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括来说，虽然宋楚瑜、连战都落选，陈水扁当选了，但在台湾，选举是一时的，人情、朋友是永远的，不会因为选举时，你选了谁而不选谁，就这样被定型。所谓“民主风度”，谁当选了，我们就拥护谁，现在陈水扁先生当选，我们当然就是支持他。

所以，有一次陈水扁先生来看我，那段期间，正好是我刚开始练习书法的时候，我就写了“应世无畏”四个字送给他。他问我：“这四个字是什么意思？”我说：“今后你要有仁慈道义，要急公好义，要勇敢，不要有畏惧。”他听了很欢喜，就对我说：“我要把它挂在办公室。”

谈话中，我也老实地对他说：“你与佛教是比较接近的，要知道‘有佛法才有办法’。”他听了我的话之后，还复述一遍“有佛法才有办法”。但是陈水扁先生之后的作为，错误的就是在于他没有佛法，举凡他贪污、失信、妄言，这都不是佛法；唯有慈悲、智慧、正派、信用、仁义、道德才是佛法。由于他完全没有运用佛法，所以也就注定是没有办法，最后当然就失败了。

过去也承蒙他对我的好意，所以有一次他带领全台各大媒体主管到佛光山开会，当晚住宿在佛光山，因为有这么一点时间，彼此可以多谈一些话，我就冒昧对他讲说了两个重点。第一点，我告诉陈水扁先生说：“你现在当选领导人了，已经不再是民进党的党魁，而是全民的领导人；希望你能做全民的领导人。”

第二点关于“台独”，我请他要慎重考虑。我说：“现在你是‘中华民国’的领导人，不是‘台湾国’的领导人，你既然当选了‘中华民国’的领导人，就要先把领导人做好。”犹记得他回答我说，他是台湾民进党的基本教义派。很惭愧，我还真不懂民进党基本教义派是什么想法。

不过，我们还是要坦**地昭告世人，身为一介僧侣，党派并不是我们唯一的信仰，人民的需要、全民的自由幸福、和平安乐，才是我们认为最重要的。

除此之外，我和陈水扁先生偶尔也有一些交集。比方，他于二〇〇一年请我去讲演，我以“我们未来努力的方向”为题，发表主题演说，希望个人一点浅薄的意见，能对社会发展有所助益。再有，二〇〇四年，他邀请我出任“中华文化复兴运动总会”宗教委员会主任委员，单国玺枢机主教担任副主委，此举使得宗教界能对“宗教法”立法的相关内容，再有因缘共同进行讨论；隔年，他还邀请我参加文化总会年终餐会，并好意地安排我坐在他的邻座。

总而言之，对于陈水扁先生“台湾之子”的称号，或是李登辉先生所谓“台湾民主之父”的美誉，我都觉得很好；只是，无论天父也好，或是天子也好，“民在我心”还是最重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