沃伦·特里高德(Warren Treadgold)

这一时期可以称为拜占庭历史上的“黑暗时代”：这个时期充满了军事失败、政治动**、经济衰退、教育颓废。但是这个时期留给现代历史学家的记载非常少，证据相当缺乏，以至于我们常常面临困境，不仅难以重建事件发展的过程，无法评价领袖人物的个人品性，而且不能看清发展变化的整个轮廓。最难回答的一个问题是，拜占庭帝国究竟是如何设法从阿拉伯人的进攻中完全幸免于难的。

如果根据那些古老帝国的先例来判断的话，拜占庭帝国早就应该灭亡于阿拉伯人的进攻之下了，它们均遭受到许多为打造其世界霸权之最初温床的民族的入侵。这种推论在西罗马帝国遭到日耳曼人进攻和迦太基遭到罗马人进攻的先例中可以得到证明，在最初波斯帝国遭到亚历山大领导的希腊人进攻的先例中也可以得到证明。这些古老的帝国没有一个在遭到第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后还能坚持一百年以上。

当希拉克略去世时，拜占庭帝国看起来已相当脆弱。阿拉伯人已经夺取了帝国的叙利亚、巴勒斯坦、两河流域的部分领土和埃及的大部分地区。拜占庭帝国还没有从对波斯战争的破坏中恢复。帝国通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才赢得这场战争，但战后的帝国混乱不堪，穷困潦倒，几乎破产。帝国的领导也极为糟糕，因为希拉克略让他的两个儿子继承皇位，长子君士坦丁三世(Constantine Ⅲ)罹患肺结核，奄奄一息，幼子希拉克罗纳斯(Heraklonas)则被其不得民心的母亲马尔提娜(Martina)控制。仅仅三年后，帝国便陷入内乱。

君士坦丁三世仅仅在位三个月便去世了，马尔提娜和15岁大的希拉克罗纳斯继位。但是君士坦丁堡很多人早就认为马尔提娜嫁给她的叔叔希拉克略是**和不合情理的，而希拉克罗纳斯则是个私生子。无论如何，按照罗马和拜占庭帝国的习惯，皇位通常不是由哥哥传给同父异母的弟弟，而是由父亲传给儿子；君士坦丁三世留下了一个儿子君士坦斯二世，他并不比希拉克罗纳斯小多少。希拉克罗纳斯及其母亲爬上皇位只有6个月，便被军队总司令、亚美尼亚将领瓦伦提努斯(Valentine)推翻，他得到君士坦丁堡暴民的帮助。

瓦伦提努斯没有杀掉这个女人和她的儿子，而是采用以往对被废君主的惩罚办法，割去马尔提娜的舌头和希拉克罗纳斯的鼻子，作为他们被废黜的标志。而后，他宣布拥立君士坦斯二世为帝，并将自己的女儿嫁给这个11岁大的皇帝，成为皇位背后掌控权力的人。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完成了对埃及的占领，并洗劫了亚美尼亚和安纳托利亚地区。当瓦伦提努斯企图获得与君士坦斯二世共治的皇帝称号时，忠于合法皇帝的暴民杀死了这个篡位将军。

君士坦斯二世在将近13岁时，终于自己掌控了皇权，但帝国各个地区的形势仍然危急。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正处在阿拉伯人进攻之下，非洲和意大利的拜占庭属地流行起义暴乱，几乎处于半独立状态。促使阿拉伯人放缓扩张速度的只是他们需要整顿和平息已经征服的地区，特别是波斯地区。没有人对年少的君士坦斯二世抱有多大的信心，事实上他刚刚开始统治，似乎毫无疑问需要依靠其顾问和将领。

阿拉伯人于654年占领亚美尼亚后，迅即开始进攻安纳托利亚，洗劫该地区主要城市，同时以新建的强大舰队劫掠塞浦路斯岛、罗德岛和克里特岛。次年发生的一场阿拉伯人内战给了拜占庭帝国喘息的机会。因为内战，双方订立正式停战协议，阿拉伯人甚至还支付贡赋。但是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拜占庭人能够在和约到期后阻止阿拉伯人的扩张与屠杀。拜占庭帝国在丧失掉如此广阔的领土和如此众多的纳税人特别是埃及的主要粮仓以后，肯定极度缺乏金钱。其防务需求比其他任何方面的需求都更迫切，而帝国似乎无法满足其所需要的金钱开支。

就在这个关键时刻，我们极度匮乏的史料开始使用希腊化的名称来称呼帝国的五支主要军队及其驻扎的军区。这些军队和它们的军区被统称为“塞姆”(themes， themata字面上的意思是“军营”)，它们的司令官为“将军”(strategoi，除了奥普西金军区称为伯爵外)。这些军区的起源问题没有太多的争论：它们显然就是以前帝国的陆军。奥普西金军区合并了以前的两支近卫军(Praesental)部队，而安纳托利亚军区、亚美尼亚军区和色雷斯军区则是以前的东部军队、亚美尼亚部队和色雷斯部队，它们都是从各自以前的前线位置后撤到安纳托利亚地区的新营区来的。只有卡拉比斯(Carabisian)军区的起源存在争议；最合理的推测是，该军区的将士以前都是水兵，来自以前的伊里利亚(Illyricum)部队。

现代学者主要争论的问题是，这些新建立的军区是如何发挥作用的。我们拥有的最早的清晰证据来自9—10世纪——在这一时期我们的史料来源得到明显改善。当时这些军区的将士主要不是靠6世纪或更早期那样的现金军饷来支撑和装备的，而是靠位于其军区内特定最小价值的小块土地经营来供养的。问题是，这些最初出现在7世纪的军区是否多多少少具有它们后来的形态，或者只是通过某些变革的过程才具有这样的形态？

没有任何资料提到过军役土地是在什么时候按照什么方法分配授予的，它们的最小价值也只是在10世纪的立法文件中提到过。另一方面，使用颁授土地来供养将士明显是为了节省金钱。但是帝国在9或10世纪的时候没有节省开支的特殊需要，但在7世纪中期确实有这样的需求。当时，帝国继承自前代的广大地产应该还可以用来分配。非常明显的是，到9世纪时，这些地产就变得不太重要了，军役土地已经变得十分广阔。这样得出结论的要点在于，帝国地产是在7世纪中期，很可能是在659—662年与阿拉伯人订立和约期间，作为军役土地被颁授出去的。

授予将士军役土地不仅缓解了政府现金短缺的问题，而且还带来了其他后果，既有有利的，也有不利的。有利的一面是，随着军区逐渐覆盖几乎整个帝国，每个重要地区都驻扎了保卫它们的将士，他们具有保家卫国的强烈意愿。对当局不利的是，一旦将士逐渐做到完全自给自足，他们就没有理由再服从皇帝，而且非常容易发动反对皇帝的起义。尽管君士坦斯二世未必预见到这两方面的后果，但是他很快就见识到了它们发挥的作用。

662年，君士坦斯二世率领大部队乘船前往西方。他留下尚且年少的儿子君士坦丁四世(Constantine Ⅳ)统辖君士坦丁堡，笃信无疑地认为自己像他这么大的时候已经承担起更重的责任。君士坦斯二世拜访罗马主教后，在西西里建立起自己的总指挥大营。他千方百计遏止非洲和意大利的拜占庭领地趋向独立，并尽可能地向那里的将士颁授军役土地。在他离开君士坦丁堡期间，结束内战的阿拉伯人重新返回攻击。但他们遭遇到比以前更顽强的抵抗，可能主要来自军区。但是到668年，亚美尼亚军区的“将军”自立为帝，随同君士坦斯二世前往意大利的奥普西金军区伯爵刺杀了皇帝，也自称为皇帝。

很少有几个相对重要的历史人物像君士坦斯二世一样只留下很少的文献，他活了37岁，但却统治了二十七年。他在坚守正统信仰的拜占庭人中名声并不太好，因为他拒绝谴责“一志论派”，还迫害该派的死对头罗马主教马丁一世(Martin Ⅰ)和“告白者”马克西姆斯(Maximus Confessor)，事实上他是因为他们煽动意大利和非洲的叛乱而惩处他们的。但是无论如何，君士坦斯二世成功地保卫了一个在他接掌的时候似乎注定要灭亡的帝国。如果他确实是军区的建立者而且还是军役土地颁授制度的制定者的话，那么他就为拜占庭帝国创造了一种能够与阿拉伯人进行长期斗争的灵活、廉价且高效的工具，这种斗争早就开始了。

军区容易发生兵变，但是事实上叛乱并不总是造成灾难。亚美尼亚军区“将军”死于骑马意外事故后，该军区的兵变随即结束，而前往西方的远征军部队接着就逮捕了刺杀君士坦斯二世的凶手。君士坦斯二世的儿子君士坦丁四世尽管只有20岁，但是已经像其父亲一样老练地进行着统治，他已经在东方统治了六年之久。他乘船前往西西里，建立起自己对西方的控制权，并处死杀害其父亲的凶手。君士坦丁四世于次年返回东方，并带回了君士坦斯二世远征军的东方兵团。

皇帝需要回到东方，因为阿拉伯人的威胁变得更加严重。阿拉伯人已经乘亚美尼亚军区兵变之机夺取了某些边境地区，他们此时开始策划对拜占庭的非洲领地、西西里和安纳托利亚发动陆地和海上攻击。最糟糕的是，他们开始对君士坦丁堡周边地区发动大规模的洗劫。袭击者以附近的基兹库斯(Cyzicus)海港为基地，先于670—671年在此过冬，而后于674年重返并无限期驻扎此地。尽管他们几乎完全没有可能攻克首都高大的城墙，但是他们的袭击抢劫还是牵制住大量的拜占庭军队。同时，从基兹库斯海港出发的袭击部队肆意抢劫，另外一些阿拉伯人则夺取了奇里乞亚和罗德岛，而伦巴德人占领了更多拜占庭的意大利领地，斯拉夫人则包围着当时帝国的第二大城市塞萨洛尼基。

君士坦丁四世撑过三年艰苦的岁月后，决定冒险发动反击阿拉伯入侵者的战斗，特别是因为他掌握着一种新式武器。从叙利亚来的基督教难民发现了一种我们称之为希腊火的配方，它能够在海面上燃烧并烧毁所有经过的船只。677年，拜占庭舰队进攻阿拉伯人的舰队，就是使用希腊火烧毁了许多舰船，将入侵者击退回哈里发老家。而一场风暴接着击沉了剩下的大部分船只，同时奥普西金军区、安纳托利亚军区和亚美尼亚军区痛歼阿拉伯陆军。拜占庭人取得了之前对阿拉伯人作战从未有过的重大胜利。

君士坦丁四世与阿拉伯人订立和约后，首先收复罗德岛，之后击溃塞萨洛尼基附近的斯拉夫人，并处理“一志论派”的问题(他父亲对此曾放任自流)。非洲和意大利的人们长期厌恶这种教义，此时由于亚美尼亚地区的丢失，该教义甚至在帝国东部地区也没有几个追随者。680—681年，皇帝召开新一届基督教大公会议即第三次君士坦丁堡大公会议。大会经过一年的深思熟虑，谴责了“一志论派”教义，宣称基督拥有完全的人性和完全的神性，其两种意志符合其神、人两性。这个定义解决了关于基督的正统官方信条中最后一点模糊不清的问题。拜占庭教会此后争论的问题将与基督教核心信仰关系不大了。

同时，大批被称为保加尔人的突厥人尾随其突厥同胞哈扎尔人(Khazars)从东方迁徙而来，他们渡过多瑙河，移居到色雷斯地区。他们不断占领斯拉夫人定居地区，并且不服从拜占庭人的控制，君士坦丁四世认识到，这些保加尔人将成为制造麻烦的邻居，因此派军队驱逐他们。起初，他迫使他们退回多瑙河下游三角洲地区。但是当他遭受痛风袭击时就不得不退出战场，拜占庭军队因此发生恐慌，大举溃退，被保加尔人击败。

保加尔人随即在色雷斯北部地区定居下来，夺取了几个属于拜占庭人的沿海城镇。君士坦丁四世与其达成和约，承认这些新来的边境居民，并建立新的色雷斯军区来防卫他们，该军区紧邻奥普西金军区的领土。他肯定已经感觉到，当时帝国能够应付一场持久的消耗战争，但他还不能洞察并预见到这支保加尔人将比阿拉伯人更长久地威胁帝国。

君士坦丁四世很快取得了对抗阿拉伯人的新胜利，因为阿拉伯人自己在内战中相互厮杀不断。他应亚美尼亚人的请求，恢复了拜占庭帝国对亚美尼亚大部分领土的保护权，并收复奇里乞亚和在其统治初期丧失的边境地区。685年，就在他去世前夕，他与阿拉伯人订立了另一个停战协约。他绝不比他的父亲有丝毫的逊色，他取得了同样的成功，同样克服了可怕的困难。在他能够做到的时候他避免了战争，成功地处理了阿拉伯人、保加尔人问题，并赢得了臣民的信赖。他去世时还很年轻，但是却寿终正寝，在当时这本身就是一件功德圆满的事情。

君士坦丁四世16岁的儿子查士丁尼二世成为第四位在青少年时期就执掌权力的皇帝。他像其父亲和祖父一样有能力，但是在对付阿拉伯人暂时中止的袭击和屠杀时对帝国的未来更为自信。他认为帝国作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必将继续存在，然而他似乎没有意识到，帝国远比哈里发国家虚弱得多。他知道与他同名的查士丁尼一世取得过大量的政绩，这显然使得他在自己的计划中抱有过度的雄心。由于我们的资料不足，很难对他做出判断，虽然有关他的史料比以前多些，但是这些史料对他的记述显然不公平。

查士丁尼二世没有正式废除其父亲与吵闹不休的阿拉伯人的和约，并保持斗争中的优势地位。他强化对亚美尼亚地区的控制；通过与哈里发的和约，从叙利亚接纳了一些基督教山民。这些被称为“马代特人”(Mardaites)的山民曾经长期袭扰哈里发国家。查士丁尼二世将他们编入卡拉比斯军区，可能也有部分作为水手被编入他在希腊新建的希腊军区。他与色雷斯地区的斯拉夫人作战，俘虏了大量战俘，并将他们作为士兵编入奥普西金军区。

这位皇帝似乎愿意重新调配民众，因为他曾将大量塞浦路斯居民迁移到基兹库斯周围的荒芜地区，在此重新建立居民区，并命名为查士丁尼城。之后，他发动对阿拉伯人的战争。691年，他发行印有基督胸像的钱币，还要求阿拉伯人用这种钱币缴纳贡赋。随着阿拉伯人的内战结束，哈里发拒绝使用这种钱币，并入侵安纳托利亚地区，当心怀不满的斯拉夫士兵叛逃离开他时，拜占庭军队遭到败绩。不久后，亚美尼亚人也向阿拉伯人投降。

此后，查士丁尼二世决定通过战争以外的其他手段寻求荣耀。他召集被称为“五六会议”的大公会议，因为会议计划完成第五次和第六次大公会议的任务。但是这次会议不包括西方主教，同时因为采用多种西方教会不使用的东方教会礼仪而惹恼了西部的臣民。皇帝还在君士坦丁堡皇宫增修新建筑。查士丁尼二世的军事作战已经迫使他征收更严厉的税收，甚至没收富有臣民的财产，其建筑工程更进一步增添了额外的勒索。

695年，一些怨气十足的贵族策动了宫廷政变，推翻查士丁尼二世，削掉他的鼻子，推举了一位他早先冷落的将领利奥提乌斯(Leontius)代替他。这次政变是个凶险的预兆。尽管查士丁尼二世有时粗鲁莽撞，但总体上看，他还是有能力的，而且他享有明确的皇位世袭权。利奥提乌斯虽然非常聪明且精力充沛，但是他却成为拜占庭历史上第二个废黜合法皇帝的人，那位制造灾难的前辈是602年的福卡斯。缺乏强有力的君主使得军区发动兵变的危险极度严重，特别是在阿拉伯人重新崛起的时候。

不久，哈里发对拜占庭的非洲属地发动袭击，其军队于697年夺取迦太基城。利奥提乌斯立即派遣一支海军远征军收复该城，并取得胜利，但是，阿拉伯人于次年再度驱逐拜占庭军队。战败的拜占庭军队从海上撤回克里特岛，他们难以承担战败的责任，于是拥立卡拉比斯军区的将领为皇帝。尔后，兵变部队乘船驶往君士坦丁堡，包围首都，强行进入该城。他们割掉利奥提乌斯的鼻子，并拥立他们自己的皇帝，即提比略三世(Tiberius Ⅲ)。

由于提比略三世找不到任何理由证明其篡位的合理性，因此就设法通过袭击阿拉伯人控制下的叙利亚来取得轻而易举的胜利。哈里发在完全占领拜占庭的非洲属地后，对帝国东部边境地区发动攻击，以示报复。702年，亚美尼亚人发动反对哈里发的叛乱，尽管提比略三世尽了最大努力，阿拉伯人还是很快占领了亚美尼亚和周围的拜占庭领土。同时，被废黜的皇帝查士丁尼二世从拜占庭在克里米亚的属地，也就是他的流放地逃了出来，先是投奔哈扎尔人，而后投奔保加尔人。在这里，保加尔汗王派遣一支由他率领的军队进攻君士坦丁堡。查士丁尼二世设法进入都城，逮捕提比略三世，并恢复了自己的皇位。

残疾与流放并没有改变他的坏脾气，但在恢复皇权以后，查士丁尼二世的为人处世比预期的更为谨慎。他处死了提比略三世和利奥提乌斯，用他自己的例子表明，身体残缺并不足以废黜一位皇帝。不久，他就被卷入对阿拉伯人的战争，并与新近的盟友保加尔人开战。他一直保持不败，直到他原来的流放地克里米亚在哈扎尔人的帮助下发动反叛他的起义。他派去镇压克里米亚起义的海军远征军(可能包括卡拉比斯军区)联合反叛者拥立菲利皮库斯(Philippicus)为新皇帝。711年，菲利皮库斯从海上进攻君士坦丁堡，推翻并杀死查士丁尼二世。

迄今为止最后一位令人印象深刻的篡位者菲利皮库斯极力否定并取消反“一志论派”的第六次大公会议，因为这次会议在其老家亚美尼亚非常不得人心。但他在与阿拉伯人和保加尔人的战争中败多胜少，两年后就被奥普西金军区伯爵废黜刺瞎。然而，帝国的首脑巧妙地控制了朝廷，现在又轮到他被废刺瞎。这位首脑，阿纳斯塔修斯二世(Anastasius Ⅱ)为自己加冕，成为拜占庭帝国的新皇帝。他是个能力超群的人，能够证明自己不是反叛者，而且在事实上是他惩罚了篡位者。然而，在经历了五次叛乱政变后，推翻皇帝的行为几乎变得司空见惯了。

到这个时候，哈里发眼见拜占庭陷入这般混乱，便计划彻底占领君士坦丁堡。阿拉伯人沿海岸进军，通过安纳托利亚内陆地区。阿纳斯塔修斯二世加强首都防务，并于715年派遣军队前往罗德岛进攻阿拉伯人。然而，这支军队一抵达那里，一些来自奥普西金军区的将士便发动了反对阿纳斯塔修斯二世的兵变——可能是为了报复他于两年前刺瞎他们的伯爵。

叛乱者返回并包围君士坦丁堡，拥立不大情愿的狄奥多西三世(Theodosius Ⅲ)为帝。虽然阿纳斯塔修斯二世同意逊位并成为修道士，但是随着阿拉伯人蜂拥席卷安纳托利亚地区，安纳托利亚和亚美尼亚两军区拒绝承认狄奥多西三世。它们拥立安纳托利亚军区“将军”为皇帝，称为利奥三世。面对越来越严重的骚乱，狄奥多西三世也于717年退位成为教士，利奥三世进入君士坦丁堡，阿拉伯人紧随其后。

利奥三世接任的这个帝国是一个在22年间爆发了7次政变、刚刚结束内战的国家，其都城正面临从来没有遭遇过的可怕攻击。他只有几个月的时间备战迎击强大的阿拉伯陆军和海军。据说这支军队有12万名将士和1800艘舰船，他们兵临城下，把都城团团围住。阿拉伯人建立的军事大营布满陆地城墙一线，他们的舰队则从海上封锁整座城市。如果首都失陷，那么安纳托利亚其他地区也将沦陷，不用很久，帝国的其他地方也将失守。

然而，阿拉伯舰队刚刚抵达，拜占庭人就使用希腊火对其发动袭击。阿拉伯人遭到损失后将残余的船只龟缩在港口内，这样拜占庭人得以从海上向首都提供补给。利奥三世曾与保加尔汗王结盟，他们派遣部队不断袭扰阿拉伯人的辎重部队。要为如此庞大的阿拉伯军队提供食物供给是极端困难的事情。这年冬天非常寒冷，阿拉伯人在军营中遭受着异常降雪和寒冷的折磨，许多围城将士死亡。

718年春季，哈里发派遣新的部队和舰队前来增援。但是舰队一抵达，许多来自非洲(如埃及)的基督徒船员便投向皇帝。利奥三世在增援部队接近君士坦丁堡时发起伏击战，使其残余部队甚至还没有渡过博斯普鲁斯海峡便落荒而逃。残余的围城部队继续遭受饥饿、疾病和保加尔人袭击的折磨，被迫在围城13个月后撤军而去。虽然他们的军队经过安纳托利亚时没有遭遇攻击，但是其舰队的大部分舰只被风暴、拜占庭人的攻击击沉，还有爱琴海火山的猛烈喷发——当时他们的舰队刚巧经过那里。正是灾难性的失败造成的阴影，使得阿拉伯人再也不敢发动夺取君士坦丁堡的重大尝试。

即便拜占庭帝国幸免于难，度过了阿拉伯人造成的最艰难的岁月，但是帝国的麻烦还远没有结束。哈里发国家还远比帝国强大。尽管利奥三世坦承其胜利不仅来自运气，还由于他的天才和果敢，但是就在第二年，被废黜的皇帝阿纳斯塔修斯二世又在奥普西金军区和保加尔人的支持下，试图推翻他的统治，而且几乎得手。拜占庭在意大利的属地也在君士坦丁堡被困期间发动起义，包括撒丁尼亚(Sardinia)在内的部分地区从此永远摆脱了帝国的控制。拜占庭帝国试图收复一些东部边境地区的努力也未见成效，阿拉伯人不久就像先前一样，恢复了对安纳托利亚地区的侵扰。

如同许多拜占庭人一样，利奥三世似乎早就把拜占庭帝国自阿拉伯人兴起后的厄运归之于上帝的愤怒，但是他还是无法肯定帝国在哪些方面惹恼了上帝。最初，利奥三世强制帝国内的犹太人皈依基督教。可能就是在726年春季，他颁布简短的法典《选编》(Ecloga)，该法典包括很多体现《圣经》思想的法规，例如对同性恋者判处死刑(《罗马人书》1:24~32)，对其他许多罪犯处以残害肢体的惩罚(《马太福音》5:29~30，《马可福音》9:43~48)。利奥三世最初还认为拜占庭人崇拜圣像的习惯可能违背了《圣经》严格禁止偶像崇拜的戒律。于是，在726年夏季爱琴海火山喷发后，利奥三世命令其卫士们摘下了大皇宫门前的基督圣像。(参见第六章。)

皇帝虽然对这个举动引发的骚乱感到非常震惊，但是他似乎于同年颁布了毁坏圣像的法令。727年，卡拉比斯军区和希腊军区都发生了反对他的兵变，可能就是因为这道法令；但是皇帝击溃了叛乱部队。730年，他禁止一切圣像。牧首辞职以示抗议，罗马主教格里高利三世(Gregory Ⅲ)宣布毁坏圣像为异端，公开与拜占庭帝国决裂，实际上就是宣布其独立。利奥三世派遣海军远征罗马，但遭到失败，他随即剥夺了罗马主教对意大利南部和希腊地区的宗教管辖权，将这两个区域划归君士坦丁堡牧首教区管辖。毁坏圣像在政治方面损失惨重，于是利奥三世通过740年入侵阿拉伯的胜利来进行弥补。

741年，利奥三世没能继续维持统治，寿终正寝。在他之前的6个皇帝都没能做到这一点，显然他已经改写了他们的纪录。他在阿拉伯人对君士坦丁堡实施可怕的围困期间保持镇定，此后又缓慢地恢复帝国的防务。如果他不是一个伟大的君主，那么至少是个良好的帝王，他在发动毁坏圣像运动时还是实施缓和的措施，以限制运动造成的不利影响。他是自君士坦斯二世这位遭到刺杀的皇帝后在位时间最长的，他将皇位留给他的儿子君士坦丁五世，后者当时22岁，已经到了进行统治的年龄。

利奥三世至少打破了政变反叛的怪圈，这个恶性循环曾鼓励阿拉伯人使其认为能够摧毁帝国。同时，他还找到了解决军区反叛这个难题的办法，虽然并不持久。在他去世后的几个月内，他的继承人君士坦丁五世就遭到他的女婿，同时也是奥普西金军区伯爵的阿塔瓦斯多斯(Artavasdos)的攻击。阿塔瓦斯多斯击溃君士坦丁五世，夺取君士坦丁堡，并一直坚守这个城市达两年之久。而后君士坦丁五世设法围困君士坦丁堡并迫使阿塔瓦斯多斯因饥饿而逃跑，君士坦丁堡被收复。743年反叛者被逮捕刺瞎。

平息叛乱后不久，皇帝解散了阿塔瓦斯多斯统治下的奥普西金军区，这个帝国最大的军区已经多次发动兵变反叛。皇帝公开调遣该军区一半以上的将士组建6个被称为“旅团”(tagmata/regiments)的新部队。它们驻扎在首都及其周围，还有的守卫奥普西金军区和色雷斯军区。其中三个主要的旅团是禁卫军(Scholae)、警戒部队(Excubitors)和卫戍部队(Watch)，它们曾是皇帝的近卫军，后来变得不太重要了。它们的指挥官大多是本国将领，直接对皇帝负责。

即便君士坦丁五世建立的旅团极大地削弱了奥普西金军区的力量，但是如同君士坦斯二世曾为省钱而建立军区一样，这些旅团也像军区那样逐渐出乎意料地掌控军事优势。当旅团将士也像其他军区将士一样持有军役土地时，他们就成为更机动的部队了，并更倾向于进行比边境巡逻更具进攻性的战斗。君士坦丁五世就是动用这些部队首次征服色雷斯前线地区的斯拉夫人，而后俘获大批阿拉伯边境地区的基督教居民，将他们迁徙至色雷斯的新收复地区。

君士坦丁五世创立旅团部队及依靠它们取得的胜利使他赢得军队大部分将士的拥戴，但是他从父亲那里沿袭的毁坏圣像政策又使他在帝国许多民众中特别是在海外不得人心。751年，伦巴德人占领拉韦纳及其周边的总督区(Exarchate)。拜占庭帝国在意大利的统治因此转移到很远的南部地区，这里已经建立了西西里军区，以及事实上独立自治的几个飞地，如那不勒斯和威尼斯。毁坏圣像运动使拜占庭帝国不仅与整个西部教会分裂，而且也与东部的几个东正教主教区分裂。君士坦丁五世没有丝毫的惧怕，他于754年召集一次大公会议，宣布崇拜圣像为异端行为。

君士坦丁五世在色雷斯的扩张虽然只是牺牲了斯拉夫人，但是却让附近强大得多的保加尔人大为警觉。他们开始跨越边界进行洗劫。759年，君士坦丁五世发动大规模反击战，在一场血腥的战役中打败保加尔人，迫使他们签订和约。当保加尔人于四年后拒绝履行和约时，君士坦丁再度发动攻击，并在正面决战中取得胜利。766年，他决定再次发动对保加尔人的远征，只是由于其舰队遭到风暴而作罢。他虽然没有在战场上失利，但是却损失了大批人马而没有获得任何好处。

君士坦丁五世返回君士坦丁堡时发现，崇拜圣像派正策划一场反对他的可怕的宫廷阴谋。其元凶首恶竟然是他最得力的朝廷命官和军队将领，包括奥普西金军区和色雷斯军区的“将军”，以及警戒部队长官(Domestic of Excubitors)。君士坦丁五世处死或刺瞎了他们中的很多人，次年又以策划阴谋罪处死了君士坦丁堡牧首。君士坦丁五世还任命更忠实的新官员，加强迫害圣像崇拜者，重用圣像破坏者。

虽然阿拉伯人再度袭击安纳托利亚，但是君士坦丁五世却重点攻击保加尔人。774年，他再次击败他们，但是次年春季另一场风暴再度摧毁了他派去打击他们的舰队。之后，保加尔汗王欺骗性地向他套取了拜占庭帝国打入保加尔人内部的间谍名单，随后将他们全部杀害。君士坦丁五世亲率大军于秋季向保加尔人发动进攻，但是尚未抵达保加尔人疆界就突然得病并很快去世了。

君士坦丁五世是个能干的将军但不是个聪明的外交家，他在其臣民中赢得广泛的好评，但招来崇拜圣像派强烈的仇恨，而他们在教会和官僚机构中仍然占据着明显的多数。尽管他仓促强化毁坏圣像派势力，忽略了西部事务造成帝国永远丧失了意大利中部属地，但是他创建旅团制度，在色雷斯地区多次取得对保加尔人的胜利，并对吵闹不休的阿拉伯人的领土进行了几次轻而易举的袭击。在他的两大遗产中，旅团的力量比毁坏圣像造成的分裂坚持得更持久。

当参加仪式的人群从君士坦丁五世的小儿子利奥四世面前走过时，皇位继承就平静地完成了，这是自641年以来第二次顺利继位。尽管君士坦丁五世的敌人散布流言说他有同性恋倾向，但是他结过三次婚，除利奥四世外还留下5个儿子。利奥四世继位后的那一年，不得不镇压其近卫军发动的政变，他们阴谋让他的一个兄弟取代其皇位。这位皇帝采取措施，任用僧侣，甚至包括一些私下崇拜圣像的教士为主教，以便缓和其父亲毁坏圣像政策引起的情绪。但是当利奥四世于780年发现其家族成员中竟然有人给他的妻子伊琳妮提供圣像时，便勃然大怒。他严惩这些成员并将伊琳妮打入冷宫。但此后不久，利奥四世竟然在可疑的环境下神秘死亡，留下伊琳妮来辅助他们的幼子进行统治。

到780年，拜占庭帝国已经从军事失败和内乱不断的可怕时期进入统治相对稳定安全的时期。帝国给阿拉伯人造成的损失是灾难性的，但是保加尔人特别是阿拉伯人仍然是可怕的敌人。拜占庭皇帝在经历如此多次成功政变的威胁后，仍然处于巨大的危险中，比他们在公元602年前的状况有过之而无不及。皇帝在军区和旅团制度中找到了得以保护其帝国大部分疆域的办法。军区一旦划分为更小的单位，就不太容易叛乱，或者不再像过去那样流行兵变。尽管拜占庭帝国能够预见到未来会有许多麻烦，但是至少到此时，它不再被迫为生存苦苦挣扎。迫在眉睫的垮台、动乱或被外敌彻底征服的威胁已经成为过眼烟云。在经历了如此多危险后，安全稳定的顶点还远没有达到。

社会结构的演变

没有哪个国家能够像拜占庭帝国一样在这个时期遭受如此灾难性的损失后还能幸免于难继续存在。其丧失的领土包括叙利亚、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北部、亚美尼亚、北非和意大利及巴尔干半岛的大部分地区。拜占庭帝国的主要疆域只剩下安纳托利亚的全部；其三个大都市君士坦丁堡、安条克和亚历山大里亚只剩下了第一个。与这些失去的疆域一起失去的还有几乎全部的“一性论派”信徒和讲拉丁语、叙利亚语及科普特语(Coptic)的居民。8世纪的帝国与6世纪那个更为多样性的帝国不一样，其绝大多数居民都是察尔西顿(Chalcedonian)派基督徒，他们讲希腊语，多数住在农村。同时，它还是个相当繁华、人口稠密和安全稳定的国家，比它在6世纪时更为舒心。

人们对这些更宽泛的一般情况做出合理肯定的同时，描述这个时期拜占庭历史更详细的细节就比较困难了——多多少少存在争议。我们拥有的成文史料并不令人满意，因为它们提供不了多少拜占庭帝国究竟是个什么样子的描述。考古学家提供的有关拜占庭文物的报告支离破碎，形成的意见和通常人们具有的模糊不清的看法也差不多。有些历史学家认为拜占庭帝国在7世纪期间就是个组织良好的国家，与早期的罗马帝国没有根本区别；另一些历史学家则坚持说拜占庭帝国发生了深刻的变化，是一个没有组织的社会，更像是早期中世纪的西欧。

最糟糕的难题是，这个争议实质上只是程度上的不同，而我们掌握的只是非常少的统计资料证据。考古学似乎证明了8世纪拜占庭大部分人口稠密地区的城市人口数都衰落到只有6世纪的一半多一点；但是值得怀疑的是，这个发现支持的究竟是争议的哪一方面，特别是在大部分拜占庭城市继续存在的情况下。坚持说拜占庭帝国发生了深刻变化的学者援引7世纪中期考古遗址发掘的货币突然急剧减少的现象；而那些认为拜占庭帝国的发展更具有连续性的学者则注意到军队规模比较大和军饷数字比较高的记载，这个证据的重要性和可靠性是有争议的。

尽管一个合理的情况可能是这样的——真相大概就存在于两个极端观点之间，但我们拥有的这类统计证据支持认为拜占庭帝国的发展更具连续性的观点。持反对意见的人只能集中否定那些证据，他们认为，从极不相同的史料中得出的几个数字概括总结出来的趋势完全是巧合。至于说公元659年以后货币发掘数量的减少，这种突然性似乎说明出现的不是一种渐进的社会变革而是突然的管理制度的变革，最有可能的是军役土地颁授取代了大部分军饷，就像我们上面所说的那样。

面临威胁帝国生存的持续军事压力，政府当局被迫优先供养军队。鉴于领土的丧失，帝国做得非常成功。565年的拜占庭军队还相当稳定地记录为15万人。到了641年，领取军饷的数字表明其军队仍有10.9万人。这意味着，拜占庭帝国依靠大约一半的土地供养着相当于565年四分之三的将士。而且，到773年，拜占庭军队据说总共有8万人。这意味着用不足565年三分之一的土地支撑着相当于565年一半的军队。尽管773年的军队人数受到质疑，但是9世纪的数字有力地印证了这一点：任何更少的军队人数都无法解释为何拜占庭帝国能在阿拉伯人的攻势下幸存下来。

拜占庭帝国领土的丧失和军队将士少得多的损失之间的矛盾现象似乎表明，希拉克略及其后继者提出的战略运行良好，也就是把将士安全撤回，而不是冒险地让他们试图守住边界。它还表明，帝国在没有向失陷地区和民众征收税赋的情况下成功地保存了大部队。很明显，这样成功保存军事实力不仅因为军役土地颁授制度发挥了作用，而且还得益于当时出现的另一个现象——它多少有些神秘，即公元659年以后建立的各省仓库。这一点已得到数百枚铅封的证实。这些铅封最初是加盖在文件和货物上的，上面带有仓库和管理仓库官员的名字，而他们是按照政府契约(kommerkiarioi/commerciarii)来管理的。

人们都知道政府契约是用来征收关税并交易丝绸、黄金和奴隶的，在当时这些铅封的大量增加很难反映出商业贸易的增长。自659年开始的岁月肯定是拜占庭帝国经济收缩的时期，当时人们越来越贫困，商路越来越不安全，城市越来越小，货币越来越少。解开这个谜团的线索是659—668年那些最活跃的政府契约，牧首斯蒂芬(Stephen)留下了10枚铅封，涉及至少3个军区的5个仓库货栈，他还担任军需总长(Military Logothete/Logothetēs tou strati?-tikou)，即朝廷负责供给军队的大臣。这些货栈的主要功能可能就是向将士出售武器装备，而即便假定他们自己支付开销，也需要有可靠的地方去购买军需装备。

这个时期社会军事化的现象到处可见。具有各自行政总督的旧省区被军区所取代，军区的“将军”及其幕僚按照类似于军事法的法律进行管理。将士拥有以土地为实体部分的产业，份地的大小足以使他们雇用一定数量的亲戚和佃户，或者雇用人手帮助他们耕种。军饷虽然仅按照过去发放比例的四分之一支付，但可能仍然占国家预算和货币经济的主要部分。在695—717年的动乱期间，军队一再拥立或推翻皇帝。与狄奥多西一世到希拉克略时期形成鲜明对照的是，这个时期的大部分皇帝本人就是军事将领，并常常亲自领兵迎敌。

随着军队势力的崛起，行政官员人数越来越少，影响也越来越小。660年前后建立军区期间，中央官僚机构经历了萎缩和重组。许多旧官职或者被取消，比如过去管理荒芜土地的皇家地产圣库伯爵，或者变得不重要了，比如首相(Magister officiorum)的职位变成官员的荣誉头衔。此时，主要的大臣只有三位，都称为“总长”(Logothetēs)：邮驿总长(Postal Logothete/Logothetēs tou dromou)除了负责邮政事务，还负责外交关系和内政安全；总务总长(General Logothete/Logothetēs tou genikou)负责税收；军需总长，上面已经提到是军队供给的负责人。整个中央朝廷官僚机构似乎已经精简到约600人。各省区除了税收官，包括政府契约官(kommerkiarior)在内，很少见到其他行政官员了。

外敌入侵和帝国保卫自身的需要对其臣民的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在城镇考古发掘中表现得十分明显。7世纪期间，拜占庭放弃了古希腊罗马那种宏大城市的风格，那些城市拥有棋枰式平面图、宽阔的街道、宽广的广场、宏伟的公共建筑物。这样的城市在人口锐减的时代(瘟疫、突然来临的外敌入侵和围困削减了人口)已经成为一种难以承受的奢华。除了像君士坦丁堡和塞萨洛尼基这几个已经修筑起坚固城防要塞的城市之外，其他地方的居民节省开支和精力来建造城墙，只把最能够设防的地区围住。他们放弃大部分城市的大部分空间，甚至将一些城市从平原挪到更容易防守的山坡上去。

这些新城市规模更小，占据山坡地利，其中大部分称为城镇更合适，它们需要狭窄而不规则的街道，广场和大型建筑的规模都大为缩小。除了君士坦丁堡，其他城市的市民不得不在没有竞技场和剧场的环境中生活，不得不修建比以前更小的教堂和浴场。最终形成的城镇比更早的罗马帝国城市小了很多，它们已经很难再缩小和精简了，就像古典希腊城市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一样。这个时期拜占庭帝国的城市生活远不如古典希腊城市或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城市活跃，其原因主要在于社会军事化和文化及经济普遍衰败的现实，而不在于城镇的规模和风貌。一个重要的变化是，拜占庭城镇丧失了大部分管理功能。不再拥有负责督管和征收农村税收的城市会议。那些管辖十几个人的、中等富裕的地主曾供职于城市会议，此时作为一个阶级也消失了。一些地主仍然生活在城镇里，同样留在城镇里的还有那些仍拥有对周围农村管辖权的主教。当商业贸易随货币衰败时，城镇也失去了作为市场的功能。在外敌袭击抢劫频繁的时期，城镇作为避难地的新作用越来越重要，这也可以从人们常简单地把它们称为城堡(kastra)中得到证明。

城镇里另一个重要的变化，甚至在君士坦丁堡都有证据，那就是文化的衰落。在拜占庭早期历史上，大部分受过良好教育的人都是元老、保长、行政官员和负责训练这些人的教师。他们都是能写会读并读得懂大部分世俗文学的人，他们的亲戚则是教会人士，后者撰写和阅读大部分涉及所有博学知识的文献。此时，保长已经消失不见，元老混杂到了行政官员中，而他们队伍的人数也变得更少，更缺乏威望，社会的教育和文化水平不可避免地下降。虽然所有的军官和教士都有文化，但总的来看他们只满足于接受过基本的教育。

文学发展越来越局限于布道词、韵律唱诗、圣徒传记和某些神学作品，所有这些都显示不出什么文学的张力。只有一些历史作品能够留给我们一些对事件发生顺序的单纯描述。利奥三世的《选编》与《查士丁尼法典》相比简直是部乏味的文件，这位皇帝在此书中抱怨当时的律师都很无知。第五、六次大公会议严厉驳斥那些毁坏或抛弃宗教书籍的人，声称世俗书籍没有任何内容，这就描绘出一幅教育败落的灰暗图景。当然，图书的毁坏也不可能坏到哪里去，因为在公元6世纪以后的岁月里，拜占庭人仍然拥有他们以前拥有的那些书。

7世纪的各种变化在农村表现得并不是太明显，占帝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生活在那里。外敌在农村进行的大部分抢掠可能每代人至少发生一次，但是它们更常发生在从边界容易到达的地区。在最暴露于敌人的地区，富人明显比穷人更易渡过难关，因此大地主此时被发现生活在安纳托利亚平原地区，阿拉伯人对这里的袭击最为频繁。在更为安全的沿海平原，大地主却明显变得人数稀少，可能是因为人口的普遍减少造成了劳动力价值的提升和耕地的贬值。

人口减少可能是经济萎缩的主要原因，这也影响了这个时期的城镇和乡村。鼠疫曾在6世纪袭击过帝国，而后一再暴发。747—748年的君士坦丁堡瘟疫造成人口大量减少，以至于君士坦丁五世从希腊向这里迁徙并安置居民。帝国内暴发瘟疫的最后一次记载是来自意大利南部，至少晚于767年。外敌的袭击抢掠也造成人口增长停滞，经济环境的恶化根本不可能刺激人口增加。

用于大宗过境贸易的金币短缺和用于日常生活买卖的铜币短缺都不能非常清楚地反映商业贸易的萎缩及其原因。当局铸制货币并非为了臣民私人方便，而是为了其自身的目的，即优先供养军队。当国家发行的货币太少时，私人商贾就必须更经常采取以物易物的方式，从而加剧了大批量航运和仓储以及易损货物交易的困难，他们被迫使用小额耐用的货币。

甚至可能由于将士缺少现金，那些管理省区仓库货栈的政府契约官也收取将士的农产品，折算成他们购买武器装备的价钱。如果真是如此，这些货栈就可能逐渐变为各类商品的贸易集散地，形成某些以物易物的低效率贸易，并在需要的时候支付货币，也许还可以优惠折价。事实上，每个人都还得有货币，只是因为纳税的需要。我们的资料显示，767年出现过货币金钱恐慌，其间农民们被迫以低得可笑的价格出售其农产品，以便换取金钱缴纳税收。

相比于早期拜占庭时代，富人明显越来越贫困。旧元老阶级到这个时期结束时已经消失不见了，他们屈服于过于频繁的政治动**和过于急剧下降的人口与经济衰退。安纳托利亚平原上的农村权贵来自全新的家族，其中许多都是亚美尼亚人；他们的主要收入来源不是收取地租而是经营农场，同时他们渴望军旅生涯而不愿担任行政官职。他们变得比行政官员和商人更为富有，更有权势，而商贾们则变得比在6世纪时更贫穷。

大部分农民似乎仍然拥有足够面积的肥沃耕地，他们生活得无忧无虑，除了税收官员外，任何人都不会烦扰他们。当农民不能完税时，其所在农庄的其他农民就会补足差额，通常这些邻居似乎还能够做到这一点。恶劣天气可能像以往一样非常频繁，而外敌侵袭则比先前严重。但是充足的耕地能够满足不断减少的人口，任何从坏年景幸存下来的人都能重新开始其未来。农村中的奴隶和城市贫民早就成为无足轻重的群体了。

7—8世纪这个黑暗时代使拜占庭社会比以前更原始落后，但是还要承认的是，它仍延续着晚期罗马社会。拜占庭帝国不像当时的西欧，它仍然保持着罗马国家大部分的上层建筑，包括税收体系、职业化军队、行政机构、货币经济和世俗学校。但所有这一切都不同程度地倒退了，常常因为经济原因倒退得非常剧烈，以至于公共部分的衰退比私人部分更明显。但是，拜占庭国家依旧足够大，能够为皇帝提供比中世纪早期西欧任何国王或皇帝都大的权力，并赋予拜占庭帝国击退同样有组织的哈里发国家入侵的能力。

圣像

“圣像”(icon)这个词在《牛津英语词典》中被定义为虔诚信仰的绘画，通常绘于木板上，主要画基督或其他神圣人物，特别是在东方教会更是如此。我们按照其严格限定的意思，考察俄罗斯而非希腊的圣像，因为在俄罗斯，“圣像”这个词就是指宗教图画，而希腊语“圣像”是指任何形式的类似物品，既包括字面上的也包括意念上的。我们通常认为，东正教的圣像并非自然主义的绘画。而画出人物的面部轮廓时，圣像就通过“由教父”确定的传统标准被转变(据说就是如此)提升到比现实更高级的非人间水平。

完全可以肯定的是，787年大公会议以后，东正教画家不再自由地按照他们的想象绘画，而要被迫遵守确定的模式。例如圣尼古拉必须画成有弯曲灰白的短胡须、穿主教法衣、手持福音书的男人。他不能被画成黑胡须，否则崇拜的人就会不认得他是圣尼古拉。而有着黑色胡须的主教是圣巴西尔(St Basil)。同样，中世纪和后来的圣像都趋向于抽象化，突出表现正面的身体姿态，身后是单纯的金黄色背景，尽管他们生动逼真的程度随着时代风格的变化有些不同。

然而，在东正教教义关于圣像的规定里，没有任何信条规定圣像必须是抽象化和非自然主义风格的说法。教义确实强调的是相反的方面，然而忽视精确的问题必然造成相似的难题。现存最早的圣像都采用写实主义的风格，例如最完好的圣像保存在西奈山圣凯瑟琳(St Catherine)修道院，年代大约属于6世纪，它们使我们想起在埃及墓地里发现的罗马时期的葬礼肖像画。我们从文献资料中了解到，古代晚期非常流行肖像画——这些便携微型肖像画绘有皇帝、达官显贵、在世主教、明星演员和舞蹈女孩——没有理由认为圣徒就代表了不同的风格。毁坏圣像派要禁止的那些圣像绝不是我们今天认识的圣像。

西里尔·曼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