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制度的一大特色，就是在行政系统之外，设置了专门的监察官。监察官自成系统，位卑权重，单独对最高统治者负责。责就是盯紧各级行政官员，既保证他们效忠皇上，也要防止他们贪污腐败。因为即使撇开道德原因，从来官员的贪腐，都是激起民变最关键的因素。监察官可以闻风弹奏，被监察者只能停职接受审查，不能讨价还价。这种中国特色的监察制度，到了孙中山先生设计民国制度的时候，还被引进到现代制度之中，形成了监察权分立的五权政府架构。

但是，古代的监察官并不总是有用。西汉在郡之上设置十三个州的监察区，每州设一个刺史，负责几个郡的监察。所谓刺史的刺，就是刺探和监察的意思。刺史官阶600石，比郡太守2000石要低得多。意思就是说，刺史仅仅是监察官，不是太守的上司。可是，到了后来，刺史越来越为太守们尊敬，跟太守们的关系也越来越好。东汉只好把刺史变成郡以上的一级行政单位，正式将刺史变成太守的上司。到了这个地步，监察也就见鬼了。同样，在明代，各省都设置了巡按一职，作为地方的专门监察官。巡按官阶不高，不过七品。却可以监督从二品的省级大员。时间一长，七品芝麻官的巡按，在官员眼里，成了省级大员，跟布政使、按察使并列。自然，到了这个地步，监察也大体停摆了。

固定的监察官有失灵的时候，巡行流动的监察官，到了某些时候，也一样会玩忽职守。唐朝一般被认为是监察制度执行比较好的朝代。但是到了中唐之后，也开始出现问题。监察官借监察的名义，一路通吃的现象，屡见不鲜。一位名叫严升的侍御史，巡查江南。此公嗜吃牛肉，所至州县，地方官都得为他宰牛漉酒。事无大小，只要给他金子，就大事化小，小事化了。所到之处，金价为之上涨。人称“金牛御史”。清朝都察院的都老爷（御史），到了晚清，基本上成了政治斗争的工具。参谁不参谁，全看背后的政治势力的操控。一般的地方官，只要打点好了有势力的上司，祸只要惹得不大，贪腐不太过分，就可以平安度日。

监察权，实质上就是管官的权。可以按职守，管住官员不法获利的手，也可以跟这只手联起来，一起获利。从利益角度，与其辛苦盯住官员，严防死守，不如两下合作，一起分肥。谁也不是傻子，当然容易想明白这个道理。监察官没有具体的行政权，却可以监管行政官员行政权的行驶，被监管者把自己的行政权的好处，分出一部分来，给监管者，于是皆大欢喜。近来反贪局总是出事，山西有的反贪局长借机索贿，陕西有的反贪局大搞摊派。还有湖南有个地方的纪委书记，借双规要钱。其实，他们走的就是古代某些监察官的老路，把监察权变成了牟利的工具。记得很多年前，一个地方的审计部门的官员跟我说过，我们做审计，先是要查出问题，然后再查出感情。查出了感情，被查部门的好处，我们就都有了。不信，查一查地方审计、纪检部门定点监察的部门，看看这些部门的福利，是不是也分给这些监管部门了？

干什么吃什么，一向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不良习惯。在这种习惯里，权力的行使，是最大、最肥的饭碗。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古代的制度设计者，才想出了监察权的分立高招。但是，在帝制条件下，监察官只对皇帝负责，权力没有平行监督。监察官可以监督别人，别人却难以监督他们。只有不长眼的监察官碰到了皇帝的心腹，才会触霉头。这样的监察官，若要不滥权，只能靠自身的自律。可是，人的自律，恰恰是最靠不住的东西，只要利益足够大，**足够大，即使监察官本人能扛得住，他们的家人也未必是刀枪不入的金钟罩铁布衫。传统帝制的制度环境，没有媒体，也就没有严格意义上的社会舆论。官员的升迁更迭，在制度上没有多少民意的成分。监察权流为分肥权，基本上是一个规律，哪个朝代也难以幸免。这个规律，叫什么定律呢？就叫监察分肥定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