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门徒传人，太虚大师的门人中，来到台湾的，除了印顺法师、大醒法师、默如法师外，还有一位就是乐观法师了。

乐观法师，湖北汉阳人，一九〇二年出生，本来法名叫“悲观”，但是到了抗战中期的时候，他对胜利抱有必然的信心，所以改名叫“乐观”，意思是乐见未来的胜利。

乐观法师所著《六十年行脚记》

他在抗战期中，曾经组织“僧侣救护队”，也出版过两大册有关僧侣参与抗战工作的史籍，蒙太虚大师赐题书名《奋迅集》。除此之外，他的著作不少，多以佛教与当代时事有关，像《护国卫教言论集》、《中国佛教近代史论集》、《六十年行脚记》等。后来他主编十年的《海潮音》月刊，其他相关的撰文，也散见在各佛教刊物，在近代以来的出家人中，乐观法师可以说是一位爱国的僧人。

为此，国民党对他特别爱护有加，对他非常重视。在大陆解放后，他也一直在缅甸替国民党做一些联系的事宜。一九六三年，他似乎在缅甸居住困难，后来回到台湾，国民党替他出资，在永和购买了一个民居。乐观法师把它改为“常乐寺”，作为弘法道场。

乐观法师性情刚烈，可以说，佛教里的什么人，他都敢直言批评。太虚大师圆寂的时候，大家选出太虚大师的“十大弟子”，他未能上榜。当时，他非常气愤，认为太虚大师的“十大弟子”应该有他一份。

后来，他参与编辑《海潮音》，和我结上因缘。蒙他爱护，经常在文章上不断称赞佛光山的好事，也到山上小住过数次。有人跟我说，乐观法师对佛教的人、事，通通都骂到了，只有没骂过星云法师。

记得他第一次到佛光山小住，正是一九六七年开山那一年。当时，山上还不具备现今的规模，仅仅只有佛教学院以及兴建中的万佛殿（即大悲殿）。之后，乐观法师为文称誉：佛光山具备大陆名刹天童寺的格局，名为“小天童”也不为过。他对丛林学院的整洁、学生的朝气精神，印象极为深刻。他说，佛教学院可算是个“劳动大学”，每个学生各有所职，平等有分，符合太虚大师兴办僧伽教育的方针。

感谢乐观法师的支持与鼓励，我曾多次邀请他到佛光山安居，并在佛光精舍为他留有一个房间。只是，他谦称自己是一名行脚僧，对于逍遥自在的安养日子无福消受，并且挂念永和常乐寺的未来发展，因此不得不婉拒我的好意，但仍然应允愿意在台北、高雄两地居住。

他说，初上山来，见到佛光山的规模，曾用“非常人做非常事，非常事非常人做”来形容我；十多年后，看到佛光山的发展，果然印证自己所说无误，内心极为快慰。我心想，是不是非常人、非常事，倒是其次，庆幸的是，自己一路走来所做的事，没有让长老失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