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特·霍伊兰(Robert Hoyland)

在描述阿拉伯人也就是阿拉伯半岛和叙利亚沙漠的居民时，拜占庭作家使用如下一些表述：“贪婪的骗子”“恶狼”“不能依赖和反复无常的民族”，以及“一个野蛮成性的民族”。这部分反映出一个定居国家对其周边未开化部族的偏见。阿拉伯人的家园大部分地区极为干旱，这意味着他们没有足够的资源来维持复杂的社会和政治结构。当然也会有一些例外。季风带来的降雨和当地出产的香料使阿拉伯半岛南部兴起多个王国，此外在叙利亚沙漠地区也出现过几个独立小国，有些是因为周边文明能够给它们带来贸易收入〔如纳巴泰(Nabataeans)和帕尔米拉(Palmyrenes)王国〕，还有一些是因为可以得到帝国的补助金〔如加萨尼德(Ghassanids)和莱赫米(Lakhmids)王国〕。但是对于大多数阿拉伯人来说，不隶属于任何国家是一种常态，并且所有的阿拉伯人，无论定居还是游牧，都以部落的形式组织起来，部落是以自助为基础的血缘群体。在缺乏法律强制机构的时候，个人不得不努力来为自己和自己的亲属寻求公正，正如一首阿拉伯诗歌说的那样——“我将用我的利剑洗刷自己的耻辱”。在拜占庭人眼中，除了粗鲁，阿拉伯人还有另一个更严重的缺点，就是他们在《圣经》中的祖先：因为他们是女奴夏甲(Hagar)的后裔，所以沦为低等民族，也就是“世上最可鄙和无足轻重的人”。

然而，伊斯兰教从阿拉伯半岛偏远的一隅、在一个阿拉伯人的手中兴起。当波斯皇帝科斯洛埃斯二世的军队正在席卷拜占庭的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诸省时，一个名叫穆罕默德、来自阿拉伯古莱西(Quraysh)部落的男人开始在其家乡即阿拉伯半岛西北沿岸的麦加传教。他传播的信息，即“古兰”(Quran，其本意是“读诵”)，包括即将到来的末日、法律法规、反对异教徒的论争、犹太-基督教和阿拉伯先知历史的概述等，他特别强调要信仰唯一的真神，不把其他任何人与其相提并论。对于那些乐于接受他忠告的人，穆罕默德拟订行动计划。他们在麦地那组织穆斯林公社(乌玛，umma[1])，以“相信真神和末日”为口号联合起来。为了离开那些不信仰伊斯兰教的人，他们进行迁徙(徙志，hijra)，并最终对那些人发动圣战(jihād)，以此迫使他们皈依正确的信仰，或迫使他们屈服。这一计划既简单又十分有效，在20年的时间内，穆罕默德使阿拉伯半岛北部绝大部分地区接受其传播的信仰。他的继任者阿布·伯克尔(Abu Bakr，632—634年在任)和欧麦尔(Umar， 634—644年在任)继承其功业，首先征服阿拉伯半岛其余地区，而后发动一系列的闪电战，占领整个中东。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一显赫的功绩呢？穆斯林的答案很简单：“这是因为神钟爱我们，并为我们的信仰感到愉悦，于是他给予我们统治所有宗教和民族的权力。”事实上我们必须称赞穆罕默德传播的那些信息，既简明，又具有很大的潜力，可以持续被伊斯兰革命与改革者利用，时至今日一直如此。但是为什么7世纪的阿拉伯人如此虔诚地接受这个信仰？是否有些东西改变了阿拉伯半岛的现状，让那里的居民特别倾心于穆罕默德的教诲，或者说穆罕默德给那里长久存在的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方案？我们不能排除后一种假设。如上文所述，阿拉伯部落缺乏强制机构，使得它们几乎不可能组织大规模协调一致的活动。穆罕默德克服了这一难题，他给阿拉伯人指出的共同目标，极为适应部落氛围，即通过征服来推进神的事业(jihād fī sabīl Allah)。

然而，更常见的是，有些人认为它的革新性更多源自环境而非信仰本身。当然，近东地区在伊斯兰教兴起之前约一个世纪期间的确经历过一场大变局。松散的罗马和帕提亚帝国被超级大国拜占庭和伊朗取代，政治局势也逐渐向两极化发展，每个大国都在努力争取邻邦的忠心与支持。阿拉伯人既是两大帝国扩大影响力的受益者，同时也是牺牲者。他们可以得到资金和权力，但是却牺牲了自己的独立。此时出现许许多多的阿拉伯盟邦，最著名的是加萨尼德王国和莱赫米王国，他们分别与拜占庭和波斯结盟。我们对莱赫米王国知之甚少，但是知道加萨尼德人于6世纪在约旦和南叙利亚地区建立起颇具实力的政权。现今遗存的建筑和带有统治者姓名的铭文证实了这一点，当时的叙利亚文献也记述了他们对宗教事务的资助和仲裁。希腊和叙利亚文献都提及他们是站在拜占庭皇帝身旁“最虔诚和为基督钟爱的国王”，甚至还谈到他们的“王国”。而从其诗歌中，我们也能够看到他们一度强大。一首献给加萨尼德领袖的诗歌写道：“您难道没有看到吗？上帝赋予您多大的力量。每个国王都在您的脚下颤抖；因为您是太阳，他们是星辰，当太阳升起时，所有的星星都失去了光芒。”这些部落联盟权力的提升意味着，先前阿拉伯敌对部落之间的小矛盾，也就是“他们中间只有一个或一小部分人会被处死”，现在演变为激烈的正面对抗。我们可以看到，阿拉伯人的征服就是以这样一种冲突开始的，半岛西北部的阿拉伯人试图夺走加萨尼德联盟拥有的地位。

超级大国的冲突也产生了意识形态和政治两方面的影响。战争逐渐表现出更多的宗教特征，而宗教信仰的不同越来越频繁地和政治上的异见等同起来。在阿拉伯半岛的舞台上，这种趋势在南部最为引人注目，当时拜占庭的盟友，埃塞俄比亚君主入侵也门，并扶植起基督教国王，因为他得到报告称那里的基督徒正在遭受迫害。此外，商人也扮演着传教士的角色，将基督教、犹太教和摩尼教传遍整个半岛。这样，到穆罕默德时期，一神信仰的观念在阿拉伯半岛已经深入人心。它和伊斯兰教的兴起有什么关系还很难说，但是至少意味着穆罕默德的听众已经具备了这种概念。

最终，6世纪和7世纪早期暴发并一再发作的淋巴腺鼠疫导致“几乎整个世界都被摧毁了”。瘟疫最初出现在542年，同时期拜占庭人和波斯人正进行着一系列战争，后者占领了前者的许多省份。一位拜占庭历史学家在580年写道：“国家完全毁灭了，人民遭到奴役，流离失所，全人类都被卷入这场动乱中。”这些事件导致帝国东部沿海许多大城市规模缩小，而内陆小城镇则因人口密度较小和路途远等原因很少受到瘟疫和战火的波及。阿拉伯半岛西北部地区利用拜占庭内陆城市欣欣向荣的有利时机，优先发展起和内盖夫、拜勒加(Balqa)及哈弗兰(Hawran)地区的贸易。

总之，穆罕默德之前的一个世纪中，阿拉伯半岛在政治、宗教和经济上逐渐与拜占庭和伊朗这两个超级大国结合起来。然而，阿拉伯人依然保持着独特的文化和身份认同意识。这部分是因为其家园与众不同的生态环境和病态的国家结构。但是，这也要归功于逐渐增多的资源，尤其是帝国给予他们的资助，使得他们此时可以表现出这种差异。那些王国的首领开始称呼自己为“所有阿拉伯人的国王”，并且让人们编写诗歌以供他们娱乐，称颂他们的光荣。正是出于记录自己功业、撰写文书和族谱的目的，他们推动了阿拉伯手写字母的产生。因此很自然地，真神选择赐予穆罕默德具有“清晰的阿拉伯语音”的“阿拉伯人的诵文”。

这种和近东地区开化民族之间泾渭分明的意识让阿拉伯人在成为自己命运的主宰时占尽先机。由于来自部落的民众行动迅猛且全民皆兵，因此在发动对定居国家的战争时经常取得胜利，然而由于在文明程度上的落后，被征服者常常会在文化上迅速将其同化。但阿拉伯人能够避免这一过程，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宗教和文化遗产，使得他们与外族人区分开来。此外，他们在征服之初与外界隔绝，待在军营里，并没有作为地主或农夫分散到当地被征服者中。用武力夺来的土地归国家所有，国家则把地租分配给穆斯林战士作为其薪饷。当然，阿拉伯人内部也有争端。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644—656年在任)就是被一些老兵刺杀的，他们不满新入教者损害自己的利益和裙带关系统治，遂引发内战，在战争中很多派别都争相表达对政府的观点。但是，阿拉伯人最终还是恢复团结，因为许多阿拉伯人认为，即使让一位不公正的统治者在位，也比内部纷争四起要好。

第一次阿拉伯内战的胜利者建立起倭马亚王朝(Umayyad Caliphate，661—750年)，他们立即着手建立帝国。他们建造行政设施、宫殿和清真寺；开垦沼泽地，修建灌溉设施，并开始进行土地普查。由于穆斯林统治者不在意非阿拉伯人的出身、信仰和阶级，这为有才能者提供了大展才华的机会。巴沙尔·伊本·巴德(Bashshar ibn Burd)的祖父就是土著土哈利斯坦人(Tukharsitan)，被俘后被送往巴士拉(Basra)，在那里他从事着泥瓦匠的工作。巴沙尔本人成为著名的宫廷诗人，他拥有显赫的地位，以至于他能够对其主人吹嘘“我的血统比其他任何人的都要高贵”。皈依伊斯兰教也不是必要的条件，例如阿塔纳修斯·巴·古玛叶(Athanasius bar Gumaye)是艾德萨人，他成为哈里发阿卜杜勒·马利克(‘Abd al-Malik， 685—705年在位)的兄弟、埃及总督阿卜杜勒·阿齐兹(‘Abd al-‘Aziz)的得力助手，但他依然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而且，那些战俘和流亡到伊斯兰城市里的人终日和穆斯林朝夕相处，他们皈依伊斯兰教也是件很正常的事情，正如他们先前的教友不无悲伤地写道：“许多教会中人将要放弃正确的信仰……他们没有受到任何强迫、鞭笞和殴打。”这样一群面貌各异的人进入伊斯兰教圈子，他们来自不同的种族、信仰不同的宗教，还属于不同的哲学派别。他们给发展初期的伊斯兰世界带来显著的多样性和活力，拜占庭人现在不得不面对一个在自己原有领土上生根发芽但充满敌意的新文明。

在此后几个世纪中，这两大文明势力的冲突成为双方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起初，双方都想彻底地消灭对方。进而，阿卜杜勒·马利克在耶路撒冷圣殿山上修建圆顶清真寺，铸造带有穆斯林信仰标记的货币，还规定阿拉伯语为这个新帝国的官方语言，这些行为清楚地表明，伊斯兰帝国绝不会只是昙花一现。同样，穆斯林在8世纪早期试图攻占君士坦丁堡时遭遇的惨痛失败也让他们意识到，拜占庭人不是那么容易被取而代之的。于是，沙场上的厮杀变成例行公事般的仪式，而战争逐渐变为口舌之争。然而，在双方的互相谩骂中，偶然也会出现富有成效的交流和罕见的曙光，正如牧首尼古拉一世(Nicholas Ⅰ)致哈里发穆克塔迪尔(Muqtadir，908—932年在位)的信中所言：“萨拉森帝国和罗马帝国，凌驾于大地上所有的帝国之上，光芒四射，就像天空中两座最闪亮的灯塔；因此，尽管有不同的习惯、风俗和宗教信仰，我们必须像兄弟那样和平相处。”

[1]　乌玛一词源出苏美尔语。在古代阿拉伯，它意为伦理和宗教的共同体，或指具有某种身份和特征的人的共同体。该词在《古兰经》中经常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