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议》的商讨（之七）

唐太宗是中国历史上一位杰出的君主。他对于民族和民族文化的发展是大有贡献的。他也是一位大书法家。他特别欣赏王羲之，认为“尽善尽美”者就只有王羲之一人，使他“心慕手追”的也只有王羲之一人。（《晋书·王羲之传》后的评语，是用唐太宗制诏的形式以代替史臣的论赞。）

由于唐太宗的极度欣赏，使书法得以推广并保存了好些字帖下来，特别是促进了隶书时代向楷书时代的转变，这是好事。秦始皇采用了隶书，唐太宗采用了楷书，这两位杰出的历史人物，在书法发展史上，也同样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也由于唐太宗的极度欣赏，作伪者乘机制出了不少赝品，把书法发展过程淆乱了，这就不能同样说是好事了。我倒比较欣赏清代名书画家赵之谦的一段话：

“安吴包慎伯（世臣）言：‘曾见南唐拓本《东方先生画赞》、《洛神赋》，笔笔皆同汉隶。’然则近世所传二王书可知矣。重二王书，始唐太宗。今太宗御书碑具在，以印证世上二王书无少异。谓太宗书即二王，可也。要知当日太宗重二王，群臣戴太宗，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甚足惜也。此论实千载万世莫敢出口者，姑妄言之。阮文达（元）言：‘书以唐人为极。二王书，非唐人摹勒，亦不足宝贵。’与余意异而同。”

这段话见北京图书馆藏章钰手抄本《章安杂说》。据章钰在卷首的题识：“原本在罗叔蕴（振玉）处”，今不知何在。

这段话是有毛病的。首先是完全肯定了包世臣的话，而没有作应有的交代。南唐拓本的《画像赞》与《洛神赋》，赵之谦是否也看见过？是否真正“笔笔皆同汉隶”？不作交代而全称肯定，则是近于迷信了。

其次是唐太宗并不兼重二王，他是偏重王羲之，而轻蔑王献之的。上举《王羲之传》的评语把王献之批评得很苛刻，说他“观其字势疏瘦，如隆冬枯树；览其笔踪拘束，若严家饿隶”。这些有名的评语，名书家的赵之谦，不应该是不知道的。

但我还是比较欣赏赵之谦的这段话，因为话中包含有关于王羲之的部分。王羲之不仅在唐代受到异数的推崇，在宋元明清四代都是一样。特别是清代的乾隆帝，对于王羲之的推崇实不亚于唐太宗，而且他也极端欣赏《兰亭序帖》的。

在这样的风气下边，赵之谦以一位咸丰年间不十分得志的举人，却敢于“妄言”，敢于发出“千载万世莫敢出口”的放言高论，确是有点胆识。他不仅只在批评唐太宗和他的群臣，而且还另有所指。我看，他是懂得批评的窍诀的。批评了桑树，也就批评了槐树。但是，他的《章安杂说》终于不敢问世，恐怕也不是没有来由的。

“摹勒之事，成于迎合。遂令数百年书家尊为鼻祖者，先失却本来面目，而后人千万眼孔，竟受此一片尘沙所眯。”

这话，在封建时代的当年，说得实在大胆。所谓“鼻祖”者应该是指的王羲之。话里面虽然没有把《兰亭序帖》明点出来，《兰亭序帖》所不能瞒过、不为“尘沙所眯”的眼孔，是闪烁在纸上的。

与赵之谦的“妄言”相比，高先生的《驳议》却是在绝对信仰唐太宗及其群臣。他一再这样说：“窃以太宗之玄鉴，欧阳信本之精模。当时尚复有何《兰亭》真伪之可言。”（标点照旧）“总之《兰亭》而有真赝，绝不能逃唐文皇之睿赏矣。”既是“玄鉴”，又是“睿赏”，凡是唐太宗所过过目的，便绝无真伪可言。高先生之信仰唐太宗，似乎比唐初群臣有过之而无不及了。

我们也是赞扬唐太宗的，但这样无条件的信仰，却不能不踌躇了。毛主席《沁园春·雪》里的名句：“唐宗宋祖，稍逊**”，不是脍炙人口的吗？

唐太宗是生于一千三百多年前的人。如果他生在今天，多接触些新鲜事物，并肯学习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他的“玄鉴”和“睿赏”无疑是会深入一层的。

总之，“在南京或其近境的地下，将来很可能有羲之真迹出土”，我还是寄以希望的。不仅砖刻、石刻有可能出土，即帛书、简书也有可能出土。长沙，不是曾经出土了战国时代的《帛书》吗？信阳，不是也出土了同时代的简书吗？还有写在别的陶器或壁画上的墨迹也有可能保留下来。要断言羲之真迹绝无出土可能，今天还为时过早。

此外还有不少可以讨论的细节，但嫌琐碎，不愿过多地占用报刊的宝贵纸面。商讨就到此搁笔，文中如有不妥之处，尚望识者不吝指正。

1965年8月1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