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得我初次到“空军官校”讲演的时候，

我说送给你们六架飞机，

讲的就是六度波罗蜜。

我到“海军官校”里面说，

赠与你们一条军舰，

就是谈观世音菩萨的慈航普度。

我到“陆军官校”里面讲八正道，

因为军人又叫丘八子，

因此我对他们说：

“你们丘八子，要行八正道。

所谓的八正道，

就是八条正当的人生观。”

我这一生没有当过军人，是幸福呢？是遗憾呢？很难说。当初我要来台湾之前，孙立人将军曾经对家师志开上人说：“佛教也需要救国，不论是军人，或者是僧伽，他们二者对国家的任务是没有差距的。假如你愿意让你的徒弟到我的部队来从军，我保证十年内，就可以让他升到少将。”当然，我的师父不会希望我去当什么少将，甚至于总司令，他只希望我做好一名僧侣，将来做一位法王。

一九四九年，我参加了“僧侣救护队”，希望可以到战场上救护伤兵，贡献一己之力，可是后来也没有成功。我们这批救护队有百余位僧侣，从大陆乘船来到台湾的基隆，可是却没有寺院愿意收留。这也难怪，由于台湾人害怕我们这些外省出家人里，潜藏有大陆的“匪谍”，会惹来麻烦，于是我们只好一路行脚，再做打算。途中，救护队的成员接二连三陆续离队，最后眼看也不成队了，大家只好各奔前程。所以，我这一生当中，从没有摸过枪，也没有打过靶，但是我知道，枪炮子弹是没有长眼睛的，那可是人命关天的事情。

回想幼年的时候，正值抗日战争，我经常看到国民党在征兵。每当军队有需要人，他们就抓兵。只要是年轻力壮者，不管在路上、在家里，只要一发现，直接就把人抓了带走，强迫从军去。我想，一个国家这样子的侵犯人权自由，最后就算是胜利了，我不知道人民的幸福究竟在哪里呢？

就我所知，一开始通常是县政府下令，譬如要有二百个青年从军，就说要有人自愿参加，要不然就花钱买人代替。之后，又换成是乡公所，因为乡里也需要有军队，同样要派人去当兵。我想，在民国初期军阀割据的时代，所谓的兵源，大概都是这样子的强迫从军吧。

这些中国青年军是悲哀的，当了十年八年的兵，倘若侥幸没有阵亡，等到老了没有体力，退役下来，由于什么技能都没有，往往生活艰难。据闻，抗战胜利后，由于军费浩巨，陈诚参谋总长实施裁军政策，一下子裁撤了几百万军。这几百万的军人，他们平时只晓得为国家打仗拼命，现在忽然被裁撤，叫他们到哪里生活呢？不得已，只有投奔到共产党的军营里。当年国共内战，共产党在大陆取得最后的胜利，这当中虽然有多种的原因，“裁军”不能不算是一种原因。

我来到台湾之后，想要在台湾把和尚做好，当然明白“弘法是家务，利生为事业”，这是最为理想的。一九五〇年初，我虽然在佛教学院里面教书，但是所发挥的能量有限，这时我就想到，我应该到工厂里面去传教，到监狱里面去布教，到学校里面去弘法，甚至于到军营里面去说法。尤其，要让佛教从山林走入社会，从寺院走入家庭，从僧侣走入到信众。

芸芸众生当中，更重要的是青年，所以我撰写文章，强调佛教需要青年，青年也需要佛教。在社会上，就业的情况一般是“粥少僧多”，不容易找到工作，但是在佛教中，却是“饭多僧少”。在佛教这个广大的天地里面，可以供应青年人尽情发挥，让他们扬眉吐气，升华人格，升华道德。

诸佛菩萨脸上都没有胡须，没有皱纹，可见得都是青年的佛祖、青年的菩萨，可是来寺院礼拜的人，却都是老公公、老婆婆。我希望信徒能够青年化，可是谈何容易啊！不过，在一九五二年，我终于有了一个机会，宜兰的马腾居士，代表宜兰信众写信到新竹的“台湾佛教讲习会”给我，希望我到宜兰弘法。

宜兰究竟在哪里？我搞不清楚。就在秋冬之际，宜兰大安商行的负责人李决和居士，他在“中国佛教会”见到了我，热忱地邀约我前往宜兰讲经。李决和居士的那种善良、诚恳，让我不能不感动，于是答应他到宜兰去。

那时候，马腾居士是通讯兵学校的上校，李决和居士则是中医师；他们一个外省人，一个本省人，我想，我到了宜兰之后，必定会有人护持我，与我相呼应的，所以，我就在一九五三年的元月欣然前往。到了宜兰之后，我看到庙虽然很小，只是龙华派一个叫“雷音寺”的斋堂，但是那里的居士，如林松年、郭爱、谢锦、张如标、李珠普等人，都对我很热忱拥护。因此，我在第一年就展开了度化青年的工作，成立了文艺班、歌咏队、学生会及弘法队。此外，我还想要到军中去弘法。

当时“通讯兵学校”的教官皈依做信徒的，为数不少，像裘德鉴上校、郭言上校，都是军中负有重责的人，连“通讯兵学校”的校长任之江上将，也邀约我到他们的学校去说法。他们真是很勇敢，因为那时候出家人到军中弘法还没有先例，可是我已经带着青年人，以唱歌、演戏等方式在军中说法了，这是我踏入军营的第一步。

后来，驻扎在宜兰左近的部队，看到我在“通讯兵学校”说法，跟着也请我到他们的部队里面去说法。只要他们有所请，我都一一答应。我的想法很简单，军人身边通常无家无眷，比起僧侣来，可说是更加孤单寂寞，心灵空虚，假如能对他们施与一点心灵上的辅导，他们必然成为佛教的信徒。就这样，从台湾本岛，甚至金门、马祖、澎湖、绿岛、东沙群岛等，都有我军中行的脚印。

直到一九六七年，佛光山开山之后，几乎每个月，都有军方单位来向我们索取小佛像的纪念品，有时是一个师，有时是一个团，常常一要就是几千个。虽然那只是塑胶化学制品的小佛像，不会很贵，但是要那么多做什么呢？

后来我才知道，只要有部队要调派到金门战地，就会有士兵开始恐慌、逃亡，不愿意上前线去。假如这些部队，能够事先给予他们精神建设，甚至随身携带着小佛像，那么他们在出征时，想到有佛祖庇佑护身，就能够安定心情。这些前线的军人，离乡背井，时刻面临失去生命的危险，他们精神上的空虚，内心里的压力，其实更是需要有信仰来给予他们保护支持。我也想，只要肯得接受佛教，虽然我没什么经济力量，不过那些几毛钱一个的塑胶小佛像，我很愿意用来广结善缘，就算几万个也不要紧。

这样一来，佛祖就在军队里散发了他的威力。信仰虽然是内在的，但是可以激发人外在的力量，只要信仰就有力量。其实，宗教的信仰就是精神的武装，就是心理的建设。不管是什么党的军队，都应该要信奉佛教，我只想做一个传教师而已。

过去，我知道在美国有基督教的随军牧师，后来又听说韩国也有随军的法师，称为“军僧”（军中布教僧），他们为营中的官兵解决烦恼，提振士气，这真是让我大为惊叹。我觉得，不管是什么宗教，只要能在全民的心中，尤其是在军人的心目中建立起地位，那么必定能让他成为一名勇敢无畏的优秀军人。

一九六二年，前往金门诵经祝祷，左三为本人

我想起十余年前，台湾发生“九二一”大地震，军队有数十万人次投入救灾的任务，据说实际参与挖掘罹难者遗体、寻找尸块的官兵就有五千人，这当中有很多其实还是未识人间疾苦的年轻阿兵哥。他们忽然一下子就得每天面对这些惨不忍睹的死亡现场，心中的恐惧害怕可想而知，甚至还有人因此惊恐得夜不成眠。当时，佛光山派了许多的法师前往灾区，除了为亡者诵经以外，也为生还者及救灾的军人们祈福，给予他们佛法上的开示，安抚他们的心情，并分赠念珠、大悲咒水及“唵嘛呢叭弥吽”六字大明咒，祈求佛力加被，让他们有心灵的依怙。即使看起来坚强的军人，难免也有惊惶无依、心灵脆弱的时候，这时就像幼童需要有慈母来抚慰、鼓励，让他们再度产生勇气及力量，谁是他们的慈母？就是佛祖啊！

我们常说“军爱民，民敬军”，因为军人不一定只是打仗，他们还是人民的保姆，为民服务、解决危难，故而受民敬爱。一九七〇年，台湾电视公司曾播出一部有关军人的单元剧，叫做《勇士们》（Combat），是描述二次大战美军与德军在法国前线交战的战争片。我记得勇士们里面的领导人，是一位叫做桑德士的班长，他看起来一点都不像军人，完全是一个慈悲的菩萨。剧中，他对于教堂的护卫，对于文化的保存，对于人民的安全，都是不畏生死地奋勇保护。有一次，为了救出一位幼小的儿童，他眼看已经有十几位弟兄牺牲了，毅然决定只身潜入敌营，最后终于让哭泣中的幼童重回母亲的怀抱，那一幕真是令人感动，也让我领悟到，真正的军人不只是冲锋杀敌，不只是讲究匹夫之勇，真正的军人应该仁慈、爱心、厚道，是人民的保护者。

由于我将佛光山建设在南部的高雄，而高雄又是南部军队的营区，就像“空军”在冈山、“海军”在左营、“陆军”在凤山。因此，佛光山的佛学院里，都有海、陆、空的军人来担任老师，当然他们也邀请我到军中去布教。

记得我初次到“空军官校”讲演的时候，我说送给你们六架飞机，讲的就是六度波罗蜜。我到“海军官校”里面说，赠与你们一条军舰，就是谈观世音菩萨的慈航普度。我到“陆军官校”里面讲八正道，因为军人又叫丘八子，因此我对他们说：“你们丘八子，要行八正道。所谓的八正道，就是八条正当的人生观：正当的见解（正见）、正当的思想（正思）、正当的语言（正语）、正当的行为（正业）、正当的经济（正命）、正当的精进（正勤）、正当的意念（正念）、正当的禅定（正定）。”

在金门为军人们说法（一九八八年四月三日）

有一次，我到“士官学校”讲演，台下听讲的就有五千人，我看到那么多的人，黑压压的一片，真是吓了我一跳。尤其中段以后，许多人的面孔根本都看不到，我觉得这样子的讲演，能收到效果吗？台上台下会有共鸣吗？想到我对信徒开示的时候，信徒会给我回应，有时是一个点头，有时是一个微笑，有时甚至是一阵的掌声鼓励。可是在军营里就不是这样子了，台上台下不仅少有互动，而且听讲的兵士表情都很严肃，最令我困扰的，讲桌都会放一大盆花，大到让我根本无法看到前两排的听众。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在军中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讲桌盆花的大小，是依照演讲者身份的高低来定的。我听了很意外，自己不过是一个和尚，竟然能有这样的礼遇，可见佛教真是已经深受军方肯定了。

我到军营中布教，并不是想散播什么战术，其实我根本就不懂什么战略，也不懂得骁勇杀敌，只希望大家都能做个安心自在的好人，国民党的军队如此，共产党的军队也应该如此。我曾听说，当初共产党的军队在大陆，对人民秋毫无犯，我就想起少年时很欢喜看的历史小说，书上都有“义军”、“王师”这一类对军队的赞美之词，当时我就预料到，那许多军阀的部队不会是共产党军队的对手。

从古代的历史来看，周武王为什么能够打败纣王？汉高祖为什么可以歼灭暴秦和西楚霸王？还有唐太宗东征西讨，后世为何称他是“贞观之治”的贤君呢？正因为他们的军队纪律优良，被视为是解除百姓痛苦的“王师”，所以古代常以“箪食壶浆，以迎王师”，来形容老百姓对于他们所爱戴的军队，是如何的热烈盼望及欢迎。

战争或许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真正的战争，不是摧残文化，还要保护文化；不是杀人生命，还要保全人的性命；不是攻城掠地，而是扩大慈悲的影响。两岸不要再兵戎相见，应该携手创造和平，这才是人民之福啊！

我上述的军中行，并不止于此。一九八九年“国防部”下了一道命令，要让佛教前往军营布教，可是军方那许多军种的单位，一时不容易在佛教里找到适合的人，因此又来找到我。由于这一次是奉“国防部”的军令，因此由好几位上校、中校陪同，例如“国防部”政三处处长黄南东上校、许义重上校、赵山林中校等，领导我到各处军营去讲演。

这次讲演的范围，不再限于“三军”官校，或者是作战部队，其他像是军中的辎重部队，或是管财政的经理学校，还有负责表演的艺工队等都有，军种可以说扩大开来。此外，地区也不局限在台湾本岛，我还前往战地的金门及马祖，例如在金门的擎天厅，马祖的南竿中正堂、北竿中正堂、东引介寿堂等，我都做过多场的讲演。即使不是演讲厅，就算在山区、露天或者就地而坐，我也能宣说佛法。这回军中巡回讲演下来，我坐过吉普车、坦克车，乘过军舰，也搭过军机、直升机，甚至还在海底的潜水艇里开示过。

在马祖的南竿、北竿、东引等地，为军民举行皈依典礼及佛学讲座（一九八九年五月六日）

说起金门，我曾经到金门弘法多次，一九八九年此行巡回到金门弘讲，是我近三十年来第四度到金门了。回想一九六一年我初次到金门，对于王多年将军当时的宴客方式，我至今觉得非常值得效法。他的上菜方式很简单，就是等宾主同在一个大圆桌坐定之后，先上一大碗汤，喝了以后，紧接着就一大盘的面上桌。等大家都吃过了以后，又是一道汤，再来一大盘炒饭、二道菜，就结束了一餐。我觉得这个比蒋经国、蒋纬国先生后来提倡的“梅花餐”还要简便。我素来注重“简食”的人生观，对于“吃”，我觉得实在不需要那么铺张浪费，所谓“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这是不好的社会风气，贫富应该要拉平一些，才是最为理想的。

应邀于金门擎天厅讲演佛法（慈容法师提供）

我除了在金马战地说法以外，也到过军种特训班及军方管制监狱去布教。例如我去过绿岛，在绿岛监狱做过我很沉重的说法，随即又到兰屿为励德训练班上课。我告诉他们：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不必怨天尤人，既然犯了错就要勇于认错。在训练期间，可以培养自己的忍耐力，学习吃苦、受委屈，将姿态放低，为人服务，才能广结善缘。我也慰勉他们，能够在这样未经污染的清净地里，修身养性，也是人生的另一番境界。

应邀至东沙岛弘法，驻防官兵介绍“水耕蔬菜”的生长情形（一九九〇年一月五日）

此外，我还前往素有“南海屏障”之称的东沙岛说法。那一天，我听闻同行的许义重上校，荣获军方“绩优参谋奖”，可是为了陪同我到东沙群岛听我演讲，不惜放弃上台受奖的荣耀，足见其闻法之热诚。我在东沙岛吃过军方自行培植的水耕蔬菜，觉得很有意义。东沙岛缺乏土壤，蔬菜无法生长，就将菜种植在像棋盘大小的方盒内，盒内只有水没有泥土，称为“水耕蔬菜”，这在当时还被列入参观景点之一。此后，蔬菜再也不必仰赖台湾空运，岛上就可自给自足了。

一九九〇年，“中华战略学会”的理事长蒋纬国先生，有一次集合了好多的军人，希望我能谈一谈“佛教与战略”这个主题。我没有顾及蒋纬国先生的好意，一上台就说，佛教没有战略的思想，但是佛教有慈悲的教义，那我们今天就来谈谈慈悲吧！我说，慈悲没有敌人，慈悲比道理重要；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慈悲受人欢迎，对立则处处树敌……

受蒋纬国先生（右二）邀请前往“中华战略学会”演讲，讲说“佛教与战略”（一九九〇年七月二十六日）

除了军中的巡回演讲外，后来我还定期到军营里去授课。像台中的成功岭，军方聘请我为教授之一，因此每年二梯次或三梯次的大专青年集训班，我都前去为服役的青年学子们上课。班主任宋恩临中将还颁给我“嘉惠学子”的牌匾，感谢我多年以来，始终风雨无阻、不取酬劳的义务授课。

由于升学主义的影响，我看到这些大专兵可以说是“眼镜兵团”，一个个集合时都是先找眼镜再拿枪，据说一万八千名的大专兵里，就有百分之七十六的人戴眼镜。因为听讲的人数众多，只能透过大屏幕，为这些受训的大专学生开示。我以六点来期许这些年轻人：学习吃亏、人我互调、终有一天、不断改心、转身回头、心甘情愿。看到他们精神抖擞、聚精会神的聆听态度，我觉得很值得现在的学子们来效法。

之后我在成功岭对面的一座小山上，也就是大竹围，建立了佛光山第一个别分院——福山寺。从一九七五年福山寺动工之后，我常常站在未完工的福山寺山门，遥望着成功岭，对大家自信地说，我们的佛教成功在望啊！虽然福山寺在建设上，历经相当多的苦难，但是我们的人间佛教运动，实际上已经开动，真是成功有望了。

其实，不只是福山寺的工程一路多舛，像佛光山万寿园与普门中学早期，台风时期经常发生边坡崩塌，好在有前“陆军第八军团”胡家麒将军，热心地协助我完成修复工程，终于解决了长久之患。胡将军是佛教徒，他特地派了研究大地工程的学者专家，以及工兵营的青年军官们上山，没有花费佛光山的钱，率先运用了非常新颖的“加劲格网”设计，那时候还不曾有人使用过，就这样助我完成了边坡重建，这在当时是很了不起的工程。

想到昔日军方对佛教护持的情谊，我就想到，过去曾经有好多的老兵，想把他们的战士授田证捐给我，还有青年军人希望将他们的抚恤金、保险金，留给我领取。此外，像普门中学的洪中坚教官，每当军方有将领、司令来山参访时，都会陪同接待。佛光山有他们这许多人服务奉献，真是给了我许多的资源及援助，实在感念他们的隆情厚谊。

由于我在军中弘法结下了很多因缘，不少的将领官兵都因此来佛光山参访，甚至军事首长如郝柏村上将、郑为元上将等都曾来过。像是一九七四年，我记得元宵节刚过不久，“联合勤务总司令部”的郑为元上将，陪同“立委”参礼佛光山，同行的还有“国防部”副部长冯启聪上将、主任袁行濂中将，以及“立委”臧之骏、蒋肇周、赵佩、张瑞妍、黄信介等六十余人。

同年的十一月，美军协防司令施奈德中将来访，他随同世界各国驻台人员访问团一行五十余人，来佛光山参观台湾的佛教盛况。访问团中有菲律宾、越南、韩国、巴拿马、约旦、哥斯达黎加、多米尼加、中非共和国、泰国、乌拉圭、沙特阿拉伯、尼加拉瓜、哥伦比亚等驻台人员，还有“外交部次长”蔡维屏及台北市长张丰绪夫妇等十余位官员陪同，真是一时之间，冠盖云集，都汇聚在佛光山了。我为他们随缘开示，由慈惠、心定及美籍空传法师（普鲁典法师），分别以日、英、西班牙语翻译。

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在一九七五年的时候，金马前线百余位军官集体朝礼佛光山，并请示佛法，这真是为佛教带来新的局面啊！那时候“国防部”还事先通知佛光山，征求我们的同意。我以不忘初心、不请之友、不念旧恶、不变随缘等佛经的四句话，勉励众人：“为社会效力要不忘初心、要做社会的不请之友、对同袍要不念旧恶、要有不变随缘的性格。”

我记得有一位台湾“警备司令部”的总司令，他来佛光山礼佛，由于我一向对来山参访之人，都秉持着“来者是客”的理念，总是厚待这许多的来访者。因此他也很感谢我的招呼，一再对我说，你一定要到台北来，让我好好感谢你，请你吃饭……甚至还说：“你出访，我可以替你办出境证！”我心里想，我又没有犯法，出境证按照规矩来办理就好了，何必一定要总司令亲自出面呢？不过，他的盛情可见一斑。正因为我们厚待这许多的访客来宾，所以一些不了解佛光山的外人，就认为我是一个“政治和尚”……没有关系，无论什么名称都不要紧。

回想在大陆的时候，蒋介石先生曾以三千银元资助太虚大师环球弘法，也安排他前往军中弘法。在台湾，我则是第一个到三军官校各种兵团及离岛布教说法的和尚。由于我几度在军营巡回演讲，“国防部”有感于佛法确实在军中发挥了净化人心的功能，特地颁奖给我。其实，台湾的佛教更应该感谢现今已担任资政的郝柏村先生，当初因为有他肯定佛法的教化功能，才让佛教走入军营，佛法的弘传才有了飞跃性的突破，因此才有着军装的军人礼佛、皈依三宝，成就这许多陆、海、空、宪兵等官兵的学佛因缘。

应邀至军中宣讲佛法，为期一个月（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想到这些军人们的皈依，说来也很动人。像有一次，我在金门擎天厅演讲，演讲过后，应他们的请求举行皈依三宝大典，当我看到金门前线的军人们，个个穿着军装，虔诚渴盼地请求皈依，我看了实在感动。也曾经遇过，有一个连的部队，一看到我都跪下来，说：“我们要做佛教徒！”想到那些在雨中、在泥浆的路上，跪求皈依佛陀座下的身影，那样至诚恳切求法的神情，真是让人动容啊！

当然，作为一个佛教徒，并不是只有皈依就好了，还要将佛法运用在生活里，不只是信佛，还要学佛，最后进而要行佛，做佛所作，行佛所行。马祖防卫司令官叶競荣上将告诉我，我开示时说了一句“你大我小”，让他受用至今，于是他时常以“你大我小”来期勉军中弟兄，作为人生的惕励格言。军营中也时常播放我的佛学讲座录影带让官兵们观看，还要定期交心得报告，可见他们精进闻法的学佛态度。

学佛到底有没有受用，就看自己不良的心性改变了多少？因为学佛，就是向佛学习，学习佛祖的慈悲与智慧，这样无形中就能渐渐变化气质。有鉴于此，一九八六年，郝柏村上将来山访问，特地邀我前往军中弘法，因此我在五月时，应邀到军中监狱布教，讲说“解脱之道”。后来在一九八七年七月，我再度接受邀请，由自强小组的沈雪峰少将陪同，到新店、岩湾、泰源、绿岛、凤山明德、台南六甲等军中监狱，作了一系列的讲演。

我在旗山八军团看守所，看到这些失去自由的受刑人，我心想，如果他们都跟着我出家，重新做人就好了。我告诉他们，世间的一切要靠自己，想要得到幸福，就要付出努力；凡事不要只想着自己的私利，能处处替人着想，世界就不一样了。我也鼓励他们，将来重获自由的时候，可以到佛光山来找我，我很乐意帮助他们重新开始。

军营里虽然有军纪的约束、军法的惩戒，可是都不及发自内心的自制力。从我到军方监狱“明德班”与“励德班”的教化经验来看，如果能够多借重佛法思想的启示，对受刑人的感化收效更大。我欣慰军方已懂得借助及运用佛法的教化功能，来改善军中的风气及人心。其实，不只是军中需要有佛法，社会也需要有佛教的辅助来教化，佛教同样也需有社会的护持来弘传。

想到军人的服兵役、受军训，都是在人生最精华的黄金岁月，如果在军中能有佛法的信仰，就能在一片肃杀、刚硬的战备之地，注入佛光法水的慈悲柔和；有了佛法的悲智与活力，就能融和钢铁纪律的无情冷冽，让心灵得到抚慰、依靠，也增强自信心，真正担负起军人的重责大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