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诸多大陆来台的长老法师中，第一个到达台湾的，应该要算大醒法师了。大醒法师，一八九九年出生，江苏东台人。大醒法师到台湾，应该与李子宽居士有关；李子老一生崇拜太虚大师，他只接受太虚大师，以及信任太虚大师的学生。除此之外，佛教界人士几乎都不容易看在他的眼里。在他接受台北善导寺之时正是一九四八年，大陆到处战云密布，所以他就邀请大醒法师把《海潮音》带到台湾发行。

佛教改革的先行者大醒长老

我和大醒法师认识，倒不是在台湾，而是在大陆。我在焦山佛学院念书的时候，大醒法师曾到过我们学院，为我们做过讲演。记得他曾说：“佛教衰微的原因固多，僧徒不团结是最大原因。佛教假如有十个出家人团结在一起，佛教必然兴盛无疑。”我当时听了并不以为然，觉得让十个人团结，这有何难？但是经过七八十年的僧侣生涯，综观佛教界的互动，确实，要让十个出家人团结，并不是容易的事。

大醒法师应该算是太虚大师的首座弟子，一九三一年间的闽南佛学院，所以能办得轰轰烈烈，当时院长太虚大师并不在院中，完全是靠负责教务的大醒法师，他的教学和延揽人才，使得师资阵容整齐，才有闽南佛学院的卓著声誉，因而吸引各地的优秀学生前来就读。到了一九四一年后，在江浙一带数十家的佛学院，几乎所有的老师都是出自闽南佛学院，所以对大醒法师的教育人才，就不能不另眼相看了。

除了教学以外，大醒法师的写作文字通畅，很有文学的意境，所以《海潮音》杂志也是他们弘扬佛法的园地。记得是一九四七年，我与智勇法师在江苏宜兴办了一份《怒涛》月刊，他看过以后，特地在《海潮音》上做了一番介绍，并且赞许说：“我们佛教又多了一支生力军。”那时的《海潮音》是何等风格，何等具有分量、实力的杂志，能对我们后生小辈作出这样的评价，对我们是很大的鼓励。

一九四一年后，他是怎么样离开闽南佛学院的，我并不了解，只知他到江苏淮阴觉津寺担任住持；他传戒招收戒子，必须经过考试，他办学更是现代化，一时带动苏北的佛教欣欣向荣，可见“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尤其一九二八年，他在大陆曾办过一本杂志叫作《现代僧伽》，里面全部都是揭发佛教的弊端，以及为了保护寺产而与政府抗争。这一本《现代僧伽》，就好像是佛教的《春秋》，也如同佛教的政论，内容都是批评佛教的是非、得失，在当时大醒法师真是被各个寺庙视如洪水猛兽。但是他本着护持太虚大师的“新佛教运动”，口诛笔伐，不遗余力，也赢得我们佛教青年的尊敬、拥护。

就为了这一本《现代僧伽》杂志，在国民政府北伐以后，佛教就分为新僧与旧僧两派。新僧的代表当然是太虚大师这一派，旧僧的代表，就是印光大师和圆瑛法师这些长老了。后来大醒法师告诉我，他曾经去拜见过印光大师，印光大师听到他报名叫“大醒”，就说：“你造口业喔！”

后来他把《现代僧伽》上的文章集结成书，就用《口业集》为名，以纪念印光大师开示教导他的这句话。这本书也曾在台湾再版过，现在流通情况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我到台湾来，前面提过林锦东居士曾告诉我，可以到台北县成子寮观音山找慈航法师，或许能找到一个教师的位子。只是那时已是初夏的四五月，那一天我们到达台北车站，忽然下起倾盆大雨，据说到观音山的道路已经崩塌，汽车不能通行。幸好林锦东派了一位法师为我们带路，他在台北火车站就跟我们商量，他说观音山是去不成了，在台北倒有一间你们大陆法师（即白圣法师）主持的寺庙，你们前往投靠，应该妥当。

当我们到达十普寺的时候，白圣法师虽然接见了我们，但他表示留宿困难，要我们另想办法。我心想：此处不留人，另外会有留人处！正预备要离开，这时道源法师经过我们身边，带着责备的口吻说：“你们怎么也会到台湾来呢？”

和我同行的另外两人闻言，非常不平，想要发作：为什么你能来，我们不可以来呢？但是我想，出门在外，还是忍耐第一，也就不去计较，随后便冒着大雨离开了十普寺。

当时整个台北市汪洋一片，我记得从十普寺出来，想要到善导寺，因为知道大醒法师在那边，可能会有办法。但在经过新生南路时，有一条“琉公圳”，因为路面淹水，路与河已经分不出来。我一个不小心，就跌进琉公圳里，随着流水往下流。好在我从小生于扬子江畔的水乡扬州，别的本领没有，对于水倒能应付。

我在随水急流的时候大叫：“我的钱包！”因为家师给我十多块的袁大头就包在一个小包袱里面。我奋力抢救，最后终于把它捞起来，并且找到岸边，爬上了岸。这时想到人家说“落水要命，上岸要钱”，但是我是落水要钱，上岸不计较有没有活命。或许你说，才不过几个袁大头，就那么几块银圆，值得拼命吗？事实上我很清楚，在那个时候，几个袁大头是我今后在台湾的生命线，没有它，就更加寸步难行了。

我们在路上，雨愈下愈急，水已深达腰际，只能寸步移动，找寻高一点的道路慢慢前行。终于在午后黄昏时到达善导寺，大醒法师见到我们，他表示自己住在这里，也是寄人篱下，自身难保，对我们前来，实在难以帮助。

这也难怪，那个时候的善导寺，有台北市政府的兵役科及警务处的交通大队住在里面，只留一个小木屋给善导寺的人众居住，另外就只有一个大雄宝殿而已。

当时我们实在是因为外面道路还是到处积水，就要求晚上让我们权且在大雄宝殿住上一宿。承蒙他们在不置可否的情况下，让我们在大钟下，和着全身湿透的衣服挨到天亮。好在那时候是夏季，也不感觉很冷。第二天一早，因为从台中为我们带路的那位法师，把我们送达十普寺就离开了，所以我们只有自己打听，怎么样继续找寻前途之路。

这时候听说慈航法师在基隆四脚亭月眉山灵泉寺，我们问清楚了道路，就从善导寺走到距离不远的台北车站，买好了车票，坐车到八堵，再转宜兰线的火车到四脚亭下车，大约走了二十分钟，就到达灵泉寺。这时已经是下午一点以后了，见到约有十个大陆僧青年聚集在这里，我们无限欢喜，虽不能说是他乡遇故知，也算是找到乡亲熟人了。

这些青年朋友就问我们：“你们吃过饭了没有？”其时我们不只当天早饭没吃，连昨天晚饭、中饭都还没有吃，正饿得发抖。但是这个时候有一位老师出来说：“我们在这里自身难保，你们可不能多事。”示意这许多青年同学不可以接待我们。

然而青年人就是有他们可爱的地方，他们听到这句话，非常生气，不顾老师反对，就自掏腰包去买米，然后煮了稀饭给我们吃。我记得那时已是下午三点多钟。当我捧着那一碗稀饭，喝进第一口，感觉真是如琼浆甘露一般，美味无比！

灵泉寺基本上房间很多，我们希望能借住两天，整顿一下衣装就离开。后来也没有人出来答应，但也没有反对。就在那两三天当中，我们把衣服换洗一下，有的衣单在路途中散失，就买个普通布料，缝制几件换洗的衣服。

三天后，约略已经了解到台湾的地理、人事等各种情况。住在灵泉寺的这些同学，大部分以常州天宁寺天宁佛学院的为主，另外上海玉佛寺也有几位青年在中坜圆光寺，同时也知道慈航法师正在中坜，最后当然只有往中坜圆光寺出发了。

在中坜车站下来，走在一片雨后泥泞的道路上，想到过去说，湖南石头希迁禅师的道风是“石头路滑”，现在我们到圆光寺的道路有十几华里，走在那泥泞道路上，真是“黄泥路滑”。所幸到了圆光寺，虽未遇见慈航老，但是妙果老和尚已经接受我们了。此事在别章已经谈过，此处就不再多作叙述了。

在中坜圆光寺，我住了一年多，大醒法师也曾来此小住。他住在圆光寺期中，我们有时间长谈，对大醒法师一生的经历，一生为了佛教的精彩故事，听得非常入迷。后来接到大醒法师的信，要我去担任新竹青草湖“台湾佛教讲习会”的主任秘书。

为了这个职务，我很不以为然，我想你可以聘我当教师，或是聘我做什么职务，怎么要我做主任秘书呢？我又没有文书行政的经验！但是大醒法师在回我的信上说：“这是叫作讲习会，不叫佛学院，我是讲习会的会长，不能用学校的名称，只能用主任秘书。再说，也不知道讲习会能办多久，以后如果有机会，我们再改为教务主任，希望你来，虽然名义上是主任秘书，实际上是教务主任的工作。”

就这样，后来我还是到讲习会去教书。记得我曾请他在纪念册上写字，他的字非常庄严。他还叫我改名字，不要叫“星云”，改叫“心云”，因为“云无心以出岫”，比较有意境。我记得他在当时是署名“大醒·五十一岁。”

不久后，听说蒋经国先生要在观音山做一场佛事，超荐他的母亲毛夫人。毛夫人是蒋介石先生的原配，也就是经国先生的生母，于抗战初期在大陆被日本人的飞机投弹炸死，据闻经国先生那时候十分悲痛，誓言要“血债血还”。

后来到了台湾，于一九五一年，应该就是他母亲逝世十周年纪念，便想举行一堂超荐佛事。由于大醒法师曾是奉化雪窦寺的住持，过去雪窦寺和蒋家一直有很深的因缘关系，知道大醒法师在台湾，蒋经国先生很高兴，就邀请大醒法师主持这一场佛事。

其实，大醒法师一生最不喜欢做经忏佛事，但是在这种因缘关系之下，他也不得不欢喜接受。就把讲习会里一二十位大陆来的青年，一起带到观音山做了三天法会。听说事后经国先生还包了一个大红包给大醒法师，因为在大陆上做经忏，一向诵经以后，都会有钱（红包）供养。大醒法师就和大家说：“这些钱我们就不必分了，把它作为讲习会的基金。”我认为这是很好的事情，但是有人不以为然。不过，这也难怪，那时候大家都穷，都没有钱。

大醒法师非常气愤，很不以为然，认为大家应该要发心，要为了佛教，所以就集合大家训话。他站在讲台上，手拿粉笔，想要在黑板上写“三皈依”，当写第一个字的时候，手就停在那里，拿不下来，中风了。停顿了很久，大家赶快趋前去扶他时，他就倒下来了。

大醒法师曾经跟我讲过，他知道自己会中风，他说：“我身上有一颗药，假如我中风的时候，要赶快把那一颗药给我吃下去。”大概就是可以即刻往生。为什么呢？他也曾告诉我：“我一生英雄，我可不能中风以后做狗熊。”

但是那个时候，一群学生谁敢拿那一颗药给他吃呢？大家忙着赶快把他送去就医抢救。只是后来还是严重到不能讲话，甚至瘫痪，呈现半植物人的状态，从此以后就靠着他的在家弟子贾怀谦照顾。这一位贾居士真是菩萨，比儿女都孝顺，侍候大醒法师一年有余，直到往生。大醒法师圆寂时，才只有五十三岁。

在大醒法师病倒之后，台湾佛教讲习会实在一时找不到适当的人，我不知道究竟是谁的主张，一定要我前往担任教务，维持大醒法师的情意。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也不能再有所推托，所以又在讲习会多待了一年多的时间，直到一九五三年初，才到宜兰雷音寺驻锡，开始我在台湾弘化的另一个新的里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