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有一年除夕，

单枢机主教上佛光山来，

我邀请他一起在法堂围炉，食用面点。

我对他说：

“明天初一，我到高雄向您拜年。”

他立刻说：

“不可！不可！

我只有一个人在，没有人倒茶给你喝！”

我说：“怎么会只有您一个人啊？”

他说：“过年，大家都回去了。”

我就想到，我们彼此都是宗教人士，

平时信徒群众很多，

但是到了过年，就成为孤独老人了。

六十几年前，我初到台湾，这里的宗教大都以神道教为主，即使是佛教，也是斋教或日本佛教。当时各宗教的领袖，有以章嘉大师为首的“中国佛教会”，有以于斌主教为首的天主教会，有以白崇禧先生为首的伊斯兰教协会，他们都是“国大代表”或“总统府”资政，经常在蒋介石身边出入，都可以算是政治上的显赫人物。

遗憾的是，在这些宗教教会里面，除了几位理监事以外，并没有会员，各宗教之间也没有彼此往来。当时我就想，如果宗教之间可以联谊合作，不要互相排斥，就如太虚大师过去曾发起组织“中国宗教徒联谊会”的理想，必能为社会尽一份心力。

我个人对于宗教之间的交流，一直很有心想要促成。早在一九五二年，“中国佛教会”在台湾复会，我被推选为“中国佛教会”常务理事。那时我才二十六岁，自觉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居无定所，哪里能承担常务理事的责任？实在愧对佛教。尽管如此，我与各宗教人士却时有往来，尤其和天主教的主教们保持友好。

《联合报》邀请我及罗光总主教举行“跨越宇宙的心灵”座谈（一九八九年三月十日）

于斌枢机主教过世（一九七八年）之后，领导天主教的责任就落到罗光主教的身上。当时他是台北总教区总主教，也是辅仁大学的校长，而我与他相识，则是在佛光山刚开山不久的时候。

有一天，他独自到山上参观，我在放生池边看到了，便主动上前招呼。当时佛光山还没有一个较好的客厅可以接待，我们就坐在放生池旁的“香光亭”，畅谈天主教与佛教的关系。这次会谈之后，他邀请我到辅仁大学讲演，并带我参观辅大的校史馆。后来佛光山要建设“如来殿”，我也效法他们在二楼成立了“佛光山宗史馆”。

罗光总主教于民国前一年（一九一一年）一月一日出生在湖南衡阳的天主教家庭。他是罗马传信大学（Pontifical　Urbaniana　University）的哲学及神学博士，曾在传信大学教授中国哲学多年，此后又担任台湾驻教廷的宗教顾问。一九六一年就任台湾台南教区首任主教，成立碧岳神哲学院。五年后，他升任台北总教区总主教，成立台北主教公署、耕莘护校及三峡天主教公墓等。

记得在一九八九年，《联合报》曾邀请我们在台北耕莘文教院举办一场“跨越宇宙的心灵”座谈。当天我到达现场时，罗光主教也到了，我问他：“等一下我们的对谈要怎样进行呢？”他回答我：“各说各话。”这一句话使我茅塞顿开。他讲他的天主教，我讲我的佛教，不必计较，无须辩论，就能皆大欢喜。他不愧是长者，对这样一个局面能有这么好的处理方式。经过了这次对谈之后，我和他始终维持着友好的宗教情谊。

另有一次，天主教主教公署召开一场宗教徒领导人会议，共有十大宗教的代表参加。这些宗教代表平时很难得共聚一堂，为了表示友好，会中就有人提议“三教同源，五教一家”，获得现场不少人士的共鸣。当时罗光主教是主席，我担任主讲，我在一旁轻声问他：“假如把这五个宗教的教主供在一起，你拜得下去吗？”他说：“我拜不下去。”

这让我想到一个宗教的成立，要有三个条件：教主、教义、教徒。教主，好比是爸爸，每个宗教都有各自的爸爸，你的爸爸不会是我的爸爸；教义，等于大学里的科系类别，可随个人的喜好自由选择；教徒，即每个宗教都有信仰他的教徒。教主不必同，教义也不必一样，但教徒可以彼此做朋友，互相往来、联谊，共同为社会服务奉献。所以宗教家的往来，是很正常的事情。

基本上，我很赞成宗教之间要和谐、尊重，彼此要包容、交流；宗教之间，应该寻求“同中存异，异中求同”。“同”者，宗教都是劝人为善，目标一致；但是在“同”的当中，也有“不同”，即各个宗教各有教义，彼此说法也各有不同，因此不可一味地说它们都是一样。

看似神父，实为佛教徒的教友，来自Light　of　the　Christ　Monastery，到美国佛光山西来寺拜访（二〇〇〇年七月十六日）

还有一次，罗光总主教和我以主席团成员的身份，共同出席省政府主办的宗教会议。会中，罗光总主教当着大家的面说：“为了配合时代趋势与需要，希望大家多学习佛光山的人间佛教。”由此可见，罗光总主教胸量之广大。

罗光总主教对佛教的研究，在所有天主教人士当中，可以说无人能出其右，因此在佛光山台北道场落成（一九九四年）时，我们举办了一场为期四十九天的“生命的活水”系列讲座，特别邀请他来主讲“佛教与我”。他说，研究佛学令他受益良多，甚至鼓励天主教徒也可以参禅打坐。

在罗光总主教八十六岁那一年，因病住院于台北荣民总医院，我专程到病房去探望他。当时他戴着氧气罩，不方便说话，就写了一段话给我：

深谢道驾，我患气喘病已在院四个月，现在渐渐好转，您现在法身健康如何？法师扬佛六大洲，到大陆真辛苦，在台湾大家所景仰，我只是写了几册书。

罗光　一九九六年五月三十日

罗光总主教的一生，从十八岁开始写作，对佛教、儒家、神学等宗教哲学思想多有研究，著述丰富，他曾送我《简说佛教哲学》、《中国哲学思想史》等个人著作。此外，在很多政治场合里，我也常看到他代表天主教出席，可以说，他对学术、宗教与政治，有着很大的影响与贡献。即使到了晚年卧病在床，仍可让人深深感受到，他就是这么一个谦虚，又处处为人着想的长者。

在那个时候，除了罗光总主教，我和天主教光启社的丁松筠神父，也时有往来。丁神父是美籍人士，大约在四十年前就来台湾服务。最早他在辅仁大学教授“人生哲学”，也经常在电视上主持节目、拍纪录片。

过去我们在台北道场举办“生命的活水——佛教与我”讲座时，曾邀请他来主讲，他觉得天主教和佛教是有缘的。有一次我们对谈，他跟我说：“如果你生在西方，你可能会是一个神父；如果我长在东方，我也可能会是一个和尚。”不禁感到人生的因缘真奇妙，因为出生地不同，也能各自成就不同的宗教身份，然而我们的心都是一样的。

佛光山台北道场举行“生命的活水——佛教与我”四十九场讲座，邀请各界名家讲说。天主教丁松筠神父也在讲师之列（一九九四年二月十日）

还有一位出身于阿尔及利亚教区的安霖泽（Francis　Arinze）枢机主教，也和我建立了友好的宗教情谊。

一九九三年，安霖泽枢机主教以梵蒂冈宗教协谈委员会主席的身份，和天主教高雄教区的单国玺主教、教廷驻台“临时代办”尤雅士等人，在马天赐神父的引荐下到佛光山拜访。为了尽地主之谊，我们在麻竹园法轮堂举办了一场欢迎会。

会中，安霖泽枢机主教提到，他们对佛光山以国际化、现代化推动人间佛教，带动世界宗教潮流，印象特别深刻。我也善意地回应他，在所有宗教当中，佛教与天主教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的宗教包容性都很大；为了全心奉献社会，都抱持独身主义；双方宗教仪式及灵修生活方面，也都很类似。

谈话中，我感受到他所散发出的宗教神采，尤其一身黝黑发亮的皮肤，不禁让我想起民间供奉的妈祖、王爷。我幽默的说：“台湾信仰王爷的风气很兴盛，如果您去各地的神庙，说不定人们会将您视为王爷呢。”他听了之后，立刻爽朗地笑了起来。

安霖泽枢机主教（右七）与单国玺枢机主教（左四）到佛光山进行宗教交流，于大雄宝殿合影（一九九三年）

安霖泽枢机主教后来参观陈列馆，问了很多问题，如：“为什么菩萨的耳垂特别长？”我说：“因为菩萨可以听得见任何声音。”他看到观音圣像，很兴奋地问菩萨的名称，我告诉他：“观音菩萨好比圣母玛利亚，她的慈悲和智慧受到广大人民的赞美和景仰。”看到千手千眼观音菩萨，更是好奇地问：“为什么中国的佛像有那么多只手？”我说：“手多，什么事都可以做。”当他看到“华藏世界”里，层层叠叠的影像和重重无尽的灯光时，不禁发出惊叹的声音：“简直太神奇了！”我当初设计“华藏世界”，是以《华严经》的“须弥纳芥子，芥子藏须弥”的理念建构而成，没想到让所有来参观的人都留下深刻印象。

临行前，安霖泽枢机主教还邀请我到梵蒂冈访问，我除了表示感谢，也请他代我们向教皇致意，并邀请教皇来台湾访问。两年后（一九九五年），天主教和佛教，在台湾有了第一次的正式对谈。

当时，天主教梵蒂冈教廷所属的“宗座宗教交谈委员会”，决定要在台湾召开“第一届天主教与佛教国际交谈会议”，台湾驻教廷官员戴瑞明先生受托前来拜访，询问这场会议在佛光山举办的可能性。我们不但免费提供场地、食宿，以及一切合乎国际水准的会议设备，并布置了一个临时礼堂，作为天主教人士每日祈祷及举行弥撒之用。

四天会议的主题，主要是探讨“佛教与耶稣宗教的异同”。与会的各宗教代表有安霖泽枢机主教、佛光山住持心定和尚，以及来自日本、斯里兰卡、泰国、美国、意大利及台湾等国家地区二十余位佛教与天主教的知名学者、宗教徒。

开幕当天，有“内政部”黄昆辉部长、高雄市长吴敦义先生等三千多位观察员出席；发表论题涵盖“人类处境与寻求解脱”、“终极实相与涅槃经验”、“佛陀与耶稣”、“个人灵修与社会参与”等层面，促使两大宗教之间，有更多的交流与了解。会议后，并由天主教教廷发表此次会议的宣言。

有了这次的合作因缘，两年后（一九九七年），我在安霖泽枢机主教、台湾主教团总主教单国玺，以及戴瑞明先生的陪同下，率领徒众慈庄、慈惠、慈容、慧开等人到意大利罗马教廷，与天主教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见面，教皇还邀请我在他的私人书房里谈话。

会谈中，我提出佛教与天主教之间，应可再加强宗教交流，乃至扩及于教育资源及宗教图书、学术交流等建议，都得到教皇的认同与支持。后来媒体称我们这次的会面，是“跨世纪前瞻性与建设性的宗教对话”，因为它具有东西方两大教团，共同为世界宗教融和及世界和平跨出第一步的历史意义。

在梵蒂冈与约翰·保罗二世对话。左二为单国玺枢机主教，右一为安霖泽枢机主教（一九九七年二月二十八日）

此外，他们还邀请我们到意大利的和平之城，阿西西市“圣方济各修院”参观。我们到了以后，受到修会会长及神父们的热情接待，并亲自下厨招待我们。在那段期间，我们也和“普世博爱运动组织”及当地的伊斯兰教领袖对话，加强了这次宗教交流的意义。

由于这些美好的互动因缘，促使我在二〇〇六年到欧洲弘法时，再次率团到罗马梵蒂冈访问。当时我们一行人在驻教廷官员杜筑生的陪同下，到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与教皇本笃十六世会面，彼此交换意见，并赠以佛光山宗务委员会为我制作的弘法五十年影像专辑《云水三千》。

在梵蒂冈圣彼得大教堂，与教皇本笃十六世晤谈（二〇〇六年六月二十一日）

而在所有天主教人士当中，与我因缘最深的就属单国玺枢机主教了。

单枢机主教大我四岁（一九二三年生，河南濮阳人），与我有四五十年的交谊，精神修养比我高，总是对我非常礼让。我创建佛陀纪念馆时，他出席安基典礼，并多次前来参观，关心工程进度。后来单枢机主教在为天主教的“真福山社福园区修道院”主持奠基大典时，我分五年赞助建设经费五百万元，其中蕴涵着佛光山与天主教之间，情谊不断的深刻意义。而在佛光山举行第七任住持晋山升座典礼时，单国玺枢机主教也亲临祝贺。他在典礼中表示，与我结缘多年，虽然彼此信仰的教义与制度不同，但宗教关怀人类的精神是相通的。

我们曾一起出席“挥别SARS，平安台湾”祈福感恩晚会，以及反赌博合法化联盟等宗教活动。而在二〇〇四年，“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成立宗教委员会，邀请我担任主任委员，单枢机主教是副主任委员，我们一起出席会议，沟通各宗教之间的关系，并且每年联合天主教、佛教、天理教、轩辕教、道教、伊斯兰教、一贯道、天帝教、中华理教、天德教等十二个宗教团体，共同举办宗教音乐祈福法会；会中并由各宗教界代表一起宣读祈愿文，共同为大众社会祈福。

除此之外，我与单国玺枢机主教还有过多次的宗教对谈。

在二〇〇六年五月，辅仁大学邀请我到该校，和单枢机主教对谈“当天主教碰上佛教”；同年十二月，辅仁大学在台北“国父纪念馆”颁给我名誉法学博士学位，随后我们又再次对谈“慈悲与爱——当基督遇见佛陀”。单枢机主教在致词中提到，这是为佛教与天主教的友好情谊，以及我们数十年的金兰之交谱上见证。而辅仁大学的黎建球校长也表示，佛教和天主教的结合，会使社会更加美好，更为祥和。

在对谈中，我们有很多理念是相同的。如单枢机主教提到，他生长在中日战争时代，看到天主教堂和外国神父不畏强权，庇护着民众的身心安全，当时他就发愿要做一个救苦救难的神父。而我也是“这一生做和尚还不够，来生还要再做和尚，为社会人类奉献”。

隔年，单国玺枢机主教经检查发现罹患肺腺癌，为此，他在全台湾的七大教区巡回主讲“生命告别之旅——人生思维讲座”。后来天下文化公司为他出版《生命告别之旅》专书，他还特别邀我出席新书发布会。会中，我们畅谈生命的意义与大爱，记得当天我还谈了这么一段话，我说：单枢机主教是河南濮阳人，黄河之水孕育他成为天主教的一代主教；而我受江苏扬子江（即长江）的滋润，成长为一个和尚。希望来生，他再做主教，我再做和尚，我们一起为众生服务。

为单国玺枢机主教介绍佛陀纪念馆（二〇一〇年二月十三日）

接着在二〇一〇年，静宜大学举办“关怀人间，超越生死”活动，我们再次联袂出席，就生态环保、爱护地球、废除死刑、经济衰退等议题进行对话。基于肯定单国玺枢机主教关怀社会人文，推动生命教育的贡献，佛光大学在同年，也特别颁授荣誉文学博士学位予单枢机主教。

他在致词时，除了再次肯定透过宗教之间的对谈、彼此合作，能促进宗教之间的交流，同时也希望由佛教创办的佛光大学和天主教创办的辅仁大学，未来不论是在学术研究、教育方面等，都能加强交流，彼此有密切的互动。我对于他的理念，也深有同感。

而在二〇一一年，为了庆贺辛亥革命百年，并祈求世界和平，特别在八月二十三日，由“文建会”主办，国际佛光会协办，于佛陀纪念馆举办了一场“爱与和平宗教祈福大会”。

当天由马英九先生、单枢机主教和我，我们共同点亮地球仪，为这次的大会揭开序幕。与会者还有国际反地雷组织青年大使宋可邵代表、伦敦西敏市署理市长马歇尔（Harvey　Marshall），以及道教会、伊斯兰教协会、天主教会、“中国佛教会”、法鼓山、一贯道、基督教、中华佛教居士会、轩辕教、耶稣基督后期圣教徒教会、天帝教、天理教、天德教、比丘尼协进会、马来西亚锡克教会等各大宗教领袖及代表共三万余人出席。

“爱与和平宗教祈福大会”，与马英九先生、单国玺枢机主教共同启动点亮地球仪（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在这个祈福会上，我邀请单枢机主教担任大会主席，但他一再谦让推辞，最后才勉强答应，以主席团的身份带领大众念诵《爱与和平祈愿文》。他亲和谆谆的深切祈愿，温暖了在场每一个人的心。这次的宗教祈福活动，在台湾各宗教界的融和团结下顺利圆满，同时也为未来世界和平与宗教和谐的道路立下新的里程碑。

两日后，八月二十五日，我和单枢机主教在连江县政府举办的“马祖国际和平论坛——公益与和平”专题演讲中再度见面。论坛中，与单枢机主教、台湾红十字会总会长陈长文先生，三人同列主讲人。单枢机主教表示，公益事业是奠定和平基础的主要动力；我也主张“公益要有人，和平则要无我，透过实践三好，可以达到和平。”承蒙单枢机主教也说：“三好运动的力量，远比炮弹更具威力！”

单国玺枢机主教晋铎五十周年暨晋牧二十五周年感恩圣祭，于高雄市天主教玫瑰堂举行（二〇〇五年五月二十八日）

单国玺枢机主教不但是一位慈悲的宗教家，也是一位君子。他宅心仁厚，处事平和，一向为我所敬重。记得有一年除夕，单枢机主教上佛光山来，我邀请他一起在法堂围炉，用点面食。我对他说：“明天初一，我到高雄向您拜年。”他立刻说：“不可！不可！我只有一个人在，没有人倒茶给你喝！”我说：“怎么会只有您一个人啊！”他说：“过年，大家都回去了。”我就想到，我们彼此都是宗教人士，平时信徒群众很多，但是到了过年，就成为孤独老人了。

“爱与和平宗教祈福大会”于佛陀纪念馆举行，由十二位宗教领袖共同主持，三万多人参加（慧延法師摄，二〇一一年八月二十三日）

爱与和平宗教祈福大会

二〇〇四年起，应聘担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宗教委员会主任委员。此后，宗教委员会每年都会在全台各地主办“音乐祈福大会”，邀请各宗教代表出席，共同为世界和平、人民安乐祈愿祝祷，也借以促进宗教之间的交流。二〇一一年，适逢辛亥革命百年，为扩大举行庆祝，会场移师即将落成的佛光山佛陀纪念馆，并以“爱与和平宗教祈福大会”为名，当天有三万多人参加。

说到我们之间的情谊，虽然彼此的信仰大不相同，但却能互相尊重。我曾告诉他：“这个世间需要很多不同的宗教，就像读书选科系一样，选择自己想要的就好。真福山是佛光之友，我们要让更多人知道人和人之间要和谐，要相互尊重包容。”如果有人问起，佛陀和天主是怎么相处的？看我和单枢机主教的互动，就能略知一二了。

以上是我这几十年来，和几位因缘比较深的天主教人士的往来记要。如果要一一细数，当然不只这些。

由于佛光山在全世界都有寺院道场，当我云水弘法五大洲时，常有机会和当地的天主教人士交流会谈。在二〇〇一年，我到加拿大多伦多大学，与天主教瑞恩神父（Bill　Ryan）及基督教的第芳婷教授（Wanda　Deifelt）等人，就“宗教如何面对全球化”的议题，共同主持一场宗教对话。

两年后，我到南美洲弘法，也在巴西圣保罗的SE大教堂，与天主教福曼斯（Claudio　Hummes）枢机主教，就“宗教对本世纪应该提供什么样的贡献”进行宗教交流。同年十月，我到智利圣地亚哥市访问，承蒙智利天主教圣多玛斯大学颁赠博爱荣誉博士学位给我，我也为该大学植树纪念。校方还邀请全校师生共同签署“祈求世界和平证盟书”，以表达双方对促进世界和平的愿望。当时有智利政府部会首长、教廷暨各国大使、智利大学天主教大学校长、华侨信徒与学生代表等四百余人参与。

除了宗教之间的对谈交流，佛光山在伦敦的佛光寺，原本也是一所天主教神学院，创办人拉姆西（Arthur　Micheal　Ramsey）大主教在大门口所立的碑铭至今依旧保持原状。一九九二年，伦敦佛光寺举行开光典礼时，邻居教堂的赫特（David　Hutt）神父特地前来道贺。后来我到英国伦敦弘法，都会邀请该修道会的上级主教参加我们的聚会，彼此的互动融和友好。四年后，我们在那里举行一场以“宗教与社会融和”为主题的宗教和平对话，当地各教派都派代表来共襄盛举，场面相当热络。对此，我也感到十分欣慰，这意味着佛光山在各地弘法的徒众，都能秉持我们的宗风行事，融入当地社会。

平安幸福音乐祈福大会，与各宗教人士共同祈福（二〇〇八年）

其实，世间上的神明，都是人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比如，你找公安，公安不给你帮忙，你就想出一个土地公。你找县太爷，县太爷说你不对，你就想出一个城隍爷来求公评。要发财，找财神爷；要读书，找不到教育部长、大学校长，就找文昌帝君；要结婚，找月下老人；要生孩子，找注生娘娘等，可见得人人心中都有神明，心中需要什么就创造出什么神明。所以说，不管是天主教或其他宗教，我有一个看法：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宗教，自己的信仰。信仰佛陀，就是佛教徒；信仰天主，就是天主教徒，而那个教主就是自己。

于传灯楼与天主教修女合照，巧合的是，修女俩是姐妹，慈容法师、依来法师亦是姐妹（慈容法师提供，二〇一二年四月二十六日）

我出家七十多年了，这可说是我一生的宗教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