佛教讲“依法不依人”，
而我的性格也是只依于好人，不管其他。
因此，对于民选政治人物所做的种种许诺，
我也从来不要求他们兑现。
我觉得一个出家人只要无求，
自然会让人家看重。
所以在我这一生当中，
我不跑政府，不走衙门，也不做请托。
我不希望政府官员图利于私人，
只希望他们为国尽忠、为民造福就好了。
一九四九年，蒋中正先生在国共内战后退守台湾，他一心想要把台湾建设成一个“三民主义”的模范省，即所谓“美丽的宝岛”，所以实施民主“宪政”。这在历史上是一件大事，但是，要落实民主“宪政”，也要全体人民具有民主的知识和素养，展现“民主的风范”；如果人民的素质不提升、涵养不够，过度强调民主而没有自律、法治，也是会有缺陷的。
讲到民主“宪政”，就得讲到“选举”了。选举，是由人民当家做主，所有的候选人，谁能上台，都要通过人民的选票来决定。站在佛教的立场，还真得感谢民主时代的选举机制。因为佛教在台湾的弘传，除了过去承受西方“信教自由”的口号影响，获得赖以生存的助益；尤其台湾每到选举的时候，所有候选人要想得到选票，也都会到各个寺院烧香、拜佛、求神，寻求信众的信赖，希望获得多一些选票。这也给了佛教的发展一大助缘。
犹记得在我初到台湾的那几年，即使只是一个乡民代表或是一个村长，也可以站在台上比手画脚，好不威武赫赫，神气昂扬。但是到后来，情况改变了，这许多想要透过民意当选的政治人物，反而都是坐在台下，聆听那许多宗教人士在台上表态支持他们。甚至于到了现在，就是想要选台湾领导人的人，也得走遍台湾的大小寺院，才能获得选民的支持。可以说，佛教和民间宗教，在台湾的民主宪政史上，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
民意代表要想得到宗教界的选票，往往都会在神佛面前，或者是信徒面前，信誓旦旦地许诺他将来要为这一间道场做出什么贡献。但是在台湾数十年的选举中，我从来不曾要民选的政府官员或民意代表承诺我们什么条件，也没有接受过他们的什么贿赂。好比最早的选举，味素、香烟、肥皂粉等赠品，我从来都没有收过，也没有一个选举人对我有这样的举措。
只记得有一次，大约是在一九六〇年的时候，高雄市市长陈武璋先生寻求连任落选，事后他的竞选总干事洪地利先生表示，要捐献给正在筹建中的寿山寺十万元台币。当时我断然拒绝，洪地利先生说：“这是选举过后结余下来的钱，如果你不要，也是白不要，不如拿来做建寺的基金吧！”尽管他出于一番好意，可我还是说：“洪先生，十万元是很大的数字，我拿了以后，在我一生的历史里，就会是一个很严重的污点，请你成全我；对于台湾选举的金钱利益，我们是不沾光的！”他听了以后，也就立刻接受我的意见了。
台湾的民意代表选举，从乡镇代表、乡镇长，县议员、县市长，到省议员、省长，乃至再往上到“立法委员”、领导人选举，我们都没有缺席过，每一次也都很热诚地参与。但是却有人因此批评佛教：“出家人也要参与政治吗？”
这句话非常地荒谬。选举，是每一个公民的权利，只要没有被褫夺公权，他就有资格参与选举。既然每一个人都有神圣的一票，都可以选贤与能，那么你说出了家的人不能选举，难道他是被褫夺公权了吗？或者是他犯了什么法律，不够资格投选一票？
其实，出家人不但有资格投选一票，甚至依照过去太虚大师主张的“问政不干治”原则，他也可以竞选民意代表，只是不要去做警察或官员，不直接去管理百姓就好。因此，换句话说，出家人不仅可以投票，甚至于还要争取大家选他一票了。
话说回来，每次的选举，民意代表也都会来拜访我，希望获得我的支持。最初，台湾是国民党执政的年代，不用说的，我们自是投给国民党的候选人；只要党提名，我们就信任党，也不去管候选人是谁，就只管投他一票。但是后来，台湾到了政党相互竞争的年代，我们总觉得应该让好人出头，所以也就主张“选人不选党”了。
全台地方议会议长、副议长第七次联谊座谈会于高雄市举办，高雄市议会安排各县市议长、副议长等八十人参观佛陀纪念馆，于三好塔与大家会面（二〇一二年三月二十三日）
可惜的是，台湾的选举风气不是很好，选举一到，不是公开的谩骂，就是私下散发黑函，甚至揭发对方的隐私，以种种不正当的手段攻击竞争的对手，可谓无所不用其极，这实在是台湾民主宪政史上应该检讨的一页了。
我在全台湾每一个县市都设有道场，每当道场举办活动时，一些民选的政治人物都想和我们有些来往。其实，我是最没有政治意识的人。佛教讲“依法不依人”，而我的性格也是只依于好人，不管其他。因此，对于民选政治人物所做的种种许诺，我也从来不要求他们兑现。我觉得一个出家人只要无求，自然会让人家看重。所以在我这一生当中，我不跑政府，不走衙门，也不做请托。我不希望政府官员图利于私人，只希望他们为国尽忠、为民造福就好了。
说到不请托民意代表。在台湾，县议会里都有三五十位的议员，可是我在高雄县住了五十年，竟然连一个议员都不认识，名字也叫不出来。不过，早期台湾的省议员，我倒是都还记得不忘，甚至于最早全台湾每届的县市长，他们的名字我都耳熟能详，大概是因为那时候我年轻，记忆力好。可是在废省后，我也几乎要把省议员都忘记了，就连现在台湾各个县市的首长，我也不复过去一样，一一去记得他们的名字了。
再者，当初国际佛光会刚成立时，“立法院”的一百多位“立法委员”当中，与佛光会有所因缘往来的就有三十多位。但是，我们也从来没有要这许多民意代表帮忙我们争取什么利益，或者给予什么特殊方便。虽然如此，还是有一些有缘人，很自然地来给予佛教照顾和关怀。现在我就记忆所及，略作叙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