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兰亭序》与老庄思想(1 / 1)

豕蹄内外 郭沫若 1747 字 3个月前

传世《兰亭序》,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临河序》相比,多出了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百六十七字。清末李文田认为:“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这一断案说得不够明确,没有表明《兰亭序》文和老庄思想的关系究竟是怎样。

今案: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文字中,在叙出“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下有这样的一句话: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这明白地在反对庄子。“一死生”之说,在《庄子》书中,集中表现在《大宗师》篇;“齐彭殇”之说,则见《齐物论》。不妨把《庄子》的原文引证些在下边。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逸)我以老,息我以死。……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大宗师》)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

这些话,在《庄子》书中,是比较精粹的语句。庄子是一位唯心论者。他认为宇宙万物的背后有一个超越感官、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大块”,即所谓“道”,亦即后人所谓本体。“大块”似无而实有,宇宙万物都是它的化身,人也是它的化身。人在未生之前,原在“大块”里面;既死之后又还原于“大块”。一切生死成毁,自本体的“大块”而言,只是一条长河中的波纹,波纹有起伏消涨,长河无增无减,流动不息。

本体是超越空间的。无生命的“秋毫之末”,那是再小也没有了,但它是本体的表相之一。如果从本体的范围而言,它却是无乎不在。“泰山”自然也是本体的表相之一,但如仅从表相而言,则“泰山”虽大仍自有限。故可说“秋毫之末”大于“泰山”。

本体是超越时间的。有生命的“殇子”生下地来就夭折了,但他是本体的表相之一。如果从本体的范围来说,他却是无始无终。“彭祖”自然也是本体的表相之一,但如仅从表相而言,则“彭祖”虽活到八百岁,也自有限了。故可以说“殇子”比“彭祖”寿考。

因此,人们的这个有限的“我”,虽然寿命有限,所占有的空间也有限,但从“我”的本体上来说,“我”在时间上是与天地同生,在空间上是和万物一体。

因此,人生在世就要像在未生之前与既死之后那样,浑浑沌沌地与本体合而为一。不要妄生差别,不要妄生是非,不要妄动感情。要把宇宙万物看成是一体,把生死存亡看成是一事。能做到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人,即所谓“真人”。

这就是庄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老子的思想也大体是这样。

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历程的。原始社会的多神论变而为奴隶社会的一神论,再变而为封建社会的泛神论。多神反映了原始人的愚昧,一神则反映了奴隶主们阶级统治的需要。地上王的影子投射到天上而成为上帝。地上王之下有百辟庶民,天上王之下有百神群鬼。天上是地上的翻版,一神与多神共处,阶级社会因而具有着双重的控制。

地上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冲破了奴隶所有制,封建地主代替了奴隶主,于是天上的上帝也一时被打破成浑沌,整个宇宙成为泛神。老庄思想首先是适应着社会发展的这种趋势而产生的。然而统治阶级虽然换了,阶级统治却更加严密而狡猾了。多神、一神、泛神,又成为和平共处的局面。尤其是泛神论的作用,它不仅可用以麻痹斗争,而且还可用以陶醉自己,说穿了不外是更巧妙的一个阶级骗局。

然而尽管这样,“一生死”、“齐彭殇”之说是有它的玄学渊源的。魏晋地主阶级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之好玄谈、尚旷达,确实是依仿于老庄。传世《兰亭序》中比《临河序》所多出的那一大段文字,却恰恰从庸俗的观点而反对这种思想。这和“晋人喜述老庄”是貌合而神离的。

那么,是不是同王羲之的思想有相同之处呢?也不尽然。属于统治阶级的王羲之,他的思想是儒家与道家的混合物。他一方面渴想用世,另一方面又颇想遁世。如果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两句话来概括它,也勉强可以概括。

有隶书笔意的《十七帖》里面,有《吾为逸民之怀久矣》一帖,便明白地表示着他的遁世思想这一面。

《誓墓文》中自言“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又言“止足之分,定之于今”,可见他所“仰咏”的老氏之诫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等语。至于周任之诫“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见《论语·季氏》,也是知足的意思。到了晚年,他确是颇能知足的。《十七帖》中有《七十帖》,亦见《淳化阁法帖》第七册,中有语云:“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已)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逼耳。以尔,要欲一游目汶领(岷岭),非复常言。”这和同在《十七帖》中“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领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无疑是先后年代给益州牧周抚的书简。

王羲之西游峨眉的愿望虽然没有达到,但他却曾东游东海。《晋书·羲之本传》:“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这就是王羲之晚年情况。

《晋书·郗愔传》中也有旁证。“会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玄度),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郗昙卒于晋穆帝升平五年(361),时羲之年五十五岁(据鲁一同《年谱》)。足见羲之晚年的遁世思想已经达到了迷信神仙的地步。

《兰亭序》作于羲之四十七岁时,离他辞郡誓墓只相隔两年。如果说他当时还有用世之念,那是说得过去的。但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感慨文字,却只因“死生亦大矣”,“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不是王羲之的文字是断然可以肯定的。

因此,我对于李文田的说法要加以补充。增加“夫人之相与”以下一百六十七字的人是不懂得老庄思想和晋人思想的人,甚至连王羲之的思想也不曾弄通。

或许有人会说: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纪》中有这样一条:“省示,知足下奉法转到胜理。……**涤尘垢,研遣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比之,殊诞谩如下言也。”“漆园”就是庄子,王羲之明明斥庄子为“诞谩”,难道这一条也是后人依托的?

我的回答:这一条不一定出于依托,而且很有可能为依托《兰亭序》者之所本。但依托者同样没有懂得这段话的意思。这是说:王羲之和他的朋友非常旷达,超越了庄子。他们把一切俗虑都**除尽了,在不言而行,而庄子则漫衍为文,长篇大论,故斥之为“诞谩如下言”。这和束缚于俗虑、贪生怕死,而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是大有径庭的。当然,我们在这里也不好用“过犹不及”的说法把它们等同起来。

或许有人又会说:王羲之的书简中有不少因疾病丧亡而感伤悲痛的文字,可见羲之为人也并不那么旷达。他在《兰亭序》文中因感到生命短促而悲痛,又何足怪?

我的回答:是的,王羲之的书简中因疾病丧亡而感伤悲痛的话的确很多,而且非常琐碎。王羲之是未能完全忘情于世俗的人,他的性格实在相当矛盾。但感伤悲痛总要有一定的诱因,例如疾病丧亡之类。兰亭修禊,是在暮春游乐,既在饮酒赋诗,又未感时忧国,而却突然以老生常谈的“死生亦大矣”而悲痛起来,这是无病呻吟的绝顶了。以“骨鲠”著称的王羲之,以“有裁鉴”(能明辨是非)著称的王羲之,颇能关心民生疾苦、朝政得失、国势隆替的王羲之,有“为逸民之怀”而又富于真实感情的王羲之,才是这样贪生怕死的、百无聊赖的人吗?这却是依托者把王羲之过分歪曲了。

我曾经说过,这所增加的一大段文字是以同游者孙绰《兰亭后序》中的语句为其胎盘。即《后序》中的“乐与时去,悲亦系之。……今日之迹,明复陈矣”,便是“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不胜今昔之感的蓝本。今案:这样的说法也还不够。事实上连孙绰的那几句话都是脱胎于石崇的《金谷集序》的。后者中有两句话:

“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

孙绰的感慨实脱胎于此。增加《兰亭序》者把两者合而为一,而又把它扩大了。王羲之的为人与为文,似不应如此雷同一响。因此,像《临河序》那样没有这一段文字,是更合乎王羲之的面目与性格的。

但有人说:对于艺术,不好用冷酷无情的科学方法来对待。这也是一种老生常谈了。具有这种见解的人,可以说既不懂得科学,也不懂得艺术。艺术的创造和欣赏都离不开科学方法。书法也就是一种科学。不懂书法,佳书无由产生,也无从说到欣赏。

欣赏前人的佳书,最好也要以批判的态度独立思考,不要过分相信前代帝王将相的评鉴。就是“唐宗宋祖”,毫无疑问,也确实是“稍逊**”的。

总之,传世《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做的,更不是王羲之写的。思想和书法,和东晋人相比,都有很大的距离。

1965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