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乐观法师，在大陆来台的长老中，经常给我鼓励的，还有最近以一〇二岁瑞龄圆寂的悟明老和南投灵岩山的妙莲老。

悟明长老，一九一一年出生，河南人，但成长于湖北。年轻时在上海参学的过程，我不太了解，但他在台湾弘法六十余年的人生，确实是轰轰烈烈。他是白圣法师的挚友，也是我的一位善知识，虽不是什么学者、佛学专家，但他通达人情事理，处世非常圆融周到。

记得在一九五一年初，我在台中宝觉寺讲课的时候，与悟明长老初次相识。他比我年长十多岁，但在佛门的伦理中，他是一位老参、前辈。他就像当初圆瑛法师爱护太虚大师一样，对年轻后辈的我非常看重。

有一次，他约我到另外一个地方，轻声慢语地谈话，言多赞美鼓励。记得他说：“老弟，将来你不是一个平凡的人物，你在佛教里面，要好自为之。”

我也记得当时年轻的我，还跟他开玩笑说：“老兄的梵呗，音声嘹亮，我五音不全，哪能和你相比呢？”他立刻沉下脸来，说：“我这种经忏小道，不足光大佛法，还是看你啦！”几十年来，从悟老的言行中，印证他的为人，不是那种表面上对我恭维，背后又是另一种面貌的人。

他对我的关怀真实不虚，始终如一。例如，我在台北“国父纪念馆”弘法三十年，他经常前来听讲。这当中，也曾发生一些插曲。例如，一九七八年，我在“国父纪念馆”举行三天佛学讲座，为了与白圣法师他们和解，第一天开场时，特地邀约悟明老在我讲说之前，上台致词，以示我对佛教会的尊重。

带领“佛指舍利护送团”至台北树林海明寺参访，住持悟明长老率众欢迎（二〇〇二年二月二十四日）

但是，他说了几句赞美我的话之后，跟着，就把他自己在佛教会中常务理事的职务给丢掉了，也就是说不能再当选常务理事了。

我想，这应该是他对我赞美后所受到的惩罚吧！不过，悟明老毫不介意，继续和我往来，可见他做人的苦心。

台湾光复初期，台湾省佛教会每年都会举办“会务人员训练班”，悟明老和我，经常被聘为会务人员训练班的讲师。那个时候，大陆的出家人刚到台湾不久，外省人、本省人之间，彼此还有界线，因此，在台湾佛教界里面活跃的人并不多。但是，我们从不分本省、外省，没有什么省籍的观念。我在台湾社会里，算是深入民间，而悟明老做人处事比我更圆融，所以在本省的活动里，经常都有我们参与的机会。甚至，在台湾省佛教会里，当选常务理事的外省人中，恐怕就是我任职的时间最久了。

另外，在台湾的出家人中，前往美国弘法的第一人，恐怕也是悟明老。我知道他不会英文，但竟然一个人飞往纽约，独自在美国访问数月之久。有一本书叫《仁恩梦存》，就是记录他访美的经过。我真是佩服他的勇气，有着当初玄奘大师西行、鉴真大师东渡那种“为圣教也，何惜生命”的精神。

后来，他在美国创建护国禅寺，我也曾经前往拜访。当时，他并没有很多徒众，早在二十年前，取得赴美签证的条件还是非常严苛的时候，我看他每次从美国回台，都要嘱咐当地的在家信众代为管理道场，可见他弘法的辛苦。

在台北，悟明老则以树林海明寺作为本山，另外设有观音禅院，收了一位了不起的比丘徒孙——明光法师。他是台湾交通大学的硕士，曾任台北市佛教会会长。一九九四年，台北大安公园发生“观音不要走”事件。我感念悟老和明光法师平日弘法护教的热忱，为了让观音能在公园里留下来，我也积极协调处理，助他一臂之力。

那一次，多亏慈容法师有佛光会的背景，中南部的会员一听说此事，马上表示要发动三百部游览车的人，到大安公园念佛请愿。当时的台北市长黄大洲一听大惊，并说：“那还得了，三百部的游览车来，台北市的交通一定瘫痪。”黄市长这才感觉到事态严重。经过多方沟通，达成妥协，观音圣像成为共有的艺术品，从此安住在大安公园里，护念往来的大众，也让静坐绝食的昭慧法师一行人，达到诉求“观音不要走”的目标。

近几年，悟明老经常到台北道场来看我，我偶尔也会到树林海明寺去探望他；他都是一本初衷地热忱相待，实在是一个“做好事、说好话、存好心”的“三好”人。可以说，他做到了“三好人生”。

他在二〇一一年七月十九日圆寂，大家忙着组织治丧委员会，为他的肉身坐缸仪式致最后的敬意。我也在为他举行的追思赞颂会之前，赶往树林上香礼敬。站在他的灵前，面对这位六十年的忘年之交，不禁感慨万千，只有祝福他能够乘愿再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