传世《兰亭序》，与《世说新语》刘孝标注所引《临河序》相比，多出了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百六十七字。清末李文田认为：“此必隋唐间人知晋人喜述老庄而妄增之。”这一断案说得不够明确，没有表明《兰亭序》文和老庄思想的关系究竟是怎样。

今案：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文字中，在叙出“死生亦大矣，岂不痛哉”之下有这样的一句话：

“固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

这明白地在反对庄子。“一死生”之说，在《庄子》书中，集中表现在《大宗师》篇；“齐彭殇”之说，则见《齐物论》。不妨把《庄子》的原文引证些在下边。

“夫大块载我以形，劳我以生，佚（逸）我以老，息我以死。……孰能以无为首，以生为脊，以死为尻；孰知死生存亡之一体者，吾与之友矣。”（《大宗师》）

“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泰山为小，莫寿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齐物论》）

这些话，在《庄子》书中，是比较精粹的语句。庄子是一位唯心论者。他认为宇宙万物的背后有一个超越感官、超越时间和空间的“大块”，即所谓“道”，亦即后人所谓本体。“大块”似无而实有，宇宙万物都是它的化身，人也是它的化身。人在未生之前，原在“大块”里面；既死之后又还原于“大块”。一切生死成毁，自本体的“大块”而言，只是一条长河中的波纹，波纹有起伏消涨，长河无增无减，流动不息。

本体是超越空间的。无生命的“秋毫之末”，那是再小也没有了，但它是本体的表相之一。如果从本体的范围而言，它却是无乎不在。“泰山”自然也是本体的表相之一，但如仅从表相而言，则“泰山”虽大仍自有限。故可说“秋毫之末”大于“泰山”。

本体是超越时间的。有生命的“殇子”生下地来就夭折了，但他是本体的表相之一。如果从本体的范围来说，他却是无始无终。“彭祖”自然也是本体的表相之一，但如仅从表相而言，则“彭祖”虽活到八百岁，也自有限了。故可以说“殇子”比“彭祖”寿考。

因此，人们的这个有限的“我”，虽然寿命有限，所占有的空间也有限，但从“我”的本体上来说，“我”在时间上是与天地同生，在空间上是和万物一体。

因此，人生在世就要像在未生之前与既死之后那样，浑浑沌沌地与本体合而为一。不要妄生差别，不要妄生是非，不要妄动感情。要把宇宙万物看成是一体，把生死存亡看成是一事。能做到这样的人才算是真正的人，即所谓“真人”。

这就是庄子的宇宙观和人生观，是典型的形而上学。老子的思想也大体是这样。

中国古代思想的发展是有一定的历程的。原始社会的多神论变而为奴隶社会的一神论，再变而为封建社会的泛神论。多神反映了原始人的愚昧，一神则反映了奴隶主们阶级统治的需要。地上王的影子投射到天上而成为上帝。地上王之下有百辟庶民，天上王之下有百神群鬼。天上是地上的翻版，一神与多神共处，阶级社会因而具有着双重的控制。

地上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冲破了奴隶所有制，封建地主代替了奴隶主，于是天上的上帝也一时被打破成浑沌，整个宇宙成为泛神。老庄思想首先是适应着社会发展的这种趋势而产生的。然而统治阶级虽然换了，阶级统治却更加严密而狡猾了。多神、一神、泛神，又成为和平共处的局面。尤其是泛神论的作用，它不仅可用以麻痹斗争，而且还可用以陶醉自己，说穿了不外是更巧妙的一个阶级骗局。

然而尽管这样，“一生死”、“齐彭殇”之说是有它的玄学渊源的。魏晋地主阶级中的高级知识分子之好玄谈、尚旷达，确实是依仿于老庄。传世《兰亭序》中比《临河序》所多出的那一大段文字，却恰恰从庸俗的观点而反对这种思想。这和“晋人喜述老庄”是貌合而神离的。

那么，是不是同王羲之的思想有相同之处呢？也不尽然。属于统治阶级的王羲之，他的思想是儒家与道家的混合物。他一方面渴想用世，另一方面又颇想遁世。如果用“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这两句话来概括它，也勉强可以概括。

有隶书笔意的《十七帖》里面，有《吾为逸民之怀久矣》一帖，便明白地表示着他的遁世思想这一面。

《誓墓文》中自言“每仰咏老氏周任之诫”，又言“止足之分，定之于今”，可见他所“仰咏”的老氏之诫是“知足不辱，知止不殆”等语。至于周任之诫“陈力就列，不能者止”，见《论语·季氏》，也是知足的意思。到了晚年，他确是颇能知足的。《十七帖》中有《七十帖》，亦见《淳化阁法帖》第七册，中有语云：“吾年垂耳顺，推之人理，得尔，以（已）为厚幸。但恐前路转欲逼耳。以尔，要欲一游目汶领（岷岭），非复常言。”这和同在《十七帖》中“要欲及卿在彼，登汶领峨眉而旋，实不朽之盛事”，无疑是先后年代给益州牧周抚的书简。

王羲之西游峨眉的愿望虽然没有达到，但他却曾东游东海。《晋书·羲之本传》：“羲之既去官，与东土人士尽山水之游，弋钓为娱。又与道士许迈共修服食，采药石。不远千里，遍游东中诸郡，穷诸名山，泛沧海。叹曰：我卒当以乐死。”这就是王羲之晚年情况。

《晋书·郗愔传》中也有旁证。“会弟昙卒，益无处世意。在郡优游，颇称简默，与姊夫王羲之、高士许询（玄度），并有迈世之风，俱栖心绝谷，修黄老之术”。郗昙卒于晋穆帝升平五年（361），时羲之年五十五岁（据鲁一同《年谱》）。足见羲之晚年的遁世思想已经达到了迷信神仙的地步。

《兰亭序》作于羲之四十七岁时，离他辞郡誓墓只相隔两年。如果说他当时还有用世之念，那是说得过去的。但自“夫人之相与”以下一大段感慨文字，却只因“死生亦大矣”，“修短随化，终期于尽”而“悲夫”“痛哉”起来。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不是王羲之的文字是断然可以肯定的。

因此，我对于李文田的说法要加以补充。增加“夫人之相与”以下一百六十七字的人是不懂得老庄思想和晋人思想的人，甚至连王羲之的思想也不曾弄通。

或许有人会说：张彦远《法书要录》卷十《右军书纪》中有这样一条：“省示，知足下奉法转到胜理。……**涤尘垢，研遣滞虑，可谓尽矣，无以复加。漆园比之，殊诞谩如下言也。”“漆园”就是庄子，王羲之明明斥庄子为“诞谩”，难道这一条也是后人依托的？

我的回答：这一条不一定出于依托，而且很有可能为依托《兰亭序》者之所本。但依托者同样没有懂得这段话的意思。这是说：王羲之和他的朋友非常旷达，超越了庄子。他们把一切俗虑都**除尽了，在不言而行，而庄子则漫衍为文，长篇大论，故斥之为“诞谩如下言”。这和束缚于俗虑、贪生怕死，而斥“一死生为虚诞，齐彭殇为妄作”，是大有径庭的。当然，我们在这里也不好用“过犹不及”的说法把它们等同起来。

或许有人又会说：王羲之的书简中有不少因疾病丧亡而感伤悲痛的文字，可见羲之为人也并不那么旷达。他在《兰亭序》文中因感到生命短促而悲痛，又何足怪？

我的回答：是的，王羲之的书简中因疾病丧亡而感伤悲痛的话的确很多，而且非常琐碎。王羲之是未能完全忘情于世俗的人，他的性格实在相当矛盾。但感伤悲痛总要有一定的诱因，例如疾病丧亡之类。兰亭修禊，是在暮春游乐，既在饮酒赋诗，又未感时忧国，而却突然以老生常谈的“死生亦大矣”而悲痛起来，这是无病呻吟的绝顶了。以“骨鲠”著称的王羲之，以“有裁鉴”（能明辨是非）著称的王羲之，颇能关心民生疾苦、朝政得失、国势隆替的王羲之，有“为逸民之怀”而又富于真实感情的王羲之，才是这样贪生怕死的、百无聊赖的人吗？这却是依托者把王羲之过分歪曲了。

我曾经说过，这所增加的一大段文字是以同游者孙绰《兰亭后序》中的语句为其胎盘。即《后序》中的“乐与时去，悲亦系之。……今日之迹，明复陈矣”，便是“俯仰之间，已为陈迹”的不胜今昔之感的蓝本。今案：这样的说法也还不够。事实上连孙绰的那几句话都是脱胎于石崇的《金谷集序》的。后者中有两句话：

“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

孙绰的感慨实脱胎于此。增加《兰亭序》者把两者合而为一，而又把它扩大了。王羲之的为人与为文，似不应如此雷同一响。因此，像《临河序》那样没有这一段文字，是更合乎王羲之的面目与性格的。

但有人说：对于艺术，不好用冷酷无情的科学方法来对待。这也是一种老生常谈了。具有这种见解的人，可以说既不懂得科学，也不懂得艺术。艺术的创造和欣赏都离不开科学方法。书法也就是一种科学。不懂书法，佳书无由产生，也无从说到欣赏。

欣赏前人的佳书，最好也要以批判的态度独立思考，不要过分相信前代帝王将相的评鉴。就是“唐宗宋祖”，毫无疑问，也确实是“稍逊**”的。

总之，传世《兰亭序》既不是王羲之做的，更不是王羲之写的。思想和书法，和东晋人相比，都有很大的距离。

1965年8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