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陈水扁先生做了两任台湾领导人之后，二〇〇八年，马英九先生代表国民党，与代表民进党出来竞选的谢长廷先生互相角逐。马英九的搭档是萧万长先生，谢长廷的搭档是苏贞昌先生。在台湾，他们可以说都是我常见面的朋友，究竟支持谁，实在叫人很为难。不过，既然是民主宪政的时代，就要按照民主方式行事，我既是国民党的党员，没有话说，就应该支持马英九先生。加之马英九先生在“法务部长”任内，帮助我们进驻戒毒村，长期在里面为烟毒病人服务，当然是更应该支持他了。

说到马英九先生的参选历程，让我想起一九九八年台北市长选举的时候，国民党需要一个强棒的人才来和竞选连任的陈水扁先生对决。那时，大家都认为，党里形象最好的是马英九先生，也就希望他能出来竞选，但是马英九却始终不愿意。后来，连战先生还为此拜托我，希望能说服他出来参选。

记得那一次，我和马先生在一个小房子里谈说了几个小时，但他怎么样都不肯出来竞选台北市长。他说，好不容易才找到政治大学副教授的工作，那是一份可以永久担任的职业，政党选举做官，只不过是一时的职务。

我也赞成他的想法，只是既然加入党派，为了党的需要，也就有必要做一些牺牲。后来，当然还有很多人给予劝说，最后马英九先生终于接受了国民党征召，竞选台北市长，并且顺利当选。

马英九先生到佛光山拜访

那个时候他能一举成功，真要感谢李登辉先生的帮忙。因为到了投票前两天，李登辉先生说了一句很重要的话，他说：“马英九是我们台湾的新台湾人！”这句话对马英九先生的选情是有很大帮助的。当然，马英九先生向来清新的作风以及正派的形象，受到民众的肯定，也是他当选台北市长的助力。

说回在民进党执政八年后，马英九再度成为候选人，代表国民党出来竞选。其实在当时，他和代表民进党参选的谢长廷先生可以说都是一时之选。尤其谢长廷年轻的时候做过律师、台北市议员，后来担任高雄“院辖市”的市长，并且在民进党执政时期也担任过“行政院长”，现在要竞选，当然是具有雄厚的实力。只是，当时陈水扁贪污案弥漫社会，也就使得马英九清廉正直、公正无私的形象，受到台湾民众的肯定、接受，觉得他比较适合出任。

马英九先生确实很守法，有“不沾锅”的清誉。在他竞选党主席的时候，也曾到佛光山几次，有一次还在山上住了一宿。隔天早晨起来，他仍然维持每天晨跑运动的习惯，那天我们大慈育幼院的小朋友也陪他跑了一程。

但是就在他即将参选前，却因为首长特别费案被起诉，一度心情低落。关于什么是特别费？特别费应如何运用？当时报纸都没有特别报道说明，以至于许多人对此都不甚了解。其实，全台湾每一位首长都有特别费，假如马英九先生一个月的特别费是十万块钱，按照规定，这十万块钱是可以自由运用的，只要报账就可以。只不过这当中，马英九先生有一笔特别费的账目，部属以他认养的流浪狗“马小九”的日常开支发票报账。这在选举期间，也就成为很严重的事了，民进党为了这事紧迫不舍，“你怎么能拿公家的特别费去养狗呢？”

事实上，这件事情已经不是马英九一个人的问题，而是关乎台湾长期以来的制度问题，因此，也使得当时七千多位的政务首长都遭到了侦查起诉。

不过，正当首长的特别费闹得沸沸扬扬的同时，其实陈水扁先生使用“国务机要费”去支付日常开销，才是严重的事情。但那时候，民进党人士却什么都不讲，就专打马英九先生的特别费。我为了这件事情，也替马英九感到委屈，因此特别在报纸民意论坛上发表了两篇相关文章。事后，当我在宜兴大觉寺巡视工程的时候，还接到他给我打了电话表示谢意。后来，听说他获得不起诉的消息，终能还他清白，我也非常高兴。

在马英九先生终于可以出来竞选，但还没有公开活动的时候，他又上山来向我致谢。那时，正逢我们举办“翰林学人联谊会”，有数千位硕、博士，以及大学教授、学者前来参加。

马英九先生来到会场与大家打招呼时，我灵机一动，就说：“马英九先生他已经失业，没有工作了，拜托大家帮他找个工作。”因为当时还没有公开竞选，参选之类的话还不能讲明，我一时之间有这样的灵感，也就如此一说了。大家听了都会心微笑，抱以热烈掌声。之后，马英九先生正式在各处展开竞选宣传时，也都使用“为马英九找一个工作”这句话。选后，马英九先生果真找到了工作，当选为台湾新一届领导人。

实在说，马英九先生这个人，有与人为善的性格，尤其攸关净化人心的活动，他总是乐于参加。例如，二〇〇六年时任台北市长的他，出席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举行的佛学讲座，我们以“出世与入世之融和”为题，进行对谈。二〇一〇年，佛光山佛陀纪念馆举行“第一次地宫珍宝入宫法会”，马先生也莅临会场，共襄盛举。乃至于二〇一一年，宜兰礁溪的佛光大学举行毕业典礼，他也应邀与会，并与外籍学生比赛炒米粉，学生们都欢喜地与马先生互动，气氛轻松愉快。

尤其由“文建会”主办、国际佛光会承办的“爱与和平宗教祈福大会”，在佛光山佛陀纪念馆盛大举行时，马英九先生更偕同“行政院长”吴敦义先生亲临会场，和与会的一贯道、天主教、佛教、伊斯兰教、道教及基督教等宗教代表共同祝祷，祈愿世界和平、人民幸福安乐。

此外，二〇一〇年高雄市长选举，马英九先生为了南部的选情，坐专机南下，第一时间就上山来跟我讲说黄昭顺女士竞选的问题。其实，对于黄昭顺、杨秋兴之间怎么友好地规划，我早就为他们两人尽了心力。至于我做人，一向不计成败，最后结果如何，我也不勉强，但是我用的心都是好意，则觉得对得起大家了。甚至于陈菊女士，她很能干，声望高，最后能当选市长，我也寄予祝福。我想，这就是“民主”，谁当选了，就拥护谁。

在民主政治的时代，经常都要举行选举。台湾自实施选举以来，大大小小选举不断，选举结果，谁上台、谁下台，对选民来说，早已是很平常的事了。但是对政治人物而言，有的人上台很容易，下台很困难；有的人则是上台不容易，下台很容易。

与时任“行政院长”吴敦义先生在一起（二〇一一年二月十三日）

综观上台不容易的人，往往比较君子风范，他不计较名位，不一定执着要上台；下台很容易的人，也是君子，他不恋栈公职，随时可以替换；很容易上台，甚至于争取上台而不肯下台的人，也就难以究其原因了。

在陈水扁先生执政期间，前民进党主席施明德先生于台北发起“反贪倒扁运动”，并于凯达格兰大道上，聚集了几十万的“红衫军”，要求他下台。其实，那时候如果陈水扁先生能下台，会比较光彩。

我在美国旅行，看到当地几十年来的总统，从罗斯福、杜鲁门，到后来几任的总统，谁上台、谁下台，好像都不把它当成一回大事，经常都是还不知道某人当选总统，他就已经在为人民服务了。甚至任期到了，也都不知道他已经离开总统职务，到某处去做律师，或到哪里去经营农庄了；他们总是这样来去自如。

我觉得，所谓“民主”，就应该如此，确实地把民意提升，把职务、名位的价值降低，而不是到了选举的时候，才一声又一声恳切地“拜托、拜托”，选举之后，则只顾自己意气昂扬，根本就看不到民众。当然，也不一定要看到民众，但是要知道民事；服务公职的人，就应该要替民事用心才是！

我个人一生不拜访权贵，不走机关衙门，台湾各地的政府，我从来没有自己提说要去拜访哪位首长或政治人物。虽说我去过“总统府”，但那也是因为蒋经国、陈水扁先生找我去的；我去过高雄县政府，那是由于杨秋兴县长当选五星级县长，我受到高希均先生的活动邀约而前往颁奖。到访台北市政府则是因为举办活动，顺此受市长郝龙斌先生之邀而在客厅坐了十分钟。

总之，我虽然曾和许多候选人或县市首长有过来往，也帮助他们化解了许多问题，但是我从来都不拜托他们为我个人做什么事，只希望他们能为人民谋福利。

又例如，我也支持过余陈月瑛女士选举高雄县长，也曾经到宜兰，为游锡堃先生竞选助阵。说来惭愧，像我这样一位国民党党员，支持民进党候选人，本是要受国民党党纪处分的。但是我一介僧侣，并没有什么政治立场，只是觉得在台湾，为了谋求人民的幸福安乐，应该落实所谓的“选人不选党”而已。

过去，我也曾经在《人间福报》上呼吁，恢复“选贤与能”的口号；尤其“选人不选党”，是现在政党之间应该要有的风度。因为在台湾，有时候个人的声望远远凌驾于政党之上，党不让他出来参选，让他不能提升自己，他也就只有选择脱党了。

所以，让“选贤与能”复活，才是全民的福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