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夫子在二千年前论为政之道先要“正名”。子路不懂他的意思，以为有点“迂”。孔夫子把他申斥了一番，说出了“正名”必要的大道理来，便是：

“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见《论语·子路》）

这成为一切民生事业、礼乐刑政之基点的“正名”工作，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这并不是所谓正名分，而是要定正一切事物的形态云为的名。名就是辞，就是字，“正名”就是要正定人们的语言文字。这看来好像很平常，其实是不可疏忽的事。假使名实淆乱，是非逆转，一切都倒黑为白，那么政治还能上轨道，人生还能享到幸福吗？

我们现在依然要主张“正名”，但在“正名”之外可以有一番补充，便是正标点。标点之于言文有同等的重要，甚至有时还在其上。言文而无标点，在现今是等于人而无眉目。我们中国人对于这项工具不大讲究，一直到现在，写信、作文都还有全然不施标点的，即使施加标点也不过句点、读点、顿点而已。因此养成了“好读书不求甚解”的一种浑沌落拓的大毛病，而又供与舞文弄法者流以上下其手的绝好机会。中国的落伍，依孔子“正名”之义而言，也可以说未始不是标点不明的原故。

在这儿外国人要比我们高明一点，不仅标点的种类比我们多，而且用法也有一定，从小便教人学习，没有不施标点的文（古代文字除外），也没有不懂标点用法的人。他们的头脑比我们有条理，文章比我们清顺，科学比我们发达，这标点的有无与会用与否，我相信是一个原因。自“五四”以来，我们也采用西式标点了，这是应有的一步改进。假使孔夫子再生也是要走这一步的，虽然有些迂腐小儒一直到现在都还在反对。你们在反对，你们指得出别人的坏处吗？哼，事实上连人家的用法都还全然不懂，只是抱残守缺，故步自封，你们真不怕孔夫子拿拐杖来打你们的腿！

不过西式标点的用法，就是目前写新文艺的人似乎也不见得通懂得。标点的乱用，有时比没有标点还要坏事。这正是因为标点重要，你一使用错了，便可以把文字弄到完全相反的意义上去。譬如《孟子》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古时不施标点，意思也大概可以懂，便是说只要我们肯做，舜能够做到的事情，我们也能够做到。但有一次我请过好些朋友来加标点，他们大多数都标点成为：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等我表示不同意的时候，有的又改为：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其实丝毫也没有改正，而且还把错误加深一层。照着这样标点下去，原文可以说是不通，因为意思是弄反了的。舜是什么人呀！我是什么人呀！我怎么能够和他相比？要这样才能够顺得下去。然而原文并没有错，只是标点错了。正确的标点应该是：

“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为者亦若是。”

这样一来，便什么问题都没有了。从这样一个小小的例子，不可以证明标点的重要和标点用法的重要吗？

中国文法失之过简，每每省略太甚，不施标点，有时实在是弄不清眉目。特别是读古书的时候，这种例子相当多。譬如《乐记》上有几句脍炙人口的话：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一般都如我所标点的这样读，是把“以”字当成与字。但据唐时陆德明的《音义》，却还有两种不同的读法。

一、雷读（南朝宋经学家雷次宗在所著《毛诗序义》中标明的读法）：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二、崔读（南朝梁经学家崔灵恩在所著《毛诗集注》中标明的读法）：

“治世之音安，以乐其政和。

乱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

亡国之音哀，以思其民困。”

这两种读法都把“以”字当成因字，而雷读是把“乐”、“怒”、“思”等字当成形容词，崔读则作为动词。因为读惯了，觉得普通的读法要顺些，然而过细考究起来，却是以崔读为最圆满：因为他把作者的能动精神表示了出来，特别是“以怒其政乖”句是很痛快的。

就这样一两个点子的安顿法，便可以使你的原文完全改观，标点之为用，实在是不可不讲。我们丝毫也不夸张地，可以把孔夫子的话借用过来：

“标点不正则文不顺，文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

1943年8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