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驳议》的商讨（之四）

存世《兰亭序》文，既不能相信为王羲之的原文，那么《兰亭序帖》更不能说是王羲之的笔迹了。

《兰亭序帖》，无论是写本或刻本，都是后来的楷书笔法，把东晋人书所仍具有的隶书笔意失掉了。这也正表明着它的时代性。

东晋人所书的砖刻，自前清中叶以来，即有不少的发现。所有的字迹都是隶书，有的还带篆书笔意。砖文大多是陶工所书，这就表明隶书在当时的普遍性。阮元首先注意到这一层，是有卓识的。（请参看《光明日报》7月30日宗白华同志：《论〈兰亭序〉的两封信》）

云南曲靖县的“爨宝子碑”发现后，继之以四川涪陵县的“杨阳神道碑”（或称“枳杨府君碑”，案“枳”乃县名，在今之涪陵附近。碑刻于晋安帝隆安三年，公元399年）。今又继之以南京出土的“谢鲲墓志”及王兴之夫妇与其长女王丹虎的墓志，都还保留着极其浓重的隶书笔意。

我们也知道碑刻与简牍，所用字体有正整与草率的不同，但用笔的方法是有同一的时代性或同一作者的个性的。即使把砖石之类抛开，专就字帖而言，王羲之的《豹奴帖》是章草，有名的《十七帖》是稿书，但仍带有章草笔意。这些和《兰亭序帖》是大有距离的。《十七帖》中的《青李来禽帖》是行书，颇带后来的楷法，但与《兰亭序帖》也截然不同。我们不能以王羲之“兼精诸体”为辞而掩去这个时代性的矛盾。篆书时代的人不能写隶书，隶书时代的人不能写楷书。但反过来，隶书时代的人能写篆书，楷书时代的人能写篆隶。王羲之是隶书时代的人，怎么能把隶书笔意丢尽呢？

唐玄宗时传入日本的《丧乱帖》与《孔侍中帖》，我们也看见过。那是双钩填墨本，字体颇为流媚，相传是隋以前书。仔细推敲起来，用笔与《宝子》《杨阳》及王谢墓志等尚有一脉相通之处。特别是《丧乱帖》，还有梁代徐僧权和姚怀珍押缝书的痕迹，足以证明所据以拓摹的原迹之古。其中有一两则特别好，但原迹是否王羲之亲笔或其晚年代笔者所作，无法判定。

至于清高宗所盛为赞赏的《快雪时晴帖》，与《兰亭序帖》笔意颇相近似者，在我们看来，则直是更晚时代的伪作了。

对于羲之字帖，应该分别研究，定其真伪；不好抱着一成不变的态度，认为“一真一切真，一伪一切伪”。不是这样。我们并没有意思否认所有王羲之的字帖，更没有意思推翻王羲之的地位。《兰亭序帖》即使肯定不是王羲之写的，它的书法价值是谁也不能抹杀的。

总之，我们一样重视字帖，于碑与帖之间并无偏袒。帖只要是真的，好的，我们总是赞扬的，碑如果是假的，坏的，我们也要揭发的。但出乎意外的是，世间重视帖学的人，却藐视碑刻，甚至视如寇仇。同样是祖国的文物，为什么要发生这样的差别呢？这是我们所不能理解的。

据我所知，有的朋友也有这样的意见：传世《兰亭序》是初稿，而《临河序》则是定稿；初稿没有用，被保存了下来，故同是一篇文章，而有两种面貌。这说法倒比较圆到，看来似乎可以相安无事。然而遗憾的是：《兰亭序》在思想上既不合乎王羲之的思想，在书法上也不合乎王羲之的时代。把王羲之与《兰亭序》的关系分割开来，一分为二，各有千秋，恐怕是更能相安无事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