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介绍的是胡秀卿女士，她是台东人，一九四七年生。我认识她的时候，是在一九五三年，他们全家在台东皈依三宝，礼煮云法师为师，当时她还只是一个六岁的小妹妹。

长大之后，她在广播电台担任播音员，后来嫁给名中医师黄民德先生。两人可谓夫唱妇随，婚后，胡秀卿认真学习，也考取中医师资格，并且还做了“台湾女中医师协会”的理事长。甚至两人还曾经在台北为蒋中正先生和宋美龄夫人治病，可见医术之高明了。

与胡秀卿中医师合影于台北“国父纪念馆”（二〇〇二年十一月三日）

胡秀卿是一位率直又天真的优婆夷，六岁就礼煮云法师为师，到了二十六岁，有心走人间佛教路线的她，坦诚地对煮云法师说：“我不跟您学习净土法门了，我现在要去拜星云大师作师父，跟随他弘扬人间佛教。”性格洒脱自在的煮云法师，当然也是乐于成就她的心愿。

我从一九七〇年代后，就经常应邀在台北艺术馆、中山堂、社教馆等公众场所讲说佛法。后来，听讲的人数愈来愈多，租用的场地不敷使用，许多人因此劝我改到台北“国父纪念馆”讲演，以便容纳更多的信徒参加。

当时“国父纪念馆”只是表演场所，加上一般人讲演，没有那么多观众，也就很少有人租用它作为讲演场地。不过，它的空间很大，拥有三千个左右的席位，大家也就纷纷要我到那里做讲演。因此，从一九七七年开始，我便移师到“国父纪念馆”，展开了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弘讲三十年的纪录。

由于在“国父纪念馆”举办佛学讲座，对佛法的弘传与大众的接引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那时，为了让讲座进行得更庄严如仪，除了有台语翻译的专家慈惠法师为我翻译，以及慈容法师担任舞台表演的指导人以外，我还急于寻找一位熟于佛教仪礼的主持人，最后大家都一致推荐由胡秀卿女士担任。

当时胡秀卿年方三十岁，风姿绰约，美丽大方，出身广播员的她，声音甜美，相当受大众的肯定。为了做好这个职务，她每年都战战兢兢地面对。像讲座开始的时候，大磬声一响，必须念的“星云大师佛学讲座”八个字，据她告诉我，她在家里光是练习念这八个字，就花了好几天，如同念佛一样，不只有上千次的重复练习，真不晓得念了几万遍。甚至，我还看到她在我讲座开始之前，面对着墙壁，一遍又一遍用心念着“星云大师佛学讲座”，声音之好听，的确动人。

我在“国父纪念馆”举行佛学讲座的三十年中，她从未间断担任讲座主持人。其实，在这三十年里，竞争这一个职务的人也很多，但是在她的主持之下，始终没有人敢提出异议。只有一次，因为有人一再说“换一次男声吧！”加上勾峰本人也有意愿，才由他担纲一次主持人。

由于每一年主持讲座的任务，胡秀卿也就有多次和我共同参与弘法的因缘。例如，一九七七年，佛光山组织“泰北弘法义诊团”，上百名团员跟随我到泰北金三角、热水塘、美斯乐等地弘法，她就是团员之一。

说到泰北这个地方，除了过去鸦片烟的交易竞争之外，还有早年国民党第三军、第五军等许多军人及眷属遗留在当地。我们到泰北弘法的过程，可谓惊险万分，有时候乘坐直升机，有时候骑马，有时候还需要游击队持枪保护。当时，我随缘随处讲经说法，而周志敏小姐领导的庆生医院医师们和胡秀卿女士，则到处施诊医疗。

我记得，那时候许多当地民众跪到我的面前说：“大师，我们不挂念没有饭吃，但是没有佛法听闻，叫人很痛苦啊！”所谓佛法难闻、中土难生、人身难得，在这个地方真是有特别深刻的感受。后来，我不忍心这许多苦难的同胞一再受苦，回到台湾以后，就特地成立了“泰北难民建设功德会”，认养孤儿及贫童等，希望为他们的教育尽一点心力。

话说回来，因为胡秀卿具有中医背景，对于佛学研究也有一定的深度，所以经常能在各个报刊上见到她发表的佛学与医学理论。除此，她还在住家里成立佛教讲堂，每周讲经弘法，由此可见她对于佛法弘扬的热忱了。

后来，中华佛光协会于一九九一年成立，她不但积极参与会务，并且还当选理事。有一回，在选举会长的时候，九个常务理事一致都要推选我担任会长，我就想：那我这一票要投给谁呢？后来我就投给了胡秀卿。从此她就一再认为能得到我这一票，是她一生的光荣。

有一段时间，她几乎每周从台北上佛光山，为全山大众针灸义诊，且从未收过车马费。甚至有一次，不知道什么原因，我的左手忽然动弹不得，近半年不能举高，胡秀卿知道了以后，就说要为我针灸一下，结果一针病除。

由于她的医疗工作，加上高明的医疗能力，在弘法利生方面，也就更加地事半功倍了。过去，她曾到我们的丛林学院授课，也在佛光会担任檀讲师，经常到世界各地弘讲，可以说是一位人间菩萨行者。可惜，她以六十多岁之龄就溘然长逝。不过，在佛教净土宗来说，她安然而去，也算是预知时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