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冬天，我们曾面对一份用墨笔写的、字迹苍劲的稿件激动过。这是曾三同志亲笔为故乡的报纸新辟的《故园情》专栏写的。几个月过去，我们进京寻访曾老来了。

傍晚，我们走进了曾三同志的住舍。不巧，他饭后外出散步去了。他的孙女儿把我们引进客厅，打开彩色电视机，让我们先看看电视。不一会，他散步回来了。走进客厅，紧紧地握着我们的手，连连点着头，抱歉地说：“真对不起，使你们久等了！”

他一口乡音，使我们听来十分亲切。接着，他和我们一同在沙发上坐下，打着手势，十分随和地和我们拉开了家常。

“曾老，你是二十年代长沙学生运动的领袖，能不能给我们谈一谈在故乡的革命斗争经历呢？”我们开门见山地提问了。

“我有什么可谈的呵！”他谦逊地笑了笑，接着感叹地说：“回首风云涌呵！对我个人来说，感到时光过得太快，做的工作太少。”

他陷入了沉思。这位为中国革命奋斗了半个多世纪的老同志，离别故土五十多年了。他的足迹，印在江西中央苏区，印在长征路上，印在延水河畔……此刻，老人的思绪，也许已经飞越千重关山，回到养育自己的故土了，回到他走上革命道路的起点站了。

他是我省益阳县人，今年七十五岁。1922年，他来到长沙，考进长郡中学。我党许多活动家，如郭亮、任弼时、李立三等，都曾经是这个学校的学生。曾三同志来到这个学校，正是五四运动后不久。学校里一个曾经参加过五四运动的进步教师，上课的时候，常给他们介绍五四运动的情况，还要他们读《少年中国》等进步报刊。少年时代的曾三同志，开始受到进步思想的熏陶了。后来，他又是《向导》、《中国青年》和《学生杂志》的热心的读者。学校里有一批思想活跃的学生，办了一个墙报，叫《雷声》。曾三同志也参加了。不久，主编这个墙报的人去黄埔军校上学去了，曾三同志便把《雷声》接了过来。因为编报人员换了，成员们思想更进步了，他们便在“雷声”前面添了一个“新”字，变成了《新雷声》，并且开始铅印。每期印一千多份，到处发散、交换。很快，《新雷声》社就同一些进步分子建立了联系，社员发展到了三十多人。他们以《新雷声》社的名义，请夏曦、李维汉、萧三等同志来校讲演。有一次，萧三同志来校讲演《帝国主义与中国》，全校的同学都来听。学校请一个什么议长讲演，却没有人愿听。一时间，《新雷声》社十分活跃。别的学校进步同学和他们增进了联系。这样，曾三同志的思想成熟很快。1924年，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二年春天，又参加了中国共产党。这一年，五卅运动爆发，长沙的“雪耻会”运动蓬勃发展，中学以上的学生差不多都上街了，赵恒惕的省政府吓坏了。他们以期考为名，强迫学生回校，更促进了学生的革命化。但反动政府极为顽固，省教育司命令长郡中学董事会改选校长，曾三同志等革命学生推选进步教员熊亨瀚，而反动当局却要扶植另一个反动家伙张有晋。结果，还是那个家伙做了校长。新校长到职后，不准成立学生会，曾三为首的革命学生进行抵制，终于成立了学生会。张有晋开除曾三等二入学籍，激起学生罢课。赵恒惕军阀政府便把他和另外两个同学抓了起来。这一下，全长沙市的学生都罢课了。接着，全省闹学潮了，要求释放这三个学生。然而，反动派没有放他们，一直把他们关了三十天，捏造罪名，说他们打了校长、犯了伤害罪，进行所谓“审判”，处十五天拘留。法官对他们说：“未审决前的拘留，两天顶一天，今天期满，你们服不服？”

“真是岂有此理！”回忆到这里，曾老激动了。他继续说：“我当即回答法官：我们不同意你们的非法判决！但是，我们今天要回去！我一说完，来参加听审判的百十位同学一拥而上，把我们拉出了那个‘法庭’。那天晚上，全省学生联合公正开会，请我们作报告。我上去就噼哩啪啦讲了一通，控诉了反动派。回到学校又受到全校同学的慰问。寒假后，这个校长就滚蛋了。”

说到这里，曾老的脸上露出了胜利的微笑。我们也会心地笑了。此后，他走过了漫长的革命道路。他先后当过党内军内的无线电报务员、政委，担任过党中央的秘书处长、秘书局长。全国解放后，他担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副主任、中央档案馆馆长。但是，征途万里，起步于故乡呵！

这时，电话铃响了。曾老起身去接电话。工作人员在电话中向他请示一些问题。已是深夜十点了，年逾古稀的曾老，还要工作，我们只好告辞了。

（原载《湖南日报》1981年11月1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