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凡一种提倡，成为了群众意识之后，每每有石玉杂糅、珠目淆混的倾向。整理国故的流风，近来也几乎成为了一个时代的共同色彩了。国内人士上而名人教授，下而中小学生，大都以整理相号召，甚至有连字句也不能圈断的人，也公然在堂堂皇皇地发表著作。这种现象，绝不是可庆可贺的。因此，反对的声浪也渐渐高涨。

吴稚晖在《箴洋八股化的理学》（见《人生观之论战》）一文中，便首致不满。他以为“现今鼓吹成一个干燥无味的物质文明，人家用机关枪打来，我也用机关枪对打，把中国站住了，再整理什么国故，毫不嫌迟”。

仿吾在《国学运动的我见》（见《创造周报》第二十八号）一文中，也说“国学，我们当然不能说它没有研究之价值。然而现在便高谈研究……未免为时过早”。仿吾教人要注重科学，他的论调与吴稚晖的虽若不期而同，但是吴稚晖所注眼的是功利问题，他以为科学切用于现在的中国，国学不切用，所以应该去此取彼。仿吾的是方法问题，他以为要有科学的精神才能研究国学。这是他们两人的不同之点。

本来做人行事，只要具有责任心，各就性之所近，各尽力之所能，以贡献于社会，原不当受第三者的干预。国学研究家就其性近力能而研究国学，这是他自己的份内事；但他如不问第三者的性情如何，能力如何，也不问社会的需要如何，孰缓孰急，向着中学生也要讲演整理国故，向着留洋学生也要宣传研究国学，好像研究国学是人生中和社会上唯一的要事，那他是超越了自己的本份，扰乱了别人的业务了。善教者教人只能现身说法，问而后应；他只能说我的做人行事是如此，但不能勉强人一例都应该如此。善教者教人只在于无形无影之间使人不得不受他的感化，学他的步趋，但他却不能大锣大鼓四处去宣传：“你们快来学我！快来学我！”如今四处向人宣传整理国故研究国学的人，岂不是大有这种打锣打鼓的气势吗？国学运动才在抬头，便不得不招人厌弃，实在是运动者咎由自取。

但要研究科学或者要造机关枪，那最好是自己向研究室里或向兵工厂里去埋头锻炼。这样不消说是有功于社会。但如只徒笼统地排斥国学，排斥国学研究者，这与笼统地宣传国学，劝人做国学研究者所犯的弊病是同一的，同是超越了自己的本份而扰乱了别人的业务。

人生的行路本自多殊，不必强天下人于一途。一人要研究国学必使群天下的人研究国学，一人要造机关枪必使群天下的人去造机关枪，不忙说这是办不到的事情，即使办到了，也同一无用。人人都去研究国学、造机关枪去了，谁还种粮食来供人吃饭呢？分功易事，本来是社会成立的原则，也是人类进化的原则。主张要造机关枪的人说物质文明切用于现代，但主张研究国学的人也会说国学切用于现代，即使你要斥他无用，他也自承是无用。但他否定的自承实是肯定的自命，他会说“无用之中有大用存焉”。你反对者又把他怎样？所以凡事只能各行所是，不必强人于同。只要先求人有自我的觉悟，并求有益于社会，则百川殊途而同归于海，于不同之中正可以见出大同。不必兢兢焉强人以同，亦不必兢兢焉斥人以异。

至于国学究竟有没有研究的价值？我看是可以让一部分人去解决，其中总有些可取的地方。我们要解决它，研究的方法要合乎科学精神。研究有了心得之后才能说到整理。这种整理事业的评价我们也不可估之过高。国学的范围如果扩大到农艺、工艺、医药等，那情况又不同。但一般经史子集的整理，充其量只是一种报告，是一种旧价值的重新估评，并不是一种新价值的创造。它在一个时代的文化的进展上，所效的贡献殊属微末。研究沙士比亚（今通译莎士比亚——编者）与歌德的书车载斗量，但抵不上一篇《罕谟列特》（今通译《汉姆雷特》——编者）和一部《浮士德》在文化史上所占的地位。千家注杜，五百家注韩，也何曾抵得上杜甫、韩愈的一诗一文在我们的文化史上有积极的创造呢？我们常常向朋友谈笑话，说我们应该努力做出些杰作出来，供百年后的考据家考证。——这并不是蔑视考据家或者国学研究家的尊严，实在国学研究或考据、考证的评价原是只有这样。它只是既成价值的估评，并不是新生价值的创造。我们从事于国学研究的人应该先认明这一点，然后虚心克己去从事，庶几可以少使多少人盲从，而真挚的研究家也方可出现。

1924年1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