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里尔·曼戈

君士坦丁改变其基督教政策时(312年)，基督徒在帝国总人口中是少数派，据说只占10%，尽管这只是我们猜测的数据。城市基督徒和东部的基督徒数量比乡村和西部的多。最初皈依基督教的多是社会下层民众，但是基督徒开始逐渐向社会上层发展。

我们先把数量并不太多的犹太教徒放在一边，也暂时不考虑某些边缘的教派，例如摩尼教徒。帝国大多数民众是传统宗教的信仰者，我们如今称他们为希腊罗马多神教徒(异教徒)。多神教是希腊罗马世界中各种崇拜调和的产物，融合了一系列双方共同承认的神明。

在古代人的意识里(当今世界上有许多人依然这样认为)，宗教(religio)是仪式的载体。在伟大的古典时代，人们在家中或公共场合遵循祖先的传统进行崇拜活动，以此来消除众神的愤怒，祈求凡人的安康。直到公元500年时，多神教历史学家左西莫斯依然严肃地认为，帝国的衰落是因为君士坦丁在313年后废止了百年节(Secular Games)的庆典。罗马的宗教是公共性而非个体性的宗教，这就意味着它由国家操控运转。这种宗教没有神圣的经典，没有职业的教士，也没有教义。它与迷信(superstitio)不同，后者被认为是对神明过度和歪曲的敬畏，宗教则是适度和恰当的。古罗马的宗教并不考虑“大问题”，如宇宙的起源、生命的意义或是终极的末日等。少数对这些深奥问题的思考被归入哲学范畴，被视作不同的领域。存在这样几种哲学学派，它们都发源自古希腊文化：亚里士多德主义、柏拉图主义(古代的、中世纪的、新近的)、斯多葛主义、毕达哥拉斯主义、伊壁鸠鲁主义和犬儒主义等。哲学的出发点是凡人，它不去揭示超自然的东西，而某些学派与众不同的观点(异端，haeresis)也不被视为与传统宗教相抵触，尽管伊壁鸠鲁学派(他们认为神和凡人的事务没有什么联系)遇到过一些麻烦。在公元初的几个世纪里，宗教和哲学大体上还是有所分别的。在这一时期，哲学开始由理性主义向神秘主义过渡，而宗教也发展出一些神学教义。

基督教是一种宗教、迷信还是哲学？按照罗马的标准来说，它很难被归为一种宗教。它不是那种罗马式的公共宗教，看上去像是国际性的地下组织。它没有那些罗马人习惯的崇拜活动，如向神像献祭牺牲。当然它也有自己的仪式，但是这些仪式是关起门来进行的。非常有趣的是，在其发展的原始阶段，早期基督徒为了应对犹太教徒的仪式主义，并不特别强调那些需要共同遵守的清规戒律。他们指出，使徒告诉他们，只需承担这样的义务：“禁戒祭偶像的物和血，并勒死的牲畜和**。”(《使徒行传》， 15:29)

基督教受到反对的另一个因素在于它是个新兴的宗教，当时人们认为古代宗教才值得崇敬。因此埃及人与迦勒底人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而犹太人则可以声称，他们的立法者摩西在特洛伊战争之前一千年就已经来到这个世界——无论如何都比希腊那些哲人的年代更加久远。信奉希腊罗马多神教的信徒虽然其历史最多只能追溯到公元前6世纪，但是他们可以把自己和远古时代如俄耳甫斯(Orpheus)这样的半神英雄联系在一起。基督徒在谈及自己的历史时只能这样说：“我们昨天(hesternisumus)才刚刚诞生，但是我们拥有古老的经典。”——这是一条值得推敲的论据，“我们和犹太教徒有共同的经典，但是他们没能正确理解，而我们恰恰相反”。最终，形形色色的诡辩术被用来证明基督教不仅是个古老的宗教，更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宗教：鉴于亚伯拉罕是犹太教的创始人，因此在其之前的人类始祖就既不能被称为犹太教徒，也不能被称为偶像崇拜者，他们只能是原初的基督徒。这样，基督教就可以追溯到伊甸园的时代了。

事实上，基督教甚至比它看起来的更加年轻，因为它的名字最初出现在提比略(Tiberius)皇帝统治时期，而其教义直到使徒时代才彻底修订完毕。我们无意在这里描述此后教义的屡次调整，那些对其所做的精心修饰在教会走向普世化的过程中转变为小规模的弥赛亚运动，但是我们需要重点说明，从君士坦丁打开其身上的枷锁时起，一直到拜占庭历史结束为止，基督教的教义绝非一直没有变化。

当诡辩家塞尔苏斯(约180年)声称基督教只能吸引妇女、幼童和奴隶时，他表现得有点不谙世事，因为就在那个时候，基督教思想家已经着手启动不可逆转的进程，那就是将他们的宗教转变为一种哲学，也就是说一种协调一致的完整体系，这一进程被评价为古代晚期知识领域最重要的成就。我们对最终整合完成的信仰太熟悉了，以至于我们很容易忘记学者和他们那些吹毛求疵的深思熟虑在教义体系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与传统的古希腊诸哲学派别不同，基督教哲学的基础是字字珠玑的《圣经》中的那些启示。《圣经》中的一大部分(现在被称为《旧约》)，是部落的历史、传统的仪式、宇宙观、预言和通灵沉思的混合物，东地中海地区的民众对这些东西非常陌生，只有把它们翻译成口语化的希腊语(the Septuagint)人们才能对其有所了解，然而这些翻译显然不能做到十分精确。因此，第一步就必须按照希伯来的传统仔细核对《旧约》：将伪经剔除出教规信条；然后对真经的每一卷做详尽的解释，分别说明它们的字面意义和象征意义；最后还要将那些不再使用的东西，也就是说传统的仪式一一识别出来——但这仅仅是工作的开始。鉴于《旧约》大体上是一部讲述某个边缘民族命运的历史作品，基督徒不得不将其中的内容和编年与希腊人、罗马人、埃及人和巴比伦人的历史结合起来(大部分内容都是他们编造出来的，但是却广为人们接受)，然后将《创世记》中关于上帝创造宇宙的描述修改得符合当时社会的宇宙观，使之真实可信。还有就是要解释为何全能的上帝在历史中的绝大多数时间都只关注犹太人的拯救，而将其他民族排除在外，以及为什么基督直到这么晚方才道成肉身。再往后这一体系难于解释的核心问题就是为何圣子基督在初始“与神同在”，创造了万事万物，之后却“化为肉身”(这在当时的多神教徒看来是自相矛盾、不可接受的)，并且的的确确承受了与神身份不符的卑微的死亡。圣子是圣父的散发之物还是一个与之区别的个体？如果是后者的话，那么他是自我存在的还是在万世之先为圣父所造？也就是说，这是否会使其变成一个次等之神？

这些是基督教在转化成一门哲学的过程中不可避免的问题，对这些问题的解释，尤其是关于圣子的阐述，在君士坦丁之后还要延续整整三个世纪。然而，如果我们回到更早的时代，就会发现并非所有的基督徒都热衷于将基督教转化为一门哲学，他们牢记圣保罗的警示：“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就把你们掳去。”(《歌罗西书》，2:8)在这一问题上，基督徒内部有广泛的歧见，殉教者查士丁(Justin Martyr)认为，基督教是唯一“确定和有益的”哲学派别。而德尔图良(Tertullian)则有一句名言，认为雅典和耶路撒冷毫无关系：“所以雅典和耶路撒冷有什么关系呢？学术对教会有什么益处呢？……我们的教规是来自所罗门的柱廊。”基督徒不是哲学家，不仅是因为哲学的虚空性不能为我们提供固定的答案，更重要的是哲学没有效用，它不能驱走恶魔，而基督教可以。

德尔图良关于魔鬼直白的表述在《新约》文本中比比皆是，这可以被理解为一种隐喻。像马可·奥勒留这样的贤人可以对这样孩子气的言论不屑一顾，然而相信魔鬼的存在在古代晚期是一种特有的风气。魔鬼并非如希腊人所认为的是一些小神(daimones)，它们是不死的、快速移动的恶灵，它们附着在人类甚至农场的动物身上，使他们神经错乱，罹患各种疾病，并使人类产生邪恶的欲望。圣保罗写道：“因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争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管辖这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争战。”(《以弗所书》， 6:12)黑暗的统治者(kosmokratores)是那些支配地下世界的恶魔，多神教庞大的体系只可以被理解为一座巨大的恶魔机器，禁止信仰它并不意味着魔鬼活动的终结。恶魔依然从神殿中散出，它们在那里由动物牺牲的油脂和焚烧的烟雾所滋养。恶魔会进入乡村、坟墓和隐修者的居所，尤其会存在于高层的大气中。基督教从诞生之日起就是对抗恶魔最有效的武器，基督自己就是个驱魔者，他曾经明确地向其门徒承诺给予他们征服魔鬼的力量，多亏这项礼物，基督教才赢得了它的第一批皈依者——也许是其早期皈依者的大部分。

从欧洲中世纪早期的历史来看，我们倾向于承认皈依基督教提升了很多民族的文化知识水准。这一点对于萨克森人、古斯堪的纳维亚人(Norsemen)、古波罗的海人(Balts)和斯拉夫人来说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古代晚期世界的基督教化则经常被我们视为发达民族的文化水准走下坡路。这并不是说在2世纪末之后的基督教可以被我们描绘成反知识的，恰恰相反，如我们前文所述，它变得越来越博学，而这个时期出现的那些“教义”论文和护教书则深受多神教哲学的影响。有多少非基督徒会阅读这些文章还是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但是如果他们不怕麻烦非要去看，也许会发现这些东西使人感到枯燥无聊。这就是困难所在。因为那个时代的文学传播虽不广泛，但却高度发达，接下来我们就要考虑一下这个问题。那个时代的文学传播是建立在一个从希腊化时代开始实际上就没有怎么改变过的教育体系上的，我们可以将这一体系描绘为“自由的”和非技术的。具有一定社会地位家庭的男孩，在中学学习古典诗歌(尤其是荷马和赫西俄德的)和几出悲剧(特别是欧里庇得斯的)之后，他们就将去学习雄辩术，无论他们将来选择从事什么职业，法律、政府机关、市政部门、教书还是文化创作，这都是必要的进阶之路。雄辩术以德摩斯梯尼(Demosthenes)和其他雅典演说家为榜样，旨在通过数十本教材的学习，获得广为公众接受的演讲和写作能力，他们使用古色古香的语言风格，也就是雅典式的希腊语，这是他们身份的象征。尽管在教育过程中没有刻意强调意识形态的东西，但是这种教育处处渗透着多神教的学问。男孩们不得不学习课本中众神的神话和谱系，也就随之吸收了多神教徒的价值观。这些东西来自学习修辞学的过程中，同时也是其实践的结果，他们会从语法学、历史、神话、地理、占星学以及晚餐后的闲谈之中积累起大量的多神教知识。

我们很难估计晚期罗马世界的人们对于雄辩术的热衷程度。修辞学教授(被称作修辞学家或诡辩家)在主要城市中拥有接受捐赠的讲席地位，他们吸引着各地学子蜂拥而至，在大群听众面前公开发表演讲，还会作为使者去为当地利益据理力争，并被竖立雕像而流芳千古。他们和著名的哲学家一样，是除统治者之外，被传记作家树碑立传的一群人，此后，只有基督教圣徒才能享有这一特权。总之，修辞学是一种文化黏合剂，将分布在帝国各地的城市精英们连接在一起。不仅仅是学生来自各地，教授本身也逐渐变得国际化。我们在4世纪著名的修辞学家中发现两位阿拉伯人、一位腓尼基人、一位来自遥远的尼西比斯的美索不达米亚人，以及一位基督教化的亚美尼亚人，他就是鼎鼎大名的布罗埃莱西乌斯(Prohaeresius)，这真让人惊讶。

让我们来举一个具体的例子吧，那就是里巴尼乌斯(Libanius，314—393年)，他也许可以被形容为4世纪的“文学先生”。其保存至今的著作按照标准的版本来说足足有11卷，其中大部分还没有被今人广泛阅读，这些作品包括64篇演讲、1544封书信、51篇辩论文章和许许多多的学校习题。里巴尼乌斯是个土地贵族，他在其出生地安条克担任过半个世纪的雄辩术讲席教授。君士坦丁统一帝国后十年，他刚刚出生，尤里安皇帝是他的好友和崇拜者。在信奉基督教的军人狄奥多西一世登基后，他依然在世，然而后者却给予他这个多神教徒以荣誉执政官的地位。但他并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他所见证的意识形态领域重大变化的记录，对于基督教的问题，他事实上采取沉默的态度。这不是因为他活在象牙塔中。他有将近200名留下姓名的学生，他也一直为他们的前途利益不遗余力地游说疏通。这些人后来成为政府官员、律师、教师或市政议会成员，这就给他个人创造了巨大的人际关系网络。这些学生中也有基督徒，据说包括“金口”约翰、纳西盎的格里高利以及摩普绥提亚的狄奥多尔(Theodore of Mopsuestia)，他们都是叙利亚教会的顶尖神学家。里巴尼乌斯在某种程度上影响着他们：他捍卫自己所理解的那种文化；他抱怨那些通过学习法律和速记法进入帝国政府大门的“技师”；他哀叹多神教神庙遭到关闭。他的名声相当大，以至于基督教政府也不敢审查他的著作或对其施以惩戒。但是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应该不会是他的个性。在其自传中，他表现出空虚、神经过敏、迷信和恶毒，尤其是针对他的竞争者时更是如此。我们只能得出结论，他的名声依赖于他广为人知的文学才能和公开演说的天赋，同时代人对其所做的评价到后世也没有发生改变。在整个拜占庭时代，他一直都是雄辩术的典范(因为他的作品被保留下来)，只是到19世纪，他才逐渐变得湮没无闻。直至今日，我们还不得不阅读他的希腊文作品：因为他的著作只有小部分被翻译成现代语言。

基督教会是如何对付像里巴尼乌斯所传播的这种文化的？除了全盘抵制外(这是最基本的解决办法)，还可以默许其传播，抑或编写和提供新的基督教的经典著作，以供教学之用。然而，这样的基督教文学并不存在，并且从整体上看，《圣经》本身，其语言和写作风格都非常原始，即便其中的只言片语非常引人入胜。这个问题在尤里安禁止基督教教师阐释异教徒的经典著作，也就是说剥夺他们的谋生手段时就开始逐渐产生。他的这一政策招致各方的谴责。少数基督徒，如阿波利拿里(Apollinarii)父子挑战这一政策，他们尽量将《旧约全书》用古希腊格律翻译改写成诗歌，而将《新约全书》改编成柏拉图式的对话录。更具影响力的个例是纳西盎的格里高利，他不但写出了具有很高修辞学技巧的布道文，同时还撰写了可与古代作品一较高下的信件和诗歌，他的这些努力使其成为拜占庭时代的文学典范和最广为后人模仿的基督教作家。但是这些努力并没有改变基督教缺乏用于教学的文学作品的弊端。因此，世俗教育得以保留原有的地位，仅仅被加上了“健康警告”：要求基督徒男孩摒弃古代众神伤风败俗的那些故事，而要集中精力学习好的和有用的东西。此外，如教会史学家苏格拉底在5世纪40年代所言，教会对“希腊的”(也就是多神教的)教育应该既不赞成也不拒绝，这才是最有利的。因为基督教经典中没有教给信徒逻辑学的辩论术，因此当和敌人辩论真理时，基督徒就只能运用多神教徒的武器以牙还牙了。结果，曾经得益于修辞学教育的基督教领袖在布道和撰写箴言时，使用的正是他们从学校学到的东西，这不仅可以从纳西盎的格里高利的作品中得到证实，而且“金口”约翰、尼萨的格里高利、恺撒里亚的巴西尔等其他一大批人都是如此。在日常布道中，没有人不运用演讲技巧来吸引听众。

只是到380年前后，基督教才在狄奥多西一世的统治下成为国教。君士坦丁只是个人青睐基督教，他不发布和之前罗马皇帝截然不同的法令，但是他提拔基督徒进入政府机关，并为教会大量捐款，为宗教团体和殉教士圣所修建大批奢华的建筑。一步一步地，他发现自己作为仲裁者和执行者逐渐卷入宗教争端。教会陷入深深的分裂之中。基督徒心中还残留着大迫害时代(303—311年)的恐惧，这场迫害招致难以抚平的怨恨。突然，金钱和梦寐以求的各种特权如洪水般大量涌来，教会在传统上没有稳固的统治结构来处理自身内部的事务，因此基督徒表现出过度强烈的情绪来恳求救世主皇帝为他们解决一切麻烦，即使那些事和皇帝根本没有什么关系。当阿里乌教义争端爆发时，他们就是这样做的。这个问题的核心本来属于纯哲学范畴。亚历山大里亚的长老阿里乌提出，圣子基督在世间万物之先由圣父所造，因此他与圣父不同质。这种观点源于伟大的神学家奥利金(Origen)的理论，在知识界有相当广泛的支持者，但是亚历山大里亚的主教亚历山大非常武断地反对这种看法。君士坦丁接到调解争端的请求后，史无前例地召集全体主教参加会议，与会总人数有300人左右。他们于325年5月在尼西亚城寂静的湖畔集会。会议在皇帝的行宫也就是在君士坦丁的控制下召开，尽管所有的记录都显示他表现得十分得体，但是毫无疑问他才是真正的主宰。他并不打算去理解这场神学争端，但是强调所有主教必须达成共识。不出所料，会议实现了他的目标：300人中只有5人拒绝在信经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其中还有3人后来改变了主意。阿里乌遭到流放，其书籍也被下令焚毁。任何藏匿这些书的人都将被判处死刑，绝不留情。

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会议召开前数月，君士坦丁给亚历山大和阿里乌写过一封同样的信，指出他们在某些方面的争论都是些琐碎和对于崇敬上帝无足轻重的事情。他强烈要求他们向哲学家学习，因为哲学家能在分歧面前求同存异，同时维护教义的统一。那么为什么他随后卷入这场极为晦涩难懂又让他觉得毫无意义的神学争论呢？很可能是因为他认识到，争吵不休的主教自己不能实现和解，因此别无他路。他认为压制不同意见是他的责任，如他在另一个场合所言：“因为这些争论，全能的神不仅会怪罪人类，同时也会怪罪我，因为他将地上万物交付于我。”这是一个非常罗马式的态度：君士坦丁作为大祭司长，有责任恰当地敬奉和尊崇神灵，但是却不用参与哲学论争。然而尼西亚会议，即第一次基督教大公会议，却是迫使皇帝去考虑某种不应是他考虑范围的事情，也就是说定义正统教义，并将它强加于反对者，如果需要的话，皇帝可以使用他的强权。

从此以后，开弓便没有回头箭。君士坦丁的儿子君士坦提乌斯二世非常积极地支持阿里乌派学说，甚至将他自己在该问题上的主张定为“教规”。瓦林斯遵循了同样的准则，将一群在该问题上反对他的人活活烧死。狄奥多西一世来了个彻底的“U”形大转弯，命令其所有臣民必须遵循尼西亚信经：异见者没有集会的权利，如果他们试图反抗则会被处以死刑。与此同时，皇帝的法律明文列出长长的异端派别名单，它们的支持者都遭到迫害，国家将他们从城市中放逐，禁止他们的仪式。《狄奥多西法典》中不少于65篇法令是针对异端的，国家变成了神权社会。

然而，人们在神学方面提出异见的势头却丝毫没有减弱。从帝国用两百年时间才最终压制的阿里乌派开始，基督教进入神学狂热阶段，这导致异端大量产生。如果说今日拜占庭帝国的历史包含太多这样的内容，那部分原因是因为教会史的材料占据重要的篇幅，这种体裁由恺撒里亚的尤西比乌斯开创，并由苏格拉底、索卓门、狄奥多利特和其他教会史家发扬光大。如苏格拉底就认为，如果主教不为教义问题彼此争吵的话，那么教会史家就无事可记了。但是，即使我们已经比较重视且考虑了这一问题，事实上对基督教教义，尤其是涉及基督神性的不同解释，依然激起民众的极大热情，尽管他们对所争论的内容毫不了解。阿里乌派学说在许多方面都为聂斯脱利派所承袭，后者最终被驱逐出帝国，并成为波斯帝国基督教的主流派别。此后就是基督一性论(Monophysitism)，这一争端最终也没有得到解决，现在它仍流行于叙利亚、埃及和亚美尼亚。我们至今依然没有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为什么数以千计的人宁愿承受迫害甚至死亡，也要就基督是在两性之中(en)还是由两性而来(ek)争论不休，他们都坚信自己的论敌犯了弥天大错，分割或者混淆基督的人性。当然，政府越去迫害那些异见者，分歧就越难以弥合。此后，只有对神学的热情趋向神秘主义时，这些争论方才告一段落。也许这就是为什么在公元600年之后没有新的教会史作品产生的原因。基督一志论(Monothelitism)是基督一性论苍白无力的后续理论，它的提出是出于政治考量，在680年的基督教大公会议上遭到彻底埋葬。这是最后一次“壮观的”异端运动。而毁坏圣像运动的问题，表面看起来是基督教的异端运动，实质则是关于崇拜方式的(cultus)争端，这本身就暗示着新的变化：拜占庭的基督教开始向罗马意识影响下的宗教回归。

关于抽象神学理论的争论实属小题大做，使得虔诚和崇拜的本质发生了偏移，不必多说，这在4—5世纪时自然是个巨大的变化。现在我们要谈另一个极为重要的问题，它最终差不多将基督教转化为某种多神教形式，这就是对圣徒的崇拜。它的起源足够单纯：作为一个曾经遭遇迫害的宗教派别，基督教以这段历史的“见证者”(也就是殉教士)为荣。人们记录他们的生平和言行，并用宗教庆典的方式纪念他们，其中包括在他们坟墓周围举行的聚餐活动。君士坦丁给这些殉教士修建巨大的室内圣所——包括罗马的圣彼得、圣塞巴斯蒂亚诺(Sebastiano)和圣洛伦佐(Lorenzo)，以及君士坦丁堡的圣摩休(Mocius)和阿卡基乌斯(Acacius)。到4世纪中期时，人们发现殉教士的遗迹不但受到人们尊崇，而且每天都会发生超自然现象。普瓦提埃的圣希拉里(St Hilary of Poitiers，约360年)记载，那些圣徒能够当众喝退恶魔、治愈疾病、身体悬空飘浮，而且能把妇女们的脚悬吊起来——我们不清楚为什么要吊起她们的脚——毫不羞耻地让她们的衣服滑落到自己的脸上。毫不让人惊讶的是，这些圣徒的遗体成为宝贵的财富，人们不仅将他们从一个地方送往另一个地方，而且更将它们分尸，这种行为既违反罗马法律，也违反坟墓不可侵犯的道德规范。

政府——而不是教会——制止这种恶行的努力丝毫没有收到效果。386年的一篇敕令明文宣布，“任何人不得分割或售卖殉教士的遗体”，因为当时非法交易这些圣体已成为流行的风尚。很明显，这里存在着欺诈的可能性，更不用提这种交易的不合道德之处。然而，对这一我们看上去愚鲁的迷信行为，教会中最显赫的人物不但不加以反对，反而大加赞扬。这里有塞勒斯的狄奥多利特(Theodoret of Cyrus)在430年前后的一段文字：“殉教士的荣光不会消散。他们的遗体不是单独地埋葬在坟墓中，而是分散到各个城市与乡村，让这些遗体成为精神的拯救者。有如医生和守卫一般。他们是宇宙主宰的使者，上帝赐予他们这项神圣的赠礼。而且当一个圣体被分割后，其恩惠依然完整，这样一小块遗体的能力与整个圣体是一样的。”一旦确立起这种逻辑，接下来交易圣体的行为就变得更加畅通无阻：拥有很多殉教士遗体的地区可以弥补那些缺乏圣体地区的不足。

这是个需要个人判断的问题，圣徒崇拜究竟是贬损原始基督教的迷信活动，还是恰恰相反，反映出有益的发展，抑或能安抚普通民众并带给他们信心？此外，君士坦丁之前的基督教是否如我们想象的那么纯洁？像圣希拉里所描绘的那种每天上演的“马戏团”表演不会在一夜之间盛行。从理论上看，这一切都站得住脚：圣徒是赢得上帝欢心的凡人，凭借上帝的欢心他能够聆听祈祷者，并为他们向上帝求情。在尘世生活中，向这样一位有能力影响法院的庇护者提出要求，显然比向皇帝申诉更为有效，因为他公务繁忙，没有时间聆听下情。然而，对于大多数信众来说，圣徒并非凡人，也许用半神半人来形容他们更为适合。还有一个特殊的例子，那就是极受欢迎的圣米海尔(St Michael)，他完全不是个凡人。

天堂里的圣徒俱乐部在上帝的恩准下可以增添新成员。现在，殉教的大门已经几乎完全关闭，所以禁欲苦修成为受人垂青的选择。在一个被认为肉体堕落的世界里，很多人愿意通过禁欲节食甚至自残(如奥利金)的手段来修行：这样做不是因为对肉体有益处，而是使精神获得自由，同时有助于获得基督许诺给其真心追随者的那些超能力——治愈病人、驱逐恶魔、预言未来、展示“标志”(也就是奇迹)。然而，每天生活在关心和恩惠中是很难成为禁欲主义者的，放弃(anachoresis)就是他们的应对之策。所以270年前后在埃及出现了基督教修道主义，并如燎原之火一般传遍整个帝国——一直传到巴勒斯坦、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小亚细亚，并在稍后传到西部地区。起初，政府不知道该如何定位这些修道士，他们不属于任何既定的阶层。他们不是教士，只是一般基督徒，这有点类似于从前的犬儒派哲学家。390年，政府颁布法令禁止他们进入城市，命令他们只能居住在“荒芜之地，过着离群索居的生活”，但是两年后，这一禁令就被撤销。事实上，这群修道士成为公众极为感兴趣的对象，即使在宫廷中也是如此。皇帝派出观察员前往他们居住的荒野，并要求向他通报他们超人的生活方式。他们的言行被记录下来，并以“专辑”的方式传播开来。禁欲苦行变成一种竞赛：如果说圣徒保罗能够在大斋期只依靠一点小扁豆和一罐水存活40天的话，那么有些人总能打破他的纪录。当苦修变成陈旧的游戏(vieux jeu)后，许多更加极端的方式开始出现：有的人戴上沉重的枷锁，把自己关在笼子中，有的人脱掉衣服，像野兽一样在乡村游**，还有的人在高高的石柱上一待就是很多年。最后一种由柱头修士(Stylite)西蒙(死于459年)发明的方式经常被后人模仿，并获得最高的声誉。

最近这些年，关于“圣徒兴起”的研究成果众多，研究对象是那些创造奇迹的苦行者。然而，圣徒在基督教内外都不是全新的现象，耶稣就是最初的圣人，他赋予门徒的那些能力从基督教会诞生之日起，就是教会不可或缺的部分。《哥林多前书》的第12章让我们感觉相当晦涩，它列举出众多类型的超凡能力，这些超凡能力是基督徒群体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就像我们从2世纪的《十二使徒遗训》(Didache)中知道的那样，除非是骗子，否则那些四处游历的先知必须被荣耀地接待。那些令人着迷的预言传统，可以在一直保留在弗里吉亚地区的《黑马牧人书》中看到。新恺撒里亚(今土耳其东北部的尼克萨尔)主教格里高利，在3世纪40年代展示出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奇迹，因此获得“奇迹制造者”的美名。有一个问题出现了，为什么总体看来修道士把那些超能力从已经地位稳固的教会那里夺走了呢？一个很简单的答案是，自从君士坦丁时代后，教会便失去其魅力。它变成政府机关的一部分，负责意识形态和福利事业。领着薪水的主教掌握着大笔金钱，他们管理着众多的农业和商业财富，凌驾于市政议会之上，行使司法职能。他们中间很少有人能得到公众的垂青。修道士则不然，他们独立于教会之外，看上去就像在扮演基督肉身的角色。即使他们居住在荒漠，也没有切断和社会的联系。一位著名的圣徒可以吸引拜访者不远万里前来膜拜，以享受和他相聚、治愈病痛和获得箴言的欢愉。有时他还会处理争端，扭转自然灾难，求雨，或者以合理的理由介入政府的行政管理事务。然而事实上，引起社会关注并非东部帝国禁欲主义的目的。修道士的主要目标是实现个人的尽善尽美，正如查士丁尼一世在他的立法中所言，这让他能够亲近上帝，只有在这种情况下他才能通过他的祷告使社会受益。

我们已经强调过几个对拜占庭世界有持久影响的新变化：既亲密而又相互渗透的教会与国家关系；完整的基督教哲学体系的产生；古典教育和截然不同的基督教思想之间难以调和的分裂；独立于地位稳固的教会之外的修道生活及其吸引力所带来的利益。所有这些现象都植根于4世纪的现实生活，但是又几乎完整无缺地在新世界中延续下来。如我们前文所述，还有一个重大变化是重大神学争论的平息。第七次基督教大公会议(787年)后，拜占庭基督教会“合上了他们的书卷”。看上去所有的异端都已经灭绝。大家最终达成一致的教义是如此完美，以至于此后没有什么可增加或剔除的了。正如19世纪圣彼得堡大主教所言：“我们的教会没有什么发展。”

传统的多神教甚至在晚期罗马帝国崩溃之前就从东部帝国消失了。我们已经大胆推测，在君士坦丁时代，基督徒大约占全国总人口的10%；到4世纪末期，他们的数量增长到50%；而到5世纪晚期则达到90%。查士丁尼毫不留情地抹去多神教徒的最后一丝残迹，此时的多神教徒分布在社会阶层的两个极端，一头是顽固的学者，一头则是目不识丁的农民。皈依基督教的速度因此变得十分迅速，很可能是由于功利因素而非信仰因素，同时遗留下很多“迷信的”因素：如求助于巫师和术士、公众性的舞蹈、佩戴面具、在酿造葡萄酒时向“邪恶的狄俄尼索斯”请愿，以及在新月时点燃火焰等。基督教“五六会议”(692年)规定必须禁止这些“希腊式”活动，但是它们确实一直延续了下去。从考古记录中我们发现了大量当时人们佩戴的护身符，尽管上面的内容已经逐渐从多神教诸神变为天使和圣徒。

多神教留下的艺术遗产也已经被基督徒狂热的力量彻底破坏了。从4世纪晚期开始，人们从基座上推倒众神的雕像，拆除那些规模宏大的神庙，或是剥去多神教的装饰后改建为基督教教堂。当然，不是所有东西都可以轻而易举摧毁。在雅典的帕特农神庙，基督徒涂抹掉三面刻有浮雕的墙体，但随后还是放弃了。多神教艺术的残迹，例如坟墓中刻有浮雕的石棺，从此顶上邪恶和魔鬼的光环，人们都对其畏而远之。然而，有点让人惊奇的是，神话中的那些主角依然在小康之家的私人生活领域中保留下来，最晚一直延续到7世纪，尤其是在地板马赛克、银器和织物上。这显然不是因为它们有什么宗教上的重要意义，在君士坦丁堡(6世纪下半叶)皇宫前人行道上的一组狄俄尼索斯像肯定不是秘密崇拜的多神教标志，而只是从“文艺上”对田园式情景的怀旧。

圣徒崇拜在实践和幻想的层面上完全弥补了多神教留下的缺口。这不是说这里有一个简单的替换，如太阳神及其马车(Helios)一起被同样乘马车奔向天堂的先知以利亚(Elijah， Elias)取代，雅典娜、库柏勒(Cybele)和伊西斯(Isis)的地位被童贞女马利亚取代。我们可以看到，某些特定的活动依然保持不变，只不过是主角发生了变化，尤其是在极为重要的治病领域更是如此。在多神教的时代，梦疗(incubation)在阿斯克勒皮俄斯(Asclepius)、伊西斯、狄奥斯库里兄弟(Dioscuri)和其他神灵的神殿中得到广泛的应用。病人需要躺在一处神圣的特定区域内，奉献必要的祭品，然后等待神灵在其幻觉中出现，治愈其疾病。基督教时代看起来也有十分相似的治疗过程，但是治疗者却变成圣米海尔、圣西克拉、圣塞勒斯和约翰，以及圣科斯马斯(Cosmas)和达米安(Damian)。基督徒梦疗在各方面都和多神教非常相似，在5—7世纪盛极一时，并一直存留到拜占庭时代的末期。

与此同时，对圣徒的崇拜创造出新的神话。与多神教相比，基督教传奇显得朴实无华，它包含更多暴力内容，却没有性的成分。如下传说也相当频繁地被重复：所有殉教士都坚贞不屈，毫不畏缩，唯一有所区别的就是他们承受的酷刑——车裂、火刑、斩首和扔进湖里冻死等。他们受难的故事被无休止地在布道中颂扬，在图画上描绘，由此变成公众精神世界的组成部分。塞萨洛尼基的每一个居民都知道，其保护神圣迪米特里曾经被不信上帝的暴君马克西米亚努斯下令用长矛刺死，他还有个年轻的伙伴奈斯托尔(Nestor)，曾经在一场角斗中杀死一位著名的角斗士。考察这个相当粗糙的故事(确实也只能这么形容它)是否有事实作为依据是没有必要的。然而，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拜占庭“万神殿”中几乎所有较受欢迎的圣徒形象都来自远古的虚构人物，抑或已经被抹去历史真实的痕迹。只有把他们放到同一个模子中，才能实现人们期待他们扮演的角色。

朝圣活动

拜占庭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现象是朝圣活动的发展，最初这种活动集中在“圣城”。除此之外，在沿途还有很多圣所，以纪念那些基督教的英雄、见证了基督伟业的圣徒和圣女，特别是那些献出生命的殉道士。一幅神圣的画卷在帝国东部各地展开，许多令人印象深刻的建筑在朝圣线路之间形成了一片网络。

犹太教徒和基督徒都将耶路撒冷视为世界的中心。在6世纪马达巴城(Madaba)人行道的一幅镶嵌画上，圣城位于那幅大地图正中心的位置。在4世纪，由于君士坦丁对圣城的关照，耶路撒冷在精神领域获得了一个新地位。他在耶路撒冷的圣墓教堂、橄榄山(Mount of Olives)以及伯利恒的圣诞山洞(cave of the Nativity)修建了许多大型圣所。

大多数朝圣者选择乘船、步行或骑驴来到圣城。很多旅程都十分漫长，甚至在圣城之内也是如此：从耶路撒冷到西奈山的旅途要持续13~15天。第一份遗留下来的朝圣记录来自333年的波尔多(Bordeaux)，他只提到了两处君士坦丁在耶路撒冷修建的圣所。然而即使没有那些纪念性的圣所，一份现存的地图显示，在4世纪的时候，圣城也有34个朝圣之处。到了7世纪之时，耶路撒冷引人入胜的教堂主要包括骷髅地(Golgotha)上的圣墓教堂、圣锡安(耶稣与他的门徒食用最后的晚餐的地点)的众多教堂、圣智教堂(在这里基督被谴责和折磨)、羊门附近的毕士大池(治愈麻风病人和马利亚出生并度过童年之地)的教堂、约沙法谷(Valley of Jehosaphat)的教堂、客西马尼(Gethsemane)的教堂，以及橄榄山的教堂(升天之处)。参观了这些地方之后，旅行接下来的目的地就是伯大尼(Bethany，拉撒路的墓地)和伯利恒。朝圣者们在狄奥恺撒里亚(Deocaesarea)瞻仰天使报喜的圣椅，在迦拿(Cana)参观将清水变为美酒的罐子，在拿撒勒敬拜基督孩童时期的第一本笔记。

那些在圣所进行的纪念活动可以从一些容器上的图画得见，这些容器是用来盛放从圣城获得的受到祝福的圣物的。有一个现存于梵蒂冈的公元600年左右的木盒，里面盛放着少许从橄榄山和圣锡安获得的土壤、木片和织物。它的盖子是后期重制的。“第一手”圣物，如“真十字架”上的木片或殉道士的圣骨是十分有限的，但是“第二手”圣物(被称作brandea)，如与第一手圣物有关的圣油之类的东西却可以敞开供应，任由那些朝圣者装进自己的容器之中。

朝圣者包括那些虔诚的皇帝的捐赠、贡品和纪念品的售卖，如圣油瓶和圣物匣的收入以及土地的租售活动让那些圣所日益繁荣。许多朝圣者希望在圣地生活，并终老于此。他们为别人建造了收容所、教堂和修道院，并为自己在那里购置了房屋，选好了墓地。545年的一项法律表明，当时许多人“蜂拥来到耶路撒冷，希望参观我主的圣墓并用大价钱购买属于教会的房屋”。这些买卖活动带来的财富满足了那些贫病的朝圣者所需，后者成了圣城慈善机构沉重的负担。535年另一项法律表明“带有租赁权”的房屋的销售让教会获得了大笔收入，得以维持其慈善事业的职责。修道院承担了照管圣所，并为参观者提供食宿的责任。

除圣城之外，重要的圣所还有纪念亚历山大里亚附近的圣米纳斯(St Menas)、鲁萨法(Rusafa)的圣塞尔吉乌斯(St Sergius)、艾德萨的圣托马斯、塞琉西亚的圣西克拉、赫拉波利斯(Hierapolis)的使徒圣腓力(Philip)、欧凯塔(Euchaita)的圣狄奥多尔、以弗所的福音书作者圣约翰、塞萨洛尼基的圣迪米特里，以及罗马的圣彼得和圣保罗等人的圣地。这些圣徒中的大部分都可以追溯到使徒时代，或是那些殉道士，尤其是在4世纪初戴克里先统治时期殉难的教徒。稍后出现的圣人是那些柱头修士，始祖是西蒙，他于5世纪生活在安条克东北的石柱上(40腕尺，约17.75米高)。459年他去世之后，人们在“西蒙的城堡”即他所居住的石柱处修建了一座大型的十字形建筑，朝圣者可以在这里得到护身符，那是一些用西蒙石柱附近的黏土制作的带有他画像的小片或小牌。同样，与耶路撒冷的铅制圣油瓶类似，在亚历山大里亚附近的圣米纳斯圣所和其他各地也出售黏土制作的圣油瓶，以供那些朝圣者盛放圣物(祝圣的油、水、土等)。

朝圣地的地理分布在356—357年发生了一些改变。君士坦提乌斯二世将路加、提摩太和安德烈的遗物运至君士坦丁堡的圣使徒大教堂供奉。这种做法很快传到了西部，米兰主教安布罗斯收集了更多使徒的遗物。最终，基督受难的重要遗物被从圣城集中到了君士坦丁堡，后者由此被称为“新耶路撒冷”。阿拉伯人在640年以前对黎凡特地区的征服没有完全中断国际朝圣活动，但是却削弱了它在拜占庭生活中的地位。10世纪拜占庭从对黎凡特地区部分性和短暂的再征服活动中获得了更多的圣物，如基督圣容圣布，它夺自美索不达米亚艾德萨城的亚巴伽(Abgar)国王，这一事件可见于同时期的圣像画。在拜占庭帝国中期，圣十字架的相关圣物广受欢迎，此时绝大多数的圣物匣中都装有“真十字架”的碎片，至少它们在形状上都是十字形的。源于塞萨洛尼基的圣迪米特里崇拜此时也十分盛行，他的圣像继续被用在圣物匣上。

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的骑士将那些久负盛名的圣物从君士坦丁堡带回了西欧。在巴黎，新建的圣礼拜堂(Sainte Chapelle)被用来供奉那些最为重要的圣物，也就是荆棘之冠(Crown of Thorns)和其他基督受难的遗物。但是拜占庭人随即就补充了自己的藏品，并在15世纪时继续保持了对俄罗斯朝圣者的吸引力。

玛利亚·芒德尔·曼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