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最难忘的民意代表，当推“立法院”最早期的“立法委员”董正之居士了。董委员，辽宁人，一九一〇年生。早期从大陆来台的“立法委员”们，并不需要选票；因为大陆解放后，不复选举，他们在台湾也就成为终身的委员了。

董正之人高马大，口才又好，实在是一位优秀的民意代表。他是一九四七年中华民国实施宪政以来，当选的第一届立法委员。在台湾，真正护持佛教的民意代表，就首推董正之居士一人。他对佛教的护持及在佛学上的研究，真的是非常用心。那时候，佛教界遭受诸多来自政治的压力与法令的干扰，大大小小的阻碍接踵而来，教界人士纷纷请董正之为他们救苦救难，董正之也从来不曾推辞。

因为受李炳南居士的赏识，董正之于一九八六年左右担任台中佛教莲社董事长。在此之前，一九六四年，交通大学在台湾复校的时候，他也受聘为教授。甚至，他对于屈映光和赵恒惕居士发起的“修订中华大藏经会”出力更多，曾经率领访问团到菲律宾、新加坡、马来西亚等地，劝请华侨订购修订的《中华大藏经》。

新竹灵隐寺台湾佛教讲习会开学典礼。前排右起：莲航、董正之、陈慧复、李子宽、居正、甘珠、吴经明（前台湾省主席吴国桢父亲）、无上（左一）、如净（左三）（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八日）

他和我的因缘，是由于一九四九年时，政府听说大陆方面派遣了五百位僧侣到台湾当间谍，因此大肆逮捕。当时，我受妙果老和尚的好意，挂单在圆光寺里。有一天，董正之正在寺中和律航法师等人聚谈，警察忽然上门，把十余名外省籍出家人，连同董正之一起带走，并且即刻遭到拘留。当然，由于他是“立法正之”，第二天，相关单位知道了以后，就赶快把他释放了。

释放后，董正之赶紧联络“监察院监察委员”丁俊生、省主席吴国桢的父亲吴经明老先生，以及孙立人将军的夫人孙张清扬女士，设法营救我们。所以，那一次佛教的大灾难，可以说多亏董正之居士发起，首先出面与政府周旋，才得以让佛教平安过关。

那时候，我们被政府拘禁在桃园的一间仓库，住了二十三天。由于董正之也跟着我们受了一日一夜的牢狱之灾，后来他被释放以后，为我们奔走营救，我也就对董正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我住在中坜圆光寺时，寺中有妙果老和尚、律航法师等僧侣，甚至于缪澄流将军等人也都经常到寺里来走动。然而在这许多人中，董正之居士由于口才流畅，谈说的都是佛学的道理，我听了也觉得津津有味。因此，他对我的影响也就更为特别了。

在我和他相处的岁月中，有一次，他跑到我住的台北普门精舍来。那时候，有人要请我到欧洲瑞士弘法，由他转达这个讯息。他一来到，就向我顶礼，央求我用心学习英文，以便到海外弘法。我自觉五音不全，学习外语能力不高，但是这一次仍然受到董正之的感动。心想，过去我除了在大陆焦山佛学院读过《开明英文读本》以外，早就把英文置诸脑后，现在听了他的话，只得再努力学习一些应用的英文。只不过，我想到眼前海外弘法的因缘并没有成熟，恐怕辜负他的这番好意，只有暂时婉拒，以待将来的因缘。

除了董正之是我第一位民意代表的朋友，当时老一辈的民意代表，如“立委”莫淡云（湖南省人，一九一六年生）、“国大代表”黄一鸣（湖北省人，一九〇七年生）、林竞（浙江省人，一八九四年生）、刘中一等，都是要好的佛友。而助我最深，对我关系最密切的，应该就是台湾省议员陈洦汾先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