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曹植（节录）

曹子建（曹植，字子建）最有成绩的应该还是他的乐府和五言诗，但这是建安文学一般的成绩，并不是他一个人的特长。建安文学在中国文学史上是有着划时代的表现的。辞赋脱离了汉赋的板滞形式与其歌功颂德的内容，而产生了抒情的小型赋。诗歌脱离了四言的定型，而尽量的乐府化，即歌谣化。另一方面把五言的新形式奠定了下来。这是曹氏父子和建安七子的共同倾向，也就是他们共同的功绩。因此像曹操的“古直悲凉”，曹丕的“鄙直如偶语”，倒正是抒情化、民俗化过程的本色。而且在这儿我们不能不认定是有政治的力量作背景，假使没有操和丕的尊重文士与奖励文学，绝对不能够集中得那样多的人才，也绝对不能够收获到那样好的成绩。同时代的吴与蜀，差不多等于瘠土，不就是绝对的旁证吗？

在建安才人中子建要算最年轻，成绩也最丰富，或许也怕是最幸运，被保存下来的作品特别多。然而抒情化、民俗化的过程在他手里又开始了逆流。他一方面尽力摹仿古人，另一方面又爱驱使辞藻，使乐府也渐渐脱离了民俗。由于他的好摹仿，好修饰，便开出了六朝骈丽文字的先河。这与其说是他的功，毋宁是他的过。

从这些观点来说，曹丕的功绩不能湮没。政治上的影响即使除外，文艺上的贡献是谁也不能否认的。他是文艺批评的初祖。他的诗辞始终是守着民俗化的路线。又如他的《燕歌行》二首纯用七言，更是一种新形式的创始。（两汉以来民间谣谚和镜铭多用七言成句。曹丕是从这种民间形式学来的，到隋唐时代，七言诗才占了优势。）特别是他的气质来得清，委实是陶渊明一派田园诗人的前驱者。关于这后一点，锺嵘倒也是已经认识了的。且看他说：“陶潜诗其源出于应璩”，而“璩诗祖袭魏文”，便可以知道。只是他不重视这一派，故而都把他们列在“中品”去了。这在目前，不用说也是应该平反的。古时也有独具只眼的人。如上举刘彦和所说的“文帝以位尊减才，子建以势窘益价”，是比较公允的评骘。王夫之也很贬抑子建而推重文帝，竟称曹丕为“诗圣”，又未免过于夸大了一些。

认真说，曹子建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一大半是封建意识凑成了他。人们要忠君，故痛恨曹操和曹丕，因而也就集同情于失宠的曹植。但尽管道学先生们要替曹植粉饰，在一般人的心目中却认定他是一位才子，而他的诗文对于后人的影响，也已经早成为过去了。有趣的是那首疑信难决的《七步诗》倒依然脍炙人口，且成了一个有名的典实。

《七步诗》初见《世说新语》，“文帝尝令东阿王七步中作诗，不成者行大法，应声便为诗云云，帝深有惭色”。其诗云：

“煮豆持作羹，漉豉以为汁。

萁在釜下燃，豆在釜中泣：

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诗不见本集，有人疑是傅会。又一般传世的只有四句，首句作“煮豆燃豆萁”，二三两句缺。过细考察起来，恐怕傅会的成分要占多数。多因后人同情曹植而不满意曹丕，故造为这种小说。其实曹丕如果要杀曹植，何必以逼他做诗为借口？子建才捷，他又不是不知道。而且果真要杀他的话，诗做成了也依然可以杀，何至于仅仅受了点讥刺而便“深惭”？所以这诗的真实性实在比较少。然而就因为有了这首诗，曹植却维系了千载的同情，而曹丕也就膺受了千载的厌弃。这真是所谓“身后是非谁管得”了。

借煮豆为喻，使人人能够了解，是这首诗所以普遍化了的原因。但站在豆的一方面说，固然可以感觉到萁的煎迫未免过火；如果站在萁的一方面说，不又是富于牺牲精神的表现吗？我因而做了一首《反七步诗》以为本文的煞尾：

“煮豆燃豆萁，豆熟萁已灰。

熟者席上珍，灰作田中肥。

不为同根生，缘何甘自毁？”

1943年7月7日脱稿

（篇名为编者所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