能过人的人选，而这样的人选很难在教士中找到。但是，这也表明国家在真正推行促进教育的政策之前，耽搁了数十年时间。从传说中我们了解到，政府采取第一个措施是在830年，涉及数学家利奥。据说这位杰出人物是在安德罗斯岛(Andros)上通过研究修道院图书馆里的古书获得了广博的学问，这真是令人难以置信。他后来在其君士坦丁堡简陋的住宅里建立了一所学校，教授哲学、数学、天文学和音乐，他的私塾学生人数众多。其中一位学生后来被阿拉伯人俘虏，并被送到哈里发马蒙面前，这位哈里发对其超群的几何学学问大为折服。马蒙盛情邀请利奥到他的宫中讲学，并许以重金，但是皇帝狄奥菲鲁斯(829—842年在位)拒绝放他离开，并任命他为那所“四十殉道者”教堂的公立教师，享有俸禄。这个传奇故事并不是杜撰出来的，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在毁坏圣像运动结束前，只设一个公立世俗学者席位。

此后采取的第二个措施是由恺撒·巴尔达斯(Caesar Bardas)施行的，他在855—866年间担任摄政王，又是佛提乌的赞助人和亲戚。据说世俗科学早在前几任粗鲁无知的皇帝统治期间(他们是毁坏圣像派分子)就已经长期衰落，巴尔达斯对此深感忧虑，故而在被称为马格瑙拉(Magnaura)的宫殿里建立宫廷学校。该学校的校长就是上述大学者利奥，他在此讲授哲学，还设有几何学、天文学、修辞学等其他教席，都分别设立首席教授。被任命的这四大首席教授中只有利奥和语法学家哥麦塔斯(Kometas)多少得到确证。尽管我们得知这个学校播下的种子要在此后上百年才能结出果实，但是我们确实很不了解该学校的活动，也不知道它继续开办了多长时间。此后，学校的信息全无，直到君士坦丁七世统治时，他再度发现各种科学都被忽视，因此恢复了设有四个相同首席教席的学校。他任命的教授中，有三位是宫廷官员(其他的信息我们不了解)，一位是尼西亚主教亚历山大(Alexander of Nicaea)，他教授修辞学，据记载他是卢西恩(Lucian)著作的注释者，但他不是吸引教士注意力的最合适的作者。亚历山大似乎并没有在这个席位上待很久：他后来遭到流放，该事件的背景一直不太清楚。然而，我们了解到，这个皇帝很可能对该校的学生很感兴趣，他从这些学生中招募法官、管理者和都主教。

我们对皇帝涉足教育改革的事情所知不多，仅限于叙述史料中的记载。如果“巴尔达斯大学”(就像它被人们极为夸张地称呼的那样)真的开办了一个多世纪的话，那我们怎么对其后来的活动、教授、毕业生和对于学术界的影响一无所知呢？可以肯定地说，在9—10世纪，希腊文学的水平大为提升，或者说变得更为精致讲究。存在过大约两个世纪的文风得到恢复。正如我们所知道的那样，这种情况在历史写作中表现得十分突出，我们还必须说直到950年前后都没有人继续尼基弗鲁斯(在8世纪80年代)所做的那些努力，尽管它极为平庸。古代晚期的写信技巧和规范格式在9世纪20年代重新流行，并得到忠实的模仿和推广。韵律警句短诗也再度流行，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甚至圣徒传记这种传统上以通俗语言写作以便赢得广大读者喜爱的文体也采取古老文雅的写作方式，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布道词的写作中。所有这些都恰好开始于“巴尔达斯大学”建立之前，也没有得到太多政府的鼓励。

然而，拜占庭学术复兴最重要的成就不在于“促进”当代文学，而在于保护拯救了相当大范围的古希腊古典文学作品，附带也保护了早期基督教文学作品。从西方文化的观点看，甚至应该说这种拯救行动是我们得益于拜占庭帝国最多的地方。除埃及破烂文献中个别零散的残片外(有时候它们相当珍贵)，我们所知道的古希腊古典作品大部分是通过拜占庭手抄本传下来的。假如没有9—10世纪这些默默无闻辛勤耕耘的人，我们就根本不会知道柏拉图(Plato)或者亚里士多德(Aristotle，除翻译文本外)，也不会知道希罗多德(Herodotus)或者修昔底德，更不会知道埃斯库罗斯(Aeschylus)或者索福克勒斯(Sophocles)，更不用提其他那些著名的和不太著名的作家。更进一步说，所有现存有争议的文献都是因为当时在手抄本中重复抄写造成的。凡是没有重新抄写的文献都已经遗失了。但在这里我们必须要做一下说明。

在古代，书籍都写在卷轴纸草上。通常，作品都只写在一面，词与词之间没有断句，用大写字母抄写，不标注重音(这在希腊语中非常容易导致混乱)。为了便利的缘故，每个纸草卷轴都不可能太长，例如《伊利亚特》(Iliad)这部作品，没有一本“书”超过900诗节，相应地约有30个“书页”，这样整个史诗就需要24个卷轴。纸草文书只在埃及生产，相对便宜和保存久远，但是，这种古代的形式也有一些缺点：它所占的保存空间太多，单个卷轴“书”所包含的文献内容太少，而且要想找到某个段落也非常困难。

1—4世纪，装订成册的书籍，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成本书逐渐取代了卷轴纸草书，这是整个文献发展史上最伟大的进步之一。装订成册的书籍能够比卷轴书容纳多得多的内容，特别是它的书页都是由可以进行两面抄写的羊皮纸构成，这样一来，全部《伊利亚特》作品都能够适当地写入一本书中。它节省了书架的空间，还非常容易对某些段落进行标注，这也可能就是为什么基督徒非常喜欢把他们的《圣经》装订成册的原因。为找到当天阅读的内容，你需要做的事情就是在书中插入标记。此外，《圣经》是本超长的书：仅仅《旧约》就有可能长达十几个卷轴书。而装订成册的《圣经》是由羊皮纸做成的书，价格非常昂贵，其原因是它的重要性与日俱增。

埃及地区先后为波斯人和阿拉伯人所占领，纸草的供给虽然并没有完全中断，却大为减少，此后持续了一个多世纪，直到书籍的生产问题得到解决，才又发生新的进步。人们开始使用草写小字抄写书籍，其年代尚不能准确确定，但是可以肯定是在8世纪末之前：现存最早的能够确定年代的书籍是斯塔迪乌斯(Studius)修道院抄写的书，其年代在835年。小写体不能被说成是一项发明，因为草书形式早就被用来书写文件了，但是这种形式一直是特殊的字体，只有受过训练的文书人员才会使用。这种形式需要被接受用于生产书籍，也需要读者逐渐习惯阅读它。这就是说小写体具有明显的好处：书写更加紧密，因此需要的羊皮纸更少；而且书写起来更快，因为书写中不必每写一个字母就抬起笔来。书写形式逐渐转变为小写体的过程也称为文字书写转型，也不是纯粹机械化的，而更像是一种新排版形式的变化。所有的词语都被分开书写，并标注了重音。标点符号的运用也逐渐频繁。此外，原有的章法被打破了。换言之，排版编辑都不得不符合文献本身的要求。直到10世纪中期前后，小写和大写(安色尔字体)混用。此后，安色尔字体除用于标题外几乎很少见了。后来再度发生字体变革，这种安色尔字体无论是在装订成册的书籍还是在卷轴书籍中就都逐渐废弃不用了。

书写字体转变的过程持续了几十年，甚至几个世纪，这一点都不令人惊奇。有证据表明，这个过程从学术领域看首先开始于科学和哲学论文，而后扩展到演说家和历史学家，最后结束于诗人。如果我们试着想象一下从最早时代直到古代晚期的全部希腊成文文献，那么毫无疑问，它经历过逐渐简化精炼的过程：5—6世纪的简化变动远比9世纪的变化大得多，而9世纪所发生的变化的相当大部分已经消失。我们还说不出来这种简化的大概形式，但还是可以提供一些例证。在埃及一些并非主要的学术中心地区，人们发现了一些埃及纸草文书，使我们了解了许多以前不为人知的文学文献，其中最有名的是剧作家美南德尔(Menander)，他也是新戏剧最著名的倡导者，但是在拜占庭时期逐渐默默无闻。约翰·斯托比乌斯(John Stobaeus， 5世纪人)在其名言集萃中引用385位作者的话，其中大部分我们只知其名。(现在人们最为了解的)佛提乌拥有斯托比乌斯这本书的全文本，我们现在仅存其中一部分。(6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斯蒂发努斯(Stephanus)完成的名为《引得》(Ethnica)的地理学地名词典也大体类似于这种情况。

像斯托比乌斯和斯蒂发努斯这样的作家在其参考书目中抄袭了更古老文献汇编中那些不太有名的作家，就算我们承认存在着这种可能性，也情不自禁地要扪心自问，查士丁尼时代哪来的这么多仍旧可以查阅的书籍？在君士坦丁堡，由君士坦丁二世于公元357年以前建造的教堂里有一个世俗作家公共图书馆，476年被大火烧毁，损失了12万卷书籍(是这样宣称的)——如果这些书都是卷轴书的话，这个数字并非不可能。我们尚没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这个图书馆后来是否重新修建，我们也不清楚像吕底亚的约翰(John Lydus，他也是查士丁尼时代的人)这样冥顽不化的研究古董的老学究是从哪里找到所有他引用的那些书籍，尽管有一次他告诉人们，他在塞浦路斯找到了一本《女先知西比尔》的手抄本。牧首图书馆确实是存在的，但是其藏书可能只限于宗教文学(正如我们恰巧了解到8世纪的情况那样)，而且保存得并不太好。9世纪宫廷图书馆的情况我们简要地提到过，收藏有先知书。后来君士坦丁七世把它扩大了，但也是就塞满一所小楼的阁楼。当814年利奥五世下令编纂支持毁坏圣像运动的教会文献书目时，他安排这个活动刻意追求的目的就是建立宫廷图书馆(可能是出于保密的缘故)，但是书籍必须从各个修道院和教堂收罗来。人们得到的印象就是，古老的手抄本源源不断地汇集到许多地方，各个图书馆开展孜孜不倦的搜寻工作后，才能进行抄写誊清工作。其中有些文本甚至可能是在阿拉伯人控制的地区找到的。侯奈因·伊本-伊沙克(Hunain ibn-Ishaq， 9世纪人)是将科学和哲学文献从希腊语翻译为阿拉伯语的著名翻译家，他游历过亚历山大里亚、大马士革和哈兰(Harran)等地，就是为找寻希腊手抄本。

两度担任过君士坦丁堡牧首的佛提乌(858—867年和877—886年在任)是我们下一位观察对象。他一直在有争议的背景下完成其阅读笔记，包括290卷书，对应为380种作品(由于有些卷可能包括几部不同的作品)。这些笔记通常被称为《书目》(Bibliotheca)，涉及的每本书都有几行甚至十几页的相关内容，大多包括该书的内容摘要和读者评价。这些作品大部分是基督教的(233种)，还有147种是属于异教或世俗的。不包括学校的教科书、诗歌和戏剧。另外，藏书具有极大的多样性。这些书的绝大部分非常突出地显示出它们属于古代晚期，更往后时代的书则很少出现。

佛提乌阅读的书中有一半多一点现在已经完全佚失或者仅存残篇，这表明他参考的是这些书古老的抄本，而其中有疑问的(或者大部分)的作品都不被看好，以至于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兴趣进行抄写。使我们感到莫大遗憾的是，他没有告诉我们他是从哪里找到这些书的。如果他的私人收藏就包括这些书，那么他一定拥有一个远比目前人们记录下来的任何其他拜占庭图书馆都更为丰富的收藏。除了这个谜团之外，他那个图书馆收藏的书没有一本完整保存下来，而我们在其弟子恺撒里亚的阿瑞萨斯(Arethas of Caesarea，约860—约939年)的藏书中，还能找到6本手抄本，这也成为别人抄写的对象，我们还能多多少少确定其他25本手抄本来自佛提乌的图书馆。

拜占庭学术复兴的下一个阶段正好是君士坦丁七世(912—959年在位)统治时期，这个时期被称为“博学的时代”，尽管更准确的叫法应该是“编纂的时代”。君士坦丁七世像他的父亲一样天性好学，他被篡位皇帝罗曼努斯·拉斯卡利斯(“一个无知的皇帝”)排挤在权力核心之外，因此有大量闲暇时间投身于他的研究。一旦他回到皇帝宝座(也许在那之前)，便立即开始实施一系列图书整理编纂计划——一批合作者推进了这些计划。历史学家们因此应该心存感激之情：如果没有《礼仪书》《帝国政府》(关于帝国外交关系的论文)和《论军区》(De thematibus，关于帝国省区的研究)，我们对于拜占庭帝国的了解就要少得多。上述三部作品主要是为实用目的编写，但是其内容大部分都涉及古代研究，都关注帝国官职如何运转。其他作品则具有多种多样的特点：《农志》(Geoponica)是本关于古代晚期农业的论文集；《兽志》(Hippiatrica)是本关于兽医科学的论文集。君士坦丁七世似乎还下令编纂一本医学百科全书和另一本动物学百科全书。但是其多项计划中最浩大的一项是通常被人们称为《通志》(Excerpta historica)的编纂计划。这是部从历史学家的作品中广泛挑选出来的摘录文集，涉及从希罗多德时代一直到9世纪“僧侣”乔治(George the Monk)时期的作家。全书是按照主题排列的，每个部分分别标注诸如“皇帝的敕令”“胜利”“公开演讲”“狩猎”“婚姻”和“发明”之类的题目。在53个标注题目的部分中，只有三十六分之一部分地保存了下来，构成6卷本的印刷书籍，因此整部书应该相当于200多卷印刷书籍。唯一可能从规模如此浩大的藏书中获得好处的大概就是皇帝本人，我们可以想象一下，这位皇帝不时地为这个或那个目的从书中寻找着前人事例，也可能是宫廷阴谋，或者是派遣的使节，或者是英勇作战的事迹。

君士坦丁七世对系统知识的痴迷也扩展到宗教领域。我们确实了解到，他曾下令编纂一部被称为《历书》(Synaxarion)的历法，包括众多整理出来的圣徒传记，按照每天纪念某人某事的方式排列，该历法可能成为此后内容更广泛的圣徒传记(共148部)文集的蓝本(这一点我们把握还不大)，据说“大官人”西蒙(Symeon the Logothete)以通用而典雅的希腊语对该历法进行修饰，也就是人们通常所知的易于背诵的改写本历法。最后，还有一部相当于拜占庭百科全书的作品，人们神秘地称之为《词海》(Souda，字面意思是“渠道”)，包括大约3万个词条，按照字母排列：难解的词汇、历史注释、文学诠释、谚语格言等，大部分涉及古代知识。该作品完成的时间可以确定在10世纪末以前，明显受君士坦丁七世的思想影响，尽管尚无证据表明它与他有直接的联系。

我们重构的君士坦丁七世思想影响下的文化活动究竟是什么呢？缺少法律科学的原因在于，对查士丁尼法典这类法律典籍进行希腊语的翻译“清理”活动早就进行了，从巴西尔一世时期开始并在利奥六世时期完成：其成果就是60卷本的“皇帝立法”(Basilica)，其大部分内容是恢复古代立法而非侧重于实用目的。军事科学则早由利奥六世做过整理。至于其他方面，人们得到的印象是，君士坦丁七世一直致力于搜集整理和归纳消化所有有用的知识，其中大部分都可以追溯到古代晚期阶段。其圣徒传记计划造成普遍的混乱，但是其世俗知识计划也意味着其影响很难扩展到宫廷以外很广泛的地方。它只为未来的皇帝及其同时代人提供大量参考藏书。

拜占庭帝国在君士坦丁七世之后再也没有经历另一次文化黑暗时期。并不是所有他能够看到的那些文献都保存了下来，但是人们仍然继续抄写9—10世纪抄写和摘录的大量浩繁的书籍(可能还不仅仅是偶然进行的)，而且继续阅读它们。拜占庭学术复兴不仅挽救了许多古代古典作品，而且还决定着幸存典籍的内容，这一点需要加以强调，因为这是拜占庭人选择的结果。古籍文献并非随意进行抄写，它们被抄写是因为人们认为它们或者是适用于实践的目的(如医药、农业、军事科学、天文)，或者可以作为珍藏珍奇知识的手段，或者可以作为文学风格的典范。此外，还有一个财政因素。阿瑞萨斯有时就记录下他在这些方面的支出金额，使我们了解到，他抄写欧几里得(现藏牛津)花费了14个金币(nomismata)；抄写柏拉图(对开471页)花了13个金币，使用的羊皮纸则花了8个金币；抄写基督教使徒文集(现藏巴黎)花了20个金币，还花了6个金币来购买羊皮纸。这是一笔相当大的花销，超过了最富有的个人能够承担的极限。我们对比一下就清楚了，一个中级朝廷大臣的年俸总额为72个金币。按照今天的物价水平换算(在可比的范围内)，阿瑞萨斯的柏拉图文集大约花费了5000英镑。在文献中尚无学术机构赞助的记载。

考虑到多种局限性，保存下来大量古籍就是相当突出的功绩了，我们几乎没有任何抱怨，我们还能做出什么其他不同的选择吗？拜占庭人与我们的趣味不同，他们对戏剧几乎没有兴趣，喜欢散文更甚于诗歌，他们最讲究修辞：因此埃柳斯·亚里斯泰迪德(Aelius Aristides)大量的作品(现存有超过200个手抄本)只有几个读者，还有卢西恩、希美留斯、里巴尼乌斯、塞米斯提乌斯、赫里修斯等其他许多类似作家也是如此。对辞藻华丽的追求流行一时，甚至超过宗教狂热，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至今只有“背教者”尤里安的演讲和书信，当然还有他的《驳加利留斯》(Contra Galilaeos)。令人惊讶的是，早期的基督教作家很少受到关注，可能是因为人们认为他们过于陈旧，有些人在思想上还是值得怀疑的。殉教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雅典那格拉斯(Athenagoras)、泰坦(Tatian)、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蒙特等作家的文本传统只能从阿瑞萨斯于914年制作的唯一的手抄本中找到。摘引自《致狄阿格内图书信》(Epistle to Diognetus)的文本只保存在此后出现的一个手抄本中，而该手抄本现在也被损毁。至于《赫马牧人书》(Shepherd of Hermas)这个最古老的基督教文本文献，在古代晚期广为流传阅读，出现在4世纪著名的圣徒古籍文献大典中，但是后来人们只能在另一本晚至15世纪的希腊手抄本中找到它。

我们可以通过某些异乎寻常的事例看出通行的标准。我们称之为希腊文集的那种书就是一本包含有4000行警句格言的语录，涉及公元前6世纪到公元10世纪的作家。最初，警句格言就是用来刻写在石碑上的，但是后来它逐渐发展出献词的功能，包括爱情、醉酒和笑话等主题。它在希腊化时期特别流行，第一部警句格言文集就是在这个时期开始编纂的。类似的成果直到6世纪仍然继续出现：黑暗时代前最后一部文集是公元565年以后不久问世的《阿佳塞阿斯格言》(the Cycle of Agathias)，其中使用了大约25位同时代作家的作品，他们大多是律师和行政官员。皮西迪亚的乔治(George of Pisidia)是著名的诗人，他在希拉克略统治时期撰写过几本警句格言文集，后来这种文体就消失了。它再度出现是在9世纪初，当时有一组毁坏圣像派的警句被镌刻在皇帝宫殿入口处，当作一种宣言。圣狄奥多尔逐句驳斥这些警句，他自己还撰写过一本超过100句的宗教题材的警句语录，从而惹上麻烦。此后，拜占庭文人继续写作警句语录，但很少有悲歌哀调(这就反映出警句格言文集的适用标准)，它们通常是十二音节抑扬格诗，这种形式更符合中世纪希腊语的发音。

希腊警句格言产生在宫廷学校的氛围中，最早是由一位名叫君士坦丁·基发拉斯的教士完成的，时间在917年。他的手抄本没有保存下来，但是我们非常幸运地从一本问世不是太晚的“帕拉丁二十三书”(Palatinus 23，现存于海德堡)中得到一部，这本书通常被确定为930—950年成书。它按照不同命题分为15卷，开章的标题为“基督教警句格言”，可能是为恢复民心振奋士气，但是后面的内容变为情人间的恋爱(卷五)，甚至同性恋情(卷十二)，这些倾向显然属于异教。

从拜占庭人的观点看，警句格言非常难得，虽然认为拜占庭人创造了这种文体的意见还是引发出许多有趣的问题。基发拉斯及其一小群合作者如何能够找到这么多古代的警句格言加以使用？我们听说，这群人中有个名叫格里高利的成员，就是从希腊和小亚细亚地区的石碑上临摹碑刻，而且君士坦丁堡还有多种基督教警句格言文集就是直接从纪念碑上临摹下来的。而大量的诗歌肯定是来自多种手抄本。这就意味着基发拉斯不仅能够接触到《阿佳塞阿斯格言》，而且能接触到许多更早的警句格言集，它们甚至可以上溯到公元前1世纪加达拉的梅利埃格(Meleager of Gadara)编纂的《加兰格言》(Garland)。另外，他为什么这么不嫌麻烦？唯一合理的答案就在于，他这样做是为找到学习榜样。但是我们还要问，为什么其中包括性趣方面的格言？可能善良的基发拉斯非常欣赏它们，或者不愿意遗漏掉任何他在途中恰巧得到的古代残句。无论如何，他值得我们感激万分，即便最终凄婉哀歌式格言在拜占庭世界只有有限的未来。

古典学家在看待拜占庭学术复兴时主要对保存古希腊文献感兴趣，而拜占庭帝国史家可能希望问一些有关但不同的问题：这些文献对于那些在9世纪及以后几个世纪阅读它们的人究竟产生过什么影响？读者是否接受这些古代作品的信息和价值呢？几乎没有发现什么迹象显示跨越基督教和异教之间鸿沟的思想苗头。以马可·奥勒留的《沉思录》(Mediations)这部最著名的古代书籍为例。佛提乌完全不了解这本书，而阿瑞萨斯却拥有一个更古老的版本，正如他对此所说的那样，“还不算太破”。他又抄写了一本，而将原有的旧本送给他的主教朋友，并推荐说它具有“很大的教益”。阿瑞萨斯手抄本《阿拉斯》(Alas)现在佚失，现存的版本是14世纪的一个手抄本。还没有记载表明任何拜占庭读者特别为《沉思录》所感动，但是当它们首次在欧洲出版(1559年)时，确实引起一阵轰动。

拜占庭学术复兴的目的应是修复黑暗时代留下的裂痕，并恢复古代晚期考究典雅的文学文化，以及它的语法、规范、韵律，及其多种多样知识广博的补充读物。在这方面，复兴运动是成功的，除了这个被重新塑造的文化之社会基础非常薄弱外，在一个特定时期，所有教育机构和整个帝国各地包括帝国政府职位和更高级教会职位的候选者，可能不会超过几百人。此时只在君士坦丁堡能够进行必要的学校教育。我们也不能指望在这样的环境下出现任何“人文主义”的迹象。只有某些类似于“市民”的公众阶层形成以后，民心才可能开始发生变化，而这种情况直到11世纪中期都没有出现，尔后则出现在非常有限的范围内。

正如我们已经说过的那样，这场复兴运动也对艺术家产生了某些影响。以巴西尔一世创立的王朝名字命名的“马其顿文艺复兴”多少有些误导人，这种现象更多地是受少数学者意见的影响，而缺乏相应的文献证据。而其影响范围也极其有限。众所周知，君士坦丁堡几乎没有保留下来几件9—10世纪的艺术作品：圣索菲亚教堂有一些镶嵌画，其本身令人叹为观止，但是却没有表现出任何与古代明显的联系。还有几座破败的教堂，其中一个是907年建立的君士坦丁·利普斯修道院，其中保存着许多建筑装饰雕刻的残片。事实上，皇宫没有保留下什么艺术品，除了一块镶嵌地板。我们依旧只能靠我们仅有的那点基础材料形成我们的结论，我们了解较多的唯一器物是货币。货币的质量有些许改善，但是仍然属于纯粹的中世纪货币，货币上印的是皇帝和神祇正面的形象，没有出现要恢复古代侧面头像的意向，如同查理曼所做的那样。我们也没有发现任何圆形雕刻的迹象。即使在建筑雕刻中，诸如科林斯柱头这样的古典元素也消失了。“文艺复兴”只是出现在微型艺术中，大部分用来装饰手抄本和象牙雕刻。我们讨论的手抄本数量不会超过十几部，大部分是基督教的内容。这些文本中最古老的是现存于巴黎的纳西盎的格里高利抄本，能被确定为是880年前后的皇室用品。另一本现存于梵蒂冈的《圣经》属于10世纪前半期，是由叫作利奥的国库官员完成的。这一类作品中最晚完成的是(约980年)后来被现代学术界重新确定为几个版本的《圣经》(现在分别收藏于都灵、佛罗伦萨、哥本哈根)，是为一个叫作尼基塔斯(Niketas)的帝国皇帝阁僚抄写的，其最初的原本属于535年。剩下要讨论的手抄本还都不清楚它们的所有者，但都是从皇帝宫廷流传出来的。世俗内容的手抄本中唯一突出的例证是尼坎德(Nicander)有关有害动物的诗集抄本《解毒秘方》(Theriaca)，现存于巴黎。

上述手抄本中的微型绘画或多或少都表现出古代的特征，例如笼罩在蓝色和粉红色的背景中；城市、河流、山川和其他抽象品格的拟人化表现；具有庞培(Pompeian)绘画建筑风格的虚构因素；装饰着彩带和顶端带有花瓶装饰的奉献柱廊。这些很可能是从5—6世纪的蓝本中临摹下来的，带有强烈的虚幻色彩。

同一时期的象牙雕刻数量相当多，但是没有几件可以确定其年代。有一件象牙板描绘罗曼努斯二世(Romanos Ⅱ)于945年迎娶贝尔莎/尤多西亚(Bertha/Eudokia)的场景(现存于巴黎)，还有一件可能是为君士坦丁七世制作的象牙三折板(现存于罗马威尼斯宫)，它们都表明，最好的作品多完成于10世纪中期。它们的古典特征大多表现在身着皱褶长衫的基督教显贵人物形象上。而许多象牙盒匣却与此相反，雕饰着异教神话的场景，展现出的人物矮胖，并不优美，还饰有飞翔的丘比特。

古代时尚到公元1000年前后就已经衰落了。它只局限于珍奇异物，确实很少面向公众，对于当时艺术生产的主流也发挥不了太大的影响，直到13世纪末帕列奥列格王朝时期，才再度复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