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初佛光大学这块校地，

费了五年的时间整地、水土保持等工程，

地上一砖一瓦都还没有盖，

就已经花去新台币十亿元了。

自知个人没有力量，

不过我想，凭着诚意与愿心，

希望能够效法武训办学的精神，

以托钵的方式筹募功德善款来办学。

于是我发起“百万人兴学运动”，

发动百万人每个月捐助一百元，

只要连续捐三年，

参与的人都是大学的“建校委员”。

我十岁的时候，卢沟桥事变发生，蒋介石宣布抗战到底，我也参加了儿童抗战的行列。记得那时候，社会人士组织一个抗战班，我也参加这个班，还学会了当时抗战的歌，如：“只有铁，只有血，只有铁血可以救中国。”还有：“起来！起来！我们万众一心，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前进！前进！”那大概就是我参加社会教育的开始了。

后来出家，十年中没有和社会接触，一直到我快要离开佛教学院前，中国抗战胜利了，还记得，我参加庆祝抗战胜利的游行活动时才十八岁，站在爱国爱民的立场，总觉得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不能不表现自己的良知，为社会奉献一些力量。我来台湾前，短时间曾担任南京华藏寺的住持，寺里原先就办有一所华藏学校，一间织布工厂，不过这些都是原先就有的，我并没有放在心上。但为社会服务、办社会教育的想法一直存在心中。

于一九五六年在宜兰所创办的慈爱幼稚园

初到台湾时，社会上受到政治压迫的力量，也就是所谓的“白色恐怖”，谈到活动、谈到青年，就如谈虎色变。但是，我觉得本诸良心，爱护社会与民众，有什么事情不可以做呢？

所以我就从宜兰开始筹组“儿童班”，向政府立案筹办“慈爱幼稚园”，向“教育部”登记“文理补习班”，倡导文艺，组织“文艺写作班”，鼓励青年唱歌、弘法等等。只希望每一个活动，能让受到白色恐怖影响的民心得到开怀、解放。

后来，蒋经国先生不愧是一个先知先觉者，他为了台湾，提出以寓教于乐的方式，成立一个“青年救国团”，在每年的寒暑假，举办许多科学性、文艺性的活动，让青年都来参与这些正当、正常、健康的娱乐活动，所以名为“救国”，实际是救心运动。

在我个人的人生字典里，教育分有好多种类。所谓佛教教育，有僧伽教育、居士教育、儿童教育、慈善教育；在社会教育里，如一般的学校教育、职业教育、妇女家事教育，以及各种职业训练班等。

宜兰慈爱幼稚园第四届毕业典礼（一九六一年七月二十一日）

在宜兰除办幼稚园教育外，我还举办“幼稚园师资训练班”，训练过好几百名的幼教人才，所以后来全台湾各地幼教师资，都有来自我们幼教师资训练班的老师。当时的慈爱幼稚园，说来可怜，只有两间教室，因此，我另外建了一个临时的办公室。不过在我的幼稚园里，儿童的秋千、滑梯、浪马，举凡儿童玩的玩具，我一概皆有，甚至于我还有一个小型的动物园。因为那个时候，幼稚园的小孩，年纪太小，不大愿意上学校，但是我的小小动物园里，有猴子、兔子、松鼠等好多动物，他们感到有趣，想要跟动物玩耍，就会安于就学了。

我第一任的园主任是张优理小姐（慈惠法师），但开办未及半年，因为慈爱幼稚园跟雷音寺是在宜兰的北门口，林家祖庙是在南门，为了儿童的上学方便，又在林家祖庙里设立分院，请吴素真小姐（慈容法师）担任园主任。不久，苏澳水泥厂也想办幼稚园，再请慈容法师前往担任园长，园主任一职就由张慈莲小姐接任。

其时，高雄佛教堂信徒们也希望设立幼稚园，我一概照办，就请慈容法师协助创办，一时，台湾的幼稚教育就开始蓬**来，台中、员林到处都有我们训练的幼教老师，在各地主持幼教工作。

我自己没有读过正规的社会学校，但我很喜欢办学，尤其，在寺院丛林的僧伽教育，养成我非常爱好帮助别人的心胸。又因为我觉得佛教能帮助人的，第一优先的就是“教育”，因此，我就更坚定地办起社会教育来了。

除了办幼儿教育以外，我也办各种的职业补习班。如烹饪补习班、洋裁补习班、花道班、妇女的家事班等等。总之一句，我自己虽浅陋，但是我希望我们的社会要提升，尽量地给大家都有机会受教育，能在社会上出人头地。同时，我也提倡每一个人要有五张执照，例如：驾驶执照、教师执照、护理执照、水电执照、律师执照，因为有执照，才能方便就业；有职业，才有美好的生活。

这个时候，我也慢慢知道，我这个出家人和社会脱离不了干系，这大概就是我心甘情愿走上社会教育的先声了。

当然，办了一些简易的教育机构我并不能满足，所以就集合信徒陈秀平邀约南亭法师、悟一法师共同在台北中和乡办理一所“智光商工职业学校”。现在，陈秀平、悟一法师、南亭法师都已经作古了，智光学校的原创办人只剩下了我一个，我不知道现在智光的董事会，是否还知道我们当初创办智光学校的那种苦心和愿力？

我一面在台北创办智光学校，一面在想，办教育还是要有自己的干部，而这一切，必须要从佛教学院来办起；但我没有地方办学；当时，信徒和我建立一个他们自己要修行的“寿山寺”，在高雄寿山公园内，我也不管他们怎么想，就商之于他们，让我先来办佛教学院吧！一九六五年，“寿山佛学院”就应运而生了。

在开办佛学院初期，也有些信徒不愿意，他们恐怕我没有办法负担财力，都警告我：“师父，你要办佛学院会没有饭吃！”但我不为所动。佛学院开学以后，只有一班学生二十四人；随后又招第二期二十四人；接着招收第三期二十四人，另外，也有不少是没有经过考试前来听课的旁听生。

那个时候，确实是办佛学院没有饭吃，不过，我已经预备好要到殡仪馆念通宵佛事。我是不做经忏佛事的，但是为了佛学院，我去念通宵，会有多一些钱可以补贴教育费用。我就邀一些要来做旁听生的学生，你们也要跟我们一起念通宵，我才准许你们不经过考试而来旁听，大家也都乐意，因此就解决了我的经费问题。

我心想，要办教育，师资最重要，我办寿山佛学院的初期，为什么青年们好像挤窄门一样，纷纷要来读寿山佛学院？因为我有优良的教师。例如：会性法师、煮云法师、圣严法师、慈霭法师，还有，专研佛教的军队六十兵工厂附设医院院长唐一玄居士；担任海军轮机长的方伦居士，对于禅、净、唯识等都有所深入；高雄女中教务主任戴麒老师帮我教授国文，成功大学阎路教授帮我上自然科学。

办这种小型佛教学院因为不需要立案，因此许多寺院大都是办办停停、停停办办的情形，或者以三年为一期，三年课程结束再招收一期；但我发愿要一年一年招生，比照社会一般学校的教学体制，有上下学年、有寒暑假等，将佛教教育长期地办下去。从寿山佛学院改为东方佛教学院，从东方佛教学院改为丛林学院，一路走来，每年大约有百名青年学子入学，至今五十年以上，弦歌不断。

然而，光是有优良的师资还不够，必须还要有发心，以及任劳任怨的行政工作人员。最初，由慈庄法师为我担任教务主任，慈惠法师为我担任训育主任，这五十年来，曾经担任过院长的有慈惠、慈容、依恒、依华、慧开、满谦、慧传、心培、慧宽、永固，一直到现在的永光、慧得，以及发心的老师们等，延续到今日。

“东方佛教学院”为赵恒惕先生所题

这五十年来，除了办寿山佛学院以外，由于各地纷纷建立别分院，也陆续办起分部，例如：在澳大利亚南天寺有南天佛学院，在美国西来寺有西来佛学院，以及香港佛学院、印度佛学院、菲律宾佛学院、马来西亚佛学院、巴西佛学院、南非佛学院等。甚至，在台湾宜兰设立兰阳佛教学院，彰化设立福山佛学院，嘉义设有圆福学园，在台北设有台北女子佛教学院，基隆设立基隆女子佛学院，在台北设立“中国佛教研究院”，还有台北石门的北海道场有男众佛教学院及沙弥学园等。

办佛教学院等于跟师范院校一样，所有的学生吃住都免费，还要帮助他一些零用金，但是所谓“德不孤，必有邻”，信徒看到教育的成果，渐渐也都热心赞助起来。像现在丛林学院设立的奖学金，大概不只两百种以上吧！所以每年这许多奖学金，帮助佛教学院解决许多疑难的问题。不过，我也建立制度，除了吃、住由佛光山供应以外，如果达到两百人以上，就由常住每个月拨款一百万元，作为学院的行政费用。

“正气中学”于一九七七年由佛光山接办，更名为“普门中学”

在佛光山开山之初，我并不因办了僧伽教育就自我满足，对办社会教育的想法仍然热情不减。除了台北的智光商工以外，教育厅一位朋友要我接办冈山的正气中学。正气中学，原先是蒋经国先生在江西办的学校，一九六三年在台湾高雄县冈山设址复校，后来他们无力续办，商之于我，我把正气中学迁来佛光山，就是现在的“普门中学”。那正是一九七七年“赛洛玛”台风来袭的时候，我从开始招生到学校开学，不到一个礼拜的时间，真如诸葛孔明一般，“办学于风雨之际，接任于危难之间”。

普门中学创校至今三十余年，所幸历任校长，如慈惠、慧开、慧传、王廷二、依淳、陈廼臣、叶明灿、林清波，到现任的校长萧金荣，以及所有的老师们对学校都有很大的贡献，如今已绿树成荫，桃李满天下了。

为佛光山普门中学所写的校歌手稿（一九七七年）

普门中学办学三十多年来，我们不知道投资多少，从来没有一个董事们拿过一块钱路费，所有的点滴都归于学校，甚至于包括佛光山常住，还要常常地补贴学校的费用不足。建校期间的费用不算，光是后来迁移学校，就花了五亿元买土地和新建校舍。除了普门中学，在埔里的均头中小学、台东的均一中小学，甚至宜兰头城第一所公办民营的人文小学，也都是抱着这样的理念，继续为社会服务。

我对于办教育充满热忱，为了提升信众对佛学的认识，也依人间佛教走出去的理念，我就提出“寺院学校化”作为各道场弘化的方针。哪里建寺庙，我就叫他们办“都市佛学院”，让在家信徒也有机会接触佛法因缘，为了人间佛教的普及，在台湾由北到南，在台北、基隆、台中、嘉义等各地设立了十六所社区大学。甚至后来创办电视台，我也叫他们开设“电视佛学院”节目，希望“让家庭成为学校，客厅就是教室”，以多元化的内容，透过电视媒体，让佛法普及人间，帮助每一位观众开启人生智慧。

创设“电视佛学院”

二〇〇四年，我们也利用网络媒介开设“天眼网络佛学院”，希望打破传统教育地域上的限制，提供另一族群人士接触佛法的因缘。此外，在报刊上，虽然没有实际的佛学院，但我也鼓励他们要开办“纸上佛学院”，带动其他媒体，希望社会大众都能身做好事、口说好话、心存好念。我知道，要改变社会恶劣的风气与贪欲的人心，必得从教育上来给予净化，至于成果多少我也不计，只求努力以赴。

后来，有鉴于社会形态的改变，许多所谓的单身贵族，有心想到佛学院读书，但是因为超过学院入学的年龄，于是我又在一九九四年设立了“胜鬘书院”。以四个月为一期，以旅行行脚方式参学，让他们可以到世界各地云游，扩大心量，放宽视野，拓展见识，以及重新思考生命意涵，进而能够找到自己人生的价值和方向。

对于社会教育，六十年前，我就一直存有办大学的想法。但是，我的运气并不是很顺利，在台湾开放民间可以办大学的时候，我没有力量；等到一九七〇至一九八〇年间，觉得自己稍微有一点力量可以担负的时候，政府又不准私人兴办大学了。在台湾，我没有办法设立大学，于是我就从美国开始，就这样，我在洛杉矶办起“西来大学”了。

西来大学从一九九四年申请到Ⅰ-120（学生入学许可）可以招生的认可执照，到现在，总算学校的进步获得认可，成为美国西区大学联盟（WASC）的会员，也可以说是美国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且获此殊荣的大学。

另外，我也办了很多中华学校，当中最有规模的有美国西来学校、澳大利亚中天学校等，西来学校拥有十余间教室、数百名学生，在西方国家办中华学校，西来寺算是第一家了。

感谢洛杉矶的信徒们，如陈居夫妇、陈正男夫妇、张庆衍夫妇、万通银行吴履培两兄弟，潘孝锐先生还和我共同成立“西来大学奖学金”，对学校的帮助都很大。历年来，也造就不少硕士生、博士生，尤其对韩国和中南半岛的佛教国家，可以说协助他们培养人才，应该算是最有贡献了。

历任的校长，有：陈廼臣、黄茂树、兰卡斯特，以及现任的吴钦杉等教授，大家都是一时之选，西来大学不但让很多善心的信徒发心，西来寺的大众也经常将法务所得，点滴归公，都捐了给西来大学。这二十年来，已捐了数千万美元了。

佛光山于一九九一年创办的西来大学正式成为美国大学西区联盟（WASC）会员（二〇〇六年二月二十三日）

最初办西来大学时，建地房屋大约要三千万美元，一时，哪里能筹得？好在佛法真有不可思议的因缘。一九九〇年春初，台北普门寺举行“梁皇法会”，因为参加人数相当多，故分两个梯次进行，每梯次六百人，计一千二百人礼拜，我也应他们所请，到台北给予信众鼓励。

记得当时法会已经开始唱诵了，我独自一个人在他们的办公室，刚好坐在一个练习书法的徒众座位上，就想，我也来写几个字吧！忽然跑进了一位老太太，塞了十万块在我的口袋里，她说：“这是给你的，你可不要给佛光山！”

这又不好推拒，我就把顺手写的一张字“信解行证”送给她。哪知道她拿到佛堂里面去跟大家炫耀说：“这是大师写给我的！”大家说：“我们也要！”她说：“这是十万块钱的！”那许多信徒都是经济相当不错的家庭，听了以后，十万块钱哪里能吓倒他们，你有十万块，我们也有，大家纷纷拿出十万块钱，叫我替他们写字，总共写了两天，一千多人，就有将近亿元作为西来大学建校的基金，真是善因妙果！后来我一直追忆这一位老太太叫什么名字，却怎么都想不起她的名字来。

二十四年前，也就是一九八九年，澳大利亚卧龙岗市市长佛兰先生，曾发起将现在南天寺的那块土地捐给佛光山；二〇〇〇年，住持满谦陪着卧龙岗市的市长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一行人到佛光山参观，没多久，我就接到消息说，他们已经得到市议会议员三分之二以上通过，要将八十英亩的土地捐给佛光山的南天寺，希望我们能在那里办一所大学和美术馆；土地捐赠仪式就在南天寺进行，由满谦和满信在律师的见证下完成了手续。经过七年的规划，二〇〇七年，由我和驻澳大利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的代表林松焕、卧龙岗市长代表大卫·法摩尔（David　Farmer）等贵宾代表共同主持安基典礼。

南天大学是佛光山继西来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后兴建的第四所大学。我想，过去有很多国家到台湾办了很多大学，如辅仁大学、东海大学、东吴大学等，如今，承蒙澳大利亚政府愿意给我们一个机会建大学，让佛光山有机会得以回馈世界。

然而，在境外办大学，不是我真正所愿，为什么我不能在台湾办一所大学呢？有些信徒知道我的意思，也纷纷表示支持。

例如，日月光集团的张姚宏影老菩萨，曾经拿了五千万的支票给我说：“这是捐给你办大学的。”

澳大利亚南天大学奠基仪式，与驻澳大利亚台北经济文化办事处代表林松焕、臣龙岗市长代表大卫·法摩尔等贵宾安基（二〇〇七年十月六日）

我说：“不行，我现在还没有开始办，我不能接受你的捐款！”

她说：“你现在不接受，等到你开始办的时候我没有钱了怎么办？”

我回答她说：“话虽如此，但是我接受了以后，这个办学校的因缘不是那么简单，你会一直常来问我：‘学校呢？’、‘大学呢？’我实在负担很沉重。”

因此，我始终不接受她的捐款。后来她说：“我替你存到银行里，随你什么时候要就去领。”

此外，高雄县余陈月瑛县长在一九九一年的除夕，她就住到佛光山上来，告诉我说：“明天早上过年假，我带你去找办大学的校地。”

佛光大学鸟瞰图

余陈月瑛带我看的那块土地，就是现在高雄师范大学的校址。之前，在我选那一块地的时候，我请了高雄市议会所有的议员出席，跟他们商量。这一块校地，他要我三万块钱一坪；一个学校有三十公顷，光是个土地就要数十亿元，我哪里能办得起大学呢？

后来，礁溪乡乡长陈德治先生打电话给我，他说：“大师，听说你要办大学，我礁溪这里有校地，你也在宜兰有缘分，可以到宜兰来办吧！”

他热情殷殷，多次要我前去探勘校地。实在说，也看不出这块校地的地貌，因为整片都是土山丘陵，高低不平，但是我也不管它，既然人家肯得提供了，我就说：“我们就决定在这里设校了！”

这块校地共五十公顷，只要三亿元就可以承购。但是必须到政府申请，准许我们设校后，我才能付款。宜兰县政府里有一位国民党的财务科长，坚持说：“现在价钱不能决定三亿，等你申请到了以后，再看那时候市价如何，才能定夺。”

“假如学校申请准许了，从三亿涨到三十亿，我怎么办呢？”我跟他争论。

后来感谢当时宜兰县游锡堃县长承担责任，他说：“假如不如法让我来不如法，你给他批准！”

当初宜兰佛光大学的这一块校地，请黑石土木公司开发，费了五年的时间整地、水土保持等工程，地上一砖一瓦都还没有盖，就已经花去新台币十亿元了。

自知个人没有力量，不过我想，凭着诚意与愿心，希望能够效法武训办学的精神，以托钵的方式筹募功德善款办学。于是在一九九六年初，我发起“百万人兴学运动”，发动百万人每月捐助一百元，只要连续捐三年，参与的人都是大学的“建校委员”。但是，由于校地环保工程一直迟迟不能落实，建校旷日废时，信徒不断地问我：“师父，大学办得怎么样了？”一直感到难以应对。

刚巧有一位黄天中先生，他在嘉义大林镇要设立一所大学，执照都有了，就是没有资金建校，他商之于我，希望我来接办。当时，整片校区唯一的建筑物，才刚刚拆下模板。由于宜兰的校地整建困难，我一心急于想对信徒有个交代，就想：“好吧，就先从南华开始设校吧！”

从建校到开学，只有八个月的时间，连“教育部”都怀疑：“你能开学吗？”我说：“我能。”所幸，中兴工程公司和钰通建筑公司为我们辛劳，南华大学终于在一九九六年八月如期开学，并且由龚鹏程先生担任首任校长。

为了回馈社会、帮助学生，我提出前四年免收学杂费，成为当时台湾第一所不收学杂费的私立大学。在启教典礼的同时，我们也举行万人园游会，吸引了数万人潮前来观礼。因为我知道，这是一所初办的大学，还没有力量和其他的学校竞争，又地处偏僻地方，如果没有一点特殊的优惠，是无法吸引青年学子来入学的。

与所创办的四所大学校长、ANHN第十届亚洲新人文联网与会学者于佛光山传灯楼素斋谈禅。左起为南天大学人文学院院长约翰·洛克斯顿（John　Loxton）、南华大学校长林聪明、慈惠法师。右起为香港中文大学人文学科研究所所长熊秉真女士、西来大学校长吴钦杉、佛光大学校长杨朝祥（慧延法师摄，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三日）

又再三年，花了十年时间的佛光大学开发案，终于获得批准，我们先建一栋教学大楼预备招生工作，在二〇〇〇年，“佛光人文社会学院”获准成立，三年后因为优异的办学成绩，经“教育部”通过改制为“佛光大学”。

关于“百万人兴学运动”这一件事情，大家现在走进佛光大学校园，沿着右边上山的路上有一道碑墙，上面刻着百万位信施的名字以表纪念，希望所有前来就读大学的莘莘学子，都能用一颗感恩惜福的心学习。

出席南华大学建校十五周年校庆开幕。沈尤成（左一）、陈顺章（左二）、刘招明（左三）、陈淼胜（左四）、心培和尚（右四）、慈惠法师（右三）、游次郎（右二）等（二〇一一年三月十六日）

我倡导百万人兴学，我也有口号说：“把智慧留给自己，把大学留给人间，把功德留给子孙，把欢喜留给大众。”后来三年期满，实际的建校工程并未完成，不过可爱的信徒，发心的人士都继续每个月百元支持，现在学校已经举办过十周年纪念了，还是有人持续赞助。

确实，办一所大学是不容易的，每年大学董事会都要贴补建校和经常费三亿元左右，佛光山也是给这许多学校的开支费用追得焦头烂额，所幸每次都能顺利过关。

宜兰佛光大学百万人兴学功德碑墙。高六米，绵延近一公里，于二〇〇九年完工（庄美昭摄）

现在佛光大学由杨朝祥担任校长，他原先担任“教育部部长”，二〇〇八年出任“考试院”的“考选部部长”，后来受我的邀约，他辞职转任佛光大学校长。对于校务的推动多所着力，校誉日进，受到全校师生的爱戴与肯定。

现在，佛光大学被誉为是世界上最美丽的学校。尤其，白天上课，经常云雾缭绕，坐在教室里，师生好像腾云驾雾一般。能在云里雾里上课，也别有一番诗意。

到了晚上，天朗气清时，山下兰阳平原的百万灯火，像极了一颗颗的珍珠，仿佛一伸手就可以捞起来，真是蔚为奇观。有人说，佛光大学是五星级的大饭店，但我倒不想做五星级大饭店，五星级的学校、五星级的大学，才是我的所愿啊。

南华大学已经开办十几年了，感谢“教育部”政务次长林聪明先生，在二〇一三元月二十一日前来就任校长，我相信，未来林校长必定会有一番作为。

数十年来，总计我创办的社会教育，有西来大学、南天大学、南华大学、佛光大学，以及各级的学校，高中、国中、小学、幼稚教育等。《楞严经》有云：“将此深心奉尘刹，是则名为报佛恩。”我将我的身心奉献给教育、文化、慈善事业，也算是我报答佛恩于万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