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马格达利诺(Paul Magdalino)
中古世界中的拜占庭帝国
780年的拜占庭帝国是其此前疆域的残缺部分，局限于小亚细亚、巴尔干半岛沿海地带和克里米亚半岛，以及希腊诸岛、西西里和意大利半岛南端地区。从基督教地理学角度看，它只占据古代基督教五大教区中的一角。耶路撒冷、安条克、亚历山大里亚三大东部教区，连同叙利亚、埃及和巴勒斯坦等富庶地区早已被阿拉伯人统治了一个多世纪。4—6世纪期间，那里曾是帝国经济和文化的中心。拜占庭人曾经掌控的几个基督教大社区因为皈依伊斯兰教而迅速缩小，与君士坦丁堡的关系越来越疏远；在统治管理和知识学问方面，阿拉伯语取代希腊语成为正统语言。在西欧，帝国在欧洲的大片领土早就归属于罗马教区管辖，西西里和意大利、希腊大陆的其他部分仍处于帝国控制下，但是全都具有新环境的特征，教会的司法管辖已经随着政治版图的变化而扩张发展。拉丁基督教世界的绝大部分也早已脱离拜占庭帝国的控制。自8世纪中期以后，罗马本身及罗马教会在意大利中部的土地实际上不再归属于君士坦丁堡帝国。由于教廷反对帝国的毁坏圣像政策，特别是因为帝国未能保护教廷抵抗好战的伦巴德王国的入侵，教宗就请求法兰克人的加洛林(Carolingian)王朝的新统治者干涉意大利事务。教宗在理论上坚持认为，这是一个帝国取代另一个帝国——正是在这个时期，罗马教会伪造了《君士坦丁的赠礼》(Donation of Constantine)，宣称君士坦丁建立君士坦丁堡时，曾将帝国在意大利的职责委托转交给教宗。然而，实际后果是查理曼掌控了意大利的伦巴德王国，同时也担负起教会保护者的责任。
利奥四世去世后，其遗孀伊琳妮得到监护其子君士坦丁六世的摄政权力，试图停止帝国对基督教世界其他部分的疏远。她重开与加洛林王朝国王联姻的谈判，因为自768年丕平(Pepin)去世，谈判中断了一段时间，双方为君士坦丁迎娶查理曼的女儿洛特鲁德(Rotrud)进行准备。她还更为小心谨慎地终止了拜占庭教会毁坏圣像运动的官方政策，在784年牧首保罗去世后，确定选举塔拉修斯为牧首继任人，后者将与她配合召集大公会议，以便恢复对圣像的崇拜和教会的统一。在这次不成功的君士坦丁堡聚会后，会议最终于第二年在尼西亚就此事务做出决定。但是这个时候，查理曼取消了其女的婚约，逐渐与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南部和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发生利益冲突。788年，法兰克人击败拜占庭人派去扶植伦巴德王阿德切斯(Adelchis)的军队。在这种情况下，查理曼拒不承认尼西亚会议决议就毫不奇怪了，这份决议根本就没有与他协商，在整个文件中根本就没有提到他。
如果拜占庭政府还希望使查理曼与教宗分离，那么情况令人绝望：他们的关系依然紧密如初，其**出现在公元800年圣诞节那个著名的场合，当时教宗利奥三世为查理曼加冕。至于是谁主动提议加冕和谁更为青睐谁这样的问题自此一直聚讼不已，但毫无疑问的是拜占庭帝国遭到严重的冒犯，即便查理曼没有这样一个头衔，他成为皇帝的种种情况也是与现任拜占庭皇帝的业绩相对立和冲突的。794年，他竟然主持了自己的教会改革会议。他还通过一系列极为成功的战争大大增加了法兰克王国庞大的领土遗产。他完全终止了两个民族的政治存在，而这两个民族曾给帝国带来许多伤痛：774年他吞并伦巴德人的意大利王国，791年他入侵阿瓦尔人在多瑙河中游地区的王国，并在795—796年消灭了这个王国，从而为法兰克人夺取了神秘的阿瓦尔人宝藏，这是后者在长期入侵洗劫拜占庭帝国的过程中积累下的战利品和贡品。他还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哈伦·拉希德(Harūn al-Rashid)互派使节，后者承认他是耶路撒冷圣经教会的保护人：查理曼当时给予耶路撒冷教会相当多的好处，而拜占庭政府却完全不能帮助他们。
加洛林王朝在资源和发展程度方面，或者说它对拜占庭帝国造成的威胁不能与阿拔斯王朝同日而语。阿拔斯王朝的疆域从突尼斯到中亚，囊括中东地区所有古代文明中心，控制着地中海与远东之间所有的主要商道。这是世界上最官僚化和城市化的国家。它与拜占庭帝国有着漫长的边界线，从黑海到地中海，伊斯兰教使东正教面临一神论的挑战，而征服基督教世界和使其他民族皈依是其最基本的目标之一。它宣扬对非穆斯林进行圣战，以使他们在精神上得到拯救。阿拔斯王朝以巴格达为都城，具有强烈的青睐伊朗的政治目的，它并没有像其以前的倭马亚王朝所做的那样，把征服君士坦丁堡作为优先的目标，而是以极大的热情推进圣战，哈里发或者亲自率军征战，或者把圣战委任给叙利亚和北非的埃米尔(emirs)。这意味着每年都对小亚细亚进行不间断的洗劫入侵，这个地区有很大部分一直成为战争地带。而在海上前线，地中海的大部分岛屿在9世纪初仍处于基督教控制下，此时遭到越来越频繁的进攻。因此，阿佛拉比德王朝(Aghlabids of al-Ifriqqiya，突尼斯)于827年开始对西西里进行长期占领，同时，从西班牙伊斯兰世界被驱逐的一群政治犯成功对克里特岛发动入侵。这样，拜占庭帝国就丧失了其在地中海中部和西部的两个主要岛屿领地，这对意大利、希腊和整个爱琴海及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区造成了灾难性的影响。
来自加洛林王朝的威胁与此并不一样。阿拔斯王朝和加洛林王朝觊觎拜占庭帝国的希腊-罗马遗产的争夺并没有同时进行。两者都想占有希腊-罗马世界的核心地区，但是它们的政治基地都远离地中海，其文化传统也并不完全认同罗马。两者都非常欣赏古代文化，其宣传家认为，古代的智者以及世界的主宰已经抛弃了希腊人，并找到了新的家园。这样，哈伦和查理曼的相互认可对拜占庭帝国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这意味着君士坦丁堡罗马帝国的继续存在不再成为后罗马世界其他强权唯一的目标，它正在迅速变成三大势力中更小更弱的一个。观察一下公元800年时的世界格局，我们就能得出这样的结论，如果世界末日不会马上到来的话，那么西方的未来在于拉丁欧洲和伊斯兰地区。哈伦和查理曼在文学和民间传说中的形象逐渐变得永恒不朽绝非偶然，因为同时代的拜占庭帝王没有任何一个留下过伟大的名声，只有皇后伊琳妮因为恢复对圣像的崇拜而得到了共同认可。公元800年前后的几十年，拜占庭帝国遭到多次耻辱的军事失败、政变篡位和短命皇帝的统治，他们中除伊琳妮外，都与教会有关系。到813年，形势变得相当严峻，以至于君士坦丁堡和军队中的强力集团说服皇帝利奥五世，使他相信解决问题的办法只能是恢复毁坏圣像政策，因为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似乎就是因为这样做了，才得以维持其长时间的统治，也保证了王朝的顺利继承和军事胜利——首先是战胜了保加尔人。
拜占庭帝国窘迫的处境不仅来源于东方和西方最强大的势力持续施加的压力，而且还来源于北方比较强大的势力施加的压力，帝国与后者共同主宰巴尔干半岛。拜占庭帝国东山再起的最大障碍在于保加尔汗国越过多瑙河进入河南地区，他们以普利斯卡(Pliska)为都城，并以距离君士坦丁堡仅三天路程的希不鲁/马里察河(Hebros/Maritza)流域为其南部边界。780年，保加尔国家就已经在距离拜占庭帝国最近的地方存在了几乎一个世纪，他们乘帝国内乱和抵抗阿拉伯人作战之机不断壮大，这种长期的发展使得汗国成为极其强悍的政治实体。突厥统治精英融合了草原民族的作战风格，斯拉夫农民的农业资源，以及从希腊商人、战俘和叛逃者那里获得的文明技巧。皇帝君士坦丁五世、伊琳妮和尼基弗鲁斯一世都试图通过强化边防和移民定居的方法，扩大帝国在色雷斯前线地区的控制区域，他们确实取得了一些成功，但是当尼基弗鲁斯一世及其军队于811年在萨尔迪卡〔Sardica，今保加利亚首都索非亚(Sofia)附近〕河谷被保加尔汗王科鲁姆(Krum)摧毁后，所有成果都化为乌有。尼基弗鲁斯一世因此成为自瓦林斯(378年)之后第一位在抵抗外敌战争中阵亡的皇帝；而科鲁姆则在胜利后大举洗劫色雷斯，并威胁君士坦丁堡。只是由于他在814年突然死于中风，拜占庭帝国才得以幸免于灭亡，但是，816年订立的“三十年和约”却使边界确定在8世纪中期的位置上，科鲁姆的继承者利用这个和约向北扩张到多瑙河，向南扩张到亚得里亚海。
显然，保加利亚皈依基督教顺理成章：汗王鲍里斯(Boris， 852—889，以及893年在位)于865年前后受洗，教名米哈伊尔，接受拜占庭形式的基督教，这被看作拜占庭外交的胜利。但是，如果不是法兰克人教会和教廷势力出现在这个汗国，拜占庭帝国能否完成保加利亚的皈依还是个问题。另外，这次皈依究竟对拜占庭帝国有利还是对保加利亚有利也是个问题。这位新皈依的国王尽量顺从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和牧首，他充分利用基督教来确定其王国的独立身份，不仅通过发展斯拉夫宗教文学，而且通过建立保加利亚半自治大主教管辖下的新主教区从领土上实现其独立。这个新主教区主要位于边界地区，并因此确定了巴尔干半岛的分裂，这种分裂有利于保加利亚，正像后来人们看到的那样，保加利亚这个名字下被增添了大片土地，从我们今天称为阿尔巴尼亚的中部地区一直延伸到君士坦丁堡心腹地带。当这个新近皈依基督教的国王的儿子继位后，对于拜占庭帝国来说，事情没有得到任何改善。他的这个儿子西蒙曾命里注定要经受修道院生活的磨炼，并在君士坦丁堡接受教育。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种经历，西蒙似乎更愿意标新立异，以便向其臣民中的一些人证明他对异教的怀念，表示他不是拜占庭帝国的傀儡。他有机会从内部观察拜占庭帝国，这肯定使他更希望得到这个帝国，或者对他本人而言，想要得到某些非常类似于帝国的东西。尽管他还受到与拜占庭帝国和平并存原则的约束，但他还是用他33年统治时间的一多半来与帝国皇帝作战，因为他认为他的合理期望受到了欺骗。自913年牧首尼古拉一世极力劝说他在君士坦丁堡城外举行某种为其加冕的典礼以后，他就渴望被承认为沙皇(希腊语称为basileus，斯拉夫语称为tsar)，并确定他的女儿和年幼的君士坦丁七世之间的婚约。其多种抱负都没有实现，但是在努力寻求目标的过程中，他与拜占庭帝国进行外交较量，并不断赢得战争。他并不破坏占领的土地：显然，他的儿子彼得(Peter)继承了一个比10世纪任何欧洲军事强国都稳定统一和运行良好的帝国。皇帝罗曼努斯一世在927年西蒙去世后与彼得达成和约，作为回报他准备将其孙女嫁给彼得，并承认彼得为沙皇，同时支付年贡，还同意保加利亚教会获得大主教区地位。
927年达成的和约持续了四十年。在此期间，保加利亚在鲍里斯·米哈伊尔受洗后一个世纪顺利地发展成为欧洲各国中一个永久确立的国家，至少像那些从查理曼帝国遗留下来的法兰克人国家一样确立无疑。而拜占庭帝国完全反对与之并立共存。君士坦丁七世在944年罗曼努斯一世倒台后，反常地谴责彼得与玛利亚·利卡潘妮(Maria Lekapene)的婚姻。在其有关外交的论著《帝国政府》(De administrando imperio)中，他对保加利亚人的看法，与他的父亲利奥六世在50年前论及战胜帝国敌人的军事谋略时表达的看法几乎完全相同：保加利亚非常明显地被排除在地图之外，以至于在帝国与东欧各种关系图谱的中央地区留下了一个黑洞，既不将其看成是基督教联盟也不将其视作野蛮的外族敌人，而是暗含着把它归入帝国北方的野蛮民族之列，并确定其为帝国军队攻击的目标的意思。10世纪的拜占庭帝国统治者对于煽动异教民族攻击基督教的保加利亚确实并不感到内疚，他们曾利用马扎尔人(Magyars)和帕臣涅格人(Pechenegs)攻击西蒙。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于967年决心不再与彼得续约，因此挑动基辅的斯维亚托斯拉夫(Sviatoslav of Kiev)统领罗斯人(Rus)攻击保加利亚。斯维亚托斯拉夫超额完成了任务，暂时占领了保加利亚，并将彼得之子鲍里斯二世统治下的保加利亚变为其东欧帝国的保护国——他打算从多瑙河流域发号施令。但是，这次罗斯人的占领却给尼基弗鲁斯的继任皇帝约翰一世·齐米斯基斯提供了机会，后者得以在971年大胜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战争中一同清算对保加利亚的新仇旧账：齐米斯基斯班师回朝，在君士坦丁堡举行凯旋庆典。作为庆典仪式的一部分，鲍里斯二世被剥夺了沙皇标志权杖。保加利亚首都普里斯拉夫(Preslav)被改建为拜占庭军事总督的司令部。然而，惨遭羞辱的保加利亚国家保留下了绝大部分的国家组织和社会机体，特别是在西部地区。在齐米斯基斯于976年去世后，帝国爆发内战，保加利亚统治精英聚集在由一群亚美尼亚军官之子组成的领导集团下，拥护塞缪尔(Samuel)登上保加利亚皇位。他使保加利亚先以普里斯帕(Prespa)为中心，后以奥赫里德(Ochrid)为中心，实现东山再起。该王国迫使巴西尔二世花费其统治时间的大半来摧毁。
对保加利亚的征服极大地拓展了帝国的领土范围，消除了君士坦丁堡周边地区的主要威胁，并恢复了爱琴海和亚得里亚海之间跨越大陆的交通路线。约翰一世和巴西尔二世在战争中的胜利使得帝国称霸达两个世纪。当然，这些战争进行得相当艰苦，如果当时帝国没有改善它在其他前线特别是东方前线的地位，那么它很难取得这些胜利，正是在东方，931—968年间，拜占庭帝国对伊斯兰世界的前线局面变得非常有利。这既由于军队作战能力大为提高，还由于拜占庭帝国周边的几个帝国势力减弱，政治混乱。拜占庭帝国在公元1000年时可以被清晰地辨认出就是那个公元800年时的帝国，只是更加强大，而哈伦的帝国和查理曼的帝国都多多少少发生了变化，衰落不堪，形势恶化。阿拔斯王朝和加洛林王朝都四分五裂成许多小国和小王朝，而这两大势力实际上都丧失了强权。伊斯兰世界因为逊尼派(Sunnites)与什叶派(Shiites)等多个教派团体间的宗教争端而分崩离析，叙利亚、埃及、伊拉克和伊朗的地区分裂主义都以王朝的形式表明独立要求，强大的非阿拉伯民族文化传统异军突起，特别突出的是伊朗人和突厥人，他们在哈里发军队中的领导地位使他们越来越占据哈里发国家的核心层。这样，拜占庭帝国此时在其东方前线面对的不是由整个伊斯兰世界资助和招募的圣战者军队，而是各地独立的埃米尔小国，它们虽然好战，就像萨伊夫·道拉(Sayf al-Dawla)统治下的阿勒颇(Aleppo)地方的哈姆达尼德(Hamdanid)埃米尔国一样，但是却难以抗衡强大的拜占庭帝国协调一致的资源力量。在帝国的西方，加洛林王朝已经被几个继承人争夺继承权的内讧压得粉碎，压力还来自维京人(Vikings)、马扎尔人、萨拉森人的入侵，以及好战的大贵族的自卫性暴力冲突。只有在新王朝统治下的东法兰克，法兰克王室通过取得对斯拉夫人和马扎尔人异教徒的战争胜利扭转了局势，并在意大利向拜占庭提出了新的帝国挑战——奥托一世(Otto Ⅰ)于962年加冕为皇帝。然而，这次挑战的目的是结成婚姻联盟，972年，奥托二世(Otto Ⅱ)和约翰一世的女性亲戚狄奥发诺(Theophano)的婚姻实现了这个目标。奥托三世(Otto Ⅲ)便是这次联姻产生的具有一半希腊血统的儿子，他继承了西方帝王的尊严，而保持着明显的东方皇室的做派——就像他在东方的“同僚”，拜占庭皇帝巴西尔二世那样。巴西尔二世曾准备将自己的侄女嫁给他，但恰在此时，奥托三世于1002年不幸早逝。982年奥托二世在卡拉布里亚(Calabria)遭到萨拉森人军队的毁灭性打击，这只能证明自870年以来就已经明显的事实：拜占庭帝国是该地区唯一一个能组织起资源去抵抗入侵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穆斯林的大国。
961年，克里特岛再度被拜占庭占领，这使得重新夺取西西里成为可能。这样，教宗、阿马尔菲、那不勒斯、加埃塔(Gaeta)、威尼斯、贝内文托(Benevento)和卡普阿(Capua)的伦巴德王公，以及奥托王朝的皇帝都不得不承认拜占庭在意大利的(政治)存在的增强，以及与拜占庭帝国的良好关系，都是无法避免的必要。
10世纪的拜占庭帝国不断从其并不完满的实力中获得好处，而这种实力是它在7—8世纪期间为生存而战时建立起来的，相比于那些在公元800年时风头盖过它的大帝国，那个时期的建设把它塑造成拥有强大凝聚力的稳定坚固的国家的榜样。它在领土疆域上比加洛林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更为紧凑，也不像它们都是王朝性国家；也就是说，它不是由王朝建立的国家，其国家认同或存在也不依赖于王朝的存续，或者说是王朝的替代物。它不像其他绝大多数的中世纪帝国是靠咄咄逼人的战争凝聚起来的，因为它们要满足军事贵族对土地和战利品的需求。它具有哈里发国家缺乏的宗教实体：毁坏圣像争端最终以843年恢复崇拜圣像而结束，这场争端将东正教和政治权力牢固地结合在一起。同一时期，拜占庭帝国拥有政府组织机构，即官僚体制、职业化军队和复杂的税收制度，这些在加洛林王朝里都是缺少的。其帝国都城和圣城是同一个城市，这一点无论在拉丁基督教世界还是在伊斯兰世界都不存在。阿拔斯王朝的都城巴格达可能在炫耀财富、学问和朝廷权势方面不输甚至超过君士坦丁堡，但是君士坦丁堡比它古老四百年。那里的建筑物和老规矩仍然是君士坦丁大帝和罗马帝国的有力见证，虽然规模有所缩小，但是在法兰克人和阿拉伯人走上历史舞台以前它就存在了，那个时候的巴格达只不过是个空城，是早已灭亡的波斯帝国建在河边的陪都遗址。就是在这个“君王之都”当时还完好无损的城墙内，拜占庭帝国已经积累了大量政治文化财富，除了远东之外，真是无与伦比。它确实证明着，拜占庭帝国的实力来自它的历史，而10世纪的扩张恰好与帝国当时的复兴政策相一致，政府致力于恢复从古代到6世纪的成文传统制度，并将它们编纂为典籍，同时收集整理的还有成文的和口头的记载，最新的军事、庆典和外交实践文献。
1025年巴西尔二世去世时，帝国的疆域自克里特到克里米亚，从墨西拿(Messina)海峡和多瑙河到阿拉塞斯河(Araxes)、幼发拉底河(Euphrates)和奥伦特斯河。真正能够对这些边境造成严重威胁的只有奥托三世的继承人亨利二世(Henry Ⅱ)和康拉德二世(Conrad Ⅱ)统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他们进攻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领地，煽动地方叛乱，但是由于他们行动的基地远离他们干预的地区而难以发挥作用。拜占庭帝国与其北方的两个近邻马扎尔人和罗斯人的关系整体上看得到改善，主要由于后两者于10世纪末皈依了基督教。罗斯人是从拜占庭帝国接受的基督教，同时巴西尔二世的妹妹安娜(Anna)还成为基辅大公弗拉基米尔(Vladimir)的新娘，而基辅远离君士坦丁堡也避免了随着保加利亚皈依基督教而出现的难解的恶性循环。也是由于距离遥远，一定程度上使得拜占庭帝国得以与什叶派法蒂玛(Fatimid)王朝和平共存，这个国家于969年在埃及夺取政权后迅速崛起成为伊斯兰世界主要的强国。开罗的法蒂玛王朝主要的对头是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尽管拜占庭帝国与法蒂玛王朝在叙利亚发生过冲突，疯狂的哈里发哈基姆(al-Hakim)由于迫害基督徒并摧毁包括耶路撒冷圣墓教堂在内的许多教堂而严重损害了两国关系，但是巴西尔二世在稳定东部前线局势后，一改其前任皇帝尼基弗鲁斯二世和约翰一世的政策，停止收复近东地区的行动，而致力于清算保加利亚人，从而使得和平共处成为可能，在其统治的最后几年，他收复了西西里。
这样，1025年时拜占庭帝国的局势就非常明显地预示出来。甚至25年以后，帝国除并吞埃德萨城(Edessa)和阿尼(Ani)与卡尔斯(Kars)统治下的亚美尼亚王国之外，其东部疆域几乎没有任何扩大。但是到1080年，帝国面临巨大的麻烦，它迅速丧失了对整个亚洲领土的控制，在巴尔干半岛的地位也摇摇欲坠，遭到严重侵蚀。从11世纪末记载这些事件的拜占庭作家开始，有关这次倒霉大难的解释就汗牛充栋。拜占庭显然存在着领导方面的失误和制度上的缺陷，而诊断症状比确诊病因更为容易：20世纪的学者试图从封建主义发展、自由小农破产以及官僚贵族和军事贵族冲突造成的经济衰败和军事无能上解释这次危机——这种解释已经过时了，比11世纪关于那些君主不负责任且无能的统治的说法好不了多少。从结构上看，我们可以说此时轮到拜占庭帝国去经历过度扩张带来的难题：帝国生存的实力从地理学角度观察已经消耗殆尽失去活力，疆域不再紧凑充实，文化上也更多元化，社会组织更为复杂，而帝国正是因为战争的胜利、领土的并吞和安全越来越有保证而发展了社会组织。此时，拜占庭帝国还是同一个帝国，可能比它原来的最佳状态还要好很多，但是它的敌人却突然变得不再是同样的敌人了。拜占庭帝国一直面对着周围那些发展成国家的近邻，它能以优势地位居高临下地成功应对和妥善处理与它们相关的事务。但它还没有准备好对付那些在国家机构之外行动的敌人，例如11世纪中期突破边界入侵帝国的那三个入侵者：帕臣涅格人、塞尔柱突厥人和诺曼人(Normans)。
对帝国心腹首都地区和巴西尔二世取得战绩地区的最急迫威胁来自帕臣涅格人，这个部落联盟自9世纪末就一直主宰着西部的庞廷(Pontic)大草原。帕臣涅格人在其邻近居民马扎尔人、哈扎尔人、保加尔人中拥有可怕的名声，与这些邻居不同，他们顽固地坚持自己的异教信仰和游牧生活。拜占庭帝国征服保加利亚使得帕臣涅格人与帝国发生直接接触，他们遂成为帝国在多瑙河下游主要的邻居。起初，拜占庭帝国以重兵驻守边疆，拒抗他们于境外。但是1033—1036年间他们发动一系列袭击，造成巨大灾难，其中一次甚至突进到塞萨洛尼基城下。此后，米海尔四世(1034—1041年[1]在位)政府制定了三项措施来稳定边防：减少边境巡逻部队的数量；在多瑙河南部地区设立人烟稀少无人耕种的“荒芜地带”；扶植发展边境要塞周围的市场，以便为这些游牧居民提供手工制品和农业产品，不然他们就将发动袭击抢夺这些货物。这些政策似乎发挥了作用，直到1046年帕臣涅格人遭到乌古斯突厥人(Oghuz Turks)的攻击而向西迁徙再未生乱。皇帝君士坦丁九世(1042—1055年在位)试图通过挑动不同酋长之间对立争斗的传统分化办法和治夷之术削弱他们，却意外受挫未能奏效。拜占庭帝国在此后的对抗中更加处于不利地位，被迫于1053年[2]签署“三十年和约”，允许迁徙的部落居民定居在多瑙河南部黑海内陆地区，这个地区非常靠近早年保加利亚的核心地区。拜占庭帝国依旧控制着多瑙河各城镇，但是与7世纪初保加利亚人给君士坦丁堡人造成的灾难类似的梦魇仍然挥之不去。皇帝伊萨克一世·科穆宁(Isaac Ⅰ Komnenos，1057—1059年在位)试图进行更有利于帝国的强制性移民，但没有取得明显成效，到11世纪70年代，帕臣涅格人和当地乌拉赫斯人卷入的一次叛乱使得帝国彻底丧失了对多瑙河城镇的控制权。宫廷政变的阴谋预示着不幸的降临，当1083年“三十年和约”到期时双方恢复相互敌对，帕臣涅格人勾结海姆斯山脉(Haemus)南麓那些怨气冲天的基督教异端社区共同反对帝国政府。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Alexios Ⅰ Komnenos，1081—1118年在位)决定于1087年在海姆斯山脉北部发动战争，以图重新取得约翰一世·齐米斯基斯于971年曾获得的重大胜利，后者就是在德里斯特拉(Dristra)这个地方赢得了他击溃斯维亚托斯拉夫的最后胜利，但是就是在这个地方，此时拜占庭军队却全军覆灭，阿莱克修斯一世侥幸逃脱。双方再度订立和约，确定以海姆斯山脉为边界，但该和约很快就遭到破坏，帕臣涅格人越来越深入色雷斯，1091年兵抵君士坦丁堡城郊。皇帝的部队大量减员，形势极端恶化，只是由于尾随帕臣涅格人的另一个草原民族库曼人(Cumans)大批迁徙抵达这里，局势才稍稍缓和。在这个事件中，拜占庭人买通说服库曼人在莱文农山(Levunion)战役中摧毁帕臣涅格人，但是他们也可能会轻易倒戈，三年后果真成为当地的入侵者。他们取代帕臣涅格人成为帝国北方长期的威胁，1122年，无论是库曼人还是帕臣涅格人的残余居民都大举进入色雷斯地区。皇帝约翰二世·科穆宁(John Ⅱ Komnenos， 1118—1143年在位)在斯塔拉·扎格拉(Stara Zagora)精心设局彻底击溃了他们。这次胜利使帝国加强了自1092年以后恢复的对多瑙河前线的控制。11世纪中期，帝国设想在多瑙河沿岸建设紧靠南部荒芜地带的商贸区的计划似乎重新开始，并取得相当大的成功。直到1185年，多瑙河下游流域一直是帝国最持久稳定的边境区域。这大概还得益于俄国君主某种程度的合作，他们也在多瑙河各城镇的商贸财富中分得一杯羹。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在于，帕臣涅格人和库曼人都是大体类似的敌人：他们都保持游牧生活方式，都持有原始宗教信仰，采取同样的作战方法，保持同样的草原生活习惯，生性就不安分，他们都符合希腊罗马世界有史以来早就认定的同一种民族类型，有学问的拜占庭作家都一直确信所有北方的野蛮人都是斯基泰人(Scyths)，这样的看法也并非没有事实根据。
帕臣涅格人问题尚属能够解决的问题，因为这个问题还在可控范围内：帕臣涅格人并不具备从斯基泰世界其他部分继承来的制度遗产。相反，这与伊斯兰化的突厥人有关，而他们在11世纪中期从东方进攻拜占庭帝国。伊斯兰化的突厥人也属于寻求战利品和永久性新牧场的游牧民族，而小亚细亚恰好能够提供大量的战利品和草场。同时，他们还是具有宗教目的的进攻者，与11世纪中期接收并复兴了阿拔斯王朝的政权具有种族联系。塞尔柱人领袖托格鲁尔(Togrul)的继承人阿尔普·阿斯兰(Alp Arslan)和马利克·萨利克·沙阿(Malik Salik Shah)继承其权力成为哈里发之外的苏丹。他们首先关心的是，将伊斯兰世界重新统一在严格的逊尼派正统派旗帜下，他们最紧迫的任务不是征服拜占庭帝国，而是重新统一法蒂玛王朝。他们乐于使游牧的突厥人的掠夺活力转移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拜占庭的基督教领土，而不是放任他们生活在伊拉克、伊朗和叙利亚那些定居的穆斯林民众中。正是游牧民族无拘无束的扩张性和来自伊斯兰最高权力的集权制度两者的结合，使得这个时期的突厥人成为如此可怕的威胁，而拜占庭统治当局则忙于自己内部的稳定，无暇他顾。特别是各式各样没有固定匪巢的匪帮军阀同时进行的入侵，也使得集中抵抗和资源调动变得异常困难，最终，当在位皇帝将首要精力集中到东部前线时，他采取的抵抗入侵行动就使他于1071年在曼济科特(Mantzikert)战役中与苏丹阿斯兰进行直接决战。罗曼努斯四世·戴奥真尼斯(Romanos Ⅳ Diogenes)遭到惨败，在战争中被俘，这是自尼基弗鲁斯一世在二百六十年前阵亡以来拜占庭皇帝在战场上遭遇的最为屈辱的失败。根据双方签署的和约，苏丹仁慈地释放了罗曼努斯四世，而没有提出过多的领土要求，但是皇帝被释放却引发了他和君士坦丁堡统治当局之间的内战，因为朝廷拒不接受罗曼努斯四世而倾向于米海尔七世·杜卡斯(Michael Ⅶ Doukas)。尽管米海尔七世的政府试图孤立罗曼努斯四世，但是却没能维系住整个军队的忠诚。当内战再度爆发时，突厥人不仅未遭遇抵抗地大举进军，而且在拜占庭将领的引导下，深入小亚细亚内陆——这些将领千方百计招募突厥人来对抗君士坦丁堡的皇帝。由于内陆各地城乡有一个多世纪没有遭受外敌侵袭，因此也都没有做好自卫的准备，而地方大地主不是从捍卫他们自己的地产出发而是从朝廷中寻求各自的利益。这样，曼济科特战役胜利后20年，突厥人便在小亚细亚西部沿海地区立足定居，他们的占领活动不断推进，超越游牧生活的阶段：这个塞尔柱族群的一个分支，在君士坦丁堡的亚洲腹地尼西亚城高大的罗马式城墙保护下，正在发展成为独立的苏丹国家的领导核心，同时在士麦那(Smyrna)港口城市，一位曾在拜占庭军中服役过一段时间名叫查察斯(Tzachas)的埃米尔建立起自己的舰队，他打算凭借这支舰队夺取爱琴海各个岛屿。
自1092年以后，形势发展对拜占庭帝国有利，马里克的去世使塞尔柱苏丹国加速分裂为几个公国。阿莱克修斯一世于1094年消除库曼人对巴尔干半岛的威胁后，就能够将其全部注意力转向东方。第一次十字军东征部队于1096—1097年陆续到达，他们是应他对教宗乌尔班二世(Urban Ⅱ)的请求，来帮助他收复尼西亚的。为了激励他们继续向安条克推进，皇帝的军队完成了将突厥人驱逐出安纳托利亚西部和南部沿海平原及河谷地区的任务。然而，阿莱克修斯一世却没有从十字军最新取得的胜利中获得任何好处，后者也确实使皇帝收复东方失地的计划极大地复杂化了。除1137—1180年间经常脱离帝国控制的小亚细亚东南中心区奇里乞亚被收复外，11世纪末形成的边界都没有向外进一步扩张。鉴于这个中古帝国在收复其他地区上的胜利，这次它收复内陆核心区域的计划遭到失败似乎可能令人震惊。在皇帝阿莱克修斯一世·科穆宁及其儿子约翰二世和孙子曼努埃尔一世(Manuel Ⅰ)统治下，拜占庭帝国恢复了其作为巴尔干半岛、爱琴海和广阔地中海区域强国的地位，他们不仅能建立人数众多的军队、令人印象深刻的舰队，而且拥有似乎无穷无尽的大笔黄金。
有两个原因可以用来作为解释。首先，帝国在对付游牧民族持续不断的洗劫及对平原地区的入侵时，开展了更频繁的进攻而不是单纯的防守；但是通过观察一次浩大但灾难性的远征，可以看出阿莱克修斯一世、约翰二世和曼努埃尔一世发动的所有战事被证明基本上都是报复性的打击而不是系统的收复行动，但这些一时性的收复战果还是产生了巨大的声望。其次，拜占庭帝国极力挑起两大突厥人国家之间的对立斗争，它们正在争夺对各个突厥游牧部落的最高统治权力：罗姆(Rum)的塞尔柱苏丹国在第一次十字军战争后重新入主小亚细亚南部中央地区，并以伊克牛(Ikonion， Konya)为其都城；而由名叫达尼什蒙德(Danishmend)酋长建立的酋长国则定居在这块草原的北部和东部地区。尽管拜占庭人的利益在于维持两大势力之间的平衡，但是帝国还是更加倾向于支持塞尔柱苏丹国反对达尼什蒙德人，因为后者更加尚武好战，崇尚圣战，正如他们大多数人采用的名字杰哈泽(Ghazi，为真理而战)显示的那样。1161年，当塞尔柱苏丹基利希·阿斯兰二世(Kilic Arslan Ⅱ)前往君士坦丁堡寻求曼努埃尔一世援助时，这位皇帝在一份条约中正式接受苏丹为义子，条约规定后者将归还帝国所有他从达尼什蒙德人那里夺取的土地，作为其慷慨补贴的回报。但是塞尔柱人并没有履行他在这份协议中许下的诺言，而是将整个小亚细亚突厥人领土都纳入其统治下，从而迫使曼努埃尔一世改变原有的政策。1175年，这位皇帝在多瑞莱昂(Dorylaion)和叟不莱昂(Soublaion)两地建造和修缮边防要塞，将边境线推进到这里的高原地区。次年，他亲自率领庞大的远征军征服伊克牛，但是不幸在迈留克发隆(Myriokephalon)山口遭到经典式伏击，惨遭败绩。这是唯一一次真正试图通过直接军事对抗收复突厥人占领的小亚细亚的努力，但是却以耻辱的失败结束。
这样的正面冲突以前从未发生过，这也可以通过下述事实加以说明，再度占领安纳托利亚地区只是从政治上收复东地中海地区之更大战略的一部分。该战略聚焦于塞尔柱苏丹国东部各地，这些地区是拜占庭帝国于10世纪从阿拉伯人手中收复的，并重新在此安置了亚美尼亚人和叙利亚人。突厥人进入小亚细亚大多绕道避开这些地区，因此使得当地的亚美尼亚人贵族相对完好无损地掌握着该地区的军事指挥系统。亚美尼亚贵族驻留该地非常有利于第一次十字军向东进军，也有利于他们在埃德萨和安条克等地建立十字军国家。拜占庭帝国在当地残留的军事设施为帝国收复该地提供了有利的基础，因此，拜占庭当局投入重金努力收复安条克就很好理解了。从更广泛的角度看，十字军首先在埃德萨和安条克，后来在耶路撒冷和的黎波里(Tripoli)建立的国家能够存在本身就是对拜占庭帝国作为东方基督教帝国的挑战。由于帝国具有的可靠声誉和安全保证，它就不得不行使对这些西方基督教世界前哨站的某种统治权，此时它们分布在拜占庭帝国的东西两侧。
11—12世纪对拜占庭帝国构成第三个重大威胁的外部挑战来自讲拉丁语的西方。这个挑战不是来自神圣罗马帝国的复兴，而是来自9—10世纪西部法兰克王国解体期间形成的富有攻击性的新国家。11世纪初期出现在意大利南部拜占庭帝国领地边界地区的诺曼人冒险者，是一些作为加洛林王朝臣属而定居在塞纳河(Seine)河口的维京人的后裔。他们对意大利历史和拜占庭历史的影响反映在他们既有维京人的血统又有法兰克人的背景。他们一方面是奴役他人的剥削者和既无长久忠心也无固定居住地的雇佣军，抵抗任何雇佣他们作战的势力，不论是拜占庭帝国、教廷、卡普阿和贝内文托的伦巴德君主，还是反对拜占庭统治的阿普利亚人(Apulian)起义者——不仅仅是拜占庭作家把他们看作邪恶得难以言表的野蛮人；另一方面，他们又深深地植根于重视骑士荣誉和宗教变革的后加洛林文化之中，具有强烈的领土意识，通过重新建立封主封臣的社会结构来强化其领地统治，这种关系是他们从“封建的”法国带来的。当他们逐渐定居下来时，就获得了当地宗教家族和宗教领袖勉强的认可，最终包括教宗也承认他们作为教会臣属的潜在价值，因为他们能够比德意志人或者拜占庭帝国更好地捍卫教廷的利益。意大利南部诺曼人的崛起恰好与教廷和这两大势力关系的日益紧张同时发生：教廷因为与亨利四世(Henry Ⅳ)为首的少数派交恶并导致后者敌视教会改革而与德意志人关系紧张；又因为争夺意大利南部教区管辖权的长期争端而与拜占庭帝国关系紧张——同时伴随着关于教义信条、教宗至高地位和宗教礼仪方式的争执，这最终导致双方于1054年戏剧性地互相开除教籍，这个事件传统上被看作东西两大教会分裂的起点。1059年，教宗尼古拉二世(Nicholas Ⅱ)承认诺曼人领袖罗贝尔·吉斯卡尔(Robert Guiscard)为阿普利亚公爵。后者与其弟弟罗杰(Roger)以牺牲拜占庭人、伦巴德人和穆斯林的利益为代价，发动了对意大利南部和西西里的占领行动。
1071年4月，也就是在拜占庭军队惨败于曼济科特战役的四个月以前，罗贝尔·吉斯卡尔夺取巴里(Bari)——一座海港城市，完成了其对拜占庭(意大利)主要领地的征服。拜占庭帝国对此的反应是提议结成婚姻联盟，吉斯卡尔最终于1074年同意联姻，两年后，他将自己的女儿奥林匹娅斯(Olympias)送往君士坦丁堡与米海尔七世的儿子成婚，当时这对年轻人都到了结婚的年龄。这个事件表明拜占庭帝国衰落到何等程度，也表明吉斯卡尔作为一个没有领地的军阀从一开始就强势崛起，他竟然拒绝以未来可能的女婿关系来继承拜占庭帝国皇位的机会。拜占庭人显然担心遭到入侵，但是他们确实希望吉斯卡尔帮助他们与突厥人作战。这里我们观察到拜占庭帝国与西方关系中存在着一种深刻的而且可能是重大灾难性的矛盾：拜占庭帝国坚持利用西方社会中的特有因素，而它却根本无力对抗这个社会。帝国不顾其与吉斯卡尔和其他诺曼人交往中的糟糕经历，继续招募诺曼人和其他西方骑士，并笃信能够靠自己的经济能力控制住他们。史料自然没有记录下很多效忠于帝国的人，而那些制造麻烦者获得的公众声誉却表明，拜占庭帝国严重低估和忽视了西方人不打算参与拜占庭梦想的程度。
1078年，米海尔七世被推翻，这为吉斯卡尔提供了一个以支持其盟友为借口入侵巴尔干半岛的黄金机会，他在教宗格里高利七世(Gregory Ⅶ)的支持下于1081年采取行动。在此后四年的战争中，阿莱克修斯一世总的来说处于吉斯卡尔和他的儿子伯厄蒙德(Bohemond)造成的严重不利局面中，只是由于吉斯卡尔死于瘟疫才使拜占庭帝国解除半岛地区的主要威胁，其入侵的舰队也因此遭到重创，巴尔干半岛的领土现在能够向帝国提供大量资源。即便如此，阿莱克修斯还是毫不犹豫地向西方基督教世界的骑士发出求援呼吁，其中包括伯厄蒙德和其他意大利南部的诺曼人，请求他们帮助他从突厥人手中收复小亚细亚。目前，人们普遍达成的共识是，教宗乌尔班二世于1095—1096年游说号召发动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以响应拜占庭皇帝的求援。如果有关这一事件的基本史料没有提及皇帝的请求，那只是因为双方都打算忘记它：拉丁人并不想承认这个“邪恶的皇帝”在他们英雄般的神圣伟业中有任何正面的作用，他只是扮演了负面的角色，而拜占庭人则只想把这个事业描述成是对帝国内政不请自来的干涉行动，是设法降低对帝国损害的一个成就。如今有些事情变得特别清楚，伯厄蒙德违背诺言占据安条克是他与阿莱克修斯一世私下达成非正式协议的结果。他以前曾向皇帝发誓将所有十字军收复的前拜占庭帝国领土都归还皇帝，但后来阿莱克修斯一世没能参加十字军对安条克的联合围攻，因此允许他占据该城；而皇帝是听信了包括一位十字军领袖在内的临阵逃脱者的说辞，认为当时的局面毫无希望，无可挽回，所以才没有参加围攻。
无论十字军应召而来的目的是什么，对于拜占庭帝国而言，这次行动的结果是意大利南部诺曼人的征服范围向东扩展，并极大地加深了两大教会之间的分裂，因为拉丁主教将希腊教士全都赶出叙利亚主教区，以前这里从来没有被置于罗马教区的管辖范围内。阿莱克修斯一世确实在十字军中寻找到其他盟友，他拥有向伯厄蒙德施加军事压力的实力，但是伯厄蒙德却设法将自己的行为与整个拉丁基督教世界联系在一起。1105年，他返回欧洲，在教宗的支持下重新招募军队，1107年他率领这支军队渡过亚得里亚海，打算在返回叙利亚的途中征服拜占庭帝国。阿莱克修斯一世避免与这支入侵军队发生正面冲突，而是诱使它困于阿尔巴尼亚(Albania)山区中。他迫使伯厄蒙德在1108年的“迪沃尔协议”(Treaty of Devol)中签订和约，如果它真的生效的话，那么安条克将回归帝国，同时所有在突厥人边境地区立国的法兰克人都将成为皇帝的封臣。然而，伯厄蒙德并没有返回叙利亚，其继承者也拒绝承认这个协议。
阿莱克修斯一世及其继承者从来没有真正放弃这样的想法，即认为拉丁欧洲具有的扩张主义能够用来为帝国的利益服务。然而，整体上看，12世纪拜占庭帝国对拉丁世界的政策是防御性的，其关注的问题在于，接受他们曾经从诺曼人入侵和十字军造成的破坏中得到的安全教训。其中一个教训是不能把法兰克人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建立的殖民地与拉丁欧洲的其他部分分开处理。另一个教训是需要采取先发制人的外交手段，以阻止意大利南部君主对叙利亚进行干涉或对拜占庭帝国发动新的攻势。为了实现这个目的，阿莱克修斯一世及其继承人与德意志皇帝建立友好关系，而后者自有其历史理由拒绝承认诺曼人对意大利南部的占领，也拒绝承认吉斯卡尔的侄子罗杰二世(Roger Ⅱ)于1140年从教宗那里接受的王室头衔的合法性。诺曼人入侵还突显出在帝国臣属国塞尔维亚和匈牙利王宫中开展针对诺曼人的外交活动的必要性：1105年，阿莱克修斯一世安排其子约翰二世与匈牙利公主结婚，这是两大王朝之间如果不是敌对的也是紧张关系的开端。最后一个教训是，与诺曼人和十字军的多次冲突已经表明帝国难以完全依靠自己的战舰，必须要有能力召集其可靠盟友的海军。因此，在与吉斯卡尔开战期间，阿莱克修斯一世与威尼斯签订重要的协议，授予威尼斯人前所未有的特权，以换取后者的援助。在其他规定中，最重要的是允许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建立商贸特区和滨海特区，以及免于支付10%销售税的免税权。威尼斯共和国和阿马尔菲共和国正式臣属于帝国，并在拜占庭帝国一直保有商贸特区达两个多世纪之久。阿莱克修斯一世对威尼斯的授权将其商贸特区置于新的基础上，亦为后人确立范例，也就是类似后来给予比萨(Pisa)和热那亚(Genoa)的不那么慷慨的特权，这样就极大地增加了帝国境内意大利人的数量，并使拜占庭大量的商业贸易落入意大利人之手。
由于第二次十字军东征的一系列事件，为应对拉丁基督教世界扩张而开展的积极外交之必要性进一步得到强化，这次十字军肇始于1145年，是对穆斯林夺取埃德萨城这一导致十字军国家相继倒台的第一个灾难性事件的回应。这次，十字军由法王路易七世和德王康拉德三世率领，他们在统领其庞大部队通过君士坦丁堡时只对年轻的曼努埃尔一世表示尊敬，而不把其他任何东西放在眼里。西西里的罗杰二世乘此危难之机夺取科孚岛(Corfu)，并放纵其军队彻底洗劫希腊本土。十字军东征中的多股部队在小亚细亚被突厥人剿灭，这丝毫无助于提高拜占庭帝国的声誉。这次教训是，拜占庭帝国不能承受被孤立的境地，不得不阻止再度进行的大规模十字军东征。这个插曲也强化了意大利特别是其南部地区对于帝国在巴尔干半岛的安全的战略重要性。曼努埃尔一世的主要目的是与神圣罗马帝国分割意大利，拜占庭帝国将在这一瓜分中获得亚得里亚海沿海地带。然而，他对这个目标一厢情愿的追求在取得了最初几次胜利后便遭到失败，而且还惹恼了德意志新任皇帝“红胡子”腓特烈(Frederick Barbarossa)，后者的帝国复兴计划完全排除拜占庭帝国参与的可能性。曼努埃尔一世被迫将腓特烈视为其主要的敌人，并与包括教宗，其宿敌诺曼王国、匈牙利、意大利各地的几个君主和城市，特别是十字军国家在内的其他西方势力结成关系网，为此他将自己的两个侄女嫁给耶路撒冷国王，并迎娶安条克公主作为其第二任妻子。其慷慨的金钱援助和从穆斯林手中赎回战俘都有助于维持拉丁殖民地的防卫，特别是在他们处于努雷丁(Nureddin)和萨拉丁(Saladin)统率下的“反抗十字军”势力威胁下的时候。1170年建立的法蒂玛王朝和此后萨拉丁对埃及和叙利亚的统一使得耶路撒冷王国的灭亡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该王国没有迅速灭亡还多少有赖于曼努埃尔一世的支持。
科穆宁王朝的内部实力和阿莱克修斯一世、约翰二世、曼努埃尔一世活跃的外交活动使帝国已经收缩的边境地区更为稳固，并使帝国周边地区形成一圈多多少少对其敬畏有加的邻国，其中甚至包括罗姆苏丹国。拜占庭帝国在1180年曼努埃尔一世去世时看起来令人印象深刻，因为他刚刚为其子阿莱克修斯二世和法兰西国王的女儿举行完订婚典礼。但是这个儿子年纪尚幼，而摄政的政府当局很不得人心，从而在1182年的一次暴力政变中被推翻；三年后，篡位皇帝安德罗尼卡一世·科穆宁(Andronikos Ⅰ Komnenos)死于民众骚乱，其继承者伊萨克二世·安耶洛斯(Isaac Ⅱ Angelos)虽然幸免于多次叛乱，但是在1195年的宫廷阴谋中被其兄弟阿莱克修斯三世所取代。这次混乱的皇位继承斗争削弱了王朝的延续性和稳固性，拜占庭国家当时的实力恰好越来越依赖于王朝的稳固性。好战而具掠夺性的邻国和野心勃勃的臣属看到了他们的机会。1185年，西西里人对帝国心腹地区的攻击被击败，一些被占领的城市如地拉修(Dyrrachion)和塞萨洛尼基也先后被收复，但是拜占庭帝国的边远地区开始被侵蚀。匈牙利国王和突厥苏丹夺取了一些边境地区；塞尔维亚人和亚美尼亚君主摆脱了帝国的宗主权；被驱逐流亡的帝国奇里乞亚总督伊萨克·科穆宁(Isaac Komnenos)在塞浦路斯建立起独立政权。最糟糕的还是海姆斯山区的弗拉赫人(Vlachs)，他们在彼得·阿森(Peter Asen)和伊凡·阿森(Ivan Asan)两兄弟领导下发动起义，在多瑙河北岸库曼人的支持下，凭借其坚不可摧的山地要塞之利，击溃了所有帝国军队的反击，并向南部色雷斯地区扩张。君士坦丁堡腹地暴露在敌人的洗劫攻击下，他们刻意重新建立西蒙和塞缪尔的保加利亚帝国，但是却丝毫不考虑是否得到君士坦丁堡的承认。就像与他们同时代的塞尔维亚君主斯特凡一样，彼得和伊凡的兄弟及继承者，保加利亚的卡罗甘(Kalojan，或称Johanitza)设法从教宗英诺森三世(Innocent Ⅲ)那里获得了王冠。
曼努埃尔一世之后的拜占庭统治者打破了帝国与十字军国家和十字军运动结成的盟友关系，从而给自己平添诸多难题。这种改变很可能就是萨拉丁迅速崛起和曼努埃尔一世去世后随即发生的反拉丁人行动的必然结果，当安德罗尼卡一世登基夺取皇权后，君士坦丁堡爆发屠杀拉丁人的骚乱，将这一行动推上**。无论是安德罗尼卡一世还是伊萨克二世似乎早就希望与胜利的萨拉丁结盟，这样能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既给东正教教会也给帝国带来实质性好处。但是这种期望只是幻想，而拜占庭帝国为实现梦想放弃了阻止、改变或者影响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机会，这次十字军东征是耶路撒冷于1187年失陷于萨拉丁后必不可免的后果。而且，伊萨克二世由于试图阻止腓特烈率领下的德意志十字军部队通过帝国疆域进军西亚，招来十字军之敌的恶名，这对拜占庭帝国而言并非善事。它可能影响了另外一位十字军领袖、“狮心王”理查一世(Richard Ⅰ)。他在夺取了“反叛者”伊萨克·科穆宁的塞浦路斯岛后，决定不将此岛归还帝国。这一恶名还使得巴巴罗萨的儿子亨利四世对拜占庭帝国抱有怨恨，后者在其父亲意外死于十字军征讨途中后接管了西方的帝国。亨利四世将西西里王国纳入其在意大利中部的统治范围，从而成为地中海世界最强大的统治者。即便他并没有打算真的实践其征服拜占庭帝国的威胁，他确实还是决心要迫使拜占庭帝国偿付新一次十字军东征的开销，为了完成第三次十字军未竟的事业，他鼓动组织新十字军。1197年他突然去世后，这个计划就不得不被放弃，而教宗英诺森三世煽动起来的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最初打算从威尼斯航海直奔埃及，根本与拜占庭帝国毫无关系。但是，当这支十字军面临财政困难时，特别是当帝国皇位的觊觎者、被废皇帝伊萨克二世的儿子阿莱克修斯到处寻求帮助，以推翻在位皇帝阿莱克修斯三世时，让拜占庭帝国埋单的想法就很有**力了。结果是这次十字军转向，最终攻占君士坦丁堡并由十字军骑士选举出一位拉丁皇帝。
土地、海洋和人民
780—1204年间，拜占庭帝国的版图变动剧烈。不仅帝国疆域的扩张和收缩非常大，而且其疆域的重心及中央地带也完全从小亚细亚转移到巴尔干半岛。与此同时，某些基本特征并没有改变。其地理地貌仍然保持着地中海北部地区的典型特征，主要为农业经济，重点生产麦类、酒和橄榄油，辅之以多种多样的畜牧业和未开发的森林和湿地物产。拜占庭帝国自给自足，除了远东的香料和俄罗斯的毛皮外，能生产满足自身需要的所有物产。其经济支撑着众多人口，在此期间其人口增加了一倍，伴随着持续不断的移民运动，构成希腊人、亚美尼亚人、叙利亚人、犹太人、斯拉夫人、阿拉伯人和突厥人的民族融合。特别是，帝国主要疆域边境的扩张和收缩由于其海岸、首都非常稳固而得到平衡，其领土资源的调度符合国家利益。
尽管帝国海岸线的伸展和收缩伴随着领土的扩张和丧失，但是，在780—1180年间，帝国却控制着地中海北部沿海和黑海沿岸地区。其海岸线比起阿拔斯王朝和加洛林王朝统治极盛时期并没有短很多，而其大片领土，则比任何其他中古国家都要大得多。拜占庭帝国所有最富庶肥沃的农业区域，以及帝国的城市中心区都靠近大海，其沿海地区与公元前7—公元前6世纪时希腊人的定居区和殖民区几乎完全吻合：航海是运输和交通最有效和经验最丰富的方式。从这些事实看，大海显然对于财富、生存和拜占庭帝国真正的身份认同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然而，可能会令人大为惊讶的是，航海和海上交通在拜占庭当局的政策、社会和文化中似乎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海军在帝国军队武装体系中远未能达到“高级部队”的地位，在众多企图夺取权力的军事将领中，只有一位是舰队司令，海上商贸也从来没有明显地成为获取巨大财富和社会地位的重要手段或者可利用资源，这与威尼斯、阿马尔菲、比萨和热那亚等意大利航海城市形成鲜明对比，这恰好掩盖了帝国海军能力的缺陷。帝国对大海的依赖性和对航海活动的蔑视之间存在明显反差，这部分地来源于古代世界的遗产，特别是受罗马帝国的影响，因为后者拥有庞大的陆军和地主元老贵族群体。陆军和小亚细亚内陆地区在抵抗阿拉伯人的生死斗争中发挥核心作用，这也决定性地强化了土地的重要性。军区制各部队都驻扎在陆地上，中世纪拜占庭帝国的显贵大家族也都有各自的地产、随从和从事战争的机会，以及他们光辉的历史。我们很难归纳概括像安纳托利亚大草原那样幅员广阔地区的经济状况，这个地区的一些地方毫无疑问拥有很高的农业产量。同样，很多地方也适合于畜牧业，特别是在阿拉伯人入侵的艰难环境中，无论当地如何进行生产，唯一能够在任何条件下都赢利的主要就是那些能够自己跑动的牲口。用来支撑驻扎在那里或者途经当地前往东方前线的军队的东西还必须包括其他物资。因此，8—11世纪的拜占庭帝国可以说具有两种经济，一种是小亚细亚内陆经济，另一种是沿海地区经济。前者被陆地包围且与东方防务和东部前线相连接，随着突厥人对安纳托利亚大草原的占领，帝国的这个地区丧失殆尽。而这种损失并没有从帝国在西部收复巴尔干半岛内陆后得到补充置换，帝国再没有像在古代晚期那样把这个地区当作家园。安纳托利亚地区长期享有的优先地位阻碍着帝国与爱琴海和黑海内陆地区经济的完全契合及其投入，而这个区域的经济支撑着帝国花费高昂的外交支出和雇佣军部队的军饷，负担着皇家和教会精英奢华的消费，养育着君士坦丁堡日益增多的人口。
君士坦丁堡的人口在780年时达到7万人，到1204年可能增加到30万人，该城市成为爱琴海和黑海地区出产的食品的主要消费地，而皇宫则完全像个都城里的小城市，那里进行着整个希腊大陆大部分的丝绸生产，它还是11世纪和12世纪整个欧洲主要的手工业中心。君士坦丁堡通常被称为“皇城”和“大都市”，这里不仅驻扎着皇室和教会最高权力及其施政官僚机构，还是拜占庭帝国基本身份认同的标志。从文献中看，它是帝国疆域内所有城市中花费最大的城市。10世纪的一位阿拉伯旅行家对拜占庭小亚细亚地区人烟稀少的农村和伊斯兰世界人口密集的城市之间的差异感到震惊。12世纪的作家对于他们耳闻目睹的情况，特别是对该城欧洲一侧城区的印象更为深刻。但是，除了塞萨洛尼基这个可能的例外，曾经是君士坦丁堡之外可供选择的中心城市只有安条克，特别是在969—1085年间它重新归于帝国统治时期。12世纪之前，当希腊大陆各城市随着意大利商贸活动的扩大而扩张时，人们发现最繁华的城市中心都集中在边境地带：例如在意大利(如阿马尔菲、威尼斯和巴里)、多瑙河下游沿河地区和克里米亚南部地区、亚美尼亚、小亚细亚的阿塔莱亚(Attaleia)和特拉布宗，这些城市都是与东方伊斯兰世界进行贸易的主要进口地。
帝国边缘地带出现的这种城市繁华现象部分是由于中心地区强制税收造成了困难，另一方面也是当局格外关注边境地区安定的结果。拜占庭帝国并没有发达的政治理念，也没有现代专制国家残暴的国家机器，它只在有限的范围内推行国营经济。但是，没有任何人力或物质资源不是在国家宣称的控制和剥削范围之内，也几乎没有什么经济或社会制度不是来源于政府出于政治目的进行的资源调配。到12世纪，这种调配的性质发生了变化，世俗和教会权贵越来越多地控制其份额，他们或者享有免除日益增加的税收和劳役负担的权利，或者被授予越来越多收归国有的大量地产。然而，目的都是相同的：最大限度地进行经济剥削和军事招募，确保君士坦丁堡的城市防护和物品供应，确保皇帝统治。拜占庭帝国如同所有其他中世纪的政府，始终关注防止农民弃耕农用土地，保持农耕地的生产。帝国可能比其他大多数中世纪国家更注意通过从一地向另一地大规模移民来解决劳动力、兵员和安全的问题。拜占庭帝国还非常有效地保持其贵族阶层的稳定，他们依赖中央朝廷维持各自的富有和地位，在这个方面帝国是无与伦比的。9—10世纪，几个把控着主要军队司令职位的小亚细亚大家族看起来都在逐渐变为像中世纪西欧封建贵族一样的土地权贵，他们拥有强大的领地权力基础，拥有当地大地产和地方武装。但是，在这些大贵族中的福卡斯和斯科莱罗(Skleros)两大家族于976—989年几乎就要夺取皇帝巴西尔二世的皇位后，巴西尔便千方百计设法削弱贵族和土地之间的联系，没收他们的产业，取消他们通过购买和馈赠得到土地的机会，让他们接受短期的军事调令离开各自的地方。许多重要的拜占庭大家族一直保持着强有力的地方根基，特别是在亚得里亚堡和特拉布宗等地。但是11—12世纪的拜占庭上流社会整体上明显缺乏地方主义和地方观念，这可能造成了拜占庭在小亚细亚地区统治的瓦解；很明显，这也对帝国能在如此众多高级官员失去领地后仍然长期存在产生了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