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特丽夏·卡林-海特(Patricia Karlin-Hayter)

毁坏圣像运动字面上的意思就是捣毁圣像，是特指禁止绘制和崇拜画有上帝和圣徒圣像的运动的专用名词。我们通常将对立的一方称为崇拜圣像派，虽然这个词汇在希腊语中没有对应的说法。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于726年或730年由皇帝利奥三世发动，787年摄政皇后伊琳妮彻底推翻毁坏圣像政策，815年皇帝利奥五世恢复毁坏圣像政策，最后另一位摄政皇后狄奥多拉和缓地平息毁坏圣像运动。由于两次毁坏圣像运动之间存在间歇期，通常人们称之为第一次和第二次毁坏圣像运动。

拜占庭历史上没有任何其他课题能够受到西方学者如此的关注，这主要是因为8—9世纪爆发的毁坏圣像运动一直被视为类似运动的古代案例，即从加尔文(Calvin)开始的宗教改革运动到“清教徒”(Puritans)革命，甚至包括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毁坏圣像派作为“迷信”的敌人一直享有普遍的舆论同情。

我们很难对拜占庭毁坏圣像运动给出公允的评价。没有几个历史学家还把它当作这个时期最重要的课题，但拜占庭帝国深深地卷入了运动，除了几个下级教区外。有一件事情越来越清楚：大多数高级官员乘势抓住机会获得好处。狄奥克提斯托斯(Theoktistos)利用狄奥菲鲁斯的忠诚合作来强化毁坏圣像政策，但是当后者的遗孀决定改变官方政策时，他比她还积极地恢复对圣像的崇拜。他并不是唯一的例外。教会中无论是主教、教士，还是修道士、圣徒，并没有做出一致反应。人们确实会怀疑，军队对崇拜圣像的支持，甚至“圣徒”的支持究竟是否真的是出于真正的信仰。即便是圣狄奥多尔这位崇拜圣像最杰出的辩护者，在787年大公会议之后，竟然在评论那些毁坏圣像派主教时说，“他们的违背并没有涉及基本信仰”。至于广大信众，当利奥三世第一次颁布毁坏圣像法令时，他们很可能认为，这位挽救君士坦丁堡于阿拉伯人可怕围攻的皇帝享有上帝特别的恩典。

第一次毁坏圣像运动中有两位历史学家——“忏悔者”狄奥发尼斯(Theophanes the ‘Confessor， 818年去世)和尼基弗鲁斯牧首(Nikephoros， 806—815年在任)都因为圣像的原因受到迫害，他们的记述充满了阿拉伯人的进军、瘟疫、饥荒、地震、人口迁移、与保加利亚的冲突和内战等内容。他们作为崇拜圣像派的倾向主要是通过其对毁坏圣像派皇帝使用恶毒粗俗的词语分辨出来的。尼基弗鲁斯的《简史》(Brief History)，写到769年为止。狄奥发尼斯继续写到813年为止。第二次毁坏圣像运动可以使用的所有历史资料都属于崇拜圣像派观点，其中大部分都是在相关事件之后一个世纪内完成的，其中一些像是843年“东正教恢复”时的作品都有相互矛盾的版本。除了历史学家的作品，我们的史料几乎无一例外都是胜利一方批驳辩论性的文献、“殉道者”和“告白者”的传记、崇拜圣像派大公会议的档案文件，特别是圣狄奥多尔的信件。在其保存下来的550封信中，有368封是关于反对毁坏圣像运动斗争的。显然，这段历史传说是有倾向性的。

禁止偶像崇拜的主张在早期教会中一直占主导地位，部分是因为其最初的案例来源于犹太教，但是熟悉希腊哲学的神学家如奥利金和亚历山大里亚的克莱蒙特(Clement of Alexandria)重新阐释这一教义，使它成为基督教的戒律，有时令人感到惊讶的是，它与异教新柏拉图主义的说教相似。这个禁止偶像崇拜的戒律从来没有消失过。当基督教流行圣像绘画后，使用圣像首先因为其教学作用而被证明是合理的(所谓“图画本圣经”)，但是当我们观察6世纪下半期的情况时，就发现圣像正在接受人们的直接崇拜，其中一些甚至被认为具有神圣“模式”的双重作用，它们能发声说话，能分泌油脂，被扎刺时还会流血。教会法律对此保持沉默，除了692年的“五六会议”，其著名的第82条款声称基督的人类化身优先于羔羊代表的象征形象，因此提出了化体说的具体实在形式。然而，在帝国东部边界，阿拉伯人入侵战争的第一波过去后，基督徒越来越多地指责偶像崇拜，似乎特别指向犹太人，并且在一系列反犹太人对话辩论中纷纷证明自己的合理性。这场争论吸引了帝国内很多人的关注。克劳迪堡城〔Claudiopolis，现土耳其的博卢(Bolu)〕主教在726年以前就是专门毁坏圣像的人。

拜占庭帝国毁坏圣像运动开始的准确年代或者运动最初爆发的形式目前都不清楚。那部禁止崇拜偶像的法令究竟是726年还是730年颁布的？在其颁布前是否进行过公开辩论？根据小圣斯蒂芬的传记，“野兽(利奥三世)召集其全体臣民开大会，并像狮子一样在他们中间咆哮狂吠，同时还喷射出狂怒的心火，叫嚣出如此邪恶的言辞，‘制作圣像是偶像崇拜的技巧：它们不应该受到崇拜’”。也许他开始毁坏圣像并不是用语言而是靠行动，也就是派遣其显贵高官优威诺斯(Iouvinos)前去捣毁皇宫大门上悬挂的基督圣像？这个行动惹得一群虔诚的妇女如此愤怒，以至于她们打死了这个不幸的官员。

是什么促使利奥三世禁止“崇拜”圣像呢？据最接近事件的两个历史学家即牧首尼基弗鲁斯和狄奥发尼斯记载，皇帝采取这个措施是为了回应726年锡拉岛(Thera)火山的喷发。对于中世纪的人来说，异常事件一定与对上帝的服从和拒绝有直接关系：灾难一定是上帝对罪恶的惩罚。上帝在穆斯林取得胜利和其他灾祸出现将近一个世纪之后，此时通过这次喷发发出最后的警告。皇帝，这个讲阿拉伯语言的军事将领，出生于日耳曼盖马尼恰〔Germanicea，即今土耳其东部的马拉什(Maras)〕，他肯定非常清楚东部前线的现实情况，了解他必须采取适当的行动。他在更早的时候曾颁布过强制犹太教和孟他努(Montanist)异端派信徒接受洗礼的法令。但是这个法令并没有奏效，“犹太人洗掉了他们接受的洗礼，在接受圣餐以前就大吃大喝，亵渎信仰。而孟他努异端派信徒自己确定日期，聚集在他们充满错误的房间里自焚”。利奥三世千方百计通过禁止绘制和崇拜圣像来回应锡拉岛火山的喷发。

圣像崇拜的形式通常包括顶礼膜拜、聚众祈祷、点灯焚香和点燃成堆的蜡烛(我们甚至听说过有一幅圣像画的是一个孩子的教父教母)，这确实表现得过分了，并且超出了崇拜圣像的争论，争论不是指向圣像而是指向代表人物。崇拜圣像派撇开实际问题，将所有问题统统当作神学的主要问题。上帝能不能被代表？“五六会议”已经给出答案：上帝在“临在的新形式”(基督教与犹太教的重要区别)中能够而且应该被描述出来。崇拜圣像的神学家坚持对上帝的崇拜(latria)，只允许圣像用于“顶礼膜拜”(proskynesis)，这个词可以翻译为“崇拜”。

驳斥利奥三世发动毁坏圣像运动的神学活动开始于大马士革的圣约翰(St John Damascene，约675—约749年)，他安全地生活在远离帝国的巴勒斯坦地区。他首先从肯定圣像的合法性入手，强调圣像的有利方面，“它们揭示出不可见的或遥远的或即将来临的东西”，也证明了神的临在，“哪里有基督教的象征，基督就临在哪里”。这种强调圣像和它“原型”之间关系的方法逐渐变成后来争论的神学基础。

利奥三世对这场争论没有做出任何神学贡献。他确实从来没有用神学的眼光看待这场争论。他关注的是其众多臣民热衷于圣像崇拜，这看起来十分危险，就像是上帝所禁止的“堕落和崇拜圣像”(《申命记》5:9)，这一点没有人否认。但是没有证据表明反对毁坏圣像最初具有神学性质。君士坦丁堡牧首日耳曼努斯为圣像辩护的信件，特别是他于730年以前写给克劳迪堡主教托马斯(Thomas)的信件，事实上根本没有涉及神学或偶像崇拜的问题。日耳曼努斯感到担忧的是，禁止圣像崇拜只能证明教会长期犯错，这就恰好帮了犹太人和穆斯林的忙。

正是君士坦丁五世在754年召开的希厄里亚(Hieria)大公会议上采取了决定性步骤：鉴于基督具有的神性和人性完美地结合为一体，因此只有其人性部分能够确定和定义，并具有绘画的必要性。而且通过描绘基督，人们才能区分神、人两性，或者也能限定神性的范围。神性之不可描绘性将单纯的错误变成了异端思想，这已经不是以前争论的问题。圣像不再是个人的选择了：此时，系统表现神性本身成了问题。

毁坏圣像运动渐趋汇集成为神学争论加上迫害活动，特别是对僧侣的迫害。对关键证据的研究难以支持这样的观点。当发生迫害时，迫害活动显然更多地是由于政治原因而非宗教原因。最确定的受难者是小圣斯蒂芬，他曾卷入一系列反对皇帝的宫廷阴谋活动，一批高级军事将领和达官贵族也参与其中。只是在这个时候，君士坦丁五世“才举行公开贬损和侮辱修道生活习俗的活动，他下令每个僧侣都要手牵手地领着个女人走过大竞技场，同时遭到所有人的唾弃和羞辱”。在此之前，许多修道院毫无疑问尚未受到过冲击，它们的权利在那部被称为《选编》的法典里确实得到了公开的尊敬，而这部法典就是以利奥三世和君士坦丁五世的名义颁布的。同时，据说一系列修道院遭到了君士坦丁五世的亵渎，它们因为在接受检查时受到极大的怀疑而被关闭。

在第二次毁坏圣像运动期间，与牧首的谈话是尝试性的，采取的行动都尽可能地容易：“我们要求你们做的事情就是与狄奥多特(Theodotos，牧首，815—821年在任)谈一次话，而后你们就可以自由地离开，各人回到各自的修道院去，继续保持你们自己的观点和想法。”从严于律己的伊格纳条斯(Ignatios)的生平传记中找到的证据非常清楚地表明，这位未来的牧首曾担任与毁坏圣像派官方教会保持合作的修道院院长。圣狄奥多尔的信件揭示出一段错乱的斗争。他有一封信是写给教宗波普·帕斯卡(Pope Paschal)的，乞求教宗让整个世界都听到“那些胆敢这样做的家伙都被您一一开除了教籍”。劝说教宗开除皇帝的教籍的确是一项发明，现代读者可能不会一下子洞悉其隐喻，但是其成功之处在于向所有潜在的篡位者发出鼓励性的信号。崇拜圣像派狂热地证明自己突破法律限制的必要理由。牧首尼基弗鲁斯事实上强烈反对在毁坏圣像的当权者统治下遵守法律。他说，有太多教士“按照政治法律行事，还承认行政权威。这不是雅各(Jacob)的遗风，也不是靠虔诚主宰其教义和思想的人的处世方式”。

主张毁坏圣像的皇帝在军队和民众中大得人心是不能怀疑的，而他们刻意追求民心也是不能否认的。君士坦丁五世提高了君士坦丁堡的生活水平，直到他去世后很久。牧首尼基弗鲁斯给读者这样的印象，这个皇帝的统治只是让人回忆起一种充足而廉价的食物，“他们对他统治时期的吹嘘不过都是些胡说八道”，实际上，他顿了一下说，这是个充满了“瘟疫、地震、流星、饥馑和内战”的时期，还有“这些极端愚蠢低等的野兽大肆自吹自擂的、所谓幸福充裕的岁月都是编造出来的”。在尼基弗鲁斯看来，君士坦丁五世之低下无能的最好证据就是其支持者地位的低下：“我认为还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是哪类人就看他们来自何方，如何生活。他们中大多数甚至不知道字母表的字母叫什么，他们鄙视和厌恶那些受过教育的人。他们中最粗俗野蛮的人甚至不能维持基本的生活，他们不能完全供养自己，他们能做的就是在街口小巷里闲逛。”

小圣斯蒂芬的传记还记载这种民心具有突出的作用。最近有一位编辑M.-F. 奥泽配(M.-F. Auzépy)认为，“这一点是被故意安排的，以证明在与斯蒂芬的冲突中，皇帝除了依靠民众什么事情也不能做，他所持的筹码只能来自大街小巷和大竞技场里的普通民众”。斯蒂芬因为是皇帝的敌人而在民众“惩罚他!杀死他!”的叫喊中被判处死刑。

崇拜圣像派最终为什么会赢得胜利？是因为两个女性摄政王即780年的伊琳妮和842年的狄奥多拉的缘故吗？如果不是因为她们作为女性，而被特别描绘成“狂热盲目地”崇拜圣像，那就是因为她们两个都迷恋权力？她们被指责躲藏在幕后的权力集团的支持下，尽可以如愿享受权力，而这些人都是些精心挑选的官员、对口味的宦官，或者教会人士。而做出将她们的利益交付委托给军队将领的选择，则意味着完全放弃权力。两位皇后都没有留下证明她们特别迷恋圣像的个人嗜好的档案。

伊琳妮千方百计使自己得到各种安全因素的支持。牧首保罗(Paul)曾经宣誓坚持毁坏圣像政策，因此顺理成章地退位或者被安排退位(784年)，由当时还是普通信徒的塔拉修斯(Tarasios)接替，他当时还是帝国的首脑人物。此时决定召开的大公会议，不太可能确保来自东方各大教区(亚历山大里亚、安条克和耶路撒冷)的正式代表准时到会，而罗马教宗派来的代表是两个地位相对低下的教士。这次大公会议在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教堂(Holy Apostles)正式举行，但是很快被忠于君士坦丁五世的军队驱散。在采取安抚对立派的必要措施后，787年，大公会议在尼西亚重新召开，这使人想起君士坦丁大帝和他对阿里乌异端的谴责；此外，尼西亚更容易守卫。毁坏圣像派与阿里乌派有些类似，这成为官方宣传的主题。

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得到教宗的认可，被东正教教会当作第七次也就是最后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它最后完成了前六次大公会议确定的教义体系。这次会议有大约350名主教和百余名僧侣参加，严格地说这些僧侣在这里无事可干。实际上，所有这些主教是否都得到过任命还不一定，他们都在毁坏圣像时期任职。他们中10个知名的毁坏圣像活跃分子被迫公开声明放弃原有的主张。最终，所有人都官复原职，“正统教义”直到815年才流行起来。

至于狄奥多拉，从有关“正统教义得到恢复”的繁杂资料中只能得出几乎是唯一的事实，那就是出现了潜在的男性皇位竞争者，他将确保她能继续担任正统皇后——在她3岁的儿子还未成年的长时间内。而所谓“正统教义得到恢复”是人们对狄奥菲鲁斯去世的结果的说法。假如伊琳妮的情况可以成为推理的主要依据的话，那么狄奥多拉圣徒般的传记就表明，在她丈夫活着的时候，她一直“不敢”暴露其崇拜圣像的倾向。当崇拜圣像成为朝廷官方的政策后，她对圣像的崇拜自然大放异彩。这类宣传的某些内容一直流传至今，并涂抹上关于这个事件的现代解释色彩。

毁坏圣像运动直接影响了拜占庭艺术的发展。如果毁坏圣像派取得了胜利，那么教会装饰就会受到限制，将像其同时代的倭马亚清真寺一样只画些花园和枝条飘动的图案。世俗艺术将继续发展，的确，君士坦丁五世常常受到迷恋“魔鬼般的”大竞技场舞台的指责。倭马亚王朝的哈里发同样允许，可能还很欣赏其宫殿和浴场建筑物里的非宗教绘画。这样，在8世纪前半期，拜占庭帝国和阿拉伯帝国之间同时出现艺术上的趋同性，紧接着不久，穆斯林开始完全禁止任何活生生被造物的图画。毁坏圣像派统治的拜占庭帝国将会沿着同样的道路发展下去？这也许不太可能。

拜占庭帝国已经发生的事情与可能将要发生的事情之间明显的区别就在于，第二次尼西亚大公会议不仅“恢复”了圣像崇拜，而且还使圣像崇拜成为强制性的义务。虔诚的信徒被命令崇拜圣像，这确实有悖个人的良心。它还强迫艺术家遵守已经确定且具有时代色彩的绘画模式，不许违背，否则他们绘制的圣像将不是“真正的”圣像。

商业

通常，商人、银行家和钱币兑换者的社会评价较低，有时还被诅咒会遭受地狱的折磨。国家为了对付欺诈行为，严格控制度量衡，在多种法律和10世纪的《市长法》中都做了规定。人们使用两种称重方式，用于相对低值大宗货物的杆秤和用于高价值小宗货品(货币、香料)的天平。杆秤使用印有皇帝胸像或雅典娜胸像的垂吊秤砣，这种形式沿袭自罗马时代。天平使用铜合金制成的扁平砝码，上面标有磅或盎司的数量或相应的金币数量，金币指希腊的“诺米斯马”(nomismata)或罗马的“索里德”(solidi)。硬币砝码也有用玻璃制作的，上面印有君士坦丁堡市长的姓名。

在阿帕米亚、以弗所、查士丁尼·普里马(Justiniana Prima)、萨迪斯(Sardis)和科林斯都发掘出早期或中期拜占庭的商店和作坊。(参见第二章)。大部分远途贸易都使用航运。航行要求适宜的季节(4月到10月)，且被认为是危险的，也不会获得实质性的利润。在古代晚期，航运贸易主要包括都城首府各城市的谷物供应——都由国家掌控，由领取津贴的船员(navicularii)行会具体操作。他们都被免除货物税，或者只缴纳非常低的税。

即便私人的积极主动性受到限制，活跃的地区间的贸易还是可能存在的，这从用作运输容器的双耳瓶发掘物上可以得到证明。它们装入的货物包括蜂蜜、鱼子酱等各种东西，但是更主要用于航运大宗油类和酒类货物。有6种类型的双耳瓶来自东地中海，通过鉴定样本和双耳瓶上的铭文以及炭化的双耳瓶内残留物可以确定这些货物。早期拜占庭的双耳瓶已经在整个地中海、不列颠、黑海、红海和阿拉伯海沿岸被发现。一处考古遗址的发现显示出这个地区与特定地区的贸易往来。中期拜占庭继续使用双耳瓶。在君士坦丁堡和黑海地区发现的被确定属于8—10世纪的文物样本要多于地中海沿岸地区。11世纪以后，拜占庭式双耳瓶再度大量出现在黑海和地中海地区。到14世纪，黏土双耳瓶的使用才逐渐减少，而木桶越来越多，很可能是因为意大利垄断了商业贸易。

桌上陶器是远途贸易的另一个物证。直到7世纪时，北非、小亚细亚西部、塞浦路斯和埃及各地仍手工制作光面红底陶制器物，上面带有压印或涂抹的装饰，某些时候，它在地中海各地有多种用途。直到9世纪，发生了急剧的技术变革，出现白底铅釉陶器制品，而后出现的是红底陶制器物，上面带有绘画、压印、刮刻和凿刻的装饰。白底铅釉陶器(9—11世纪)可能是在君士坦丁堡制作的，而一些红底陶制器物(11世纪以后)则是在科林斯发掘的工场制作的。此后的陶器制品多具有东方装饰风格，具有广泛用途，在很多海难沉船的货物中都有发现。

同样，大理石在拜占庭帝国也用途广泛。大理石和其他装饰石材对于塑像、重要纪念碑、建筑物的石柱、护墙板、地板和家具具有极高价值。其中有些大理石是从希腊和小亚细亚〔卑斯尼亚(Bithynia)和菲利几亚(Phrygia)〕采集来的。马尔马拉海(Marmara)上的普洛科奈所斯岛(Proconnesus)出产大量帝国常用的灰白色大理石建材，这里还是廉价的海上运输的理想场地。有一艘装载普洛科奈所斯岛大理石和塞萨利(Thessaly)采石场大理石的运输船于530年前后沉没在西西里近海沿岸。船中货物包括28根石柱、柱脚和柱头、刻有十字架装饰的石板和12根长柱形石料，所有这些都是用来修建一所教堂里的神坛屏风、讲经台和祭坛的，教堂很可能在北非。拜占庭普洛科奈所斯岛大理石的使用进一步得到文献证明，它们被用在多种不同类型的柱头上，其发现物遍布地中海地区。

当普洛科奈所斯岛各采石场于7世纪停止出产时，它们最终为沿海城市遗弃的古代纪念碑石料所取代，这些城市成了开采大理石的场所。在中期拜占庭时代，位于马尔马拉海沿岸的古代城市基兹库斯成为大理石的来源地，其中既包括大理石碎片，用来修复8世纪前后的修道院建筑物，也包括新雕刻成塑像的大理石，被重新用于君士坦丁堡建筑物，例如907年修建的利普斯(Lips)修道院。彩色大理石也被回收利用，它们是从大理石石柱上切割下来的小块和片状石料，被用于铺设“镶嵌画路”(opus sectile)通道的地面。

其他被用于进出口国际贸易的材料还包括金属、象牙和丝绸。帝国早期和中期都生产高品质白银盘。其彩色珐琅也构成中期装饰物的重要部分。白银和各种金属被出口到海外(或通过贸易，或用于外交)，或者通过抢劫流到国外。廉价金属产品构成更广泛更系统出口贸易的基础。其中包括早期的青铜容器和中期的黄铜门。

拜占庭帝国于6—7世纪生产的铜合金器物也出口到西欧，在西欧各处墓葬中发现有大约120件。它们包括家用器物，例如浇铸的各种垂柄青铜盆、洗漱用品、手工打制的黄铜水桶，都饰有狩猎场面，并镌刻着希腊字母。黄铜水桶是在不列颠、西班牙、黎凡特和土耳其发现的。在努比亚(Nubia)和埃及南部墓葬中也发现了同类器物，总数多达170件。还有几件是在帝国范围内回收的，可能因为它们并非用于随葬品。

另一种出口工业据说兴起于11世纪。黄铜门的人物和场景装饰镶嵌在乌银和白银中，是为出口到意大利而在君士坦丁堡制作的。这些铜门的制作地点清楚地标在大门门身的铭文中，它们是阿马尔菲(Amalfi)、威尼斯、罗马、蒙特·卡西诺(Monte Cassino)、萨勒诺(Salerno)、蒙特·S. 安吉罗(Monte S. Angelo)等地的教堂订购的，大约在1060—1080年和12世纪完成。这种门在君士坦丁堡本城却没有保留下来。这些铜门是由阿马尔菲的一个家族进口到意大利的，该家族的主要成员潘达利奥(Pantaleon)和莫罗(Mauro)常驻君士坦丁堡，拥有拜占庭荣誉头衔，并维持其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商业利益。在一些阿马尔菲铜门的希腊、拉丁双语铭文中，提到诸如西蒙这样的工艺匠人的名字，而罗马圣保罗教堂(St Paul)铜门的希腊、叙利亚双语铭文则提到了狄奥多尔和斯塔乌拉乔斯(Stavrakios)的名字。叙利亚铭文说明了君士坦丁堡的这种新工业与东方的联系。

丝绸、香料和象牙是来自远东的国际贸易中重要的进口商品，这也部分地得到科斯马斯·安迪科普路斯特(Cosmas Indicopleustes)的文献证明，他是亚历山大里亚的商人、学者、天文学家和神学家。其《基督教风土记》(Christian Topography， 536—547年)涉及他在地中海、红海、波斯湾和斯里兰卡的贸易活动经历。拜占庭商业机构“政府契约”部门(kommeriarioi)征收进口货物关税，它们的铅封提到了其名字和地点。拜占庭中期的《市长法》对君士坦丁堡的外国商业贸易活动做出了规定。

象牙是来自非洲和印度的重要进口商品。较大的非洲象牙可能用来制成装饰板，其高度达到42厘米，而较小的印度象牙则能够切割成圆筒形的首饰盒，直径8~10厘米。与早期的首饰盒相比，中期的长方形首饰盒大部分都有木质衬底，薄薄的装饰板和长条板用钉子固定在木质衬底上；与早期用于双连画的象牙装饰板及圆筒状首饰盒对比，存在着系列加工的迹象。雕刻有玫瑰图案的象牙边缘材料切割成长条形状，根据需要截断，而人物装饰板反复出现在不同的首饰盒上。到了中期，人们使用骨头补充象牙的不足，有些首饰盒则完全是用骨头制作的，其雕刻工艺非常精湛。

现存大部分早期拜占庭象牙制品都是由帝国东部和西部执政官流出的，他们每年都换届，直到540年取消执政官制度。尽管现存的两联装饰象牙板表明这类制品数量庞大，但它们雕刻的内容依然复杂多样、典雅精致。皇帝赏赐给官员的遗嘱附件和在《职贡图》(Notitia Dignitatum)中显示的文件也都是用象牙制作的。

大部分中期拜占庭的象牙制品都被认为属于10—11世纪。皇帝的装饰用象牙板刻有皇帝君士坦丁七世和罗曼努斯二世(Romanos Ⅱ)的加冕典礼。宗教题材的象牙雕刻包括三联板和首饰盒。其他装饰有神话、狩猎、田园生活或军事题材的首饰盒构成这个时期世俗艺术的主要部分。一个突出的例子是带有神话场景的韦罗利(Veroli)首饰盒。

在拜占庭时代，丝绸既进口也出口。在拜占庭的丝绸、亚麻和毛织品中，丝绸在商业中最为重要，而拜占庭的丝绸工业闻名遐迩。直到6世纪中期，生丝仍从远东进口到拜占庭帝国，在此纺织成丝绸。根据普罗柯比的记载，贝利图斯(Berytus)和提尔(Tyre)是丝绸工业最重要的中心，国家部分地垄断丝绸工业，其余部分由私人控制。皇帝掌控的皇家丝绸在提尔和西顿(Sidon)用地中海蜗牛贝壳染成紫色。552年，蚕卵被带入拜占庭帝国，568年桑树移植成功，首先在腓尼基(Phoenicia)种植。尽管这些工场在7世纪尽丧于阿拉伯人之手，但是拜占庭帝国仍然保留了丝绸生产的大部分技工。皇家丝绸工场继续在君士坦丁堡以前的斋乌西普斯(Zeuxippos)浴场开办，《市长法》规定的丝绸行会有5个。蚕虫在意大利南部的拜占庭属地养育，希腊的底比斯(Thebes)和科林斯成为重要的生产中心。印有狮子和大象两种图案的丝绸上的文字表明，它们都是在利奥六世(886—912年在位)、罗曼努斯和克里斯托弗(Christopher，921—923年在任)、君士坦丁八世和巴西尔二世(Basil Ⅱ， 976—1025年亲政)统治时期织成的。精心织成的丝绸描绘了皇帝和其他图像。欧洲各地教堂都保存着8世纪以后纺织的拜占庭丝绸，例如在亚琛(Aachen)的查理曼坟墓和在欧塞尔(Auxerre)的圣日耳曼(S. Germain)坟墓中都藏有这类丝绸。总的看来，各类织物构成室内装饰的重要部分。现存于开罗根尼查(Geniza)的10—12世纪的文献证明了阿拉伯世界的新娘对拜占庭面纱(mandils)和衬垫的需求。

7世纪阿拉伯人的军事征服缩小但并没有完全中断古代晚期的地中海贸易。其他发挥作用的各种因素还包括：城市的衰败已经达到自给自足的程度、国家控制的君士坦丁堡供给系统的破坏，以及航运的私有化。到了10世纪，环境开始好转，但是拜占庭人带着厌恶商业的传统心理，未能从新局势中获得很大的好处。相反，积极性转移到了意大利各城市，它们在拜占庭首都获得了很多贸易优惠。

玛利亚·芒德尔·曼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