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讲到道安法师，他是一九〇七年出生的，湖南人士，身高虽然不满六尺，但是声音很宏亮，精神抖擞。二十岁在衡阳佛国寺出家，曾住在仁瑞寺参禅三年，并在衡山南岳龙池岩苦修十八个月，后来各处参学。抗日胜利后，曾担任湖南省佛教会理事长；一九五三年来台后，因弘法热忱、交友广阔，很快地就在台北市的松山区吴兴街建设了松山寺，占地两三千坪，一时冠盖云集，松山寺里面经常高朋满座。

道安法师

我和道安法师最早的来往交集，是因为“中国佛教会”改选，大概是第二届还是第几届，现在已记不得了，时间应该是一九五一年初，确切的时间也早就忘记了。总之，就是在“中国佛教会”第二届或第三届改选时，选举结果，全部为白圣长老十普寺的大众，为此教界一时哗然。

政府基于情势，就解散“中国佛教会”，重新改组“整理委员会”，聘请十六位委员。这十六人的名字我也都不记得了，只记得都是在家居士，想要把白圣法师排除在外；出家众只有南亭法师、道安法师和我。当时由王平居士担任秘书长，期限半年，之后重新改选。

其时，我因为住在宜兰，来回台北不便，无法在“中国佛教会”任职。我记得当时道安法师跟我讲，他说：“我们现在奉政府的命令，成立佛教‘整理委员会’，就等于公务员一样，应该要为公家尽职服务！”但其时我并无一兵一卒，连一张桌椅都无法筹办，哪有什么力量贡献到“整理委员会”呢？所以一切都仰赖秘书长王平居士。

王平居士曾担任过“内政部次长”，是“国大代表”，山西人。他是怎么能做到“整理委员会”秘书长的，我也不得而知。不过后来我们就信任王平居士的工作。这段期间，道安法师有直接参与，我们偶尔来开会，只是聊天，大家并没有去过问整理的内容。

按照那时候，“中国佛教会”会员代表的产生，每省、市（特别市），都有七个代表，以半年为限；因为半年改选，日期届满后就要开会签字。我想那时候虽有十六人的改选委员，实际上执行的好像是南亭法师、道安法师和我三人，王平秘书长是当然出席的。

说到“中国佛教会”，一般人不懂他的组织章程。其实“中国佛教会”是当时全国最高的佛教机构，以“宗教法”来说，直属“内政部”的民政局；但是如果以“团体法”来说，它是隶属社会局。省分会是属于民政厅，县市支会就属于各县市的民政局，这是三阶教会的组织。

一九四九年之前，每个省有七个代表，中国有三十六个省（连东三省，后又改为东九省），因此他们应该有两百多个代表开大会。

除了三十六个省以外，四大名山各山也算一个特区，甚至地区，像西藏地区也算一个省，都有七个代表，当时台湾省也有七个代表。除此，特别市（直辖市），像北京市、天津市、上海市、南京市，一样也有七个代表。

但是大陆解放以后，“中国佛教会”第一次改选，只有台湾是七个代表，其他省、市（直辖市）都只有两个代表，因为他们选不出那么多人来。可是江苏省最多，光是出家僧侣就有百人以上，也只有两个代表。所以过去江苏省就是南亭法师和另外一个法师代表，我们都没能当江苏省的代表，因此我也永远进不了佛教会，因为我属于江苏省。

后来，有人就建议佛光山也可以像四大名山一样，成立十个寺院，就可以作为一个特区。哪十个寺院呢？佛光山寺，地藏殿就叫地藏寺，万寿园就叫万寿寺，普贤殿叫普贤寺……只要每年缴会费，就能有两个代表。不过我想，算了，我也不要。所以后来我一直不得办法进入佛教会。

话题再回到当时我与道安、南亭法师负责“整理委员会”的事，当时“中国佛教会”有大陆的会员两百多人，但是在届满的前一天，忽然增加了四百多人，全部都是由白圣法师提出申请的会员。这四百多人，大部分都是军人、一些老兵，或者来自边区的省份，如东北、新疆、云南、贵州。

其时在这许多地方，“中国佛教会”并无会员，只要有人加入，立刻就成为代表；反而江苏省有一百多人，也只能有两人参加。如此一算，整个改组后加入的那许多会员，必定都是将来的代表。

南亭法师、道安法师一看，即刻提出：这还得了，这仍然是十普寺白圣法师的势力介入！我们三人不予承认。当时王平居士就非常着急，他说我们受政府委托，政府提供经费来作改组的费用，如果我们提出异议，让政府又要重新再整理一次，事实上我们也非常难堪。

我们就提出：你为什么让十普寺一寺之中就能提出那么多会员参加呢？他说，我也搞不清楚佛教里面有什么问题，我以为，只要是人家喜欢参加，佛教会都接受；尤其最后拿到申请也来不及审查，就通通签收盖印，准许加入了，现在如果你们大家不同意的话，我实在难堪。

我当时也很想坚持反对，但是想到王平居士的家人，对我们也有很多的照顾，想到盛情在先，实在不忍无情地给他难堪。最后我想南亭法师、道安法师也认为王平居士是一个好人，为人正派，只是他不懂佛教的选举内幕，再者王平居士也是他们的信徒，所以最后他们也只有妥协，我当然也不持反对。

如此整理案件通过之后，就注定了“中国佛教会”在后来的四十多年之中，全为白圣长老一人所组织成的，除非是他喜爱的人，再也无人能够参加。

这期间我偶尔也能当选佛教会的理事或常务理事，据闻每届改选时，都有国民党中央党部为我请客，拜托白圣法师务必把我列入名单之中。

因为要选举什么人当理事，都有一个参考名单，名单并且要经过党团书记的同意。党团书记由国民党中央任命，开会的人不一定能当选理事，他们有投票权，可以随意投票给谁，但参考名单给谁当选、不给谁当选，党团书记都有审查的权力。

这是因为当时每个社团，政府都派有党团书记在里面，基于党的需要，他有权力指示。如果每次政府提供的名单不能当选，一个、两个或许还可以马马虎虎；如果多了，党团书记和理事长都要下台，因为你们不听话。

这样的关系，所以每次为了我的名字能列入到参考名单里面，政府都要花很大的力气，强力让他们接受。有一次，为了政府指定要选我当常务理事，惹得白圣老不高兴。当时，我虽不能当代表，但要当选理事，即使政府不发动，我相信还是有办法；因为基本上公道自在人心，那许多代表看到我的名字，也会圈我一下，所以理事我是能当选的。

但是到了常务理事，那许多理事都是白圣法师区域的人，只要他招呼说不可以让星云当选，他们不圈我，那就不得人投我的票了。

所以后来政府就出面，请他们吃饭，说：“你们一定要把星云列进去，如果他不进来，那你们就不像佛教会了。”

尽管有政府的苦心安排，还是抵不过他们的势力，甚至从此以后即使是南亭、东初、慈航、印顺等长老大德，也都不得办法担任佛教会的理事。

在当时我们三个整理委员之中，南亭老法师是一个容易妥协的人，道安法师是一个很耿直的人，而我是一个不懂得选举组织的人。对于那时道安法师肯妥协，实在很出乎我的意料。

后来整个“中国佛教会”俨然成为十普寺的了，因为所有的会员代表都是十普寺的信徒和他们的员工，四年开一次会议，那许多代表出席的时候，对佛教界大德也不认识，他们只是奉命投票。

我想后来中国国民党大概也对佛教会失望，认为佛教人士无能，他们也不要多管，就任这种情势一直延续下去。所以那时候起，白圣法师就成为万年理事长了。

在四十多年的理事长当中，偶尔他也做得不好意思，就说换个一任，让道源、悟明法师做一下。其实他们也都只是代表，真正掌控佛教会权力的，仍然是白圣法师。

其实，哪个人担任“中国佛教会”理事长，我们并不在意，我们重视的是，对佛教应该要有政策、计划，对佛教的发展、前途，要制定大政方针。

后来大概是一九七一年左右，国民党有一位刘耀中总干事，是国民党第五组的总干事，他曾经要我对佛教会的选举提出异议。但因为我人不在台北，不在这个中心里面，自知无力，也就只有感叹“时不我与”，除了暗自徒叹奈何，也只有眼看着佛教不幸而已！

后来我跟道安长老也时相过从。我记得他在松山寺，每年都办有暑期大专学生佛学讲座，也曾邀我去上课；有时在台湾传戒，他担任三师或尊证，当中偶尔也有我参加，大家时相会晤，见到我，也都是赞许有加。我想到这都是长老们提拔后进，期望后学的好意。

算一算，道安长老应该比我年长二十岁，二十年的经历、阅历，在一个人一生数十年寒暑之中，那是一个相当深厚的时间，尤其在重视伦理、辈分的佛教里，我要尊重他，感觉到他在台北活跃，佛教还需要有他各种的应付。

道安法师有一本杂志叫做《狮子吼》，对当时如一片文化沙漠的佛教界，也起过不少作用，他自己能讲能写，意气纵横，确实是一位人才，可惜那时候佛教界，白圣长老的势力如日中天，几乎没有人敢对他说不。

那时候道安法师身边有一些弟子，如灵根法师、张曼涛教授、刘国香居士等，都是文化人，也没有办法为他在佛教主流派里面争取到什么地位。记得一九七七年，我和他同在高雄县大岗山龙湖庵担任戒坛十师，之后我回佛光山，他回台北，不久就圆寂了。世寿七十一，僧腊五十。他圆寂后有遗嘱，叫《道安法师遗集》，另有《道安法师日记》十本传世。对于佛教又损失了一位法将，也很为佛教感到悲伤。