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节录）

杜甫说他自己要努力：“窃攀屈宋宜方驾”。杜甫很看中宋玉，愿以宋玉为师，爱把屈原与宋玉并举来提高宋玉。其实宋玉是值不得学的，他的文学的成就已被李白远远超过了。李白并不那么佩服宋玉，他的《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甫》开头两句就是反宋玉的。“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说秋兴悲的就是宋玉。杜甫在《咏怀古迹》里却特别欣赏他，所谓“摇落深知宋玉悲，风流儒雅亦吾师”。在这里也可以看出李杜二人的不同处。至于屈原的成就水平，不仅李白没有达到，杜甫也没有达到。杜甫爱做排律诗，元稹在《杜君（甫）墓系铭》中极力加以称颂；说他“上薄风雅，下该沈（佺期）宋（之问），言夺苏（武）李（陵），气吞曹（植）刘（桢），掩颜（延年）谢（灵运）之孤高，杂徐（陵）庾（信）之流丽，尽得古人之体势，而兼文人之独专矣”；“诗人以来，未有如子美者！”这真是绝顶的颂扬。值得注意的是在“古人”中他没有提到屈原，而在“今人”中他却紧紧抓着了李白。

“是时山东人李白，亦以奇文取称，时人谓之李杜。余观其壮浪纵恣，摆去拘束，模写物象，及乐府歌诗，诚亦差肩于子美矣。至若铺陈终始，排比声韵，大或千言，次犹数百，辞气豪迈而风调清深，属对律切而脱弃凡近，则李尚不能历其藩翰，况堂奥乎！”

这样抑李而扬杜，差不多成为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的定论。其实元稹所极力赞扬的排律，和六朝人的骈体文、后代的八股文，是一脉相承的东西。封建时代科考取士时长期采用过，是读书人的宦海梯航。那种完全脱离群众（正如元稹所说的“脱弃凡近”）、掉书袋、讲堆砌的文艺玩艺儿，正是李白之所不屑为，而有意打破它的。杜甫晚年来特别嗜好，借以消磨岁月，卖弄学识。元稹可以说是嗜痂成癖了。然而同是唐人，也还是有人能够说几句公道话的。韩愈有《调张籍》一诗，开头六句是：

“李杜文章在，光焰万丈长。不知群儿愚，那用故谤伤！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

这只是以李杜并称，但由抑李扬杜的人看来，可能已经是抑杜扬李了。其实无论李也好，杜也好，他们的“光焰”在今天都不那么灿烂了。用公平的眼光来看，李的“摆去拘束”的乐府歌诗，比起杜的“属对律切”的长篇排律来，要更有诗味，更接近于群众，更有生命一些。就是杜甫的好诗，也不属于他苦心惨淡地搞出来的排律。然而出乎意外的是解放以来的某些研究者却依然为元稹的见解所束缚，抑李而扬杜，作出不公平的判断。

在这里我想介绍一下前些年辰出现的一种新型的李杜优劣论，更想顺便加以批评。

“剑阁的险峻，利于军阀割据，给人民带来灾难，他（杜甫）便大骂上帝，要把它刬平：‘吾将罪真宰，意欲划叠嶂！’（《剑门》）假如我们拿李白‘划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的诗句和杜甫的诗相比较，我们就不难看出他们二人之间的差异。他们的想法，可以说是一样的，都充满着一种浪漫主义精神，然而动机目的却不相同。”（萧涤非《杜甫研究》，59页，1959年）

动机和目的怎样不同，没有明说，但意思是很明白的。杜甫要“划叠嶂”是为人民除灾难（其实更多地在为朝廷着想），李白要“划却君山”却不是这样。因此，杜甫是人民的诗人，李白则不是。但李白为什么要“划却君山”？他的动机和目的究竟是什么？倒值得拿来研究研究的。

李白那四句诗是《陪侍郎叔游洞庭醉后三首》的第三首。这诗是乾元二年（759）长流夜郎，中途遇赦放回，南游潇湘时作的。时令是在秋季。不妨再把全诗抄在下边，以醒眉目：

“刬却君山好，平铺湘水流。

巴陵无限酒，醉杀洞庭秋！”

这好像是为了能多喝些酒而要“刬却君山”，也就是李白三几个人要把洞庭湖的水当成酒来喝，喝不够还要把君山划掉以增加分量。如果真是这样，那真可以说是酒后狂言了。喜欢喝酒的人同时也喜欢流连风景。君山在洞庭湖中是风光明媚的地方。李白约略同时做的七绝《陪族叔刑部侍郎晔及中书贾舍人至游洞庭五首》的第五首，便在歌颂君山的美丽。

“帝子潇湘去不还，空馀秋草洞庭间。

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

这样美丽如画的君山而要“刬却”它，岂不是大杀风景吗？但这还是皮相的说法，我们倒要再进一步问问：酒到底是从哪里来的？洞庭湖里面的水，湘江里面的水，不能直接变为酒。这样穷根究底地问一下，似乎对于李白的真意能够有所接近了。

洞庭湖，对长江来说，是一个天然的泄洪池。大水期间，长江水位高涨，倒灌入湖。入秋，水位降低，洞庭湖周围或附近的土地又从水里解放了出来。因此在唐时就有人围湖作圩以事屯垦。杜甫有《宿青草湖》一诗可以为证：

“洞庭犹在目，青草续为名。

宿桨依农事，邮竿报水程。”

青草湖在君山之南，实际上是洞庭湖的继续。“宿桨依农事”，便是说水退了，人们把船桨放在一边，又拿起锄头来开垦。注家有人认为“湖中多种田”（杨伦《杜诗镜铨》），这是正确的。这样的情形，一定在唐代以前就有，但要感谢杜甫为我们留下了唐代的实据。根据这个实据以揣想李白的“动机目的”，他要“划却君山”以铺平湘水，不是他看到农民在湖边屯垦，便想到要更加扩大耕地面积吗？这样的揣想，和诗中的“酒”和“秋”是不是有联系？有！而且联系得很紧凑！

秋是收成的季节。丰年，古人便叫着“有秋”。酒在古代是专用稻粱酿成的；要有稻粱的大丰收，然后才能有巴陵的无限酒。在这里还可以令人联想到周代的农事诗《豳风·七月》。那诗的最后一章便歌咏到秋收时的欢乐。

“九月肃霜，十月涤场。朋酒斯飨，曰杀羔羊。跻彼公堂，称彼兕觥，万寿无疆！”

这歌颂秋收的快乐多么开心？李白曾经说过“我觉秋兴逸，谁云秋兴悲？”（见上举《秋日鲁郡尧祠亭上宴别杜甫》），就是从这里脱胎出来的。“划却君山好”的念头，难道不也是从这里脱胎出来的吗？李白有《田园言怀》一诗，足以证明他确实重视农事。

“贾谊三年谪，班超万里侯。

何如牵白犊，饮水对清流？”

因此，我乐于肯定：李白要“划却君山”是从农事上着想，要扩大耕地面积。“巴陵无限酒”不是让李白三两人来醉，而是让所有的巴陵人来醉。这样才能把那样广阔的洞庭湖的秋色“醉杀”（醉到尽头，醉得没有剩余）。因此，李白“划却君山”的动机和目的，应该说才是真正为了人民。

或许有人会问：李白在《江夏赠韦南陵冰》一诗中要“槌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和这“刬却君山”，不同样是醉时的豪语吗？何必一定要追求“动机目的”？我的回答是：李白要“槌碎黄鹤楼”、“倒却鹦鹉洲”，在那首诗里也是说明了他的“动机目的”的，那就是“头陀云月多僧气，山水何曾称人意！”他是不满意于中国的风景区多被僧寺道院俗化了，所以他要“槌碎”“倒却”；他是想破立一番。动机和目的，同这“刬却君山”一诗虽然有所不同，但说到破和立的关系上来，倒是一致的。

或许又有人会说：“你是偏爱李白，在挖空心思扬李抑杜。”那么我可以另外举出一对十分相似的例证来评比李杜二人，而那对例证对于杜甫却是十分不利的。

“欲折月中桂，持为寒者薪。”（李白《赠崔司户文昆季》）

“斫却月中桂，清光应更多。”（杜甫《一百五日夜对月》）

两人的奇拔着想完全相同，但动机和目的便大不相同。李白是要为“寒者”（请注意，不是“寒士”）添柴烧，想上天去扳折月中桂；杜甫是在思家流泪，眼泪有如月光的“金波”，想“斫却月中桂”，让眼泪流得更痛快一点。“一百五日”旧历合当清明前二日，古时是“寒食节”。杜甫做诗的当时沦陷在长安。他在对月思家，所以诗的开头两句是“无家对寒食，有泪如金波”。接下去便是这“斫却月中桂”的两句。前人注为把月桂斫掉，可以望到家里人。其实即使斫掉，也是望不到的。既言“有泪如金波”，那么金波更多些，不也就是眼泪更多些吗？杜甫在这首诗里面，完全沉没在个人的感情里，和李白的“动机目的”显然形成了为己与为人的对立。当然，我们也不能就此而抑杜扬李；但也不想赞同信手举一两句诗来便轻易地抑李扬杜。

一般地说来，李白的性格和诗歌是比较更富于平民性的。杜甫在《饮中八仙歌》中刻画李白的四句，倒是传神之笔。

“李白斗酒诗百篇，长安市上酒家眠。

天子呼来不上船，自称臣是酒中仙。”

一方面同市井平民亲近，另一方面能藐视帝王的尊严，这正是李白的好的一面。这时没有夹杂着求仙还丹的迷信，功名富贵的野心，人们是比较喜欢这样的李白的。在中国古代诗人中，博得人们广泛爱好的，恐怕要以李白为第一人吧？

（系《李白与杜甫·一、关于李白》之第七章《李白与杜甫在诗歌上的交往》节选，篇名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