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端生的确是一位天才作家，她的《再生缘》比《天雨花》好。如果要和《红楼梦》相比，与其说“南花北梦”，倒不如说“南缘北梦”。她的年代略后于曹雪芹（1715？～1763），当曹雪芹死时，她只有十二岁。她是否看见过《红楼梦》不得而知，从《再生缘》的结构与文词中看不出什么痕迹。假使她是看过，但她却没有受到《红楼梦》的影响，她的创作是发挥了她的独创性的。《红楼梦》是现实主义比重较大的长篇小说，而《再生缘》却是浪漫主义非常浓厚的长篇叙事诗，两者的风格判然不同，但两者都善于描写人物，都具有反封建的精神。而同样令人遗憾的，是两者都是未定稿。这种偶然的一致，正表明封建社会对于天才作家的摧残。这是我们生在二百年后的现代人所不能不惋惜的。

陈端生的诗才有家学渊源。她的祖父陈句山以诗文名于时，有《紫竹山房诗文集》传世。陈句山是主张女子有才兼有德的人，他有《才女说》一文（见《紫竹山房文集》卷七），表达了这种主张：

“世之论者每云：‘女子不可以才名，凡有才名者往往福薄’。余独谓不然。……诚能于妇职余闲，流览坟索，讽习篇章，因以多识故典，大启性灵，则于治家相夫课子，皆非无助。以视村姑野媪惑溺于盲子弹词、乞儿谎语，为之啼笑者，譬如一龙一猪，岂可以同日语哉？又《经解》云：温柔敦厚，诗教也。……由此思之，则女教莫诗为近，才也而德即寓焉矣。”

可见陈端生小时在家庭中受过诗教。她的才华的确惊人，六十万字的叙事诗，是用七言排律的体裁写成的。除掉有时用三字句的衬词或用两个三字句来代替七言句外，基本上是一部长篇的七言排律。通篇的平仄和规律都很严（正因为这样，所以有素养的人容易发现书中有错落字句），转韵很自然，对仗很工整，只是韵脚每每是用杭州方言押韵而已。中间间插的一些叙述文字和说白也很简洁，雅俗共赏。别的弹词作家，很少见到具有她这样的功力。例如梁楚生所续的《再生缘》后三卷，诗体便迥然不同。她是用古风写的，平仄不拘，规律散漫；而叙述文则有时繁冗得惊人。像孟丽君最后上元成宗的陈情表，她用骈体文写了一长篇，吃力而并不讨好。

陈句山的诗教是传统的“温柔敦厚”，而受了诗教结果的陈端生却是奔放激烈。最有趣的是，陈句山在骂“盲子弹词、乞儿谎语”，而陈端生却背着他写了六十万字的弹词。上面已经说过，陈端生开始写《再生缘》是在乾隆三十三年的秋冬之交，第二年正月陈句山请假出京，回杭州扫墓；到三十五年（据《陈端生年谱》，陈句山是乾隆三十四年五月返京）五月才假满返京。但在三十四年八月陈端生已经跟着她父亲陈玉敦到山东登州去了。这样她就离开了她的祖父直到三十六年正月她的祖父去世。作者曾作过这样的自白：“朝朝敷演兴亡事，日日追求幻化情”（第四卷卷末）；“翻云覆雨朝朝是，散锦飞霞日日然”（第十三卷卷首）。看来陈端生的确是在以全力来写《再生缘》。尽管她的祖父在骂“盲子弹词”，而她却当作耳边风。这也表明了陈端生的叛逆性格。

弹词是背着陈句山写的，在学写之前有读的阶段，当然也会是背着老祖父读的。《再生缘》是续《玉钏缘》而作，陈端生读过《玉钏缘》，是毫无疑问的事。我们从《再生缘》中还可以看出，陈端生的母亲汪氏夫人是喜欢读弹词的人。前引“慈母解颐烦指教，痴儿说梦更缠绵”（第十七卷卷首），已经说得很明白了。又如第三卷的开头说：“已废女工徒岁月，因随母性学痴愚”，而末尾又说：“原知此事终无益，也不过暂慰慈亲笑口开”。这所谓“痴儿说梦”，所谓“痴愚”，所谓“无益”，其实也就是陈句山所说的“惑溺于盲子弹词”的“村姑野媪”行径，而比之于“猪”的了。时代转变，猪化成为龙，龙反不如猪，这倒是一个很有趣的辩证逻辑。

当然，《再生缘》前十七卷也并不是毫无缺点。如果要认真加以指摘，它的缺点很多。脱不了神道佛法、仙行妖术等的非现实的成分，可无用说。作者对于历史的真实性是完全置诸度外的。故事被拟定在元成宗时代，元成宗铁穆耳生于元世祖忽必烈至元二年（1265），是世祖的孙子，即位于至元三十一年（1294），其时已经三十岁，而书中却说他是“少年天子”。

元代，汉人的地位很卑下。民分四等，蒙古人为第一等，色目人为第二等，黄河流域的居民是第三等，长江流域和以南的是第四等。在《再生缘》中，元帝竟接连以汉人为后，且在朝廷中担任王侯将相的都是汉人，而且都是南方的汉人，此外却看不见有什么显赫的蒙古人。这是完全违背史实的。

从地理上来说，她同样不顾实际。元时，北京只是陪都，而她把它写成了清代的北京。由云贵到北京，可以一直走水路。由云贵或荆襄到北京，要经过浙江的温州。再如海船上可以骑马作战，朝廷上可以赐坐花墩，服装是舞台上的服装，制度是清代的制度，这些都不能说不是缺点。

陈端生应该说是一位顽强的女性，但她毕竟是女性。因此，在书中的眼泪真是太多。凡她所写的人物，无论男的女的，老的少的，强的弱的，贵的贱的，好的坏的，差不多动辄就是“痛泪淋”或“双泪垂”之类。哭的机会未免太频繁了。

然而以上所述的一些缺点，倒不限于陈端生一个人，所有写弹词的女作家大抵都犯有同样的毛病。尤其违背历史地理的真实，那更差不多是旧时代小说家的通病。像《再生缘》这样浪漫主义的作品，出现在两百年前，而前十六卷还是出于一位十八九岁的少女之手，我们是可以不必过分苛求的。

尽管有这些缺点，但终归瑕不掩瑜。《再生缘》前十七卷的确是部杰出的作品。陈寅恪很欣赏它，在他看来，陈端生的成就竟在杜甫之上。唐代的元稹（微之）是赞美杜甫的，他认为李白不如杜甫。他说：“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李白勉强可以和杜甫相比；“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白远远不如杜甫。（见《长庆集》卷五十六《唐工部员外郎杜君墓系铭》）这种抑李扬杜之论，如使杜甫再生恐怕会感到一些意外。但陈寅恪却在这个基础之上，更使陈端生远远超过了杜甫。他是这样说：

“弹词之作品颇多，鄙意《再生缘》之文最佳。微之所谓‘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属对律切’，实足当之无愧。而文词累数十百万言，则较‘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者，更不可同年而语矣。”

这话说得很胆大。陈寅恪说，他是“噤不敢发，荏苒数十年，迟至暮齿，始为之一吐”；他是“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的。我不是所谓“通人”，因此我不仅不“讪笑”他，反而要为他的敢于说话而拍掌。的确，我们是有点厚远薄近、厚雅薄俗、厚男薄女、厚外薄中的。对唐宋的旧诗人我们每每奉之为圣哲；而把明清的弹词女作者则一概屏之于俗流。我们能够欣赏《孔雀东南飞》，但很少人能回顾一下这条无尾的神龙《再生缘》。我们能够歌颂希腊的荷默（今通译荷马——编者），意大利的但丁，英国的莎士比亚，德国的歌德，俄国的普希金，因为他们有长篇叙事诗或诗剧，然而知道陈端生这个名字的人，恐怕就没有好几位。因此，我也“不顾当世及后来通人之讪笑”，把《再生缘》前十七卷仔细核校了，并主张把它铅印出来。我要请求爱好诗歌、爱好文学的朋友们能够阅读它一遍，然后再给与正确的评价。

1961年5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