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白居易

《诗话》卷一第三四则：

“宋《蓉塘诗话》讥白太傅在杭州，忆妓诗多于忆民诗。此苛论也，亦腐论也。”

又同卷第四八则：

“佟法海《吊琵琶亭》云：‘司马青衫何必湿？留将泪眼哭苍生。’一般杀风景语。”

“忆妓诗多于忆民诗”，论虽苛而未必腐。白居易与元稹，早年创为“新乐府”，本有代民立言之意。其后同遭挫折，白遁于隐逸，元逃于闺情，无复当年锐气。蓉塘与法海盖有意刺其明哲保身也。

然唐时妓女多有文采，《琵琶行》之商人妇乃琵琶名手，白居易忆之、咏之，与后世好狭邪游者不同。后世士大夫阶层之**者，每视为风流韵事，袁枚之为白居易辩护，实乃为自己辩护而已。故当其欲显示自己之高洁时，则其嘲笑白居易之论，比蓉塘更苛。

《诗话·补遗》卷四第六则：

“白居易作学士，自称家贫，求兼领户曹。上许之。守杭州时，余俸太多，存贮库中，后官亦不便领用。直至黄巢之乱，裁用为兵饷。家居后，郡僚太守犹为之造桥栽树，不已过乎？余尝读《长庆集》而嘲之曰：‘满口说归归不肯，想缘官乐是唐朝？’”

这把白居易说成了贪官污吏，不用说在显示袁太史的“三十三而致仕”（袁枚有图章刻此六字）的洁身自好。其实这倒是有点冤枉的。

“自称家贫，求兼领户曹”者，恐曹司舞弊，有亏空时，家贫不能贴补也。“余俸太多，存贮库中”，正明其并未卷入私囊。“郡僚太守犹为之造桥栽树”，正明其惠爱在人。“造桥栽树”并非坏事，且亦有益于人，与行贿不同。

袁枚以蓉塘之论为苛，而不知己之论更苛；以法海之诗为杀风景，而不知反“造桥栽树”正是大杀风景。

然而袁枚之或辩或嘲，均有所为，醉翁之意正不在酒。

谈林黛玉

《诗话》卷二第二二则：

“康熙间，曹楝亭为江宁织造。……其子雪芹撰《红楼梦》一部，备记风月繁华之盛。明我斋读而羡之。当时红楼中有某校书尤艳。我斋题云：

‘病容憔悴胜桃花，午汗潮回热转加。

犹恐意中人看出，强言今日较差些。’

‘威仪棣棣若山河，应把风流夺绮罗。

不似小家拘束态，笑时偏少默时多。’”

明我斋诗所咏者毫无问题是林黛玉，而袁枚却称之为“校书”。这是把“红楼”当成青楼去了。看来袁枚并没有看过《红楼梦》，他只是看到明我斋的诗而加以主观臆断而已。

随园蔓草费爬梳，误把仙姬作校书。

醉眼看朱方化碧，此翁毕竟太糊涂。

诚然风物记繁华，非是秦淮旧酒家。

词客英灵应落泪，心中有妓奈何他？

论秦始皇

《诗话》卷二第六二则，引罗两峰（“扬州八怪”之一）《咏始皇》云：“焚书早种阿房火，收铁还留博浪椎。”袁枚以为“妙”。

以焚书而言，其用意在整齐思想，统一文字，在当时实有必要。然始皇所焚并不多，书多藏在官家，民间欲学书者可就官家学习，此犹今之图书馆也。其焚书最多者实为楚霸王，焚秦宫室，火三月不绝，即所谓“阿房火”也。这不知焚了多少古书！项羽乃楚国没落贵族，为楚将项燕之孙，幼时“读书不成”，故不知文物之可贵。何能归罪于始皇耶？卷五第六四则所引黄石牧说，较为公允。

“秦禁书，禁在民，不禁在官。故内府博士所藏并未亡也。自萧何不取，项羽烧阿房。而书亡矣。”

责项羽甚是，但涉及萧何则太苛。萧何安能预见阿房之火，收书而藏之？且书甚多，藏之何处？同则中所引高树程《咏萧相》诗：“英风犹想入关初，相国功勋世莫如。独恨未离刀笔吏，只收图籍不收书。”此则更加苛刻，置项羽之罪于不言，而责萧何为“刀笔吏”。文人之笔较刀尤利了。

又秦始皇收天下兵器，毁之以为钟，所收者乃铜而非铁。秦前兵率用青铜为之，秦以后始专用铁。故始皇毁兵，在中国为铜器时代向铁器时代之过渡。且毁兵器而为钟，不更有偃武修文、卖刀买牛之意耶？

罗两峰诗句言“收铁”，已大误。且意存幸灾乐祸，何“妙”之有！

才、学、识

《诗话》卷三第四七则：

“作史三长，才、学、识，缺一不可。余谓诗亦如之，而识最为先。非识，则才与学俱误用矣。”

今案“作史三长”出《新唐书·刘子玄传》，谓“史有三长，才、学、识，世罕兼之”。袁枚扩而充之，改“世罕兼之”为“缺一不可”，而适用之于诗，并谓“识最为先”，良有见地。

实则才、学、识三者，非仅作史、作诗缺一不可，即作任何艺术活动、任何建设事业，均缺一不可。非不能“兼”，乃质有不一而量有不齐耳。

“识”即今言“思想性”。“识最为先”即今言“政治第一”。误用才与学者亦有其“识”，特“识”其所“识”耳。彼反对政治第一者，在彼亦为“政治第一”，乃“反动政治第一”也。彼反对阶段斗争者，在彼亦正进行其阶级斗争，彼站在反动阶级立场而进行斗争也。

“识”，在历史转折时期则起质变。故有奴隶制时代之识，有封建制时代之识等。袁枚之“识”，封建制时代之识也。即以其《诗话》而言，故在当年虽曾风靡一世，而在今日视之，则糟粕多而菁华极少。居今日而能辨别其糟粕与菁华，则正赖有今日之识。“识最为先”，毕竟一语破的。

但袁枚是无定见的人。关于作诗，才、学、识三者孰先之论，就有三种说法。《诗话》中以“识最为先”矣，此外却还有两种不同的说法。

一、“作诗如作史也，才、学、识三者宜兼，而才为尤先。造化无才不能造万物，古圣无才不能制器尚象，诗人无才不能役典籍，运心灵，才之不可已也如是夫！”（蒋士铨〔字心余〕《忠雅堂诗集》序，在《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中，标题为《蒋心余藏园诗序》）

二、“作诗之道难于作史。何也？作史三长，才、学、识而已。诗则三者宜兼，而尤贵以情韵将之，所谓弦外之音，味外之味也。情深而韵长，不徒诗学宜然，即其人之余休后祚亦于是征焉。”（《小仓山房文集》卷二十八《钱竹初诗序》）

在“三长”之外似乎还有“情韵”，但其所解“情韵”，不外是“弦外之音，味外之味”，这又是所谓神韵加格调也。这是靠学可以得来的，故袁亦明言之曰“诗学”。是则“三长”之中又以学最为先了。

《诗话》和二序都是袁枚晚年文字。三处就有三种不同的说法。幸而只有“三长”，如果有五长或十长，那定会说得五光十色了。袁枚之无定见也，如此。

“佳士轩”

《诗话》卷十四第六十则：

“劝人知足者，……楚中戴喻让孝廉有句云：‘天地犹憾尧舜病，人生何必为其尽？’……足以醒世。

戴屡赴礼闱，不第。归颜其室曰‘佳士轩’。人问：君自命为‘佳士’乎？曰：非也。‘佳’字不成‘進’字，为欠一‘走’耳。”

今案戴诗甚艰涩，且有语病。所谓“天地犹憾”者，乃据《中庸》“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所谓“尧舜病”者，出《论语》：“如有博施于民而能济众，……尧舜其犹病诸”，谓尧舜犹难办到。“人生何必为其尽”，乃是教人苟且偷安，甘居中游。物质生活可不求其尽，精神生活亦可不求其尽吗？尧舜办不到，就可以不必办到吗？有何教育意义而赞扬之？

所题“佳士轩”，骤看颇觉幽默。然而“進”字，从隹（音锥）不从佳；从辵（音绰）不从走。是则“佳士”之不能成为“進士”者，不仅“为欠一走”，其本身实亦非佳。

戴某不通小学（文字学），袁枚亦不通小学，故遗下此笑话之笑话。虽不足以“醒世”，然适足以醒士矣。

黄巢与李自成

《诗话·补遗》卷六第四三则：

“余不信风水之说。

人言：黄巢、李闯，俱因毁墓而败，非风水之验否？（‘否’应作‘乎’，误。）

余道：此等逆贼，虽不毁其坟，亦必败也。因口号一诗，以晓世人云：

寄语形家莫浪骄，葬经一部可全烧。

汾阳祖墓朝恩掘，依旧荣华历四朝。”

读至“逆贼”二字，便使人不愉快。回思：不如此，则不是袁枚。故“不信风水之说”可取，视黄、李为逆贼亦无足怪。特惜袁枚只活了八十一岁（1716～1797），没有可能活到今天，看到黄巢、李闯之被公认为农民起义的英雄，以证明他的“不信风水”之正确。盖于郭子仪祖墓被鱼朝恩发掘而无影响之外，又添上了黄巢、李闯王的证据。

我要感谢袁枚，读了这一则，倒使我另外得到了一首诗：

骊冢茂陵俱被掘，鞭尸戮墓几人存？

黄巢李闯终人杰，汉武秦皇与共尊。

考据家与蠹鱼

袁枚憎恨考据家，每视考据家与辞章家如水火，又尝谓“考据家不足与论诗”。甚至诋考据家为蠹鱼，徒食糟粕。《诗话·补遗》卷十第五十则：

“（费）榆村又有句云：‘读书不知味，不如束高阁。蠹鱼尔何知？终日会糟粕。’

此四句可为今之崇尚考据者下一神针。”

费（指费榆村）所咏诗或许别无影射之意，但袁枚则直以蠹鱼拟考据家，这是他的一贯的偏见。所谓“今之崇尚考据者”指乾隆、嘉庆时代诸考据大家而言。平心而论，乾嘉时代考据之学颇有成绩。虽或趋于繁琐，有逃避现实之嫌，但罪不在学者，而在清廷政治的绝顶专制。聪明才智之士既无所用其力，乃逃避于考证古籍。此较之没头于八股文或饱食终日无所用心者，不可同日而语。与袁枚同时而略后的焦循，有《国史儒林文苑传议》（《雕菰楼集》卷十二），论之颇为详允。欲尚论古人或研讨古史，而不从事考据，或利用清儒成绩，是舍路而不由。就稽古而言为考据，就一般而言为调查研究，未有不调查研究而能言之有物者。故考据无罪，徒考据而无批判，时代使然。姚姬传主张义理、考据、辞章三者兼而为之，实较袁枚为得其正鹄。

袁枚是相信“脉望”传说的人。《酉相杂俎》云“蠹鱼三食神仙字而成脉望”，即是成仙。此固不可信以为实，然亦可借以作譬。即学者必须先经过蠹鱼阶段，从复杂中去其糟粕而取其精华，然后才能达到更高的阶段。不读书，不调查研究，便能成为辞章家、著作家吗？中外古今，断无此事。

后记

《读〈随园诗话〉札记》是1961年12月12日在广东从化温泉脱稿的。《人民日报》从1962年2月28日起，陆续刊登了出来，转瞬已是半年多了。在这期间，我接到不少读者的来信，大部分是从报社转致的，我很感谢他们。

来信中有的补充了我的缺陷，有的纠正了我的错误，有的提出了不同的看法。这些都是很可宝贵的收获。

例如，七十一岁的爱国侨胞韩槐准，他在新加坡侨居了四十多年，现任文史馆馆员兼故宫博物院顾问。他便补充了我的关于“椰珠”（第四十二则）的知识。他有《椰语》一文（见1945年《南洋学报》三卷一辑），蒙他惠赠，就椰树和椰珠，根据实地经验和古今文献，考证甚详。据说椰实之小者，其壳可旋为数珠，珍逾沉香。马来亚的椰实更有偶结白色椰珠者，经化验乃碳酸钙结石，价逾珍珠，但为数极少。佛徒所用的黑色牟尼珠应该是前者所串成。

例如，关于广西全州的石棺和福建武夷山的虹桥板（第四十五则），我因未曾目验，不知为何物。有中山大学古文字学研究生李瑾，寄了一篇《“悬棺葬式”疏略》来，以为都是少数民族的悬棺葬或风葬。这种习俗在国内分布很广，《楚辞·招魂》中也有所咏述。国外则印度支那半岛、印度尼西亚、菲律宾、琉球群岛等地都有。其俗先将死尸盛于船棺，悬于高山绝壁，听其风化。然后将遗骨纳入罐内，置于岩穴中，穴外有栏杆或窗棂围护，名曰“鬼堂”。所说殆得其实际。

又例如，第二十七则中的宋人《栽竹诗》二句：“应筑粉墙高百尺，不容门外俗人看”，我不知道这位“宋人”为谁。有长春吉林大学中文系黄诚一寄来一文《从〈栽竹诗〉说起》。他根据清人裘君弘编的《西江诗话》揭发了这位宋人是孙侔字少述，《宋史·隐逸传》中有传。诗句略有小异，原来是“更起粉墙高千尺，莫令墙外俗人看”。妙在晏殊在当时已作了翻案：“何用粉墙高千尺，任教墙外俗人看”。看来，我要算是步了晏殊的后尘了。

像这些言之有物、匡补了我所不逮的文字，在《札记》出单行本时，我准备全录或节录作为附件，以供读者参考。

关于袁枚的生年有不同的说法，我采取了1716年说，北京大学编的《中国文学史》则作1715年。有读者写信来问：以何者为可靠？今案袁枚生于清康熙五十五年三月初二，实为1716年阳历3月25日。《中国文学史》提前了一年，可能是推算错误或笔误。

有一两位读者替袁枚抱不平，说我“吹毛求疵”，大可不必“多此一举”，我谨向这样的朋友道歉。我承认我是在“求疵”，但也并没有那么费力去“吹毛”。《随园诗话》上的毛已经不很多了，大概经过了一两百年，毛是差不多快要脱尽了。我为什么要“多此一举”呢？不客气地说，正因为有朋友不是有批判地在爱惜随园的羽毛，而是似乎有点嗜痂成癖。

更有一两位朋友在替杜甫抱不平，因为我在《札记》中有一两处提到杜甫。一处是第三十一则“泰山”，我提到年轻时杜甫的《望岳》，说他对于泰山也有点“盲目崇拜”。另一处是第四十七则《“一戎衣”解》，我提到杜甫诗句“风尘三尺剑，社稷一戎衣”是沿用了“一戎衣”的误解。但我在文中已经明白交代过：“此误用已成通例，并不限于杜甫”。所谓“通例”，是把伪《古文尚书·武成篇》的伪《孔传》也包含在里面的。

但杜甫是我们的“诗圣”，他似乎已经到了神圣不可侵犯的地步。因此，尽管我也指责了我自己：“五十年前，我在辛亥革命后第一次新正写春联，曾有句云：‘共和三脱帽，光复一戎衣’，并无心袭杜，而错误则完全相同。”但这还不够，我在1937年抗日战争初期的《归国吟》中还有“同心同德一戎衣”句，来信的朋友为我指摘了出来，并且说，我“大概是偶尔失神”。可是，《归国吟》是在和鲁迅的原韵，故不能不用“衣”字。但在这儿的“一戎衣”是可以当作“殪戎殷”解释的。即使不作这样解释，我就再承认一次错误吧，这也不能说：我的两次错误就可以把杜甫的一次错误抵消。

来信的朋友还说：“杜甫是在著诗，不是在弄考据。”是的，我也知道。但这样说依然是著作与考据相为水火的传统观。妙在用了一个“弄”字，大有《春秋》的笔法——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苛于斧钺”也。

其实，我也是尊敬杜甫的一个人，九年前我替成都工部草堂写的一副对联可以为证：“世上疮痍，诗中圣哲；民间疾苦，笔底波澜”。我也同样在称杜甫为“诗圣”。不过这种因袭的称谓是有些近于夸大的。实事求是地评价杜甫，我们倒不如更确切地说：杜甫是封建时代的一位杰出的诗人。时代不同了。前人之所以圣视杜甫，主要是因为他“每饭不忘君”。我们今天之认识杜甫杰出，是因为他能同情人民。至于他所发展和擅长的排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元稹《杜君（甫）墓系铭》），那在封建时代虽然是试帖诗的楷模，但在今天却没有多么高的价值了。

这样评价杜甫，并不是贬低了杜甫。指责了杜甫的错误，也并不是抹杀了杜甫的一切。人谁无错误呢？何况“圣人过多，贤人过少，要愚人才无过”。把杜甫看成人，觉得更亲切一些。如果一定要把他看成“神”，看成“圣”，那倒是把杜甫疏远了。

此外还有些不同的意见，如对于秦始皇、楚霸王、武则天等历史人物的评价。那些都不是三言两语可以解决的问题，我在前已写出过我自己的更详细的见解，在这里我不准备多说。

至于有些文字上或细节上的匡正，凡是应该采纳的我都采纳了。我直接改正了原文，恕不及一一叙录。

老实说，我写出这七十七则《札记》的用意，是想借此学写点短文章。我的这篇《后记》已经破格写得太长了。但是，最后还请让我再一次对于所有关心《札记》的朋友们表示感谢；错误的地方一定还多，希望朋友们不见弃，今后还能予以匡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