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多年在监狱里面讲说，

也常在监狱举行皈依，

徒众们都跟我警告：

“师父收了那么多受刑人的徒弟，

将来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

我从来都没有遭受过不好的后果，

反而每次过年的时候，

偶尔收到一些过去的受刑人所寄来的贺年卡，

甚至还有红包供养，

五十块、一百块不等，令人动容。

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七日，中午十二时三十分，由“中华人权协会”理事长苏友辰律师带领着二十一年来几度在生死边缘徘徊、历经风雨，而终于宣判无罪的三位年轻人苏建和、刘秉郎、庄林勋来拜访我。因为在一九九六年的一月十五日，我曾经到监狱里面去探望并勉励他们：“把坐牢当作闭关修行。”当时的一句话，增加了他们对未来的一点希望，如今终于获得平反，获得正义与自由，因此特地来山表示感谢。接待他们的时候，对于监狱布教的种种往事，不禁涌上心头。

记得一九五三年，我在宜兰监狱布教，一位姓涂的总务主任明白向我表示，不欢迎佛教人士去讲说，因为他们的受刑人已经接受基督教的教育了。当时，蒋夫人信仰基督教，所以一些官员都有吹捧的习惯，以为接受基督教的布教，可以获得蒋夫人的欢喜；借着排斥佛教的弘法，也能获得蒋夫人的欢喜，因此他阻碍我到监狱开示；但是，他倒是愿意把日本殖民时代留下来的一尊阿弥陀佛接引圣像，以两万块台币卖给我，我即刻筹措两万台币，跟他买下那一尊庄严的圣像。现在台湾很多地方，都可以看到一米多高复制的阿弥陀佛圣像，让人看了心生欢喜，都是那尊佛像的一一化身，各处结缘。

“中华人权协会”理事长苏友辰律师（右三），带领着苏建和（左一）、刘秉郎（右二）、庄林勋（右一）前来感谢在他们初入狱时给予的勉励（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七日）

由于当初年轻，体力旺盛，经常在台湾的监狱布教，也成为“法务部”第一位聘任的监狱教诲师。从台北土城、新竹、台中、云林、屏东、高雄、花莲、兰屿、绿岛监狱等，几乎全台湾的监狱都曾有过我的足迹，甚至于日后，在香港、美国等地，都与监狱受刑人有过布教的因缘；在那苦难的边缘，看到许多正值青春的年轻生命，却身陷囹圄之中，真是不胜感慨。

曾有一次，我受邀到花莲监狱布教，狱方人员表示，他们都是重刑犯，因此都会戴着手铐脚链听我开示。我一看到现场两千多位年轻力壮的青年正等待着我讲话，心中升起无限感触，他们这么健硕的身体，这么英武的雄姿，可惜了！怎么关在牢狱里面？假如跟我出家做和尚，我一下子就有两千多位的弟子可以弘法利生，他们也能得度，我想，台湾的社会治安一定会大大的改进了。

这也引发了我对受刑人的诸多想法，我曾和当时“法务部长”廖正豪先生商量两件事情。第一，准许我和判决死刑的人做个别交谈，不是短暂的会晤，而是长谈，古人曾说：“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在他们已经面临死亡边缘的时候，心里必定有一些苦水要吐露，我自信也是一位很有同情心的人，让我跟他们交谈，给死刑犯有个对自己一生检讨的机会，并对未来的生命抱持希望与信心，他们也能够死得安心，同时将忏悔经过记录成书，将来对社会教化必定是很好的教材。

承蒙廖正豪先生的助力，我曾在土城做过一次三个人的谈话，但是狱方却言明不可以发表。我认为，人生走到最后，能讲出口的话，都是一篇忏悔录，不会有愤世嫉俗的言语，或是想要报仇雪恨。但是，由于监狱人员的顾虑，怕一些不当的言论影响别人，因而不能应允我的请求，让我为受刑人完成所愿。

第二件事，受刑人的刑期满了，释放出狱，社会难以接受，因为他们是犯法的人，但是社会不接受他们，他们也不会接受社会，反而会对社会存在一种冤冤相报的心理。当时我建议，能否在他们刑期将满三个月前，让我们寺院来收容他们。我在想，他们也不会逃亡，因为逃亡以后又是罪上加罪，还有三个月的刑期，在寺院里面生活也不会像监狱那样的不自由。

在监狱里面，大部分都是教训他们，不准他们这样，不准他们那样，例如：不准站着、不准抽烟、不准会客、不要往外面看等等。如果给我三个月的时间，给予他们一定限度的自由，不超过范围的事情通通都可以做，例如：他们想要会客，可以会客；要吃什么东西也可以，甚至吃香烟也无妨；我还可以带他们到处游山玩水，为他们做心理建设。我想，精诚所至，金石为开，我以诚心待人，他们不会为我带来麻烦。

因此，希望政府可以跟我合作，给我一个机会；甚至我说，假如万一不行，有某一两个人逃跑了，应该也不是那么严重的问题，因为他的刑期即将满了，本来也快要释放他。但是廖正豪先生表示，这个太严重了，在法令上有一定的规定，如果能做到我这种程度，法令不知道要修改多少的条文，因此，又让我不能诉请所愿了。

一想到受刑人离开亲人的那种落寞，总让我思索能为他们做些什么？因此曾经多次发起在过年过节的时候，有人去探监慰问，像是端午节送粽子，中秋节送月饼，过年了送红包，让他们感受到一些有心人的关怀，而不会对世界怀抱着不满。

此外，刚到宜兰时，雷音寺没有桌椅，他们有长板凳，我也坐了几个月，后来信徒帮忙我买桌子，又到监狱里买了一个三十块钱藤编的椅子，我在宜兰都坐这个椅子打佛七，一坐就打了二十六年的佛七，椅子依旧坚固耐用，也让我对受刑人的手艺留下深刻的印象。

佛光山经常在监狱里面举办短期出家，传授三皈五戒，我觉得成果很好。后来佛教界纷纷议论认为我不对，怎么都度一些重罪的人受戒，那以后佛教里面，还能太平吗？其实，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而佛陀在世的时候，一再强调“人不怕犯过，怕的是不肯悔改”。所以对于社会上一些行为有问题的人士，他都给予机会，为什么我们现在不但不给予机会，还带着有色的眼光对待他们，这也是我引以为憾的地方。

为受刑人皈依三宝

我觉得，到监狱里面弘法开示的人，心里不能把受刑人当成犯人，在言语上，不可以总是说“你们犯人……”可以称呼大家为“各位朋友！”也不必说：“你们犯过罪，是犯罪的人。”伤他们的尊严，因为先有了对立的关系，就不容易收到开示佛法的效果。对待他们要有同理心，像是“你们各位，好像一时误会或者冤屈，让你们受刑了；其实我们在外面的人，你能说哪个人不犯罪吗？只是说他还没有受到法律的制裁；在外面街上自由的人，也未必都是好人；现在你们各位在这里，一时失去自由，也未必都是坏人，所以大家自己要有自尊心，人生机会还很多，你们受刑有期，出狱以后，还是有无限光明的未来……”诸如此类，要前往监狱布教的人，至少要有这样的素养。

而除了在监狱、看守所传授三皈五戒外，也曾举办过佛学会考。还记得一九九三年的世界佛学会考，在全球五大洲的各大都市开展，如澳大利亚悉尼、法国巴黎、英国伦敦、巴西圣保罗、马来西亚吉隆坡、美国洛杉矶、香港等六十五个考场同时举行。当时，在台湾的宜兰、台南、高雄、屏东、绿岛、武陵、泰源、台东及香港多所监狱、看守所中，也有六千余名受刑人报名考试，特别设有监狱考场，造成一时的轰动。而《联合报》、《中国时报》也各以两个全版，为成绩优异者作了大幅报道，其中不乏有受刑人上榜，一时传为佳话。

受刑人于宜兰监狱参加佛学会考（一九九三年八月二十三日）

可惜的是，后来因为“立委”黄天福向时任“教育部长”吴京先生反映，表示有基督教信仰的家长抗议举办佛学会考；甫上任半年的吴京先生便在一九九六年十二月，以一纸公文废止佛学会考，百万人的考试就此作废，慈惠法师举办的佛学会考就此泡汤了。

回想起早期的监狱布教，是由在台北的南亭法师、赵茂林居士和我们共同发起的，后来大家各据一方弘法。不过，所有的佛教徒对于监狱布教，都非常热心参与，听说我的弟子中：慈容、心定、心培、慧宽、慧定、慧法、慧昭、慧伦、慧敦、慧静、依来、依道、依航、依日、永胜、永藏、永光、满度、满馨、满益、满升、觉咏、觉勋等，都经常在监狱里弘化，一个人负责好几个监狱。甚至于“法务部”与佛光山慈悲基金会配合，在一九九五年开办台南明德戒治班，即所谓的“戒毒村”，多少年来，弟子慧定、慧法长期住在戒毒村里布教，贡献许多的岁月时间。

林清志、林秀美致力于监狱布教已近五十年

而参与监狱布教的佛教居士中，国际佛光会有近百人的监狱布教师，这当中有两个人相当特殊，分别是赵茂林、林清志居士。赵茂林居士是江苏盐城人，当初是台湾省羽毛公会总干事，喉咙好像音箱喇叭，一唱诵佛教的梵呗来，出家人都比不上他，在监狱一布教就是二十余年，风雨无阻。

后来，他往生后，我为了感念他，无条件将他奉安在佛光山万寿园的一个小宝塔中，以感谢他对于社会公益的热心。我觉得佛教也要倡导崇功报德，不能老是让大家只有为佛教尽义务，毫无所得，却只有一句话，“将来阿弥陀佛会感谢你！”为什么我们要请阿弥陀佛来感谢这许多为社会服务的功德主呢？报恩感德，应该要由我们自己付出。

另一位林清志居士，台湾宜兰人，是宜兰大学的教授，他因为我的鼓励，从青年时期，每一周都在宜兰监狱上课，从未间断过，至今已经五十年了；其夫人林秀美女士，二十年来也是夫唱妇随，做着监狱布教的义工，他们的儿女都是硕博士，可以说是一家和乐，仁慈厚道的家庭。

除此之外，还有住在彰化二林的洪进国、苏秀云伉俪，他们是弟子道融的父母亲，二人一同从事监狱布教也已二十余年。监狱布教师中，已布教满二十年的还有桂亚莉、陈清秀、林缉熙等人；十年以上的则有薄培琦、余淑菜、萧丽欢、黄重义、陈宝凤、钟肇明、尚贞姬、周素昭、吉同寅、罗振顺、梁秋华、黄秀娥、黄秀霞、石澄清、郭贵娟等数十位布教师，在这条漫长的道路上，相信已有数千人受其影响，重新开展美好的未来。

佛光山行之多年的监狱弘法布教，渐渐地也受到政府的肯定，获得多次表扬。二〇一二年，佛光山慈悲社会福利基金会以“监所教化类”有功团体，获颁“行政院奖”，由“法务部长”曾勇夫先生颁发，佛光山慈善院院长依来法师代表受奖。此外，监狱布教师李金陵、国际佛光会檀讲师杨秀梅及佛光会板桥区南雅分会顾问李雪梅，分别荣膺“推展更生保护工作有功人士”表扬。马英九先生更于十一月二十二日接见有功人士及团体代表，感谢他们对监狱布教的付出。

在监狱布教中，我有过许多的回忆。在年轻气盛的时候，曾经和一位老法师到屏东监狱布教。每次前往布教前，老法师总会先问我要讲什么内容？几乎每回我想要讲的题目，隔天他就拿去先讲，自己从不去苦思要讲什么，假如我没有预备，怎样面对当时的局面呢？几次经验下来，也让我学习到临场突发状况的反应。

有一次，他问我要讲什么？我就说：“我有两个问题要跟大家讲，一是忏悔，二是发愿。”第二天他又重复我讲的内容，轮到我时，忽然兴起开玩笑的念头，我说“今天我有两个问题要跟大家讲”，他一听，还得了！必定想着：你的问题我已经讲完了，你不能又再讲啊！我就故意继续说：“我这两个问题必定对你们有帮助、有利益，我也希望我这两个问题，你们要深思，你们要记住。”我就一直在那边重复强调着“两个问题、两个问题……”他吓坏了，差点要赶我出去，拖我离开，玩笑开够了，我才开始正式说：“第一个问题，我要讲‘明白因果’，第二个问题是‘惭愧改过’。”这样的事情虽然不常发生，但也成为我监狱布教很有趣的轶事。

东初法师（右四）、屏东东山寺住持圆融法师（左三）、会性法师（右二）至屏东监狱弘法，右三为本人

我在各地的监狱布教，大部分看到的都是男子，纵有女子都很少数，日常生活还比男子优待一些。某一次，我到高雄看守所和女子受刑人讲话，现场六百多位的女受刑人，真出乎我的意料之外，那许多女众都是眉清目秀，年龄也不是很大，她们为什么会犯法坐牢？

打听之下才知道，实在说，在那个年代，女众大都是因为票据法而替丈夫顶罪。丈夫为了借贷，就用太太的名字，到了还不出钱的时候，就由太太代他坐牢，这是其一；其二，一些先生从事贩毒，就叫太太送货买卖，但这很容易被治安单位发现，所以这许多可怜的女子，受到丈夫的牵连而犯罪坐牢，让人不禁感叹，这个世间哪里有什么公平？没有犯罪的人在那边受苦受难，真正犯罪的人反而逍遥法外。

其实，中国从古代以来，就有很多顶罪、替罪的例子，甚至于替死的这种情况发生。你说，法律能够全面公平吗？这就不尽然了。也使我想起了日本一位楠正成将军，他在遭受冤屈死亡的时候，身上留有五个字：“非、理、法、权、天”，大家都不知道什么意思，后来，有人慢慢揣摩才懂得。“非”，指不是，不是的事情当然不能胜过理；而“理”，你有理，却不合法，所以理不能胜过法；“法”，是法制规定，虽有规定，但不能胜过人为操控的权力；至于“权”，有权力的人他可以置法律于一边，但是权力却不能胜过天；“天”，就是因果法则，管你什么样子的人物、道理，到最后天理难容，因果是逃不掉的。所以很多冤屈的人士，在因果的道理之下，还可以找到一点安慰。

以往，我每年到香港弘法，香港有一位黄钰辉居士，他经常在赤柱监狱对被判死刑的受刑人说法。他一知道我会到香港，便希望我去和那许多死刑犯讲话，做一些鼓励。因为被判决死刑的人，心性总有一些跟常人不一样，或者愤恨，或者心性暴力，或者心灰意冷等，种种不一。香港的赤柱监狱，犯人并不多，只有二三十人，但是关在另外一个岛屿上，与香港本地隔离。香港，到底是比较讲究民主法治，对那许多死刑犯，不至于虐待他们，不过人到了被宣布死刑之后，对人生没有希望，日子必然是度日如年，不会好过。

我在香港，除了和赤柱监狱的人多次接触，对于一般监狱的受刑人，也常和他们说法。而让我记忆最深的，就是一些船民的苦难生活。所谓船民，就是越南吴庭艳政府垮台后，大约在一九七五年，北越的共产党胜利，南越的人士，大家不管贫富，只能放弃家产逃离家国；此后，更影响了中南半岛上的缅甸、老挝等国家，为了自由，许多人自愿或是被迫地离开家园，而形成大量的逃亡潮，数以百万计的船民在无情的海上漂流，只为了寻觅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当时，我记得有一位法师，募集金钱要买船，供应那许多船民乘坐，我也捐了五万块新台币，帮助船民逃难，因为我自己也当过逃难的难民，知道灾难发生时，维护性命的重要。这许多船民，命运各有不同，有幸与不幸的，有的适逢联合国分配到不同的国家，可以接待他们，如美国、瑞士、瑞典，欧美等那许多经济富庶国家；有的却葬身怒海，或遭遇海盗欺凌；有的被一个个地区、国家拒绝收容庇护，成为可怜无依的人球。

在香港，有好几个区域都关了大量的船民，香港政府不愿意他们进来香港，联合国也不容易安排、分配他们到哪里去，他们就在动**中忐忑不安地听天由命，等待着他们的未来。而这些船民们多数是佛教徒，他们要我去为他们洒净，为他们三皈依、说法，我都尽可能地允诺前往，如他们所亲身感受，在那样苦难的地方，只有靠佛祖、靠心灵的安慰才能有勇气生存下去。

而在台湾诸多监狱中，绿岛的监狱是专门关押重大政治犯的，如我的朋友李武忠教授、郭衣洞（柏杨）也都曾被关在绿岛。李武忠教授是因为和他的夫人对女儿的教育观念看法不一样，太太一气之下，就向政府密告，说李武忠曾经参加过共产党在大陆各处举办的读书会，他没有自首承认，因此被判刑十年关在绿岛。而郭衣洞是因为一篇大力水手的漫画，被人认为内容讽刺蒋家父子在岛上的权力，也被判刑十二年。

我也曾经到过绿岛监狱说法，看到那许多的政治犯，彼此不敢讲话，拖着沉重的手铐脚链在地上走，面无表情，仿佛生不如死。据说，也曾经有过一两位宁可投向怒海奋斗逃亡，也不愿意被关在绿岛的受刑人；我也曾问过别人，不知这许多逃亡的人，会不会成功？虽然没有得到具体的回答，大概我想，人力总不比大海之力，大多遭到怒海吞没。

与马英九先生参加“台南监狱明德戒治分监”落成启用典礼（一九九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当时的典狱长是一位沈雪峰少将，这位沈少将为人倒也正派，对佛教非常友好，多少次都到佛光山来拜访请教；他曾经跟我们要求捐赠一尊观音像给绿岛监狱，由于对于受刑人的憔悴样貌印象深刻，深刻感受到他们需要心灵上的明灯，我当即允诺，花了五万元，请了一尊观音像，运送到绿岛监狱。

说起绿岛这个地方，人人谈到总不敢言说，感觉这是一个很神秘的地区。其实，在我的看法中，绿岛的政治犯大部分都是冤枉的。就算是政治犯，也不至于被判刑这么严重，只是政治立场彼此不同，因为政治自我为重，而将对方视为敌人，无法加以宽恕。大概在一九三〇年代的大陆，曾经就有一些民主党派的人士，要求蒋介石先生赦免政治犯，政治犯只是因为政治思想理念不同，并没有作奸犯科，不至于有那么严重的刑罚。

后来，柏杨先生终于在一九七七年从绿岛释放，一九九四年在台北成立了一个“人权教育基金会”，成为今天的国际特赦组织台湾总会创会会长。人权基金会经常需要开会，我都请当时台北道场的住持，供应他们开会场所，给予他们方便。

人权，必定是重要的课题。在这个世间上，从前讲究神权，这种时代过去后，开始讲究皇权，“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这种时代也被推翻了，现在就到了民权时代。对每一个人而言，他都有生存的权利，不能因为少数人的利益，剥夺他人生存的权利，这样的看法我非常赞成。

现在讲究人权，我认为，甚至将来的时代，还要进入到一个“生权”的社会，所谓生权，就是每一个生命，所有的大地众生都有权利生存，如牛、马、鸡、鸭，它们不是生来给人吃的，它们也没有放弃自己的生命。你说这个世界就是弱肉强食，老虎不吃斑马、羚羊，那许多斑马、羚羊就会繁殖过多；但是，人类并没有吃老虎、狮子，老虎、狮子也没有繁殖到充满世界，因此弱肉强食固然是这个世间免不了的现象，但是人类总不能都跟老虎、狮子一样，也成为这个世间的弱肉强食者。所以未来的世界，人权、生权必然会受到这个进步的社会和时代所重视。

对于柏杨先生创办的人权协会，我也同意支持，但是对于他赞成废除死刑，我就稍有不同的意见。还记得，在二〇〇一年，美国俄克拉何马市联邦大楼的爆炸案凶手麦克维被处死案，媒体询问我对死刑的看法。我当时表示，我赞成人的一些过失，如贪污、侵占、欺诈、都可以用种种的刑罚代替，免除死刑；但是，对于杀人犯，不能免除死刑，因为你已经把别人杀死了，你却逍遥法外，这个不合乎因果的道理，佛法讲如是因，就有如是果，如果杀人者不偿命，我觉得好像违背佛法的意思。

所以我对柏杨先生表示，对于杀人不判死刑，我不能赞成，这个社会需要靠法律来维持秩序，但是道德良知、因果观念，对社会的安定还是很重要。

柏杨先生想说服我的看法，但是这不是说服的问题，这是我的信仰问题，我信奉佛法，我就要有佛法的因果观念。后来，继我的表态后，曾经担任过“警政署长”的庄亨岱先生也有所回应，他也不赞成免除死刑，为什么？因为在他的工作职责下，他见过太多残忍的杀人情况，怎么可以因为时间的过往而冲刷掉他杀人的事实呢？这对于受害者而言，实在有失公平，因此他赞成不能免除死刑。

应邀至高雄中正文化中心为二千多名警察开示，姚高桥局长致赠纪念铜鼎一座（一九九二年九月三日）

多年后，在二〇一〇年，甚至为了一些死刑犯要执行死刑，必须要让“法务部长”签署同意书，当时的“法务部长”王清峰女士当场表态，宁可辞职不做，也不愿签署同意书让死刑执行，随后辞职。同年，我在三月十三日报纸上发表了一篇《我对死刑的看法》，也引起了社会对死刑的论争，对于主张废除死刑，我认为仍然值得商榷。

一个社会要长治久安，不能只靠法律的制裁，法律的制裁虽然能恫吓于一时，却不能杜绝犯罪于永远。虽然有人主张“乱世用重典”，但严刑重罚只能收一时治标之效，要想治本之道，应该宣扬因缘果报的观念。总而言之，死刑是不得已的方法，一个人犯了罪，当然可以用种种的处罚来代替死刑；但是废除死刑，确实还有待进一步研究。不过，有关单位对判决死刑一定要慎重，如果案情真相没有办法完全厘清之前，还是应该枪下留人。

而我自己生来有一个性格，很喜欢打抱不平，喜欢主持公理正义，所以这次苏建和他们三人在死亡边缘徘徊了二十多年，终于判为无罪释放，让我感到公理正义得以伸张外，也让我想到佛光山的弟子，如果有好打抱不平的性格，喜欢主持公理正义，具有侠义精神，我很愿意培养他，希望他能就读法律科系，考取律师后，挂牌不收费，专为受冤屈的人伸张正义，解除他的冤屈怨恨。然而，人才难得，我今天在此记述一笔，希望来者有人能了解我的心意了。

二〇一二年，因为陈水扁在狱中屡屡生病，由于台湾前领导人的身份，我呼吁政府应该给予一些宽恕，让他居住的地方受到宽待；这也让我想到，一九七九年，在三十多年前叛逃的上尉林毅夫，因此，五月十四日，我在报纸上投稿《慈悲与仁爱的启示——请宽待陈水扁、赦免林毅夫》一文。

一九五二年出生的林毅夫，是宜兰人，在金门军队服役期间泅渡台湾海峡来到大陆，现在已经在大陆成为名学者、经济学家，并且担任世界银行的副行长。几次想申请回家奔丧，政府都不允许。让我思起一九四九年金门古宁头的战事，那些被俘的共军士兵，如今都已是垂垂老兵，我想有意愿者，都能回到大陆家乡探亲，共产党也没有计较；而朝鲜战争结束后，一些战俘到了台湾，如今不知道有多少老兵纷纷回到家乡。为什么对于一个林毅夫，要那么计较他能不能回来奔丧？

在人道的立场上，应该要一笑泯恩仇，对于两岸现在的和平，彼此要释出善意，不要太斤斤计较过去的仇恨，大家都是同种同源的炎黄子孙，要朝未来友谊发展。过去国民党、共产党两岸对峙，互不相容，但是现在有心人，都希望见到两岸共同发展的和谐，不可以有偏差的待遇，两岸的关系要学会用新思想，新的包容，胡锦涛总书记曾说过，搁置争议，我觉得这样才能真正地解决问题。

而我多年在监狱里面讲说，也常在监狱举行皈依，徒众们都跟我警告：“师父收了那么多受刑人的徒弟，将来不知道会不会有一些不好的后果……”我从来都没有遭受过不好的后果，反而每次过年的时候，偶尔收到一些过去的受刑人所寄来的贺年卡，甚至还有红包供养，五十块、一百块不等，令人动容。有这样的感恩心念，你能把受刑人都看成坏人吗？还曾有一次，我乘火车没有座位，站在火车上，后来，一位年轻人走到我的面前，请我去坐他的位置，我很讶异，他轻轻地跟我说，您是我的师父，我在某某监狱皈依做您的弟子。你能说受刑人一定都是坏人吗？

我们的社会对于受刑人，应该不要有那么多成见，在监狱里的人失去了自由，犯了法当然理所不容。可叹的是，有些受刑人回到社会，社会排挤他们，让他们备感挫折；其实，有一些从监狱出来的受刑人，可能心地善良，人格高尚，也不亚于一般的人士。既然刑法给他一个公道，已经让他再回到社会重新做人，我们也应该要用他重新做人的角度来帮助他。所以我们的社会应该要学习宽谅受刑人，成就他，不要排斥他，就等于父母，如果你的儿女有了一点犯错，你能从此就不要你的儿女吗？你就认定你的儿女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吗？当然不会。

过去在监狱里面布教，说法的时候我经常都讲：“各位难友！”因为，说到坐牢受刑，我自己也有过两次经验，一次是在一九四七年，我被不知道何方的人士逮捕，关闭了两个礼拜，我也不能会客，不准问对方是什么理由要逮捕我，只知道在关闭我们的小屋子里面，今天枪毙两个人，明天枪毙三个人，或者有的人被打得浑身流血，由狱卒抬回牢狱中，我那时候真有“眼看他人死，我心急如火，不是伤他人，看看轮到我”的心情。

真有那么一天，我记得在一个艳阳高照的下午，对方把我五花大绑，带出被拘留的地方，我以为也是绑赴刑场，虽然大地艳阳高照，但我感觉到阴沉的气氛，就这样面临与世间隔绝的这一刻，我没有恐怖，只微微感到可惜，我才二十一岁，就要在这里像水泡一样，一下子幻灭，师父也不知道，父母也不知道，连一个朋友也不知道，忍不住地自叹。

后来，他把我押解到一个房间审问，满室都是刑具，有押棍、灌水的、吊打的等等，令人毛骨悚然。他说我替共军贩卖药水棉花，可怜我都不知道药水棉花的功用是什么？后来才知道这是军用品，是战争的时候，军中如果有人伤亡，需要一些药水棉花来治疗。但是我只是一介僧侣，从佛教学院出来不久，还不懂这许多社会上的事件。审问我的人，他也谅解我是一个小学校长，算是知识分子，因此从宽处分，要我以后不可以计较，当天就把我释放了。出了监牢的大门，一时仿佛隔世，我的师兄就在门外等待我，接我回寺，我不明不白地被关了近两个星期，真是冤哉枉也。

另一次，是在一九四九年，我初到台湾，还来不及熟悉环境，忽然间就被人拘留了。先是关在中坜看守所里面，后来，把我迁移到桃园的一座仓库，里面有好几百人，原来我们所有从大陆过来台湾的出家人都被聚集在这里，失去了自由，这当中有慈航法师，有律航法师等等。当时，不断有传说大陆派了五百个间谍，以僧侣的身份在台湾活动；台湾的治安单位信以为真，就赶紧把所有从大陆来的出家人逮捕，摧残佛教，宁可冤枉一万，也不希望逃去一个。

在那个恐怖的时代，不知道有多少冤魂，就这么悄悄地离开了世界。幸而那时候我们有一些正信的佛教居士，为大家奔走呼号解救，这许多人物，包括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老居士，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立委”董正之，“监察委员”丁俊生等人，他们给我很大的帮助，我只坐了二十三天的拘禁，也不问什么理由就把我放了，可怜的慈航法师又被多关了一百三十多天，才被释放。像这样的错误，又是谁的罪过呢？是我们犯罪应该受刑还是由于他们的无知，而有这样的冤屈是社会环境、人为过失所造成的吗？谁又该受到惩罚呢？所以是非就很难定论了。

因此，世界上多少的冤狱委屈，我也曾经感同身受过，对于每位暂时失去自由的“难友”，希望他们皆能蒙受诸佛菩萨的加被，涓涓法水能流入每个人心中，增添生命的力量，勇于面对未来必定光明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