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目前历史研究中的几个问题（之三）

研究历史当然要有史料。马克思主张尽可能地占有大量资料，也说明资料对科学研究的重要。占有了史料，就必须辨别它的真假，查考它的年代，去其糟粕，取其精华，这一番检查的功夫，也就是所谓考据。这些工作是不可少的，是应该肯定的。但它毕竟是历史研究的初步阶段。没有史料固然不能研究历史，专搞史料也决不能代替历史学。过去，旧的史学工作者停滞在这初步阶段，就认为很够了，说什么整理史料即历史学，这显然是错误的。

中国的史料很多，除去正史、野史这些文字记载外，还有许多实物史料，如出土的文物等。建国十年以来，发掘出的文物，包括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以来的，就达几百万件之多。另外，在海外也有许多资料，有的和中国直接有关，有的虽无关系，但也可用来作比较研究。譬如我们研究中国的奴隶制社会，就要比较地研究古希腊、罗马的史料。恩格斯就曾利用摩尔根关于美洲红色人种的资料研究国家、家庭和私有制的起源，这是大家都知道的。地上地下，海内海外，这样浩如烟海的史料，我们要加以整理和分析，当然不可能由一个人来完成，而应该分分工，排排队，搞出些有权威性的工具书来。这对历史研究是很有帮助的。在这方面，我们做的还很少。这是一件大工程，需要大家分工合作。

占有史料以后，要加以整理分析，这是历史研究的第二步。这就要求我们在那么繁多的史料中分清主次。在史料中，有重要的、次要的，也有无关重要的。我认为，对民族的发展、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等有关的史料是头等重要的，应该尽量搜集，优先整理。这方面的史料，不完全限于文字记载上的，劳动人民直接创造的东西，比文字记载还可靠。对没有文字记载的时代，就要靠石器、陶器等来研究。

历史发展中的经济现象和文化现象，在过去的史书中是不大被人注意的。在古代的史学家中，司马迁比较重视这方面的材料，他的《史记》中就有八书主要记载文化，就中如《平准书》更特别叙述财经方面的历史。以后的有些断代史和通史（如《通鉴》之类），对这些问题就很忽视了。我们今天研究历史，应该特别重视有关经济方面的问题，这些方面的史料的搜集和整理，应该放在最重要的地位。

旧的历史学者，对史料讲究所谓“四把钥匙”，即年代、职官、地理、目录。从前面所讲的观点来衡量，就不可能认为都是“钥匙”了。当然，我们也不好说这些都值不得研究。其实某一项史料的重要与否，要看它对问题解决的需要程度而定。例如“年代”，如果不是孤立地、事无巨细地去考证它，那也不能笼统地说弄清楚年代就没有用，古代史分期问题就是“年代”问题。“职官”也是如此。譬如《周礼》上记载周朝按天、地、春、夏、秋、冬分设六官，官各设六十职，共三百六十职，恰合黄道周天三百六十度和一年三百六十日之数。这显然是后来有些天文知识的人搞出来附会到周朝的制度上去的，实际情况当然不会是这样。如果肯定《周礼》是西周的典礼，那就会把西周说成为已进入封建社会了。“地理”，与历史研究的关系向来是很密切的，一个民族的发展，和它所在区域的地理条件，有不可分割的关系；从历史地理的研究中，尽可以看出历代社会经济和文化发展过程的概况。至于“目录”，历代史书多有《艺文志》，虽仅具目录，但据此也可考察当时的文化发展情况之一斑。所以搞这些史料，有的重要，有的不重要，不一定都是“钥匙”。

当然，史料中有不少是过于繁琐的、无关重要的东西。例如，有人考证洪秀全有没有胡子，这样的问题，当然不能认为是什么重要的问题。不过，如果有人要搞，我认为也可以由他搞去，这总比什么也不搞要强。因为“竹头木屑，皆为有用”（陶侃语）。这些琐碎的东西，说不定有时也用得上。例如在历史博物馆里要挂洪秀全的像，那就用得上了。孔子说：“饱食终日，无所用心，难矣哉。不有博弈者乎？为之犹贤乎已。”我很赞同这段话。当然，这种做法不能提倡，不能把很多的人力放在这些方面，要引导大家从大处着眼，把精力集中在大的事业上。

占有和整理了史料，如何运用它们，这是历史研究中更重要的问题。有了史料，如果没有根据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加以处理研究，好像炊事员手中有了鱼、肉、青菜、豆腐而没有烹调出来一样，不能算作已经做出了可口的菜。研究历史的目的，是要用大量的史料来具体阐明社会发展的规律。今天我们很幸运，研究历史有了极重要的方便条件，因为社会发展规律，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一书的序中已很扼要地说明了。我们根据马克思这一灯塔似的说明，就有可能批判地利用史料，编写出通史、专业史和其他历史著作来。

固然，史料不能代替历史学，但在历史研究中，只有历史唯物主义的一般原理而没有史料，那是空洞无物的。炊事员仅抱着一套烹调术，没有做出席面来，那算没有尽到炊事员的责任。由此看出，没有史料是不能研究历史的。因而，对搜集、考察史料的工作，不能一概加以否定。我们反对的是为考据而考据，以史料代替史学。但如有少数人一定要那样做，我认为也可以由他去，因为这总比“饱食终日，无所用心”的要好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