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士弘扬佛法，除了上述三位以外，其实有佛缘的居士，可以说比僧侣更多，就如我接触的“国大代表”蔡念生居士，也是其中之一。

蔡念生居士，安东省（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废止）人，一九〇三年出生，他是安东省的“国大代表”，在我认识蔡念生老居士时，他就一直投稿给《人生》杂志，而且是长期不断，也不计稿酬。

我曾经到他府上拜访过，见他在炎热的夏天里，穿了一件无袖背心，满身大汗地伏案疾书。他在佛法的研究上，下过很深的功夫，著述也多有见解。他的著作《鸟兽春秋》上、下册，就是由我成立的佛教文化服务处所出版。“鸟兽春秋”这个书名是我替他取的，奇怪的是，那时候没有人买这本书；现在想起来，这本书实在是不错，不知为何会如此？

其实，当时他是为了帮我的忙，因为他看到我的佛教文化服务处想要出书，但却没有书可以出版；为了捧我的场，所以索性就把《鸟兽春秋》这本书交给我出版了。

我和他来往的机会很多，他实在是一位恂恂儒士，为人正直，对我们青年僧侣尤其爱护、尊敬，所以今日回忆起他的道貌形态，还是非常感念，永铭于心。

记得当时初来台湾的“国大代表”，都很贫穷，大概是因为那个时候才刚选过“总统”就撤退到台湾来，而“国大代表”要靠开会才有收入，没有开会，恐怕连吃老本都很困难。

蔡念生居士块头很大，讲话非常豪爽，一有所论议，总是滔滔不绝。他除了自己写作之外，也很关心佛教文化，他曾经和赵恒惕、钟伯毅、屈映光等许多国民党元老，发起影印《中华大藏经》。

我也参加过他们几次召开的大藏经会议，觉得蔡念生居士其人有一股傻劲，那时《中华大藏经》的发起人虽多，但是对于印行大藏经，蔡居士有一股舍我其谁的勇气。

可惜《中华大藏经》只是影印本，并未予以整理。但是蔡念生居士确实为历代所有的藏经版本，都做过一番审查，并且出版了一本《三十一种藏经目录对照表解》，工程非常浩大。

尽管《中华大藏经》的印行，只是保有前人的智慧，并没有增加新意，但毕竟那时候宣传大藏经最方便的方法，就只有影印，况且几年才出版一本，可见其经费困难。

后来佛光山发起编纂《佛光大藏经》时，我把它分为十六类，其中最困难的五类，现在已经出版了，其他也即将完稿。若能再假以两三年的时间，集合四十年的岁月，总能完成《佛光大藏经》的出版。

佛光山编纂的《佛光大藏经》，是经过重新标点、分段、考证、校勘、编订、排版后，再加以印行出版。这一切工程都由佛光山的比丘尼主其事，先后有慈怡、慈嘉、慈惠、慈容、依淳、依空等人负责编修，希望能在二〇一五年，把这一套《佛光大藏经》全藏出版。

我觉得，蔡念生居士的《三十一种藏经目录对照表解》，将来与《佛光大藏经》相互参考，必定有其意义。

蔡念生居士又名蔡运辰，“念生”是他的号。他为《中华大藏经》担任总编辑，花了二十年的时间，在没有薪俸、没有人鼓励的情况下，不分春夏秋冬、寒暑岁月，在斗室里埋头苦干；只要一有多余的时间，便为《人生》杂志和《菩提树》做长期撰述。有人说他国学渊博、佛学深厚，信有然也！

蔡念生居士十六岁便参加秀才考试，那时他和老师同赴考场参加考试。放榜之后，他是第二名，而他的老师是第五名。其实主考官本来是要把他列为榜首，只是从他的字迹上看去，应该是个年轻人，担心他从此骄傲，所以就把他改列为第二。但是从这一次考试之后，他也就有了“神童”的称号。

另外，他十八岁的时候，出生地凤凰城的县长沈观澄，要修凤城县志，便邀请他和他的老师同来担任编辑，两人花了两年的时间，编成了四大册，出版后叫作《凤城县志》，直到现在，美国的国会图书馆都还保留了一部。

蔡念生居士二十岁的时候就步入了仕途，在奉天省（今辽宁省）分别担任了科长、秘书及省府秘书长。一九二八年，张作霖被日本人预先埋藏的炸弹给炸死，当时蔡念生就在同一列火车上，也被炸伤了。

一九四九年，蔡念生居士全家一起来台，住在台中市。由于当时台湾刚光复不久，各地寺庙都保有日本佛教的遗风，他很排斥日本佛教的作风。为了消除这些陋习，他便在《人生》、《觉世》、《菩提树》等佛教刊物上撰写文章，弘扬大乘佛教。

蔡念生居士是个怀抱理想、坚持信念的人，在莫德慧出任“考试院院长”时，请他当秘书长，他却怎么都不肯答应，一心一意只想印行大藏经，也不是为了钱。可以说，他的一生完全都是为了信仰，虽没有像李炳南居士那样传教，也没有像周子慎居士那样办理佛教事业，就只是默默地在家里写作、编藏，但其实他的功德也不亚于其他人。

从一九五七年到一九七七年这二十年的时间里，蔡念生居士除了埋首在藏经的印行工作中之外，也在佛教杂志上撰写文章，后来结集出版的有《人生漫谈》、《护生诗抄》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