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及台湾百年佛缘，对台湾佛教有重大贡献的，除了上述李炳南、周宣德两人之外，再有应该就是朱镜宙居士了。
朱镜宙居士，浙江乐清人，一八八九年生，一九八五年去世，享寿九十六岁。因为乡居靠近浙江雁**山，所以又称“雁**老人”。
综观朱镜宙居士的一生，曾做过财政厅厅长、税务局局长、军需处处长，以及从事新闻编辑、总编辑、主笔多年。他是章太炎的女婿，章太炎的第三位女儿就是嫁给了他。
我想他一生最大的事迹，第一就是做了蒋介石的基本干部。他二十四岁加入国民党，在大陆期间，一直受蒋介石的调遣，也算是“忠党爱国之士”。来到台湾之后，又担任“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委员。
第二，他曾受大总统徐世昌资助三千银元，周游东南亚各国，进行考察，开阔视野。所以，后来他在川康藏各地管理税务、财务，对国家深有贡献。
朱镜宙居士身材不高，也不胖，但是精神活力高人一等。因为信仰佛教，所以初到台湾时，看到台湾佛教几乎是一片文化沙漠，便创建台湾印经处，发心印行经书流通。
在那个时候，佛教书籍可谓一书难求，但是台湾印经处大量地供应，几乎只够回收成本，泰半是以赠送为多。当时印经事务乃由他的得力助手周春熙居士主其事，每个月都有多种经书出版。我们在各地讲经时，没有经本根据，都会向台湾印经处请购，有的一本五毛钱，也有的一本一块钱。所以在流通法宝方面，他和香港佛经流通处的严宽祜，同样都是让法宝重光、法音宣流的模范，可以说功德无量。
朱镜宙居士的信佛因缘，有一说是因为见到太虚大师，太虚大师送给他一本《金刚经》，他读了忍不住痛哭流涕，深受感动而皈依佛教。
又有一说，他曾经在夜间走路时，看见一位女子在前面行走，起初不以为意，后来发现她竟只有半身飘浮于空中，一时大为吃惊，吓出一身冷汗。为此，他感到世道奇妙，对于人间“灵”的世界有一份好奇，因而皈信佛教，希望进一步探讨。
我和朱居士是在台北结缘的，我们经常在善导寺见面。但是我发觉朱居士看我们似乎不太顺眼，好像一直很想对我们有所教训、开示，只是他也摸不清我们的底牌。既然大家在善导寺的大雄宝殿里见了面，就天南地北地聊起来，有时也是各说各话。
据我的观察，朱镜宙居士是属于传统佛教的一派，他的观念里，认为出家人还是应该保留苦行僧的形象；和台中佛教莲社李炳南居士等人类似，他们并不希望僧侣走向社会，而是留在山中寺院自修自了，也就是所谓的“为僧祇宜山中住，人间社会不相宜”。
其实，佛法要在大众中求，连佛陀都说他在众中；僧团就是一个“众”，要在众中才能成佛，离开了群众哪里有佛呢？所以后来我到宜兰主持宜兰念佛会，为了让道场里不是只有几位老公公、老婆婆在那里专修念佛，我成立了弘法团、学生会、文艺班、歌咏队等。
当时我引导青年人唱佛歌，宜兰中学的杨勇溥老师对我的帮助最大。我写好歌词，他为我谱曲，如《西方》、《钟声》、《弘法者之歌》等，就是在那时候完成的。
他除了谱曲以外，也教唱，而我则只是替来唱歌的年轻学生们搬凳子、张罗歌谱罢了。那时候因为生活穷困，我对杨勇溥老师，几乎是连倒一杯茶请他喝都很为难。所以在这种艰困的环境中要推展佛法，只有靠着青年人对唱歌的爱好了。
当时我甚至于在念佛共修结束后，也都是用一曲佛歌作为圆满。在台北的朱镜宙居士听到这种情况，深不以为然，认为我败坏佛教，对我满怀嗔心，甚至要把我除之而后快，这也可见朱居士信佛的性情之刚烈了。但是每当有人告诉我这许多朱居士的有关看法时，我一点儿都不介意。事实上，我和他在台北会面的时候，他并没有对我表示不满、反对，我们还是客客气气地对待彼此，更是经常天南地北地谈话。
朱居士创办的台湾印经处，我也是他们的重要主顾之一，无论我行脚到哪里、弘法到哪里，都会介绍大家向台湾印经处请购佛书。因为那个时候没有广告，也没有传真，更没有网络，一切的东西要推行，只有靠口耳相传。
为了台湾印经处，我特地在宜兰念佛会设立一个分处，摆放一个橱柜，里面专门陈列台湾印经处印行的书籍。所有书籍，都是我背回宜兰的；因为不值几个钱，所以我就拜托当地的一位老尼师，我说：“妙观师，请你代为看管这个橱柜，如果有人买书，卖了的钱就是你的。”
多少年间，从我这个橱柜里卖出的书，全部所得都是交给她，我从来没有拿过一毛钱。现在想想，我这个人还真奇妙，我自己不也没有钱吗？为什么卖了书的钱不要？我想，最主要的，还是由于自己不贪。
台中佛教三老：右起蔡念生、李炳南、朱镜宙（于凌波提供）
后来我在台北三重成立佛教文化服务处，还是以专门流通佛教文化书籍为主；台湾印经处的书，当然也是我服务、推介的重要对象。这一切的一切，朱镜宙居士可能都不知道，但是替他工作的周春熙应该非常了解，因为我向台湾印经处，一百本、两百本地订购，都是周春熙居士为我包装的。
过去朱居士在世时，我们无暇谈论于此，今天为文至此，不禁要和朱居士报告一声：你我虽然思想不同、看法不一，但是为了佛法，我们还是殊途同归啊！
朱居士在中青年的时代办过许多杂志、报纸，在文化宣扬上有许多的贡献。来台后，他已经逐渐进入中老年时代，这时他转而弘扬佛法，态度非常认真。
据闻他曾在厦门大学担任过教授，但是他的浙江口音实在不敢恭维，比蒋介石先生的浙江话还不容易听得懂。另外，听说他初到台湾时，也在观音山闭关过，晚年时在台中正觉寺居住；他为佛教宣扬，佛教也照顾了他，这应该是信者、受者，各有所得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